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退路的决战


　　袁邦
　　在整个开发建设大兴安岭会战期间，我是铁道兵一个师的指挥成员。从1962年底进去，到1980年出来，真正的工作时间是15年多。尤其是1964年到1977年，那是一个极不平凡的时期，在那段岁月里，我除在部队工作以外，还几出几进地兼任过林区的一些领导职务。所以，给我的感受和实践是很深很深的。虽然不象战争年代掂着脑袋，明枪亮刀厮杀，但是熬费的心血、脑汁却比战争时代要多得多。人员的死伤、机械的毁坏时有发生，可歌可泣的事也层出不穷。不要说是听到、看到的，就是自己亲手处理的也数以难记了。回忆以往艰辛的历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是在极其艰苦、困难、曲折、坎坷复杂道路上战斗前进的，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取得胜利的。在和那些矛盾、困难的斗争中，既教育锻炼了自己，也培养造就了许多英雄、模范和有胆有识的人才。同时也和广大人民群众、党政工农学军各界，结下了钢铁般的、用血汗凝结成的深情厚谊。有很多很多的事迹，至今想起来还热血鼎沸，惊心动魄，确实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英明的决策得人心
　　当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60年代时，党群、党政、军民、军政等等关系特别好，真是亲如一家，毫无隔阂，主动帮助，有求必应。党风、政风、军风、社会风气更是好得很。人们天天所想的是如何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时时事事所考虑的是如何为党为别人排忧解难。人们再苦再累也要跟共产党走，再穷再难也不去坑崩拐骗，再渴再饿也不去小拿小摸、偷鸡摸狗。谁干了一点点出格越轨的事，不要说群众会谴责，就是自己也断愧内疚，久久放不下。虽然有地方也出点纰漏、闹点口舌是非，但那是极少极少数的。所以，那时的国内形势，真可谓是国泰民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团结稳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党和人民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除了对敌人坏人以外，那是一万个放心。在那样的气候环境里，要是党中央发个什么号召，上级做个什么决定，那可是不得了的，不但是闻风而动，而且严肃认真为之奋斗，拼死了也觉得光荣、应该、幸福。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英明决定，就是在这样大好的时代背景下发出的。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拉长木材生产这根短线。国家林业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经过详尽的调查研究，总结了以往试图开发的经验教训，于1964年1月27日，联合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请求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组织军民一体会战的报告。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周总理，对此报告极为重视，于2月10日就批准了。
　　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批了报告以后，并亲切地指示说：“开发大兴安岭林区，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你们一定要站住脚，一定要取得全胜。”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鼓励林业部和铁道兵，又委托薄一波副总理向林业部、铁道兵领导们，进行详细的交待嘱咐，并提出了感人肺腑的殷切希望。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等，也都作了亲切指示，提了关心爱护的要求。军委的首长们，对林区组织会战，指示和要求就肯切具体了：“一定要站住脚，绝不能退下来。要发扬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大兴安岭林区会战中当好开路先锋，保证中央决策的实现。”铁道兵党委、首长们的决心和信心，就更高更严了，明确指示三、六、九师参加林区参战，要和参加西南会战的六个师、北京地铁的两个师，在国外的两个师，开展比赛。以最快速度、最好质量，保证如期完成毛主席、周总理交给的光荣任务。党中央、国务院这个英明的决定，势如雷霆万钧，激励震撼着全国、全党、全军人们的心！除了林业部和铁道兵积极筹划准备以外，好多省、市、自治区纷纷表态，全力支持。黑龙江省李范五省长、内蒙自治区王逸伦副主席，都亲任组长成立了支援林区会战领导小组。北京、上海、广州、福州等等大城市，都提出大力支援、要啥给啥等口号。呈现了我党在人民心目中极大的团结凝聚力，崇高威信和强大的号召力、推动力。
