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磨砺志　伟业陶冶人


　　刘文汉
　　地图上寻觅加格达奇
　　1965年7月，我结束了黑龙江工学院机械系五年的大学生活，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前林业部大兴安岭机械化筑路总队。毕业分配时，学院发给我50元差旅费和一张报到证。报到证上写道：报到单位：林业部大兴安岭机械化筑路总队；报到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加格达奇。“加格达奇？！”这个地名不仅很陌生，而且听起来也很新鲜，我和同学们都感到十分惊奇。出于好奇心，大家都围着地图，帮我寻找“加格达奇”。因为当时正值毕业分配，对于被分配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自然不用查地图；而对分配到贵州、甘肃、青海等“三线工厂”的，一般都在小地方，只有查地图，才能找到报到地点的具体地理位置。尤其是像我被分配到的这个地方——“内蒙古、鄂伦春、加格达奇”，许多人不仅没听说过，而且在地图上也很难一下子找到它的具体坐标。同学们帮我找呀查呀，甚至有的把放大镜拿出来帮我找，好不容易，在大兴安岭的腹部、内蒙的东部找到了一个标有最小圆圈的地方——加格达奇！从地图上的标志看，加格达奇这个地方是个小于县城的村镇一类的行政单位，既无公路更无铁路，当时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尤其是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到什么局、厂、所、院校，无疑都在中等以上城市，而我却被分配到一个“队”，还是个“筑路总队”。心理有些“失衡”，但毕竟是受党教育多年了，毕竟自己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再加上辅导员说：“之所以把你分配到大兴安岭，是因为国家正在那里开展一个像‘大庆石油会战’那样的‘林业大会战”，那里是‘会战区’，而且去的单位是中直企业。”听辅导员这么一说，心理上稍有些平衡，认识到这是组织上的信任。再则，一个人刚出校门，就能参加一次大会战，也是很值得自豪的。从地理位置、交通和气候条件等方面来看，加格达奇这个地方，艰苦是不容置疑了。然而，对于当时我们那一代年轻人来说，还真是以艰苦为荣，这是心里话。所以，下决心要在艰苦的条件下，经风雨，见世面，长知识，增才干，通过大兴安岭林区的会战，真正像“王铁人”那样，经得住考验，为祖国林业的开发贡献力量。恒心一下，立即打点行装，准备报到。为了轻装上阵，我把一些与专业无关的书籍虽然有点舍不得，但都处理掉了。一个小行李卷加上一个书箱，便成了我上大兴安岭来的唯一的家当。当时我们机械系还有其他三名同学被分配来大兴安岭，但和我并不是同班同学。我们四人于8月20日一同去哈尔滨站买票。在售票窗口我们问售票员：
　　“到内蒙鄂伦春自治旗的加格达奇，车票应该买到哪儿！”
　　“你们没去过那儿？”售票员听了哈哈大笑后反问道。
　　“没去过。”
　　“加格达奇刚通火车，到齐齐哈尔换车后可直达加格达奇，是从牙克石那边绕过去的。”一听说通火车，我们真是喜出望外，雀跃不已。兴奋之余，我不免有些后悔，后悔不该过早地把那么多心爱的书都处理掉……。在齐齐哈尔上车后，我们之中一位叫张春波的同学碰到了他的一个在铁路工作的高中同学。当他听说我们四位是到大兴安岭报到的大学生时说：“那个鬼地方，去干啥？可他妈苦了！到处都是帐篷，连一栋房子也没有；白天看去黄乎乎一片，晚上点灯时才能看见窗户没门；没菜吃，一斤咸菜还五六毛钱呢……”听了他的话，我们那团燃烧着的火焰好像被浇了一盆凉水，但毕竟是已做了最艰苦的思想准备的，对他的话，只当是笑话听了而已……。火车车轮与铁轨那有节奏的咬合声慢慢地把我们带入了梦乡。不知何时，我们被一种异常的寒冷冻醒了。啊，天快亮了！可是，时间正值八月，怎么会这样冷啊！？当时，我们虽然都做了御寒的准备，尽管是伏天仍然穿着线衣，但还是挡御不了早晨的风寒。我们之中一位叫卢兴凯的同学，冻得直打哆嗦，他不停地跳跃，把唯一的一件线毯取出来披在身上。我们初次尝到了北方林区的那股冷劲！火车在广袤的林海中穿行，车箱外，山峦起伏，郁郁葱葱，常绿如画的樟子松，像俊俏的美女婀娜多姿；笔直入云的落叶松犹如伟岸的士兵巍然屹立；洁白如玉的桦树象纤纤少女亭亭玉立，真是如诗似画，如入仙境。