罗玉川在大兴安岭 罗湘
1989年9月3日，罗玉川同志与世长辞了。我作为罗玉川同志的秘书，在和他朝夕相处的30年里，深切地感到他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奋好学，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联系群众，平易近人；言传身教，品德崇高。我怀念罗老，最难忘的是他在大兴安岭林区建立的丰功伟绩。
1964年，中央决定开发我国最大的国有林区——大兴安岭林区。罗玉川同志担任开发建设会战指挥部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和大兴安岭特区区长，同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等领导同志一起，率领10万林业职工和指战员，在850万公顷林海雪原上，顽强拼搏，艰苦奋斗，为新中国林业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罗玉川同志一贯注重调查研究，是一位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典范。早在1960年至1962年期间，他多次深入牙克石管理局所辖的几个林业局，深入林场、工段，一直到班组，调查研究，为大兴安岭林区的开发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在甘河、阿里河期间，他广泛接触基层党政领导、科技人员、林业工人、当地居民和少数民族同胞，在简陋的工棚里，在林间的木刻楞中，在少数民族朋友的炕头上，召开不同类型的调查会、研讨会，倾听对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意见，共同探讨建设林区的新路子。同时，他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场合宣传中央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战略意义，教育群众明确开发建设的总目标，即在总结过去林区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以及大庆油田的经验，把大兴安岭建设成为一个革命化、现代化的新林区。他在当地干部群众心中描绘的壮丽图景，激起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崇高热情。罗玉川同志平易近人，言真意切，深得当地各界人民的信赖和赞誉。在调查研究工作中，罗玉川同志特别注意尊重和听取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意见。阿里河是鄂伦春族群众聚居地和旗党委所在地，他多次到该地拜访，广交朋友，虚心求教。鄂伦春族人祖祖辈辈生活在深山老林，除狩猎以外，对森林防火、灭火有着丰富经验。罗玉川同志耐心细致地听取他们的介绍，请他们作示范表演，增强了感性认识，得到了第一手资料，为以后在森林防火中作出重大贡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63年元旦到春节前夕，罗玉川同志一行冒着零下30多度的风雪严寒，乘坐解放牌卡车由阿里河到加格达奇。当时的加格达奇人烟稀少，十分荒凉，只有十几户居民。他逐一访问各家各户，问寒问暖，了解各方面情况，对当地的历史、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甚至柴米油盐、婚丧嫁娶都一一认真询问，悉心体察，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带到了这个冰雪世界。
1963年3月，罗玉川同志率领先遣队，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深入计划开发的原始林区，进行综合性的实地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大半个大兴安岭。这次实地调查研究，摸清了一些底数，为中央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返回途中，又马不停蹄地赶赴大庆油田参观学习。大庆油田的先进经验和“三老四严”的革命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以后的会战中，罗玉川同志始终用大庆人艰苦创业的精神，鞭策自己，教育群众：提出把大兴安岭建成第二个大庆。与此同时，他还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会战中的地位。他专门到中国林科院、各林业院校、东北林业设计院、中科院林土所、东北内蒙古林业科研等单位，登门拜访我国林业界的知名人士，如陈嵘、唐耀、郑万钧等老先生，虚心听取和征求他们的意见。他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深入林区，针对林业生产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大规模的科研工作。这充分体现了罗玉川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谦逊态度和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求实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是共产党人的本色。罗玉川同志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崇高思想境界、优良品质和高风亮节，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会战当年，罗玉川同志已年届54岁，且身患肺病、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但他从不特殊，始终以普通职工的身份在食堂排队买饭，吃玉米面、土豆和咸菜之类的食物。从1960年起，他连续几个春节都是在林区同职工群众一起渡过的。1964年以后，每年除回北京参加一两个重要会议以外，一般都有8个月以上时间工作在林区。大兴安岭地区属大陆性寒带气候，年平均温度为零下2度，最低达零下57度，全年冰冻期为7个月，被称作“高寒禁区”。1963年3月，罗玉川同志一行自带干粮，乘坐嗄司六九吉普车进山考察，从嫩江县出发穿过黑河地区，经呼玛县直奔塔河、十八站，然后到达新林区，冒着严寒，风餐露宿，艰苦异常。罗玉川同志身披普通棉大衣，穿着兰布棉袄棉裤，头戴狗皮帽，脚蹬大头鞋，打着绑腿，活象一个林区老职工。他对大家打趣地说：我们来到深山老林，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再艰苦也是一种享受；在北京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风光啊！