　　1964年7月25日，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会战指挥部成立了。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一次会战会议。由林业部党组书记罗玉川同志任指挥部书记兼政治委员。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同志任指挥（后改为铁道兵参谋长何辉燕同志任指挥）、张世军、沈鸿林同志任副指挥。在会议上传达学习了中央、国务院和各上级首长们的指示，提出了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理想方案，进行了明确分工，集合队伍、训练干部、筹备物资、疏通关系、交待任务、组织进山等等，从此真正揭开了林区会战的序幕。铁道兵第三师，在会战指挥部成立的时候，正在施工修路，已有了近两年在林区的体会。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8月在牡丹江也相应召开了为迎接林区会战的党委扩大会。在会上当听了中央、国务院及各级领导指示时，就有些坐不住了，一致感到“会战”这不是轻易用的词。用这么大的规模进行林区开发建设，恐这还是头一回。到听完传达进行讨论时，各单位都紧紧结合自己的情况，谈了自己的感受、心得、打算，也讲了自己的一些利害条件，作了一些比较衡量，总之是把人们的积极性全面的调动起来了，决心和信心树立了，认识和想法提高了。一致觉得中央、国务院决定是极其英明正确的，是完全顺乎天理合乎人心的。各级首长们的指示、要求是亲切温暖的，也是极其严肃和肯定的，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是要我们只准前进、不准后退的“死命令”等等。会议象开了锅一样的沸腾，从精神讲到物质，从思想谈到行动，由困难说到胜利，是无所不有了。我在会议中先后发言是比较多的，这除了我直爽好说以外，还有三点原因：一、比较了解铁道兵部和六、九师的一些特点、情况；二、在大兴安岭西坡施工，已有了近两年的实践体会；三、对自己的部队特长和当年的任务，心里有底等。我发言：“党中央、国务院、军委首长们都讲了，我们铁道兵要当好林区会战的开路先锋。我们三师更应走在前面，不管在哪一方面说，我十三团都理所当然的、首当其冲的是铁道兵的过河卒、是三师的带头马，是先锋队的前哨尖兵”。
　　当会议已开到白热化程度，进入挑应战时，我又说：“我可以代表全团意志，向师党委和兄弟单位负责的说，今年的任务10月完，会战区里过新年。”这挑战豪言一落，会议顿时象爆炸了一样，掌声、笑声、比、看、挑应战声此起彼伏，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久久难息。接着我又以四句诗为口号：“铁肩挑起兴安岭，钢臂拦断黑龙江，双脚踏开会战路，誓叫山河换新装。”这一下使会议的激情，又跨进了一步，直至大家都统一了认识，说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想了不少办法措施。最后才由师长、政委作了总结发言，使上级的意图在师团两级中，变成了实际行动，会议圆满的结束了。师会议闭幕的当天晚上，即8月19日，师长阎景祜、政委席华亭同志，来到我住的牡丹江饭店208号，进门就哈哈笑着说：“老袁你好厉害，叫你把会给开活了，这下子叫我们和到会的人，一星期也睡不好觉。”接着就谈起部队工作、施工情况、会战准备、个人身体等等。其中既有鼓励安慰，也有希望要求和亲切的寄托，既说到过去的熟悉了解，又谈到现在和将来，完全表达了那种同志的赤情、兄弟般的关怀。虽然话不太多，理不太深，但句句充满着诚挚，字字洋溢着感情。特别是师长、政委谈到工作时，说到我身兼多职的一把手，身体能否吃得消？他们有些担心，使我深受感动。因为当时团政委、主任都去学习，副团长转业走了，参谋长又调到总参，要说累确实累，只是上边知道，也就不觉累了。当师长、政委谈到我爱兵深、管兵严、用兵狠，处理问题有远见和魄力，办事果敢，既有军、政、工方面的理论，又有实践经验，并征求我意见，要我物色挑选接我工作的接班人时，使我有些坐不住，感到师领导与下级间如此推心置腑和坦诚交心。我以感激的心情诚实地表白了自己的观点想法，提出自己的意见。师长、政委点头，表示意见相同。因时间关系，就结束了我们的谈话。回部队沿途，我还想到齐齐哈尔铁路局、牙克石林业管理局，看看老同志，沟通些情况，为部队进入会战区创造点方便。待工作展开以后，还需到喜桂图旗、额尔古纳旗去告别，还因我是这两旗挂名的党委委员。

　　进入会战前的一场拼搏
　　我在师开完会议回来的路上，和几个随行的干部，一面想一面研究，既听取他们的意见，又交换自己的想法。反来复去就是为了如何提前完成当年任务，早进会战区，当好“带头马”，边谈边议很有帮助，越说在思想认识上越接近。参谋周长源同志说：“团长，我跟你工作几年，摸到了你一个特点，在执行一项任务之前，你总是好和大家商量，一旦意见统一之后，干起来谁再说别的，都不行了，非干到底不可。”是啊！我这种性格，是党的教导，在战争年代，以很多同志的生命代价养成的。做指挥员最怕的是两条，一是战前自己心里无底，又不听别人意见，不集中分析情况，势必是自己糊涂，别人也糊涂，那怎能打好仗呢？大家心都没想到一块去。我有过这样的教训。除了和敌人突然遭遇以外，我是愿在战前和大家在一起商量的。毛主席不是常讲军事民主吗？现在的施工还不是和过去打仗一样？二是仗打起来以后，最怕的是指挥员的决心动摇，决心一动，士气战法就乱套了。该冲不冲，该上不上，一犹豫就会失去战机，或被敌人钻了空子，弄不好还会伤亡损失惨重。