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迷人的景色，心里真是陶醉极了……。中午时分，火车来到了一个叫“岭顶”的小站，由于要在那里会车，停车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纷纷下了火车，来沐浴一下大兴安岭的阳光。冻了一个早上，阳光一晒，身上暖融融的。在小站的月台上，环顾四周，我们忽然发现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戴着眼镜的、操南腔北调的、穿戴各异的男男女女，大约还有几十人。啊！原来不只是仅我们四人被分配到大兴安岭！

　　二百名大学生汇集阿里河
　　火车行进了二十多个小时，车上的旅客越来越少了，车箱里黄烟叶子的辛辣味也越来越淡薄了。这时，我才有心思在车箱里走动走动，伸伸腰，缓解一下疲劳。从列车员那里打听到，火车在晚上九点抵达加格达奇。看了一下表，已是下午五点钟了，时针再转四圈，就到达我们报到的地方了。“加格达奇是个什么样子呢？”“分配我做什么工作呢？”心里琢磨着。真是苦乐未卜，忧喜交加……不管咋的！反正这一百多斤交给党了！正在此时，列车播音室广播了：“去加格达奇筑路总队报到的65届大学毕业生请注意，你们的报到地点改在阿里河，请你们提前在阿里河站下车，那里有人接待你们。”“阿里河？阿里河在哪儿，离加格达奇多远？”正在疑惑之时，两位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男同志走到我座席旁说：“同志，你是不是到加格达奇报到的65届大学生？”我惊呀地答到：“是呀！”“我一看你们就像大学生。因为在我们这条铁路上，戴眼镜的青年人很少，所以，我猜你们肯定是大学生。”来人自我介绍到：“我们就是筑路总队负责接待你们这批大学生的工作人员，我叫刘忠仁，那位叫范玉道。我们在甘河车站就上车了，欢迎你们！”一个“欢迎”的词，使我们身心暖和许多……
　　能在夜幕中行驶的火车上遇见报到单位的人，真像见到了亲人一样。我们急切地问这儿问那儿，诸如单位怎样啦？是什么性质的？他们俩好像看出了我们的急切心情，坦然地笑着说：“咱们这个单位是林业部组建的，专门为林区修路的一支队伍。这支队伍是在原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建筑工程局第二工程处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将来要从老林区调来一批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计划达到一万人。”当他俩得知我们四位是黑龙江工学院机械系的毕业生时说：“太好了，这支队伍叫机械化筑路总队，完全靠机械筑路，因此离不开学机械的人，你们大有用武之地呀！”刘忠仁说：“我们从月初就开始接站，已经接了一百多人了，全部是南京林学院、南京农学院的，还有安徽的，都是南方人。你们算是‘老么’了，我一看你们就像咱东北人，所以，愿意和你们唠一唠。”当我从他俩那里打听到阿皇河，即是鄂伦春自治旗的所在地时，对于鄂伦春这个少数民族的名字，不免产生了好奇和怯意，便打听了许多关于鄂伦春族的趣闻……
　　时针快指到8点的时候，他俩说：“快到阿里河了，你们准备一下，前面有灯光的地方就是车站，那里有人和汽车专门接我们。”车停了，站台上一片漆黑，只是在出口处有几束微弱的灯光在闪烁，原来是接我们的汽车上的车灯。我们陆续地上了接站车，我才忽然发现，三台解放大板车，连人带行李装得满满的。汽车在没有路灯的土路上一颠一簸地大约行驶了五分钟，开进了一个黑乎乎的大院。”这么近吗？住处离铁道线这么近啊！”真是出乎意料，喜出望外。当我们跳下车时，从院里的一个筒子屋里跑出来十几个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原来，他们是先于我们报到的大学生，但说的都是南方话，我们一句也没听懂。刘忠仁说：“你们大概是第一百二、三十号，”他用手一指标：“全住在这个大筒子屋里，睡的是通铺。”说完，他略沉思片刻，捅了一下我的肩膀：“走，我领你们四位住军政旅馆去。咱们都是东北老乡，我得特殊关照你们一下。”在老乡的安排下，我们四位住进了大院北侧的鄂伦春自治旗军政旅馆。没想到，在这大山沟里还有旅馆；更没想到，刚迈出学校大门，就能住上旅馆。这是平生第一次住旅馆，那种受宠若惊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用现在的标准衡量，虽然旅馆的设施很简陋，但却有开水和电灯，四人一室的房间，被子也很干净。这比起住在大筒子屋里的大学生们，我们四位可算是幸运儿了！