为了加速林区建设，他从来没有星期天、节假日，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在每次乘坐火车、汽车途中，他也总是带着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著作，走到哪儿学到哪儿，从不知疲倦。会战中，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凡事身先士卒，呕心沥血，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大兴安岭林区建设就已初具规模。他亲自为会战林区党政领导班子规定约法三章，并首先带头执行。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为党的建设、林区政权建设和边防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罗玉川同志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1965年春天，他主持召开了特区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同年冬天，又召开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他以身作则，带领各级干部、广大职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始终把一个革命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林区的美好前景交给人民群众，以理想的力量感召和激发人们建设美好家园、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热情。1964年5月29日，罗玉川同志在加格达奇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上深情地说：“过去我们曾经几次试图开发，都未站住脚，这次有什么困难都要顶住，不能再退下来。”他抱定“老死兴安岭，马革裹尸还”的决心，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奋勇拼搏，用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感召着10万军民，用自己的模范言行为党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罗玉川同志虽身居高位，却从不居功自傲，而是时时刻刻把人民群众的温饱冷暖放在心上。他经常深入机关食堂、职工宿舍，询问干部群众的生活情况，听取意见。他每到一地，总忘不了到职工家属宿舍慰问老、病、伤、残职工，为他们排忧解难。1963年3月之后，他为解决林区的生活保障问题四处奔波，八方求援。他主动与商业部联系干菜供应；亲自到呼和浩特找乌兰夫同志，除通报会战情况外，提请解决林区牛羊肉供应问题；到黑龙江省找欧阳钦、李范五同志联系解决副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保障问题。他还亲自参与会战地区的电厂建设和煤矿建设，力争煤炭自给或半自给，做到不烧木材或少烧木材。他对大兴安岭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号召全体军民要为国家分忧。他说：要在大兴安岭地区搞农场、牧场，争取二三年内做到副食品半自给；家属用粮也争取三五年实现部分自给。总之，要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减轻国家负担。会战开发区是鄂伦春族群众聚居的地方，还有满、回、蒙、达斡尔、鄂温克、朝鲜等七个少数民族。中央指示对少数民族要采取包下来的方针，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提高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文化生活。罗玉川同志非常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坚持贯彻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各项方针政策。他在大兴安岭的几年中，结交了不少少数民族朋友。
参加林区会战的有铁道兵的三个师和一个指挥部，罗玉川同志在担任政委期间，经常深入到各师、团、营、连、排、班驻地和工地，问寒问暖，和各级干部战士谈心，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博得了广大指战员的爱戴与尊敬。后来，他曾多次提到当年铁道兵为开发林区做出的重大贡献，却从来不提自己。罗玉川同志还十分关心林区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福利、科技文教、人才培养、生活服务、卫生医疗等事业。概括地说，上至党的方针政策，下到柴米油盐，罗玉川同志无不关心，在大兴安岭这块肥田沃土上撒满了他的心血和汗水。
1966年3月19日，罗玉川同志到哈尔滨参加东北内蒙古林区政治工作会议。回到北京不久，“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时隔多年，罗玉川同志还一直牵挂着大兴安岭林区的建设事业。1983年9月，早巳退居二线，只担任中顾委委员，年届74岁高龄的罗老，用了20多天时间，乘直升飞机视察了整个大兴安岭林区。经过数日连续不断的飞行，陪同的多数同志因承受不住飞机的颠簸而呕吐不止，可罗玉川同志却依然精神矍铄，身穿旧军大衣，手持地图，不住地询问所到之处的各种情况。在途经莫尔道嘎、得尔布耳回根河时，罗玉川同志深情地说：少奇同志生前来林区视察，曾担心大兴安岭因过伐而出现沙化。今天亲眼看到这里的林木更新得这么好，我死也可以瞑目了。一腔深情，溢于言表，人们无不为罗玉川同志这种发自肺腹的真情而动容。罗老最后一次回到这块梦魂牵萦的土地是在1986年8月，当时大兴安岭地委、行署的领导邀请正在东北林区视察工作的老部长故地重游。加格达奇彻底变样了！当年的荒原不见了，当年的帐篷不见了，当年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不见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座拥有11万人口的现代化林区新型城市：马路宽绰，高楼林立，机关、学校、商店、医院、公园、游乐场等一应俱全。罗老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在老干部活动站奋笔题词：“兴安兴安，既兴且安，又兴又安，永远兴安。时代之光，永照大兴安岭人”。陪同罗老考察的黑龙江省林业厅刘建中同志当即和诗一首，表达了广大林业工作者和大兴安岭人民对罗老的深厚感情：
“当年部长拓兴安，帐篷荒原；
今日罗老游加市，广厦栉连。
弹指二十载眉发霜，功垂人民心间！”
罗玉川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