所以情况既然清楚了，就决心干到底，不要受什么干扰，怕什么干涉，就是对上级指示，也要分析对待，因此古兵书上讲：“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这个道理。一路就这么说说道道的。到了齐齐哈尔，我叫几个干部先回去，向在家的部、处领导们先汇报研究，我23日回去再定。我进了铁路管理局，找了赵康（我在唐院时的同班同学）局长，他非常客气的，呆了半天一宿，谈了不少情况和意见，铁路局也正在为会战进行着各种准备。同学虽亲，但为林区会战也不可久留，我又换车去了牙克石。我和牙克石林业管理局乔克勤局长等人，交谈了当年工程任务，准备迎接会战等等情况，也谈的很高兴满意，因为已有了近两年的友谊感情。所以有很多事是用不着客气和回避的。谈后，我又去了喜桂图旗党委，和旗党委、政府领导同志们，又扯了半天多，所见到、听到、谈到的都是在为林区会战而紧张的作筹划、作准备。我也没久留，夜间乘车23日拂晓就回到团驻地西尼气了。
　　吃过了早饭，一上班就召集部、处领导同志，对师和上级的指示精神，几个会议的情况，展开了学习、讨论研究，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和想法，行动步骤等等，并规定了：一、暂缓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活动，集中一切力量，为提前完成当年任务，早进会战区创造条件。二、暂停止执行干部休假、战士探家的制度，进入会战区后再补，实在特殊的例外。三、本年度的任务，一律压到10月底完成，只准提前不准拖后，也互不支援。谁先完成谁先进会战区，可是领导上要有数，不能一哄了之。四、营以上干部会议的开法，要打破常规一杆子插到底，决心要他们自己下，计划要他们自己定，措施要他们自己找。团里只管检查验收，按时通报隋况。8月5日干部会议开始了，先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决定。当听到我在师说了大话时，会场平息不下了。一致讲：“这不是说的大话，更不是吹牛，这是我们全体干部、战士的心思”“我们就想着在这样大场面上，和兄弟单位再来次较量，输赢先不说，胜败都是学习，都对国家、人民有好处”等等。副参谋长张玉庄站起来，慢腾腾的说：“六、九师的情况，咱们知道，在湘黔线上和六师搞对手赛。9面红旗咱团抓了6面来；九师就更熟了，他们的强中之强41团，就是咱们团长组建带领过的（49年建团时张是该团的2连模范连长），只要咱们豁出来干，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2营长王彪沉不住气了：“兄弟部队咱知道，贵州的梅花山交过手，当然咱也不能大意，这回就是要拼一拼，看一看！孟良崮争夺战我没有死，厦门海峡航运我没有死，这会豁出老命也要争个高低，拼死了还能落个好棺材，比以前死好的多……”3营长姜振法更蹩不住了：“我小时当号兵，被子弹穿透脖子没有死。这次大会战，为了给党、给铁道兵争光，我请求团党委，我要是现在拼死了，也要把我们尸体运到会战区去埋。”（该同志工作很出色，当了团参谋长后，肝癌突发，1971年在大连病故）象这样的一些豪言壮语，是我笔纸难述的，是感人肺腑的，使现在活着的人，一想起来就要掉眼泪………。经过稍平息讨论以后，以营为单位在会上当众宣布自己的计划、决心、措施、完成的时间等等。会议开过后，一致反映，这是一次真正的工程民主会，是自己管自己的会，自己调动自己的会。
　　会议一结束，简直个个都急如火烧，谁也不说困难了，人人象离弦的箭、出膛的子弹，飞向自己的管区，展开了殊死的拼搏。机关部门就开始了精打细算，对工程数量、质量，部队的管理、爱护、使用，机械车辆的状况，材料物资、粮油菜煤等等，都逐条逐项的进行了细致分析、检查、整理，该修的修，该改的改，该购的购，一切都为部队想，为会战想，为真正落实上级意图而自觉的忙累不休。9月5日以后，要提前完成任务，早日进入会战区的信息，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现场上日破千方的连，破百方的班，破十方的个人层出不穷。不论走到那个工点、人人都象刚出水的骏马，汗水顺着脚步淋地。个人又如戏水的蛟龙，满身都是点点滴滴的水汗泥浆。你追我赶，呼天叫地，热气腾腾。周围虽然有瞎蠓、蚊子、小咬的轮翻攻击，可是没有一个人去理它，防蚊帽都在一边扔着不用。问他们为啥不用？战士们很有哲理的笑着说：“身上的汗水越多，这些东西就越不敢上。上来喝的是汗水，弄不好还沾住跑不掉，带上帽子既捂的人难受，又被小咬钻进去出不来，光咬没完。”工地前后虽有都柿、牙格达等野果，可是没有一个人去看它一眼。工地上如此，营房的炊事班、木工班、小炉班也是这样，叮叮当当忙个不停，修造的土车子都成堆上垛，到9月底统计新车架子就做了523架；捻镐的砸锹的、制作镰刀、锄头、斧头、锯子各种把柄应有尽有；都是为进会战区做准备。在家的这些同志一去工地送饭、送工具时，就东西一放抡镐扬锹的干起来，他们还理由充分的说：“不叫我们干点工地上的活，将来回家怎么说，当铁道兵几年，不知道怎么修桥、修路，不丢人呀？！”
