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区会战初期的政府工作


　　张开平
　　时间过的真快，一晃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已经20多年了，回顾会战初期那些日子，有苦也有甜，真是其味无穷，其乐无穷。1964年2月10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开发建设大兴安岭北坡与东坡的决定，于是，一场气势磅礴的林海大会战打响了。一支以铁道兵为先锋，广大林业职工和地方干部参加的10万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林海。会战开始不久，组织上就把我从黑河地区调来，任特区副区长，当时政府工作的担子相当沉重。党中央、国务院对特区政府的工作有四条指示：1、加强林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边防治安，严格管理林区人口。2、开展爱林护林运动，贯彻林业政策法令。3、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林区建设。4、为部队和林区企业的生活服务。
　　过去，我虽然长期在地方工作，但面对这荒无人烟的茫茫林海，面对这“五月春雪、八月降霜”的高寒地带，面对这衣食住行都得从头做起的艰苦环境，面对这八万官兵、两万林业职工的会战大军，如何做好地方政府工作，心中确实没有底。林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罗玉川同志，兼会战指挥部政委、党委书记，他想的比我们周到。他经常讲：1964年、1965这两年，是实现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一定要站住脚”的关键性两年，也是我们各项工作经受严峻考验的两年，我们必须出色的完成政府工作，以保证开发任务的顺利进行。

　　组织人民开拓新的生活道路
　　当时会战军民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住在帐篷，吃在露天。蔬菜供应严重不足，粮食供应又很单调，人们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干活吃饭在野外，高粱米饭没有菜，顿顿都是‘三省汤’（省菜、省油、省青酱）……”人们由于营养不足，患有各种疾病，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会战。为了改善会战大军的生活，特区党委和政府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所有会战军民纷纷响应特区政府的号召，积极拓荒种菜，仅用两年时间，就建起31个生产队。塔河林业公司家属生产队，农忙种地，农闲营林。1965年，他们种了120多亩地，生产蔬菜240多万斤，基本上解决了蔬菜自给，同时幼林抚育6600多亩。我在那里主持召开了全区首次家属集体生产现场会议，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各机关、企业和驻军营房的帐篷周围都成了一片片菜地，晚饭后大家都自动到菜地劳动。特委第一副书记、局长刘先亲自带头，带领公务员小韩，在他的办公室窗前种了一片小菜。二是开办农场。1964年9月，建了白桦农场，开荒5500多亩，1965年9月建了河南农场，当年开荒5600多亩。1965年4月接收大庆地区543户菜农，建立了林海公社。接着达拉滨、大杨树等农场也相继建立。到1965年末全区开荒24000多亩，耕种12000多亩，收获各种粮食70多万斤，蔬菜400多万斤。三是派干部到各地调菜，当时特区商业局多数干部都成了采购员，他们一批一批的被派到外地，从黑龙江边调到长江南岸，从山东调到广东，同志们形象地夸他们“象蜜蜂采蜜似的飞来飞去，为会战区吃菜跑遍了半个中国”。肉类供应也是短缺的。特别是夏季，时断时续，进货多了没有冷藏设备，进少了又不够分配。到了冬季肉的供应虽有些好转，但也满足不了需要。在1965年冬季，我带财贸办的同志到呼伦贝尔盟求援，他们风格很高，一次就拨给30万斤牛羊肉，基本上保证了元旦和春节的供应。当时细粮的供应也是不多的，职工劳动保护条件又很差。经过研究，特委派我到国家粮食部和商业部汇报，得到了两个部领导的大力支持。粮食部决定，会战区职工细粮供60％；商业部特批准布料10万米，使会战区职工的生活劳动保护有所改善。

　　以辛勤的工作服务于林区会战
　　1965年1月18日，中央林业部决定，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与特区政府实行政企合一，目的是为了实行统一领导，运用政权的统一组织、调动、动员、协调政府、企业、部队、铁路等各方面的关系，坚持以林业为中心，积极为生产建设服务，发展林区经济。政企合一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为做好这项工作，首先，我们以大庆为榜样，反复学习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力生产，方便生活”的指示，按会战区的总体方案，初步制定出林区社会建设的整体规划。建立了各级银行和商业、粮食、邮电等服务网点。特委提出这样的口号：“会战大军到哪里，后勤供应到哪里”。首先在加格达奇开办了粮店、商店、旅店、饭店和浴池、修理、照相、被服等服务行业。随着各林业公司和林场的建立，通信工作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汇款难、取包裹难，已成了突出的问题。1966年4月，特委派副区长聂涛到国家邮电部汇报，邮电部和林业部决定，地方和林业合资邮电。从而加快邮电事业的发展，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电话、电报成网，信件、报刊、汇款、包裹当地办理等业务，为会战军民提供了方便。随着林区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兴办了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建立了托儿所、中小学校、电影院和新华书店等事业单位。相继又成立了各级政权机关和护林防火组织，加强了林区的社会管理。“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特区（林管局）和松岭林业公司的所在地加格达奇以及新林、塔河两个林业公司的所在地，基本上形成了较完整的社会体系，为创建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林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搞好民族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
　　团结就是力量。搞好民族之问、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团结，是特区政府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在会战区居住的少数民族有七、八个。其中鄂伦春民族人数较多。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会战大军进入林海，也冲击了他们原始的游猎生活。会战指挥部党委决定：我们一方面作好少数民族的思想工作，使他们支持会战，一方面对参加会战人员进行民族政策教育。为了方便工作，把原鄂伦春自治旗旗委副书记雷占奎调特区任民政局副局长：把少数民族的工作列为民政工作的重点。组织他们参加林区的开发建设，搞护林防火，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会战开始不久，就在加格达奇建立了民族招待所。鄂伦春族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表示满意，他们在各条战线上较好地发挥了作用。鄂伦春族猎民对大兴安岭的山山水水了如指掌，有人说“十个指南针，不抵一个鄂伦春”。所以，在林区不管是森林勘察，行军带路，还是护林防火，他们都是缺不了的向导。1965年4月和5月发生的两起火灾，每个火场的扑火队伍里，都有鄂伦春人参加。搞好军民团结。如今横贯千里的林海钢铁大道，就是当年铁道兵和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结晶。1964年秋，铁道兵在向林海进军的路上，得到了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兄弟的热情欢迎和支持，他们赶着“草上飞”，牵着“四不象”为铁道兵驮运帐篷和行装。会战职工群众主动帮助部队解决施工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每逢元旦、春节和建军节来临之际，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都亲自到部队慰问，召开军民座谈会、联欢会，看望医院的伤病员和执勤的战士。部队也经常到地方政府和群众中间走访征求意见。老将军何辉燕对地方政府的工作非常支持，带头拥政爱民，教育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为地方办好事、为职工群众服务的事便层出不穷，屡见不鲜。一个民族之间，军民之间、军政之间的大团结，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保证了会战任务的顺利进行。一晃我离开大兴安岭几年了，在外地工作也是带着大兴安岭的精神，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都能克服。每当节假日，子孙三代凑在一起常常忆起大兴安岭。作为当时会战大军中的一员，抚今追昔，感到十分欣慰，我多想再回到大兴安岭林区去，重游故地，为那里的建设再出一些力，再流一些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