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会战初期的刘先同志


　　方本仁
　　清晨，黎明的曙光给林海山城加格达奇披上朝霞，一展它那特有的雄姿。昔日只有鄂伦春猎人踪影的天然猎场，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大厦成群，宽敞的柏油大道，纵横交错，绿树成荫，已成为大兴安岭林区的首府。加格达奇的建设，是整个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的一个缩影。林区广大职工，不能忘记当年不畏艰苦，不怕困难，指挥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会战的老一辈领导同志，我们更不会忘记一位曾经是老红军、老干部、党的“七大”代表、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副指挥的刘先同志。他是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先锋，是艰苦创业的带头人。六十年代初，我国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造成暂时的困难。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工农业生产迅速回升。中央为了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决定尽快开发建设大兴安岭这座“绿色宝库”，以解决我国木材短缺的困难。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和几位副总理亲自决定，采用建设大庆油田的成功经验，以林业部、铁道兵为主，会同其他部门，集中力量，在大兴安岭组织一个开发建设大会战，并派林业部部长罗玉川代表中央和国务院亲临组织、领导、指挥这场会战。罗部长点名抽调了曾在东北林业战线转战多年，对开发建设林业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刘先同志参加会战工作。刘先同志在离开沈阳时曾风趣的说：“我要去做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先锋了”。当时也有人曾向刘先同志建议说：“建国前二万五千里长征最艰苦，建国后修筑西藏唐古拉山公路最艰苦，六十年代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最艰苦。你已年过半百，腿在战争年代还受过伤，你可以要求不去担此重任”。刘先同志沉思片刻之后说：“大兴安岭是一个交通闭塞，入迹罕见，气候条件十分恶劣的高寒禁区，条件很艰苦，任务也很艰巨。但是，国家目前木材紧张，急待开发建设现代化的新林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名老林业工作者，我不去，谁去？”这位19岁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无限忠于党的老党员，在困难面前没有犹豫，没有后退，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带着简单的行李，日夜兼程的赶到北京林业部，向他的老上级罗玉川部长报到请战。随即赶赴大兴安岭会战区，担任起任务繁重的指挥部副指挥、生产部部长的职务，成为罗部长的得力助手。会战初期，千头万绪，一切从头做起。虽然有利条件是不少，但面临的困难也是很多的。我国刚从三年自然灾害困难中走过来，粮食和生活用品还不丰富，建筑急需的钢材、水泥还很短缺。东南沿海受到国外经济封锁，西北至东北漫长的边防线上，邻国陈兵百万，进行军事威胁。加上大兴安岭这座“绿色宝库”，气候奇寒，冰冻期长达7个月之久，有的永冻层达3米以上。就是在夏季昼夜温差也很大，变化无常，时而烈日当空，时而大雨倾盆。这里崇山峻岭交错，大小河流如织，隅有一些平原地带，则是塔头与沼泽相联，与红军长征走过的草地差不多。山与岭之间无道路、河与沟之间无桥梁。齐嫩铁路到嫩江就是终点，牙林线铁路到阿里河也是最后一站。把大兴安岭这块富饶美丽的“圣地”，封锁在北国边疆，形成了“世外桃源”。这里主要交通工具是鄂伦春人的“草上飞”。五十年代虽然修筑了一些简易公路，也是三步一沟五步一壑，汽车在上面行驶也有“蜀道难”的感叹。刘先同志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坚定不移的协助罗部长，来组织、领导、指挥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