　　在为了迎接会战的前两个月中，部队的拼搏精神，真是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六路齐鏖战，八方抖雄风，时刻车夯响，日夜镐锹声”。尤其突出的是1营2连的8班，即中央广播过的师生班，这个班自1963年组建以来，就样样领先，处处出色。因为他们团结奋进，有文化知识，自强好胜，建班不到半年，就焕发出了英风锐气，受到上下多处的称赞。这个班是来自河北省新乐县高中的15个人，老师叫李定禄，是个烈士子弟。他们一起来到部队，我一见面就深深的爱上他们。为了更好地锻炼、培养，也是为考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决定不折散、选最好的班长祝华锋来负责带他们，李定禄为副班长，放在最好的2连、编为8班。并向连长崔克球、政治指导员潘殿峰作了再三交待，说清了我的打算意图，对这个班要多帮助，管要严，标准要高，发挥其长，克服其短。这一下可不得了，有的不学无知、空喊政治的人，大为恼火，说我这是“不突出政治”，是“标新立异”，是“支持地域、宗派主义”等等。我心里无私无鬼，所以也无畏地硬顶着按自己的意图办，常到2连去了解8班的情况。果然这个班搞好了，在内外都出名了，而那些以前指手划脚的人，却想捞油水了，还津津有味的大谈8班如何如何好，实在是叫人哭笑不得！这个班随着人员的变动，几乎都提起当了干部，就自行消失了。做为总结经验教训说，我不是为一个组织生存、消失而难过可惜，而是觉得一些趋炎附势、不知工作艺术、獐头鼠目耍阴谋的人可气。所以当我受攻击时，也有些好心同志说我傻，何必费此脑力。我曾在本子上写下了这样的话：“不畏权势当浮云，知心同志道我蠢。为党怎能惜余力，甘心情愿做愚人。”在现今正义可伸的时候，才能把压在心头多年的话如实说出来。部队经过日夜的、群策群力的拼搏奋战，终于提前完成了当年的任务，使我提心吊胆的事放下来了。感激啊！感激党的光荣传统，在这一代人身上又得到继承和发扬。

　　不光站住脚而且安了家
　　1964年秋，来自四面八方的会战大军，象决提的洪水，大海的波涛，一批又一批的涌向大兴安岭的会战区。
　　季节虽然已冷风刺骨、寒气逼人了。可是那些走着、跑着的参战人，大多数是头脸冒汗，热气蒸蒸。各色各样的物资、材料、机械象丘陵地带、高高低低摆放在上千里的坑洼弯曲的道边。原始的“草上飞”、现代的汽车、机械象穿梭一样往来不息。彩云般的帐篷，遍立在山坡、河边。一缕缕的白烟飘绕，与云雾相映，显得格外好看。一到夜间各色各样的灯光，有的象萤虫，有的象明星亮月，闪耀着不同的彩光。在这样诗情画意般的场面里，处处都充满洋溢着人与人的亲热、同志的友爱与谦恭。不论是党政军民，还是工农学商各行各界的人，都主动的打招呼、握手、交谈，时刻都能听到：“同志歇歇脚吧！坐一会吧！吃顿饭，喝碗水吧！……”除此之外，就是搬运东西的呐喊声、物资的撞击声、车辆的碾压声，真是昼夜如此，分秒不停……。按着前两星期少数侦察人员的情况汇报，铁道兵13团的先头设营部队，在刚过国庆节的第三天，就由甘河、吉文、满归，根河、西尼气等地出发了。每营、连一个班，司、政、后和直属队每单位20人，都有领导干部带领，十多台大车满载必需的物资，10月5日来到了会战指挥中心——加格达奇。1963年8月我陪吕正操部长、郭维城副司令来过此地，可是这一次一看就大不相同了。那一望无边的帐篷遮住了人们的视线，地上堆的物资挡腿绊脚，好象进入“八卦”阵一样，根本辨别不出原来的面貌。“心急嫌马慢，意切懒观花”，在临时支起的帐篷里，和各单位干部交谈，布置下一步的行动。在既简短又严厉、既明确又具体的决定以后，才休息了一夜。次日天亮吃些东西，留下处长张其元同志和少数人员、物资做前后的联络点，其余人员车辆直插目的地——朝阳村。南北相距仅60几公里的路程，可当时就走了将近一天。汽车开一会推一会，人们走一会坐一会，天快黑才到。那时候的朝阳村只有十多户人家，多数是鄂伦春人，我们并没有惊动麻烦他们。在东面的山坳间支起了帐篷，点着了马灯，用捡来的柴禾生着火，边吃着烤热的干粮和咸菜，边研究着工作行动。经过半个多月浴雪栉风，霜餐雾宿，目测步量，周密统筹，按照便于发挥优势的用兵原则，把能钻善掘的4营摆在了朝阳隧道的两端，以对付这两个总长687米的洞子；把能攻能守不怕硬的3营放在二号山，消灭那个10多万方的拉沟；一营对修桥、铺轨、整道有其长处，摆在了中间对付两处桥、4处箱涵，并准备铺轨；把比较注意关系、讲求团结的2营摆在额尔格奇和12团接壤（另一个营给新12团了）。就这样，把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象一字“长蛇阵”，象数千根钢钉、螺栓拧在了总长共157公里的铁路桩号上。使开发建设大兴安岭会战的设计意图，从设计图纸上落实到大地山河上，并很快就要把这坚硬的山川、冰冻的河道、松软泥泞的塔头土地变成钢铁巨龙。在这段地段里需要填挖的土石是800多万方、隧道两座687米、桥二座26米、元涵23处、箱涵4处、拉沟1处10多万方。从那天开始到1965年2月钢铁般的军队，猛虎蛟龙般的人民战士，在提前胜利完成了1964年任务的工地下来，又映人眼帘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高唱着《铁道兵志在四方》的战歌，插入了新的战场。架起武器，放下背包，立即展开了勇猛的攻势。不到10天沿线的公路便道拉平了，所有电线架通了，3营12连把二号山下过河的小桥修建好了。再看那云彩般的帐篷井井有条，星罗棋布地座落在新线的两旁，上下交错，显得特别端庄飒爽。在这段时间里，曾接受过罗玉川部长、何辉燕指挥、沈鸿林副指挥的视察、指导，并得到了首长们的满意和好评。春暖花开以后，这个团的驻地环境，美如琼楼玉宇，是全线最好、最美的“军队花园”。这显示了铁道兵既会工作、战斗，又会治家、生活的特色，不但是站住了脚，而且是安了家，过起日子，将要干出一番惊人的事业。

　　越是艰难越要发扬人民军队的风格
