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过去创业艰辛　看今朝腾飞任重


　　庞雨田
　　《大兴安岭日报》连续发表了“弘扬大兴安岭精神”的“五论”，许多当年参加过林区开发会战的老同志也纷纷提笔话当年。这些“忆过去，看现在，鼓干劲、做贡献”的文章，使我澎湃的心潮难以平静。做为曾参加过大兴安岭两次开发的一名建设者，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那些开拓者斗冰雪，战严寒，艰苦创业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壮举。然而，积淀在心中的夙愿却又迫使我不得不努力追寻着他们的足迹。也许我所采撷的只是那宏伟业绩的寸草片叶，但我衷心希冀着能对继续发扬大兴安岭精神有所激励……。大兴安岭的开发是1955年布点，1958年组织的第二次开发。那次开发大干了4年，没有站住脚，1962年下撤。1964年又组织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为骨干的大会战。从布点、开发、会战到现在，已经历了39个春秋。为唤醒这片沉睡的原始森林，开拓者们所走过的坎坷道路，真是令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

　　汗洒兴安　青春无悔
　　1958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当我像往常一样在铁力林业局办公室正准备下班时，局党委书记找我谈话，通知我说：“上级决定开发大兴安岭；准备组织上千人的队伍开上去。组织上派先遣人员选到了你。收拾一下吧，等候通知出发。”用现在一些人的眼光看，从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老林业局调到千里之外渺无人烟的深山老林，抛妻别子不知何时聚首，这对个人来说该是一个多么艰难的抉择啊！然而，在那个年代，变动工作理所应当。组织需要嘛，当然应该无条件服从。就这样，简单的谈话一个接一个地进行下去，队伍很快就组织好了。当按指定日期赶到集结地点佳木斯报到后，“大兴安岭建局筹备处”领导的接待同样如此简单：“你为呼南林业局筹备处副主任，立即出发，把同志们带上去吧！”我就拿着一份刚刚接到的名单，带着这个来自四面八方、由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组成的集体，于9月11日，乘上“北京号”客轮，由集结地佳木斯向开发大兴安岭的登陆点——三合码头（现在呼玛县境内）溯江而上，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航行……。从黑龙江边的三合码头，到伊勒呼里山下的塔源，全程240多公里。沿途除了浩瀚无边的林海外，只有鄂伦春人打猎的足迹。从塔源到十八站，将要铺建11个林业局点。新建局两手空空，平地起家，又缺少必要的设备，建林业局，谈何容易啊！从三合站到塔源，一没有道路，二没有交通工具，三没有桥梁，四没有吃饭住宿的场所，要想达到新建局的目的地，就得靠着两条腿走路。吃喝铺盖和住的帐篷，使用的工具，都得靠人背肩扛。
　　9月的兴安北坡寒风刺骨，然而开发大军们走起路来，都是汗流浃背，因为每个人身上还背着几十斤的东西。从三合站到塔源要走上半个多月，就是到最近的十八站也要步行三天。跋涉中不光要风餐露宿，还要在结满冰茬的浅河处趟水而过。就这样，历尽了千辛万苦，我们在这深山老林里，踩出了第一条羊肠小路，升起了原始森林中的袅袅炊烟，建立了各个林业局的筹建处。在绵延240公里的群山峻岭，在沉默了多少年的密林深处，很快响起了斧声、锯声、喊山声，出现了勃勃的生机！参加过第二次开发的同志都知道，国家当时对大兴安岭北坡的开发，只有总体规划，没有投资，更没有较充分的组织上、物资上的准备。加之没修铁路，交通闭塞，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一下子铺设这么多的林业局点，上来这么多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每当我回忆起开发时期的那段日子，当时的”大兴安岭建局筹备处”的主要负责人陈玉昆的形象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大跃进年代，浮夸风盛行。陈玉昆同志可以说是在十分艰难的困境中受命的。他深知：在各种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到原始森林的腹部建立新局，要比在老林区工作艰难得多。可他以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勇敢地承担起了党组织交给的信任和委托。