　　次日早饭，有馒头，有白菜炒木耳，菜里还有一两片肉呢，才花了不到四毛钱。吃饭时，我才发现在这一百多名大学生里，还有三分之一的女生呢。他们之中，有来自湛江、广州、上海、安徽、江苏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林院校的毕业生；还有来自沈阳医科大学、吉林工业大学和式学院的毕业生。只有我们四位，大概是最北边的大学毕业生。刘忠仁告诉我们：“到这里来只是报到和集训，然后参加加格达奇的会战，重新分配。由于你们是8月26日报到的，所以，你们可以领到8月份半个月的工资和9月份全月的工资，拿你们的报到证就可以去领工资了。”我一共领取了91.35元的工资，这是我踏上工作岗位之后，第一次领到国家俸禄。接近100元啊！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真是激动不已。我的同学张春波说：“还能有多大的苦呢！有这么多的钱，也就够满足了。”在阿里河，我们参加了为期20天的集训。建工局二处的领导同志给我们讲了大兴安岭林区会战的形势和任务；林业部基本建设总局派来的两名工程师，结合我们的专业，讲了筑路总队的组成和未来的发展前景。这些人的讲课，目的是教育我们能够热爱本职工作，安心于林区的建设，动员我们投身到会战的热潮中去。我当时特别感兴趣的有以下几点一是林区的会战是按大庆的模式开展的，是由国家统一指挥的，内蒙和黑龙江负责后勤保障。由于国家急需木材，大兴安岭林区的成过熟林又比较多，所以，这次会战带有突击性。为了完成这次会战，铁道兵3个师，大约8万人，会战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铁道兵修铁路，我们这支队伍修公路，这才能保证木材运往祖国各地。顿时，深感责任重大。二是之所以从国家计委分配200多名大学毕业生到一个单位来，就是为了加强林区基本建设力量。因为林区开发，“路、电”先行，没有这两样，林区开发，只能是纸上谈兵。为了建设好这支机械化的筑路队伍，我们这些学机械的人，就是为其打基础的人、创业的人。顿时，倍觉任务的光荣。三是林业部的工程师讲：“部党组把你们这批大学生派到林区会战这个大环境中来，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对你们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让你们熟悉林业，熟悉林区，熟悉林区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将来按照你们所学的专业，各得其所。比如，你们学机械制造专业的，可以到即将成立的筑路机械研究所从事你们的专业工作……”欣喜之余，倍觉前途光明。
　　二十几天的集训生活，把我们离校时所怀有的一些疑虑全部抛到了九霄云外，剩下的只有信心、干劲和对未来的憧憬。在集训过程中，我们还参加了一些社会劳动。有一天，我们到阿里河三公里外的一个农场去起土豆。200余人的大学生队伍，排成三路纵队，浩浩荡荡地行进在阿里河镇的大街上，把一个几千人的小镇全都搅动了。对镇上的人来说，真好像“马戏团”进了城。因为在我们这支队伍里，有的肩扛三齿钩子，有的手提土篮子，说起话来叽里呱啦，南腔北调，服饰各异，有穿裙子的，有着背心短裤的，还有脚踩两只拖鞋的。镇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背着的，抱着的，一窝蜂地涌向街头，用诧异的目光观看着我们行进。事过多年，有一位老工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跟我说：“你们那年到阿里河，轰动了阿里河的山上山下，连山上几十公里外的林场工人家属听说阿里河来了一批大学生，都专程乘小火车来到阿里河，为的就是亲眼看一看大学生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在那以前，他们从来没见过大学生。”集训期间，我们还组成了大学生篮球队，我们的球技惊动了镇上的一些强队，我当时任大学生篮球队的教练，每天早晨带领队员在篮球场上训练。训练当中，不时地招来附近的一些抱着小孩观看的家庭妇女。有一次，我听到了场外一对妇女的如下对话：
　　“大学生就这样吗？人家都说大学生可有钱哩，你看他们不也穿带补丁的衣服吗？”其中一位说。