　　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会战一摆开，铁三师就跟会战指挥部、特区领导机关设在加格达奇，也就是在领导机关的眼皮底下，夹在六、九师兄弟部队中。凡带过兵、打过仗、组织过战役和会下棋的人，都懂得在这样位置上的仗，是最难打的。这要顾及到四面八方，别的不说，就光接待上下、迎送内外，零敲碎打的事就够人忙活的了。对这些令人可以想到又想不到的事，是不干不行，干不好更不行，实在是叫人提心吊胆。
　　当时的加格达奇，只有总长才1公里多点的三股道是停车线，连个简易的站台都没有。西通阿里河的41公里的铁路，状况很不好，每昼夜要出入转运数十对列车的人员、物资。北至小扬气56公里的铁路，是没有上足底碴面碴，只是钢轨连着枕木的路。延伸到大扬气是一段残缺不成型的路基，这就要保修、保整、还保通。所以，11、15两团在这80多公里内，任务重而分散，敲敲打打，没有集中决战的条件，只能打运动战、消耗战。南至嫩江的毛道公路要贯通。12、13、14团除应该重视新建工程以外，还要加以注意公路的畅通。领导机关所在地的道路、房帐、吃用、维修、搬运、拆移、警戒保卫等，又靠谁来管？只能有铁三师自觉自愿地、主动地承担起来。在那时人们思想深处有一个坚强的精神支柱——助人为乐为荣。铁三师党委领导作出决议，提出了一个极响亮的口号叫：“赶西南，超六九，坚决打好会战仗”。这个号召有力的鼓舞推动着三师全体上下，奋力拼搏忘我厮杀。为了实现这个口号要求夺取全面的光荣胜利，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比别单位更困难的困难。这是当时不好说也不应说的内心感受。
　　浩浩荡荡的会战大军，从四面八方奔向林区，各类物资器材堆积的如山似岭。各种机械车辆象长江黄河日夜奔流不息。上级的指示、要求接连不断，外单位的求援风雨不停，各团和下边的呼喊更是厉害，真闹得三师机关和领导，有些喘不过气来。为了这一些，指挥部首长和机关，不知有过多少次的交待，甚至批评。1965年2月12日何辉燕指挥员就对我们说：“去沿线看了一遍，部队情绪激昂。小扬气股道应加固增多，线路上三角坑不少，加格达奇又很乱。三师的担子很重，你们要想法把简易车站搞起来，再铺设三股道，不然大批的人员、物资进不来，新兵训完以后，三个师的人员东西要进，问题就更大了。你们能不能在‘五一’以前，把场子打开？”我们当即表示：“保证线路上行车安全；扩大我们的招待所；4月底以前把加格达奇车站和股道搞起来。”回来经师党委领导和三大部研究以后，下决心要搞好这一切，发扬风格和友爱精神。自己再艰苦劳累，也要给会战创造条件，给兄弟单位留方便，具体由我组织承办。当时的情况到底如何？我抄一个2月13日的记录：“指挥部指示，现有煤车14节，要尽快御下排出；压在三股道旁的400米木材要移开，如有压车如数停拨三师的运输计划。“13团要求：有5295吨物资要运走，需汽车1324台次，请师帮助支援”。“九师请求：有一个营部、三个连部470余人、粮食近万斤、帐篷、蔬菜、工具等等，需85台汽车进塔河，望支援。”“招待所请示：20天统计接待外来人员1408人，日平均为74人，实在招架不了，需要增加炊事、接待人员。”“15团2连放炮炸伤3名战士，重者眼睛已完了”；“11团所需油料、炸药上不来，碴场和甘河大桥已经停工”；“14团叫喊机械、车辆坏的太多，油料、炸药紧张，旬计划只能完成一半，请师急需帮助支援”；“12团也是喊要油、要炸药、要汽车等等”；师直的一些单位也讲缺东少西。我再抄一个当时数字：“三月以后，三个师的新兵就有4万多人要进来，六、九师还有多少人员、物资，特区所属单位还有多少都不太清楚，估计也不会太少于我们。仅就三师自己讲，连人带物要都进来还需196个列车，6000多节车”。从这个两个数字，就可知当时运输的紧张程度，抢建加格达奇站的紧迫性、重要性。据此，召集有关部门研究确定，调13团副参谋长张玉庄来师任管理科长，并带较好的炊事员、勤杂人员。调13团组织股长石玉文来师任直工科副科长，主抓直属党委日常工作。调杨天赞任招待所所长。后勤部再解决帐篷12顶、被子150套、炉具12套及部分餐具。军务科下令由11、14、15团各调炊事员2至3人，以保证任何单位的来人都能有吃有住。要作战科、技术科算出加站和股道的数量、劳力、工具、完工日期要求等等，力争15日开工，并下令11团增加整道、巡道的力量。抢上底碴面碴，确保安全行车，发生问题要逐级负责，严加追究。各团的有关物资材料、修理更换，由后勤部酌情尽快地解决。
　　2月15日抢修加站的工程开始了。四、五、六股道工程填运土量9000立方，铺碴1370立米，铺轨1.37公里，揭冻土层2000立方米，挖台阶300立米，工天44000个。所需钢钎1.5吨、炸药4吨、土车子100辆、大筐1000个、探照灯4台、电线1000米、手套700副，由各团调用。兵力使用：修理营先来的400多人，除整理自己场地外，随叫随到负责装卸列车；特务连、警卫排、仓库连的部分人，负责住地和通往指挥部、特区的道路小修；工程通讯连、信号连、给水1、2连、11团8、14连负责站台和三股道的抢修；司、政、后三部拼凑120人参加协助，争取4月25日完成。具体指挥由军务、管理、直工、战勤科和11团4营长孙凤阁负责。每日进度向作战科报告。技术科罗一科长、作战科陈家珍副科长还要狠抓14团的铵油炸药试制。2月17日军务科又统计报告：自1月1日起全师发生大小事故29起，伤17人、死2人，平均1.4天一起事故，情况严重，超出1964年同时期的一倍。需组织各级深入检查，力求杜绝和减少事故。师领导们对此很重视，陈副师长去北线，师长在加格达奇附近就地检查，我去南线，经过检查、交待、帮助下边分析发生事故的原因。10天后回师碰头，研究了杜绝事故的办法、措施，召开了一次师的安全会议，并请了指挥部沈鸿林副指挥、苏超主任到会作了指示。从而煞住了盲干风，使安全工作得到了改进和加强。正在这紧张剧烈的过程中，3月7日下午2时，我昏倒在机要科的帐篷一侧，经门诊所医生抢救，送哈市211医院检查。主要是因劳累过度、贫血、心律不齐，胃肠消化功能差，而引起的。在医院住了半月，回牡丹江看了一下家，4月7日又返回部队投入到工作之中。待加站抢建已结尾，就抢建了一个木板条加泥的礼堂，给部队集会、看电影创造了条件，也给会战的各单位增添了方便。