　　在指挥部里，他很尊重中央派来的领导同志，经常向罗部长请示汇报工作，特别是对参加会战的军队领导同志，既尊重又倍加爱护。一切工作都真诚的同他们商量，虚心听取军队的意见。使会战指挥部新、老同志，地方和军队领导，紧密的团结在会战指挥部党委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刘先同志在大兴安岭会战前夕，在罗玉川同志的领导下，与指挥部全体领导同志，日以继夜的运筹帷幄，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制定大会战的战略部署。刘先同志向罗玉川同志建议：参加会战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调来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对会战的认识不可能一致。在大会战之前，应先开展一次政治思想上的大会战，在全会战区轰轰烈烈地开展学习大庆、学习解放军、学习“铁人”王进喜的活动，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于是，在罗部长的率领下一些干部去大庆参观学习取经，听取了大庆领导同志介绍创建大庆油田的经验和“铁人”王进喜的先进事迹。回来后刘先协助罗部长制定了学习大庆的计划，在会战区迅速形成了一个学“铁人”、做“铁人”，学习大庆人“三老”、“四严”、“四个一律”的优良作风的热潮。在学习中，刘先同志经常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有时晚上还到特区建工处工人住地的帐篷内参加工人同志的讨论。通过这次思想大会战，在广大职工和干部中，树立了不怕苦，不怕累，会战光荣，艰苦光荣，勤俭节约光荣的革命思想，为大会战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会战区开创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当时从全国各地采购运来的各种物资、贵重商品，因库房不足等原因都在露天堆积存放着，但从来没有出现过丢失现象，社会上也未发生过酗酒闹事或打架斗殴等影响社会治安的事。会战区处处秩序井然。
　　1964年春节之际，牙克石建工局二、六两处调来600多名的施工队伍。他们人欢马叫，热气腾腾的赶到了加格达奇：来为指挥部机关修建房舍。当时各机关办公室、宿舍、食堂、发电厂、中心医院、铁路医院、加格达奇市区的布局，均无设计和图纸。任务重、时间紧、难度大。刘先同志立即与北京、哈尔滨联系，要求尽快解决一支设计队伍。他建议将哈尔滨建工学院应届毕业学生，集体借调来，集中突击设计、制图。会战指挥部急需的设计、图纸很快得到解决，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人们称这次活动为设计大会战。事后，这批学生很多人要求留下来参加会战，其中不少人成为我区基建战线的骨干和领导干部。有了设计和图纸，把从牙克石建工局调来的600余职工，合并到特区建工处，他们在学习大庆的高潮推动下，投入到紧张的基建会战之中。刘先同志经常深入到特区建工处，帮助工程处领导安排工程计划，开展学习王铁人的活动，广大工人以王进喜为榜样，不怕苦，不怕累，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当时汽车少任务大，他们就实行人休车不休的三班倒作业。建工处职工食堂白天开三顿饭，夜间也开三顿饭，连轴转的工作，使参加夜战的职工生活得到了保障。从1964年8月开工到年底，完成房建任务8000多平方米。使指挥部和几大领导机关的同志喜迁新居。为大会战打响了第一炮，建工处全体职工受到罗部长的嘉奖。人们称这次为基建大会战。刘先同志在这次基建会战中，不分白天黑夜的在工地上督促进度，检查质量。对工地上材料保管不好和浪费现象，曾多次提出批评，为这次施工中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刘先同志坚定地贯彻执行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他说：“我们要坚定不移的学习大庆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精神，制定计划一定要精打细算，不能浪费国家一分钱。”在制定特区机关办公室等房屋总体规划时，有人主张以哈尔滨的东北林业总局大楼的图样，给特委、特区政府、林管局合盖一栋大楼，这样上班都很方便。刘先同志说：“大楼造价高，目前国家还很困难，财力上承担不了，我们要把有限的资金首先投放在生产建设项目上，机关办公室盖8栋砖木结构的平房就行”。为国家节省了近百万元资金。1965年，为了照顾职工与家属两地生活的困难，决定盖一批职工家属房。当时会战资金不足。刘先同志提出：“大庆开发初期搞‘干打垒，起家，我们大兴安岭要学习大庆精神要搞‘板挟泥’起家”。当年在加格达奇盖了50多栋“板挟泥”简易房舍，解决了一大批职工住房问题。后来实践证明这样的简易住房经济、实惠，很解决问题。他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对特区机关要求很严。会战初期，他对机关干部就提出“三不准”的要求：即一不准买沙发；二不准买弹簧床；三不准盖高级宾馆。