　　“他们都有钱，穿破衣服上我们这来，都是装的。”另一位答道。
　　9月15日左右，经过动员以后，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陆续地开赴加格达奇以里的各个战区，有的留在总队机关，有的被分配到技工培训班任教员，有的到加格达奇修飞机场，有的分到小扬气修公路，还有的被派到塔河、新林、塔源等地去建点。我们北方三所工科院校的毕业生都是学机械设计制造的，于9月18日开赴牙克石建工局机修厂。

　　半年干了一年的活
　　1965年，是国家刚刚从三年困难时期开始走向复苏的年头，国家的国力还不强，国内尚无定型的工程机械厂，所以，一时很难向大兴安岭林区投入足够的工程机械。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新组建的机械化筑路总队，除了原内蒙古建工局二处遗留下来的几台日本进口的较先进的D——80推土机和压路机、几辆国产解放牌翻斗车外，几乎是一无所有，白手起家。而林业部党组下达给我们总队的1966年筑路计划达400公里，要完成这项任务，除了靠仅有的这点设备外，就得凭土篮、大筐加扁担、起早贪晚和革命加拼命的干劲了。为了解决筑路机械不足的问题，国家计委决定把四、五十年代开发三江平原时，国营农场使用过的100余台近报废的C——80型农用拖拉机，全部运往牙克石建工局机修厂，进行大修后安装上推土装置，变成筑路工程机械——推土机，用于林区的筑路会战。
　　我们学机械设计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就这样被派到了牙克石建工局这个只有百十人的小机修厂。我们的任务是跟机修厂的工人一起参加修理，绘制推土装置的零件图、部件图，并随图纸一起下车间，跟班制造、组装。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在我们和机修厂的工人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将进厂时那100余台破烂不堪、缺胳膊断腿儿的拖拉机，改装成了崭新的推土机，并于1966年4月陆续发往加格达奇筑路总队所辖的三个筑路大队：塔源—大队、新林二大队、翠岗三大队，有力地保证了公路会战第一仗的胜利。在牙克石机修厂，我们住在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大车库里，屋里是双层木板铺，可住30多人。牙克石这个地方是有名的“风口”，刮起风来，天气非常寒冷。尽管车库里暖气送的较足，但毕竟是车库，夜里冷风常常把我们从睡梦中冻醒。然而，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我们对待工作始终像在学校时对待自己的课程设计那样认真，忘我地工作，连礼拜天都不休息。是什么力量促使的呢？是会战的力量。从会战区不断传来的一束束“花絮”——战区新闻，激励着我们，鼓舞着我们，吸引着我们，渴望早一天抢修完机械，就早一日投身到大会战的热潮中去。
　　图纸设计好后，在随图纸下车间进行具体施工过程中，却遇到许多加工难题。由于这所检修厂是一个以修理为主的小小工厂，加工设备十分简陋，对于很多关键零部件的加工，无能为力。我们就昼夜地设计、赶制专用设备。比如，推土机大铲的加工，我们几个人根据需要突击设计，经过一个星期的昼夜奋战，制造出来一台卷板机，攻克了大铲加工的难关。再比如，针对破旧的拖拉机支重轮拆装难题，我们又自行设计制造了吊锤和拆装器等设备。拖拉机成功地改装成一台台推土机以后，部里的一位工程师说：“虽然有了推土机，但如何完成远距离的运土任务呢？目前国家还不能提供批量的自卸翻斗车，所能提供的只是洛阳产的东方红拖拉机。怎样把这个动力用到远距离运土上呢？”针对这个难题，我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自行设计、制造东方红—75牵引自卸拖车，考虑到拖车在林区道路上转弯难度大的问题，为了减小转弯半径，适应林区道路的特点，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设计出了“鹅颈”自卸拖车。我们既是设计者，又是制造者，同工人们一起跟班作业。在加工过程中，由于电焊活比较多，我的眼睛经常被弧光打伤，疼痛难忍，晚上由于眼痛而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但次日仍然照常坚持工作。在机修厂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大力配合下，我们经过六个多月的辛勤努力，成功地检修、设计、改装出100多台推土机和16台“鹅颈”拖车。林业部基建局的同志对我们的工作十分满意。机修厂的干部、工人都说：“如果没有你们这些大学生帮我们设计图纸、制造专用工具，和我们一起干，如果没有会战精神的鼓舞，单凭我们自己，恐怕一年也难以完成这么大的任务。”初战告捷，我们于1966年4月上旬接到总队的调令，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林区的会战中去。