　　为了稳定队伍，拢住人心，形成合力，完成开发新林区的任务，陈玉昆同志紧紧地掌握住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个强有力的武器。记得在溯江而上的船上，陈玉昆就主持召开了各建局筹备处负责人会议，组建了中共大兴安岭建局筹备处总支委员会，他担任了总支书记。在11个建局筹备处建立了党支部（我当时是呼南局筹备处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党组织的建立，使整个开发建设事业有了领导核心，并且充分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带领大家向局址进发的途中，陈玉昆和大家一样，肩背重负，在鄂伦春族向导的指引下，艰难地向森林腹地挺进。从三合站到白银纳近25公里路程，一大半是在沼泽地里跋涉。踩下去水过脚面，冰冷刺骨，脚冻得麻木甚至失去知觉，头上却冒着热汗。他为大家讲起抗战和剿匪故事来鼓舞士气。每当经过村屯时，别人休息，他却不知疲倦地找当地干部群众，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在各队人马陆续到点后，他立即指挥开始建局的勘察设计、建房、筑路。他指挥在先、劳动在先，享受却从来都落在后边。在开发初期那四年间，他从未有过任何计较。为了安稳人心，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他带头把家属接来在山里安营扎寨。每天工作虽忙得不可开交，可生活中连拉点烧柴这样的小事，他都不肯让人代劳，总要自己和爱人一起，背起自制的雪爬犁，踩着皑皑的白雪，从山里拣些枝丫回来……
　　正是在这样的党的好干部的率领下，开拓者们才能凭着坚强的意志，火一样的革命热情，奉献出了美好的年华，度过了无悔的青春。在当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白手起家，勤俭创业，修筑了240多公里的三塔公路；24万平方米的永久性和半永久性房舍，在没有钢筋水泥的情况下，硬是用黄土加红砖盖起了10幢大楼；为解决粮食、蔬菜供应不及时的问题，还开荒7000多公顷；建起了木材厂、砖瓦厂和医院、商店、学校、银行、邮局等生产、生活设施。昔日莽莽林海中沉睡的小故其固（即现在的塔河县），在几年间变成了比当时的呼玛县还要繁华热闹的林海新城。

　　笑吞苦辛　志在天涯
　　根据国家林业部航测总体开发规划，要在塔源、西里尼、大乌苏、曼拉开、乌鲁克、伏拉根、干部河、塔汗河、塔河口、敖尔青、呼南等11处铺局设点。正当我们满怀信心奋发大干、建设新局的时候，粮食却要断顿了。一部分人只好停工去背口粮。从塔源到塔河口（这里有个小粮库）林场有120多公里路，往返需要走五六天，一个棒劳力只能一次背30公斤粮食，再去掉路上吃的，运回的粮食充其量只有25公斤，建局人员的吃饭问题，只能勉强维持。因为粮源不足，倒背粮食只能是权宜之计。眼看因为严重缺粮逼得最里面的塔源、西里尼、大乌苏三个局就要下撤，在这关键时刻，铁道部东北工程局第三设计院的一名政委带人来定测铁路，得知新建局所发生的粮食危机，连夜用无线电报话机向哈尔滨铁路局告急。第二天就来飞机空投了几千公斤的粮食，总算解了燃眉之急。虽然缺粮问题得到了缓解，但我们以后的生活依然是很艰难的。一日三餐，细粮少得可怜，大都是高梁米饭。菜呢，除了咸菜就是脱水菜汤，有的局点连干菜都吃不上。记得有一段时间，连续三个月没吃上食盐，八个月没有吃上豆油。在那极期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西里尼林业局还出现了一个趣闻。有一天，上山作业的工人发现了几桶大酱，这下子可乐坏了他们，于是像得了宝贝似的把大酱从山上抬了下来。据推测，这几桶大酱大概是几年前森调队丢下的。年头多了，风吹日晒加上山鼠盗，只剩下一层比较薄的边皮了。领导和大夫怕中毒，不让大家吃，可工人们顾不上那么多了，偷着用河水涮一下就吃。开始是个别人吃，多数同志既眼馋可又不敢吃。后来一看吃下去的人啥事没有，也都跟着吃了起来，连大夫、领导也都吃得津津有味。最后，领导和大家商量决定，干脆把剩下的酱存了起来，做为周末改善生活和招待来宾的美味佳肴了。有人对这样的工作、生活环境编了许多顺口溜，说得形象逼真。有一段我至今记忆犹新：“兴安岭、真奇怪，冬奇冷，夏暴晒。蚊蠓小咬三班倒，餐餐高粱脱水菜，吃得特别饱，饿得倒也快。开发舍妻儿，四季常在外，办公没桌椅，纸笔随身带，坐的木头墩，写字垫膝盖。工人领导在一起，有说有笑不喜外。别看条件苦，精神很愉快。”