　　突破炸药不足的难关
　　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会战，于1965年初就全面的打响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谁也不愿落在谁后边。大家都在争先恐后，争分夺秒，战天斗地。虽然当时会战指挥部，没有公开大张旗鼓地提出挑战竞赛，可是参战的各单位，都自己有自己的小打算。因为我和六、九师的团干部都熟悉，甚至一部分营连干部也知道的不少，见了面说话就比较亲热，不搞什么迂回转折、吞吞吐吐，容易说心里的小算盘。六师讲，1965年要搞土石方在千万方上下，里程在95公里以上。九师更厉害，是确保82公里，力争拿下90公里。三师呢？当时分给的任务最分散最难办，从加格达奇向北86公里，是上碴整道、修整路基、开山采石、巡道维修、向南至大杨树96公里、3处大拉沟、2座隧道，地段多系草甸、土泥、塔头，林木少。向西41公里至阿里河的铁路，需要加强巡道维修，保证运输安全，担负跨甘河的2座大桥、河南的飞机场。通往煤矿的正式公路，还要准备给全线铺轨等等。住在会战指挥部、特区机关的眼皮底下，零七八乱的事叫人提心吊胆想都想不到，有些地方可能是朝令夕改，还有好多的物资要东转西移。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呢？
　　做领导工作的、带兵打仗的人，都知道在这样点多、线长、不能集中人力、火力的条件下，工作是最难做的，仗是最难打的。条件限制既不能腾空飞跃，又不能后退半步，活象装在笼子里的鸟，跳上跳下，展翅抖毛，还得叫的好听，不然就要被淘汰。可布局已定，不容犹豫，只有做好。当年三师的5个团加直属单位，近3万人，拼搏奋战在南北182公里多的铁路线上，左右要跨出数公里之外，其工程量，光土石需要填、挖、换、弃、运的就9835万多立方。沿线需开山采石，制路碴需近40万方。这些土石有的要越过塔头、泥沼地，到近则几十米，远则400多米处去取，有的要到山半腰去取，有的要出几十乃至上百米去弃掉等等。当时是在数九寒天，冰冻层厚达3米左右，一锤一个白点，钢钎打不进，镐锹劈不下去，震得人虎口皆裂。用机械不论什么型号的机械，一上去得乱蹦乱跳，干磨刀片，爪钩、履带，只烧油打空转，无工效。怎么办？部队空有激昂干劲，数百台机械，还有车子化、索道化、轨道化、杠杆、漏槽等等，可石层撬不起，地壳揭不开，啥化也没用。不解决这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就别想活动起来，要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炸药。没有大量充足的炸药，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要解决炸药，可那里有这么多呢？季度计划是770吨，已运来近200吨了，眼看将尽，根据实用效果看每公斤铵梯炸药能炸2方多土石，而每公斤炸药的价格是1.9元，多近2元。就算买得到、供得上，将来的铁路造价又怎么算账呢？还有什么多快好省可言呢？炸药——炸药成了师、团指挥员的一块急得要发疯的心病！各团的领导，见面也好，电话也好，一说到工程就是要炸药，有时还带点气的说：“没炸药我们停工啦”等等。这事对我这个深知炸药和工程进度关系，又被有的人称为好“标新立异”的人来说，怎能坐得住、等得下去呢？炸药问题必须解决！急得我天天打听，到处找人商量，翻阅资料。2月12日听指挥部有从西南来的人说：贵州铁路局曾用硝酸铵（肥田粉）、木粉（锯末）、柴油制作铵油炸药。好！只要有先例，我们就可以试试，不能空喊、干着急。对此和工程人员作了研究商量，请示了指挥部和师主要领导人的同意和支持。2月17日派出师技术科工程师林宗祥同志去贵州取经。家里又组织技术科长罗一、实验室主任于锡鸣、作战科副科长陈家珍和一些知化学、懂物理的同志，着手进行研究。在这样内外并进，双管齐下的研制中，选定了14团为试验点。主要理由：一是该团较老、领导力量较强，团长殷常胜、政委蔡萍、参谋长尹明道都是以前13团的，技术力量也较好，总工程师罗瑞三在团有威望；二是工程的土石方和用药，都比较大而集中，当时正搞龙头山大拉沟，下一步的仙古鲁山拉沟，还是他们的；三是有一定的爆破基础，距师最近，便于商讨、研究、检查。
　　3月中旬林宗祥工程师回来了，经通气碰头内外双方的经验和实践相结合，信心更大了。为了尽快取得成果，确定了领导坐阵，物资使用、人员固定，场地选择等项。指定师工程师林宗祥、团技术员周治安二同志具体负责，领导研制、操作、试验、总结、积累各方面数据、情况、效果，及时汇报，力争尽快拿出成果。自此这一伙人，就从硝酸铵、柴油、木粉的化学性质，在不同温度、湿度下的变化，凝结点的情况、数量和质量的配合比等等方面进行研究、试制起来。经过反反复复的修改、变换、筛选、实验，到4月23日，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出现了！它可以用8号雷管直接引爆，它的配合比是硝酸铵90比柴油5比木粉5。其爆破的威力与铵梯炸药基本相同。但是还没达到使人一目了然的程度，如硝酸铵、柴油、木粉三者的性质区别，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其变化和威力怎样；再就是不同地质、季节、规模、其配方应如何选择；制作的程序、劳力、工具、场地、方法依据什么来计划安排；包装、搬运、实地使用，应该注意什么；成本的计算、比较等等，还需进一步摸清、摸准。