　　艰苦筑路五春秋
　　1966年总队在齐齐哈尔大民屯筹建林业机械厂，拟调我们学设计的学生去该厂。当征求我们的意见时，我和一些同学早已被“会战”的气氛所陶醉，一心想参加会战。4月中旬，我同其他9人回到加格达奇。当时，加格达奇往里边延伸的铁路只通到一个叫“查拉巴奇”的地方（即现在的新天站），而且是临时运营的小火车。总队在查拉巴奇设有一个转运站。我们一行十人到达查拉巴奇时，天公不做美，连续下了三天大雪，开往里边去的汽车都停了。三天后，遇上了一台往翠岗三大队运民工的“台脱拉”。经过转运站站长的努力，把我们十人安排在“台脱拉”上，向山上进发。第一站到了塔源，下去了4名同学（两对），他们是被分配到一大队的；第二站到了新林，又下去3名同学，他们是被分配到二大队的；最后剩下我们3人，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颠簸，傍晚才到达翠岗，这是总队的三大队。本以为，长途跋涉终于到了目的地，可以休整一下了，但下车后，接待我们的大队负责人却说：“你们分配到七中队”。接着，我们便把行李卷儿搬到了一辆马车上，连夜赶到了距翠岗4公里远的、位于密林深处的七中队。到七中队后分配到力工排参加人力筑路，24个人住在一架帐篷里。参加的第一个战役，就是修翠岗林场的运材干线。这条干线是从翠岗的东山根儿修起的。沿途要越过塔哈河，翻过越岭线。由于修的是越岭线，必须得开山放炮。我来到林区会战的第一课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课题是开山放炮——打炮眼儿。越岭线距水面大约有六、七十米高，在这么高的半山腰上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我们就在这条便道上打炮眼儿。由于我是第一次蹬上这么险峻的山岭，往上看，苍劲的樟子松被春风刮得呜呜作响；朝下瞧，滔滔的塔哈河滚动着冰排急流而下；不要说把钢钎，抡大锤，就是在上边空身走儿步，腿都直打哆嗦。但看见人家老工人在如此险要的山腰上，抡起十几磅的大锤，操作自如，谈笑风生，我这种害怕的心情一点点地也就释然了，仿着老工人的样子，把钢钎，抡大锤……
　　当时，大队提出的口号是：“奋战十五天，削平半拉山；吃大苦出大力，向‘五·一’献厚礼。”修这条运材干线，在当时的筑路工作中也是一项比较大的工程，仅开这座山所用的炸药就达50多吨，而且是实施电点火。经过十几天的艰苦奋战，终于在4月30日下午3点钟，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山体被我们削去了一半，我们如期地向“五·一”奉献了厚礼。
　　筑路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哪儿无路往哪儿去，修好路就搬迁。所以，随着路的延伸，我们总得在大森林里向无路之处迁移，有时一年最多搬4次家，光行李绳就捆坏了两条。要搬家，就得先派人去前方建“点儿”。一天早晨，中队施工员告诉我：“你跟老辛到前边‘三公里半’去建‘点儿’。”（即离‘o’点三公里半）。在老工人的带领下，我们4人坐着一辆牛拉大轱辘车，载着帐篷、铁炉、烟囱、铁锹、尖镐、弯把锯、行李、一罐咸菜和一袋白面（那时80％是粗粮，给建点人员带白面主要考虑工作艰苦，是属特殊照顾），迎着乍暖还寒的春风，在雪地上沿着刚刚伐开的路影，缓慢地向前方3.5公里的目标驶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行进，中午时分，那位老工人打开随身携带的图纸，看了看说：“到了，就在这儿！”他环顾一下四周的环境，选择了一块靠近河沟、比较平坦的地方，命令道：“卸车！”卸完车后，虽然我们已是又饿又累，好像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但面对皑皑白雪，迎着凛冽的寒风，上哪儿休息？