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潮起伏忆当年


　　曲俊峰
　　我是大兴安岭开发建设会战的第二年——1965年4月初，来到大兴安岭的。
　　想象中的大兴安岭林海浩瀚无垠，古老、神奇、偏远、寒冷……组织决定让我到这样的地方工作，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但考虑这样对一个年纪还轻的人来说，也许是富有情趣的。
　　当时加格达奇尚未通车，嫩林铁路施工已拉开战幕：3个铁道兵师，分别设在嫩江、西里尼和塔河，同时相向铺开施工战点。西里尼据说是鄂伦春语，意思是冻死人的地方。铁道兵当时提出当铁道兵光荣、参加会战光荣、艰苦奋斗光荣，就将西里尼改名三荣岗，即今之林海。林业职工，随着铁路会战的展开，也开始了公路筑路会战。松岭、新林、塔河都将自己的筑路大军分扎在密林深处，争取早日疏通大兴安岭林区的动脉。由于嫩林铁路尚未修通，我不得不从齐齐哈尔绕道牙克石到阿里河，再乘临时客车到加格达奇；时间长达29个小时，才走完这次旅程。

　　初识加格达奇
　　加格达奇，据说是鄂伦春语，意即生长樟子松的地方。当我走下火车，映入眼帘的是环山带河、四野青芜、沉睡长年而被唤醒了的土地。星散的帐篷和预制件房错落在松林、榛莽之间。在这块山间平地上，推土机已把它隔带从东到西，或从南到北，推成了井字格；它向人们指明这就是加格达奇未来的建设格局。火车站，公路旁，堆满了建设物资和生活物资。解放军指战员，林业广大职工，设计师和建设者聚集于此，为了一个目标汇成了共同的心潮，织成了和谐的生活画面。我到会战区，被安排在指挥部党委办公室做秘书。当时秘书还有韩旭春、王德范、庞荣志、高连荣，邱兴亚是办公室主任。
　　会战指挥部，是当时会战区里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大兴安岭开发建设会战的全部工作。我来当时，指挥部指挥是铁道兵司令部参谋长何辉燕，政委是林业部部长罗玉川。副指挥和副政委除了铁道兵大兴安岭指挥所的军政首长之外，还有地方的刘先等同志。指挥部党委书记是罗玉川，副书记是何辉燕。委员除军方同志外，地方有刘先、全玉祥等。指挥部党委办公室主要负责指挥部党委的日常事务，协调军地关系。至1965年8月，调整为特区党委政治部政策研究室，邱兴亚同志做了政治部副主任，政策研究室的工作由我负责。
　　大兴安岭被称为“高寒禁区”，凡居住或到过大兴安岭的人，都承认此说不谬。但对大兴安岭的奇特温差，却是早年来大兴安岭的人，才真正领悟过。这种温差，主要表现在冬夏、夜昼和阴晴，以加格达奇为例，冬季最低气温常在零下42度，夏季却最高达到零上36度。就一天的温度说，冬天晚上气温低达零下42度，午间有时却只有零下7度左右；夏天午间气温高达零上36度，早晚却要穿上秋衣秋裤，看露天电影还要穿上棉大衣。夏季白天天气晴朗，感到热气灼人，一片乌云遮日，凉风侵来，就寒意逼人；特别是阴雨天气，非棉大衣不能御寒。有的同志感慨大兴安岭气候是：早穿棉袄午穿纱，衣服常减又常加。最近几年常听人说大兴安岭气候有所变化，特别是温差缩小了。这种变化，有的同志归结为整个地球大气的变化，有同志说是由于人口的增多，还有的同志认为是林区土地开垦，吸收太阳能多的结果。究系何因，只有待专家去研究。