　　5月上旬终于得出了一些完整、精确、有说服力的革新产品——铵油炸药。它制作简单，操作使用安全、方便，成本低廉，材料易购易取，其价格仅占2号铵梯炸药的31.9％，也就是0.6元1公斤。从此总算掌握了铵油炸药的全部知识，革新试验成功了，胜利啦！以后505用自己名誉，编辑在他们的技术资料之中。
　　为尽快推广使用，有助于开发建设和其他各地的需要，我们一方面继续加深研究试验，上报领导机关；另方面在自己所属范围内，召开现场会，以解决为炸药严重不足之忧，采取一听、二看、三操作、四评议、五总结的学比办法，在全师很快得到了推广应用。到5月上旬，5个团都陆续拿出了自己的产品。从此，部队干劲更大，工效稳步提高，明显的节省了劳力和资金，使沸腾的工地更加咆哮起来！
　　会战指挥部，召集会战兄弟单位，于5月在14团召开了4次现场会，选手参加共计有150多人，使铵油炸药进一步在会战区得到了推广使用，给国家建设节省了大笔投资。仅举一例，就可识全豹。14团在仙左鲁山有一处428米多的拉沟，打了30个药室，装了117吨铵油炸药，一声巨响就扬弃掉了土石38116立方米，松动了崖石60500多立方。这一下就节省劳动力27200多工天。平均每立方土石耗药为1.19斤，爆炸威力与铵梯炸药基本相等，而成本却降低了三分之二。在1965年年终结算，从成本分析中得出，仅使用炸药一项，全师为国家节省资金就达1242200多元。会战指挥部召开现场会以后，消息传到了铁道部。通知我们：铁道部组织了西南、西北、华北等地铁路工程处、局分3批120人，来我师参观学习。为了接待好外来人员开好现场会议，7月10日、13日，苏超主任两次找师领导们交待，并转达何辉燕指挥的指示。提出会议一定要开好，这是外部来铁道兵召开的第一次现场会。这次现场会，要以指挥部的名誉开，并提出四个突出：一突出政治；二突出党的领导；三突出首长负责；四突出部队礼貌作风。一切困难要克服，能想到办到的，一定要想周到办利索，不要出丝毫破绽。遵照以上精神和要求，师分工又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召集司、政、后三部领导和有关科室，进行了研究，分别成立了接待组、资料组、保安组、向导组、表演组，调集了帐篷、被服、食品、用具，规定了伙食标准每人每天1.5元。然后，我带领后勤副部长赵显彬，作战、技术、军务、宣传、保卫、材料、运输、营房等科的人，又去了14团。经4天的忙碌准备，向团领导、机关、部队讲解了会议的意义，提出了对部队礼貌作风，内务队列，武器工具的架设、使用、存放秩序，物资材料堆放、场地整理、试验场地的选择等等，对每人、每事、每处、每件都作了严格规定，要求干部、战士对外来人员的提问要做到对答如流。当时正是甘河涨水，汽车不能通行，我们人又多，只好沿着已填起的路基，来往步行于加格达奇和龙头山之问。7月20日天已黑了，在东南屯山脚下，因趟水过来，路滑跌了一跤，陈家珍和警卫员扶起我来问：“怎么样？”我说：“不要紧，回去换换衣服就行啦。”
　　7月22日，铁道部组织参观学习的第一批人来了。
　　现场会先后开得都非常成功。到会的人们反映都很强烈，一致感到：即学到了铵油炸药的制作、使用，也看到、学到了铁道兵的好作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都讲这对他们是极大的教育、鼓舞，永远不忘铁道兵，永远要向铁道兵学习……。铵油炸药的革新成功，又进一步证明了铁道兵的重要作用，不仅战时能攻能守、平时能修能建，有着敢叫高山低头，江河让路的英雄气概，而且也是艰苦勤劳、治国理财的能手。英雄啊！英雄的铁道兵，走到哪里，哪里的山河就会改容换貌，哪里的人民就会幸福！

　　“南泥湾”精神就是灵
　　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会战打响了，并打得相当紧张激烈。可是又一个严峻而现实的又非得尽快解决的问题，摆在各级党委、领导面前，那就是做饭取暖问题。绝对不能叫奋勇而可爱的广大指战员，饿着肚子去战天斗地，更绝对不能让这些人，在冰天雪地冻的发抖，睡不好、休息不好。问题一定要解决，可怎么个解决法呢？单靠国家供应吗？不行！一数量太大太多，不易购到；二运输太远太难，损耗过多过大；三标准限制也吃、用不起。靠砍伐木材当柴烧吗？不行！十万大军一天就要烧掉一个大林业公司的一年采伐量那是不得了的，那样就不叫开发建设了，不叫为国家人民造福了，就干脆成了“败家子、罪人”了。人民愿支援就伸手向党和人民要，林区长木材就任意去砍伐，那是奇耻大辱。要解决吃、烧问题，还是要在维护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范围内，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按照上级要求和下面反映的情况，及自己对天寒地冻的感受，见到一些干部、战士的冻伤，炊事人员穿着皮衣、皮帽，用冰雪化水、用锯割肉、用斧劈菜的情况，很自然地联想到毛主席“节衣缩食、历行节约、自力更生”的教导，想到抗日战争时，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想到大庆油田白手起家，干打垒精神。比比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装备条件、实力情况，还是大有潜力可挖，大有优势可用。