吃什么呢？看来要不想风餐露宿，就只有先搭起帐篷、生好炉子，然后才能抡到这些好事。在那位老工人的带领下，我们按部就班地开始了紧张的建点儿工作。首先，要支起帐篷。我们先上山采回小杆儿后，由老工人支帐篷架，我们按照老工人的指令，刨坑的刨坑，支架的支架，很快把帐篷搭好了。其次是安装上铁炉子，竖起烟囱，生起火。接着便开始了急不可待的作业：拿出脸盆，取出白面，和好面，在炉盖上烙饼；再到没有融化的小河沟里刨几块冰，放在缸子里，坐在炉上化开。烙饼、冰水加咸菜，饱饱地吃了一顿。最后是搭睡铺。我们又一次上山砍回来许多小杆儿，在帐篷里支起睡铺架，用小杆儿拼成“趟绒床面”。搭好睡铺后，展开行李卷儿，整个建点工序才算告终。入夜，帐篷外漆黑一片，远处时而传来野兽的嚎叫声；帐篷内，火炉如白昼的太阳，烤得人暖乎乎的；床上热气扑身，汗水满面；床下寒风侵人，融化的雪水，哗哗作响。给人的感觉真好似，床上床下两季已判，春夏分明。我们一老三少，围坐在小油灯下，谈天说地，忆古论今……
　　1966年5月，我们被调入新林，编人第二筑路大队，先后又参加了新林林场运材干线和塔源四支线、五支线的修路战役，一直干到1970年初。至此，我在筑路队整好奋战了五个春秋。在这五个春秋里，掀起过文化革命的狂飙，共和国面临空前的困难，林区会战遭受来自多方面的干扰，做为筑路队远离人群，远离社会，工作在往前一步就没人的原始森林里，困难就不言而喻了。这五年的帐篷生活，基本上没见过绿色蔬菜，没见过水果，每月只有6—7斤细粮。冬喝冰水夏喝汤（筑路工人戏称沿流水为“人参汤”，春夏之交，桃花水混着树叶、草根顺流而下，打一桶水上来，色如红茶，小线虫等浮游生物在水缸里游动，我们喝的就是这种水。大家说，这样的水含多种维生素，比人参汤还富有营养，以此，聊以自慰）。现在回过头来回顾一下，那时的生活、工作确实苦。但说心里活，绝无一点矫揉造作，那时并不觉得苦，反而心情上有一种惬意感和自豪感。什么原因呢？一是信念。我坚信“苦”是暂时的，苦是乐的先导，辩证法认为，越“苦”越孕育着“乐”的到来，未来的憧憬是支撑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原动力。二是机遇。我把“苦”、“难”当做是陶冶、锤炼自己的特殊课堂，经过如此“苦”、“难”的折磨，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有什么更大的“苦”、“难”能难住！？据此，我把它看做是一生的偏得和机遇！三是知足。我到大兴安岭来之前，在思想上把这里设计的最苦，条件最坏，一丝一毫不抱什么幻想和奢望，可以说期望值是零，是负数，一切都在情理之中，预料之中。也就是说，我把这里的一切“苦”都已经设计在心中，有充分的准备，而当外界条件一旦比原“设计”中的稍好一点，心里就顿觉满足，乐不可支，人还有什么比满足更快乐的呢？我的生活逻辑就是永远满足，永远常乐！

　　塔源八年入林门
　　如果说艰苦的磨练是一笔财富的话，那么，这笔财富的最大效益就是它磨练了我的坚强意志，激发了我不畏艰难的豪情。有这五年的“苦”垫底儿，我坚信，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
　　1970年，我被调到新林林业局的塔源林场，从此结束了五年的帐篷生活，开始住进房屋，走入“社会”。回顾会战的历程，如果说艰苦筑路的五年是耕耘播种的五年，那么在塔源林场的八年是收获的八年，因而也是最值得回忆的八年。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工作条件，比起筑路队已经是很大的改善了，提高了，因此，我又一次“满足”，又一次的告诫自己，一定好好干……。在这里，我把自己溶入林业工人之中，同他们一起伐树、集材、归大楞；一起在工棚里睡地火龙、启罐头、用茶缸大口大口地喝酒、侃大山、戏笑打闹、互称“外号”；在这里，我几乎踏遍了塔源林场十三万五千公顷的山山水水，和广大工人、干部一起，在那最艰苦的时期，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战胜了一个又一个严寒的冬天，分享过一次又一次胜利的喜悦；在这里，我由一名政工干事而入党，进而提拔为林场主任、党委书记，开始了解、熟悉、从事林业工作，从而坚定了我干一辈子林业、为林业献身的志向和老死林下的决心。当时，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越抓“革命”，生产越上不去，木材生产呈现全区性的被动局面。尽管林管局、林业局的领导夜以继日地蹲在各级调度室，指挥调度生产，催要生产数字，但是生产却一直陷于被动。而年生产任务15万立方米的塔源林场，却月月、季季、年年完成木材生产任务。什么原因呢？凭的是两条，一是入情入理的思想政治工作，二是干部的带头作用。