　　沸腾的会战生活
　　在我们指挥部党委办公室承担的工作任务中，其中一项是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经常深入基层。会战伊始，由于铁路不通，汽车成了运输的主要手段，简易公路显得特别繁忙。生产物资、生活物资、人员输送，一天车辆川流不息。白天可以排成车的长龙；夜晚可以看到灯的银蛇。当时的条件和气氛，我们到基层去，不能也不会要求其他交通工具，都很自然地到车队去联系免费搭乘顺路的货车，经常是站在护栏里，手把箱板，一站就是几小时。当时的要求并不高，一是司机能拉我们，二是希望坐上捷克产的“138”，颠簸小点就满足了；大客车或小吉普连想都想不到。这或许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吧。特别是到筑路点上去，还要离开路，沿着刚伐开的路影，走几里、十几里的路程。
　　大兴安岭开发初期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却是愉快的。以筑路为例，那是在远离城镇、远离交通线深山密林中开山凿石，挑土填方。早晚露侵雾湿，午间日晒气蒸，蚊虻成阵，相次叮咬。食堂是木杆支架，席子围起来的，既不挡风、又不遮雨，往往是上边雨，下边泥，东边风，西边土。吃的是高粮米、大楂子、角瓜干、豆角干、萝卜干，有时甚至是大楂子拌腐乳。一天紧张劳动之后，睡在帐篷里，可是床铺是用小杆搭起来的，粗细不等，床也起伏不平。所以当时流传：“住的小布房，睡的“波浪”床，就餐风雨亭，吃的红高粱”，就是实际生活的写照。生活虽然很艰苦，但人们的精神状态却非常好。人们以艰苦奋斗为荣，舍己为人为荣，多做贡献为荣。工程上抢难段、险段干，生活上见条件好、方便的事就让，先人后己，先公后私。有了团结向上的气氛，吃苦不觉苦，活累不知累。干部的作风也是很好的。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队部”找不到干部，在工地分不出谁是干部。“队部”，其实也就是干部住宿的帐篷，并没有什么办公设施。写什么材料，坐在树墩上，腿上放块板，或爬在床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干部身上得到了体现。支起新帐篷，先给工人住，玻璃到了先安在工人帐篷的窗户上。干部的作风，起了表率作用，形成团结奋斗的风气。“绿色宝库英雄开，座座帐篷扎下来”“艰难险阻脚下踩，誓叫彩虹跨林海”反映了开发建设者的气概。条件虽然很艰苦，但建设者们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工作，政治热情很高。结束一天紧张劳动之后，业余生活也颇有意味。在帐篷内外谈天，打扑克、下象棋，缕缕笛声和二胡声时时回响在林间；在高低不平的蓝球场上时时有赛事进行。生活充满了生机。我们每到基层去，无不为这种精神所感染。有时也觉食宿条件太差，特别是住，要到工棚去找，哪个工人不在就睡他的行李，这个工人回来了，再找其他不在人的铺位，不免产生为难情绪。但是一想同样来会战，同是一样人，别人能生活的环境，我为什么不能生活的时候，思想也就平复了。

　　林深夜静鱼跃月
　　生活往往这样告诉人们：苦中有乐，乐在苦中。当时感到苦，后来到觉得是一种乐趣。一次我们在松岭林业局古源林场蹲点，总结典型材料。食堂每天基本上是大楂子、高粱米，脱水菜汤。当时确实不习惯，但考虑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人同志尚且如此，我们也就不好说什么。能否改善一下生活呢？“弄鱼去！”我们一起蹲点的韩旭春说。钓鱼，韩旭春同志确实是行家里手。由于大兴安岭刚刚开发，各条河流鱼都很多。有一次和马恒玉、工德范同志到塔河去，下午4点多钟到，李枫同志对张振玉同志（当时塔河干部部长）说：晚上吃鱼！当我们洗过脸，闲唠一会，不到6点开饭，端上来的莱是一大盆清炖细鳞鱼。兴犹未尽，第二天振玉同志起了个早，早饭又端上来清炖细鳞两大盆。那一次在塔河11顿饭，吃了9顿鱼。这一方面说明鱼多，同时也说明振玉同志是个钓鱼能手。韩旭春钓鱼，似乎不在吃，而在“趣”。从我们产生钓鱼的动议之后，韩旭春在工作之余开始加工鱼具。把3个大鱼钩，钩向外焊在二起，成铁锚形，拴在鱼弦上，再拴上一块野猪皮，皮在上，钩在下，弦的另一端拴在钓杆上。据说，放在河里，弦随杆走，野猪皮就象水耗子，就会引出大鱼跃起吞食，这样鱼就难以脱钩。“深渊之鱼死于芳饵”，此之谓也。晚上8点40分左右出发，走过草塘，穿过茂密高耸的河岸柳树林，多布库尔河在山角下流过。暮霭遮月，河水蒸雾，万籁俱寂，只有流水声音和河面散碎的月光，给人以动的感觉。突然“扑通”一声，如大石落水，一条3斤多重的细鳞被拖上岸……将近午夜12点，就挑鱼回返。据说上鱼就在11点左右，其他时间不上鱼。每次去都是两水桶，并无空回，最多的一次挑回24条。只有一次例外，就是我同韩旭春去的一次（每次都是高连荣当“力工”），忙碌一晚上钓了一条，就这一条也被韩旭春生气扔了。回来大家埋怨我：韩说当时是我往河里扔石头，把鱼惊了；高说懒人有懒命，活该不干活；庞荣志说天气变化影响上鱼。到底什么原因，到现在也没说清。