这样在机关养成一种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直到“文革”开始，机关各级领导同志，始终是坐在硬板木椅子上办公。会战初期铁道兵给指挥部送来一批既可当沙发，又可当床的两用沙发，他也派人给部队送回去了。不论是领导同志，还是一般干部，当时都睡在木板床上，下面铺上自己动手割来的羊草编织的草垫子。刘先同志一贯提倡干部要经常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关心群众疾苦，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他反对坐在机关里闭门造车，盲目指挥的官僚作风。他每年总是挤出大量时间，深入到基层。每当发现问题，就实事求是的及时解决。会战初期，指挥部只有两台吉普车，他很少坐车，总是步行，拖着受伤的腿脚，到下面各个施工现场去检查工作，找工人谈心。1965年春，特区建工处从山河屯林业局调来300多名工人，他们都是采伐、集材、归楞三大工种的工人，来后因工资定级问题引起了情绪波动。少数人不上班，集体上访。有个别人反映这些工人闹事。刘先同志听后自己到建工处，深人班组找工人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很快发现问题的关键不是工人无理取闹，而是执行政策上考虑得不全面。林业部门有明文规定，林场三大工种到岗一律按七级工定级，如果调换其它工种，必须保留原工资级别半年。刘先同志弄清问题后，立即决定，凡是从林场三大工种调来的工人，一律按基建三级工定级。并对他们说明了情况，讲清了政策。一场风波很快就平息了。
　　大兴安岭开发建设，从1964年夏打响第一炮至1966年春，由于指挥部党委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央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决策，经过参加会战的铁道兵和广大职工的奋力拼搏，取得了会战初期巨大胜利。实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一定要站住脚”的奋斗目标，为全面开发建设大兴安岭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物资基础。正当千军万马战犹酣之际，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冲向了如火如荼的大兴安岭会战区。作为会战指挥部副指挥、特委第一副书记、林管局局长的刘先同志第一个被揪出打倒。一桩桩“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他的头上，一盆盆的脏水往他身上泼。批判会、斗争会没完没了。昨日无限忠于毛主席的老红军干部，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在运动中他虽然受到极残酷的迫害，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他仍然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他在运动中曾经说过，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一定认真检查，深刻批判，积极改正。在劳动中一定认真改造，彻底改造世界观。对的东西一定要坚持。不乱想，不乱说，不乱写。刘先同志在整个“文革”中，对工作中的某些错误，总是自己全部承担，从不推给其他领导同志，更没有把责任转嫁给办事的工作人员。和他一起工作、共事的同志，没有一个因他的问题而受到株连，有力地保护了很多同志，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他像大兴安岭上一棵挺拔的苍松，在风雪交加的严冬威严耸立，傲霜雪，战严寒，不屈不饶的战斗下去。粉碎“四人帮”之后，刘先同志得到平反，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他鞠躬尽瘁，站完最后一班岗，光荣的离休后，解甲归田，80岁高龄的刘先同志，放射出夕阳余辉，在杭州西子湖畔尽心尽力的撰写回忆录，来教育祖国的下一代。特别令人难忘的是那些率领我们会战的老领导，那些成千上万的铁道兵指战员和广大职工，他们为大兴安岭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无法估价的独特精神财富——大兴安岭精神。大兴安岭人把这种独特精神，作为思想动力，作为行动指南，在十年动乱中乱而不乱，在“五六”特大森林大火中，在几次特大山洪中，烧不倒，冲不垮。在大火和山洪之后，昂起头，挺起胸，继续战天斗地，在被烧焦的土地上重建家园，重新绿化祖国的边疆。大兴安岭精神，将永远照耀着大兴安岭的山山水水，永远激励着新的青年一代，踏着老一辈人的足迹，把大兴安岭这座“绿色宝库”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