　　当时从浙江、上海来了一大批男女知识青年，成为塔源林场林业生产的新生力量。如何把这些年轻人的聪明才智和干劲发挥出来呢？我们主要靠的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对他们进行集中培训，动员老党员、老干部、老工人向他们讲述党的光荣传统，宣传大兴安岭林区会战的重大意义，传授林业生产的基本知识；另一面，号召场段两级干部以身作则，搞好传帮带工作，并在知识青年中善于发现典型，培养典型，树立典型。经过一系列的基础教育工作，400多名知识青年迅速成为塔源林场的主力军。四工段J—50司机宗大顺，是一位上海知识青年，在老师傅李春宝的带领下，起早贪晚，爬冰卧雪，经常怀揣干粮，手把方向杆，上山集材。他的口号是：“不完成任务，决不下山”。车坏了，自己及时抢修；感冒了，仍然带病集材。在一个凛冽寒风裹着大雪的黄昏，他为了超额完成日集材计划，虽然已经肌肠轱辘，仍驾车上山，准备再集一车材，存在装车场，使次日前来运材的汽车及时装车，但由于他饥饿和疲劳而晕倒在车上，被工友们抬下山来。当把宗大顺抬进帐篷放在铺上脱鞋时，才发现他的棉胶鞋，已被柴油浸泡得像条大嘴鱼张开了口，鞋里的毡袜都快磨破了。看见他一身油垢的工作服裹着瘦小的身躯，只露出一张暗黄色的脸，顿时，我的眼泪潸然而下，多么好的青年啊！他们为什么呢？！一个月叁拾捌元陆角壹分的工资（他们戏称之为380大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做为林场领导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不知是良心？还是责任？是内疚？还是感谢？我让炊事员烧点姜汤，又让人到场卫生所取些药来。这些都是我这个党委书记兼场长应该做的，也是权力范围内的事，而除此之外，我还能如何回报他呢？我壮着胆子给林场材料股写了一封信，要求“特批”给他一双棉胶鞋。这是我第一次行使“特殊”权力，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各级干部拥有的就是那么一点规规矩矩的权力，而对于干得好的同志，想奖励，钱又从哪儿来呢？这次能额外地批给宗大顺一双棉胶鞋，可算是给了他“特殊”的待遇了，也算是一种奖赏吧！此时，我的心才稍稍地平静下来。宗大顺的集材车连续3年破万米记录，成为省、地的先进包车组。在他们的典型作用下，全工段连续六年超额完成2.5万立方米的集材任务，成为省、地的先进工段。宗大顺同志于1974年入党，1975年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全区唯一一名工人代表。
　　宗大顺这样的典型人物，在塔源林场的各条战线几乎到处都能找到：像患有严重胃病而从不请假的万米运材司机韩喜良，为了多拉快跑多运材，每天都比调度下达的出车时间提前一小时赶到工段；像铁匠出身的二工段党支部书记司甲田，为了改变工段的落后面貌，半年不下山，硬是用自己的带头作用和苦干精神，把一个连续3年后进的工段变为先进的工段；像四工段J—50司机出身的段长李春宝，集材时被原条撞折了腿，在山下卫生所仅简单地治疗了一个星期，刚能自立，用人搀扶着来到工段，他说：“我不能干活，但和同志们在一起心里踏实……”。那时的塔源林场到处呈现出一片比干劲、争先进的热火朝天的景象，感人泪下的动人事迹比比皆是。当时的省专业女作家兼新林区委副书记潘青同志多次到塔源林场，每次都被这火热的创业场面所感化，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和我们一道山上山下地体验生活，采访写真，她多次在山场被这些“钢筋铁骨”式的人物感动得热泪盈框，即席赋诗。我们还根据知识青年的特点，把女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女子养路连。她们夏季养路，冬季参加木材生产，担负着全场200多公里的养路任务。她们自己动手在密林深处盖起了板夹泥的养路道班房，靠扁担加土篮，使公路不断升级。为了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她们还组成了小演唱队，经常到山上山下慰问演出。