　　经各级党委、领导研究商讨后，师党委向全师发出：继承光荣传统，发扬“南泥湾”精神，增产节约，节煤节柴，开荒种菜的号召。责成司、政、后三部联合向部队下达了不准砍烧成材，路引材要清点向师备案的禁令。坚持“三豆”（豆腐、豆芽、豆浆），大力养猪、种菜，粗粮细作、不能超标准等等规定。部队伙食生活的解决，都要围绕“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靠自己设法解决。这些号召、禁令、通知规定，得到了部队的积极响应，认真贯彻。为什么一提“南泥湾”精神，大家显得更有劲、更活跃、更积极呢？其中的主要缘故，就是王震将军的威望作用。因开创南泥湾时，他是359旅旅长，被伟大领袖毛主席誉为虎将。铁道兵由铁道兵团演变成立时，王震将军是第一任司令员兼政委，在铁道兵广大指战员中。有深厚的情谊、崇高的威信。当部队为执行师党委、领导机关的指示，准备行动时，师后勤部长谢华同志，找我商量解决一些具体有关细节问题。他说：“现已购到菜322万斤；脱水菜23万斤，各类肉14万斤，粮食350万斤。”这个数字对一个近3万人的师来说，算个什么呢？全师有127个伙食单位，要使伙食得到持之以恒的改善，必须强调四有：“一头驴、一盘磨、一个猪圈、一个菜窖”，每人一亩菜地，把生产的好坏纳入四好、五好活动之内。另还得有两手，一手发动群众搞，一手师里也要直接搞基地，以备取得经验补充不足。经这样商讨后，又和司政后作了碰头研究，向部队下达了补充意见：一开荒生产不能影响正常的施工，每单位的专职养猪、种菜、不得超过3至5人；二副业生产、节煤节柴，划为四好、五好中必有内容；三师后勤生产基地，固定3个连、12台机械，农忙时视情增补，平时不得超过；四不论那级干部，都要有自己的试验地，多少由自己视情来定。部队在这样既有号召、提倡、鼓励，又有严格限制要求的情况下，节约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上自师长、政委，下至每个战士，除正常工作、劳动之外，都在挖地开荒，积肥选种。随着气温的变化，房帐内外，火墙、火龙、炉边、铺下盆碟碗箱，都育着菜、瓜籽。住地周围、方园畦垄，横三竖四。篱笆挡风、盖草护苗、造烟逐雾、以火赶霜，五花八门应有尽有。5月以后再看，到处是郁郁葱葱。干劲象“会战”样，争分夺秒。全师到1965年12月20日统计，共开荒44200亩，收各种菜781万斤，收大豆120多万斤，小麦60多万斤。超10万斤以上的连队33个，超100斤菜以上的个人13185名。节余粮食26万斤、伙食经费39万多元。
　　在团一级单位比较，13团搞的最好，收各种菜250多万斤，每连平均有地70亩，并加工了近20万斤粉条。更需提一下的是：2连的师生班，在生产方面又占了鳌头。18人开荒60亩、种的多长的好，黄瓜最大的3斤1条，东瓜25斤1个，土豆4斤多1个。都被铁道兵后勤部选走，带到北京交国家农业展览馆展出了，被誉为“高寒禁区南泥湾”的产物。为此，全师8月份曾在该连开过现场会。由于在发扬“南泥湾”精神、增产节约运动中，大家都尝到了甜头，所以，从1966年以后，季节一到，各单位就自觉自动地搞起副业生产来，走到哪里就开荒种地到哪里，再不要什么号召、指示督促了。根据1966年2月14日，各团自报数如下：
　　11团确保每连有40亩以上的菜地，团自搞1000亩粮菜。
　　12团种菜1200亩，种粮300亩。
　　13团自种1000亩白菜、土豆，加工粉条100万斤，每连不少于70亩，预计收莱500万斤，达到蔬菜自给、肉基本自给。
　　14团菜、粮地3720亩。
　　15团菜粮2500亩（缺一个营）。
　　1966年底统计，全师共收粮400万斤，各种菜1600多万斤，猪肉22万斤，基本达到菜、肉自给。菜已增到30种以上。
　　1973年7月24日，师后对4个团（11团随六师去了）的统计：收夏菜3808810斤，杀猪646头，产肉92953斤，存栏猪6491头，牛123头，羊709只，毛驴158匹，种土豆5094亩，种粮菜12793亩，预计可收大豆、蔬菜400万斤以上。
　　各伙食单位，在师1965年要求四有的基础上，又自动增加了两有：有2—5头母猪；有2—3个菜库或加工处。
　　由于节约生产，也带动了采药、制药的兴起。据1968年师后统计：全师采集中药38300多斤，自制药73种，小药厂5处，培训当地赤脚医生186人，为民治病7900多人次。
　　1965年随着党委号召，对节煤问题，也下了一番苦功。当时购煤，从外地进的煤，每吨36元多，有的达40元以上。从当地大杨树矿自装自运每吨9.8元，加上油、工、车费将近15元。当时的伙食标准是：每日每人0.64元。所以，仅烧煤对部’队生活改善就影响很大。我们就抓住师修理营，责成营长崔庆先、副营长王凤歧，限期试验降低耗煤量。由于营的设备、技术等条件，都较别的单位优越，经过改炉堂，制鼓风机、研磨机，反复试验，采用机车司炉的经验，均匀的喷撒煤粉，改M、Z字型炉堂，使耗煤量每人每日由1斤降到7两，再降到5两，3月底试验成功。4月上旬在修理营，召开了全师节煤现场会。通过参观以后，各单位的耗煤量平均都在7两之内，节余了经费，改善了部队生活。发扬“南泥湾”精神，厉行节约，增加生产，不仅改善了生活，更重要的是培养锻炼了人的素质、意志，也美化了住地环境，给后来人树立了榜样；增强了军民、军政和各界的关系。铁道兵战士以业余时间、用血汗开垦耕种过的——土地，继续为人民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