　　摄下会战生活的镜头
　　大兴安岭开发建设会战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却充实。这种充实，有的是这里产生过许许多多动人场面，有的是把会战中发生过的事经过思索带给人们许许多多有益的启迪。为了录下这珍贵生活的镜头，特区党委指示我们政策研究室办三件事：一把人们在会战中表现出顶风雪，冒严寒，风餐露宿，不畏艰难，团结奋斗，舍己为人的精神风貌，记录下来，激励来者；二把会战区从生产到生活发生的每步变化都用图片和文字记录下来，告诉人们开发建设者是如何在茫茫林海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座座城镇是如何从无到有，在偏远的荒野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给人以形象记忆；三是搞大事记，录下人们的战略意识，给人们留下开发建设者的思想轨迹。关于汇集、反映开发建设者们的精神风貌，特委要求我们要实事求是，但不要客观主义；要升华开发建设者们的思想，但不要无根据的编造；要注意心理描写，但不要强加于人。要让当事者认可，又让别人感到可信。形式，要用新闻通讯体裁；风格，要像袁木写的《大庆精神大庆人》那样。要写这样一个东西，素材好象不成问题。在当时会战区里，感人肺腑的人和事，几乎随处可见。各单位口头和书面汇报里，各单位办的油印小报上，各单位定期或不定期汇集“出版”的人物“风华”录的小册子中，我们调查研究中的耳闻目睹，只要稍加整理，即可洋洋成篇。但是特委的要求可谓高矣！暂不说材料剪裁、运用和文字体材上的要求，单就要像《大庆精神大庆人》那样，就使人听而却步！按要求，确实感到力不从心。然而使命感却不肯放过我们。如果不写，好像对不起历史，对不起英雄的开发建设者们。
　　当时，开发建设仅一年的时间，然而开发建设者们的英雄事迹，却如万顷林海的繁花千姿百态。我们就顺手采集了几束，列出了：迎着困难前进；在宣传中勤俭创业；革命二字满胸怀；学英雄做好事；公字当头、先人后己；运用两分法前进；共产主义风格重千金；阶级感情深似海；带头人的新风；走大庆家属的道路10个题目，来歌颂英雄们的精神风貌，也就所谓的《林海战歌》。《林海战歌》形成后，几经修改，被特区党委以“办大庆式企业”为题，备文转发特区内外。当然，这份材料在“史无前例”中也没有逃脱厄运。被说成是“为走资派涂脂抹粉”、“为走资派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准备”的大毒草。可是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有的人把这份材料批臭了，在以后岁月中又曾被他翻破了！特区党委交办的第二件和第三件事，刚开始筹办，就遇上了“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大革命，所以也就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件憾事，也是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史上的缺笔。

　　为会战精神鼓与呼
　　大兴安岭开发建设会战的特殊环境，锻造了一种精神，就是吃苦精神，奋斗精神和忘我精神。这种精神在会战中焕发出来，又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要光大和传播这种精神，就要有传播媒介；办张报纸已成为当时会战形势的要求。《大兴安岭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办起来的。创业维艰。《大兴安岭报》的创办，克服了许多困难。首先是缺乏新闻专业人员。为了把报纸办起来，只好从当时的干部中选拔年轻，有一定文字水平的同志来从事这一项工作。由于当时的条件，可供抽调的同志也并不多。办报又是件严肃的事情。为了坚持报纸的党性原则和办报的正确方针，成立了报外编委会。由政治部副主任邱兴亚兼总编，编委有特区副秘书长苏再贤，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艾春林，宣传部副部长杨桂生，团委副书记周向民，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曲俊峰和报社秘书长接槐。编委定期开会，研究报道思想，总结前段工作，安排下步报道计划。这样一方面加强了对报纸的领导，另一方面也缓解了人员不足的局面。不懂办报业务怎么办？当时，包括编委在内的全部编采人员除邱兴亚之外，没有一个人做过新闻工作。为了克服这个困难，邱兴亚同志组织报社人员从稿件文字的修改，标题的提炼，到版面安排、排版、排字，都亲自动手，做给同志们看，或让同志们做，他给予实际指导，手把手教。这既是传播新闻知识的过程，又是实践新闻业务的过程，逐渐使同志们对办报业务熟悉了起来。印刷条件差，当时只有几个人的印刷厂，没有铸字机，需要从哈尔滨往回背铅字。这样用过的铅字，不但标题字需要一个一个地捡回到字架上，就是成版的小字，也要一个一个地捡回到字架上。这就是说，每出一张报，等于把两万个左右的单字，按偏旁部首归到原来的部位上去。而且由于铸不了字，缺字情况也比较突出。每遇这种情况，就不得不采于“拼”的办法来解决。如铁骨铮铮的“铮”字没有，就找个“铁”字和“静”字，把铁字的失旁和静字的青旁锉去，再把剩下的金和争拼到一起，如此等等。就这样，《大兴安岭报》在特殊环境和特殊困难中诞生了。虽然在以后的岁月中，还曾有风风雨雨，但它毕竟如兴安岭上的一棵青松，越来越茁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