每当有领导同志来这里检查指导工作时，她们就用自编自演的节目向领导汇报演出，由于成绩卓著多次受到林业部、省、地领导的表扬。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人的思想政治工作难做，生产任务很难完成。而塔源林场之所以能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年年超额完成任务，靠的另一条就是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和榜样的力量。在塔源林场的八年里，林场及工段干部除了每年春节休息几天外，基本上没有节假日，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为了利用冬季时间，多生产木材，完成生产任务，经常是哪里艰苦哪里去，哪有薄弱环节，就到哪里去加强。
　　1974年冬，我在林场最困难的二工段蹲点儿。为了抢时间生产木材，每天早晨出工，我都同工段的干部，提着马灯，到帐篷里挨个地把青年工人唤醒。工段的生活的确很艰苦，尤其在冬天，早餐常吃的是高梁米和冻菜汤，盛在碗里的高梁米一会儿就冻硬了，吃起来沙沙作响。早饭后，工人们便顶着黎明前的凛冽寒风上山去。山场作业点离工段都很远，近的有2公里，远的则达4或5公里。中午，炊事员往山场送饭，挑着两个花筐，一头担的是窝头，另一头挑的是咸菜。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里，从工段挑到山场时，窝头早已冻得梆梆硬了。我们就用木棍儿叉着窝头在火上烤，烤化一层啃一层，咬一口窝头吃一口咸菜；渴了就到就近的小河沟或冰湖刨几块冰，放在嘴里含着。一直要干到天黑得不能作业才下山，每天大约工作十一、二个小时。冬天里的我，身穿皮大哈，腰扎8号线，头顶狗皮帽，脚踏大头鞋，同工人们一起挂索带，拽大绳。在塔源的八个冬天里，我穿坏了两件皮大哈（光板皮大衣）。在多年的木材生产实践中，塔源林场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一道，经过实践总结出了一条适合于大兴安岭原木材生产方式——“采育用统筹作业法”。这个方法的核心就是“采”中有“育”，为了“育”而采；采伐后留下一片有生长前途的后备林，同时把“用”贯穿其中，节约森林资源。这种作业方式是非常符合大兴安岭实际的，因而一开始就受到各级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又因为它把统筹法运用于木材生产中，所以受到当时在全国极力推广“两法”的华罗庚教授的重视。1975年8月，华教授亲临塔源林场视察、指导“采育用统筹作业法”的推广，并给予很高的评价。1977年春，为了推动全管局的木材生产进度，当时的地委副书记全玉祥和地区生产指挥部的领导杨林等同志在塔源林场开了现场会。后来，林业部、省森工总局和大兴安岭地委先后又在塔源林场办了多期培训班，向全国，特别是东北林区，推广这一经验。在塔源林场的八年里，我们领导干部始终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处处以表率作用带领群众，克服困难，完成生产任务。在塔源八个春秋里，我一家六口人一直住在一间30平方米的板夹泥房子里，从未调换过新房。1975年，场里好不容易盖了两栋砖房，那是建场以来第一次盖砖瓦结构的家属房。两栋砖房，一共八户，我们在党委会上明确做出决定，房子优先分给劳模代表、老干部代表、知青代表和为建场有功而过早离开人世的干部的遗属。我们领导干部就是这样，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为林场工人做表率。也只有这样，在那种极困难的情况下，才能说服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同我们一起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实践证明，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没有再比表率作用更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动员力。这就是我在塔源林场八年体会最深的一条，这一条一直指导着我，鞭策着我……。我相信它会使我受用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