　　当时的生活艰苦，不光体现在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上，还体现在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闭塞的交通条件带来了极大不便。订的为数不多的报纸成了名副其实的“抱纸”，和外界的联系也基本隔绝，但我们的精神生活绝不单调枯燥。在开展扑克、跳棋、象棋比赛之余，各个林业局还组织起了文艺演出队，弹拉跳唱，自娱自乐，还经常组织文艺汇演和调演，各局的领导都尽力在钱、物和活动时间上给予大力支持。六十年代初期，舞会很有凝聚力。开始我们都不会，但陈玉昆局长总是早早到场，奉陪到底，并要求我们张罗场地，组织好人员，搞好每一场舞会。我的那点篮球技巧和并不太熟的舞步，也都是那时的生活留下的痕迹。每当我在轻缓的乐曲中踏起轻盈的舞步，常常如置身于当年的欢乐之中，听到了共同开发建设时伙伴们那开怀的笑声。当时的生活是苦的，可不知为什么却总感到愉快轻松，充实振奋。可是，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开发，由于多种原因于1962年下撤了。愿望不能代替现实，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受到惩罚。由于只想到让老局“母鸡下蛋”，却没顾到孵出的小鸡用什么来喂。没有铁路运输，大兵团全线出击成了作茧自缚——靠“倒背工”背粮运菜就算能供上11个新建局职工食用，可那高大的松桦原条总不能靠“倒背”出山吧？1962年，记得当决定把上万职工、上千户家属从大兴安岭上撇下去的时候，望着辛苦四年，洒下血汗的地方，有的同志禁不住哭了，泪水顺着由于长期吃不到油盐而显得灰黄的脸上流下来。有的同志在帐篷前桦树上深深地刻下：“林业局筹建处”、“我们还是要上来的！”第二次开发是失败了，可它所留给后人的那种创业精神，开拓者们的冲天干劲，却永远鼓舞人心，令人难忘！

　　绿龙奔腾告慰华发
　　“我们还是要上来的！”花开两春，开发战士们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196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决定”。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奉命开进林海。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把钢铁运输线伸向了密林深处。又是9月重阳，10万名开发战士浩浩荡荡地再次进入了大兴安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大兴安岭的开发会战，林业部领导亲自坐镇指挥，来自小兴安岭、完达山的老林业骨干纷纷冲锋陷阵。此时已人到中年的我，仍然按捺不住当年的激情，再次申请，又加入了第三次开发的行列。虽然是比第二次开发增加了许多有利条件，但环境的艰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那时的加格达奇，除了“东南屯”、“二百一”两个小村屯有几十户人家外，开发区内只有一个300名职工的林业局，房屋总共不超过几百平方米，住家不过百余户。如今的闹市区，当时都是都柿秧和天然花园。会战初期，真是“头上一顶星星亮，地上一片篝火红。”参加大会战的同志为减轻国家负担，都不带家属，住的清一色帐篷。这遍地的帐篷，规格颜色都差不多，所以出了门就找不到”家”的笑话也层出不穷，吃的仍是高粱米、小米及咸菜、冻菜、脱水菜。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宿舍，每个人都要身兼多职，既定指挥员、战斗员，又是司炉工、勤杂工，当然，吃饭有食堂，大家一起排队，生活一切从简。为了改善会战大军的生活，当时的大兴安岭特区党委和政府号召人们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开荒种地，仅用两年时间，就建起了31个生产队，缓解了吃菜难的状况。那时，为了推广高寒地区的种菜经验，特区食堂的门口经常展出特大的白菜、萝卜及土豆、卜留克，人们敲锣打鼓，不时报捷，真是好不热闹。特区的各机关、企业和驻军营房的帐篷周围都是菜地，特区的党委副书记、区长刘先还在自己办公室的窗下开出了一小片菜地。新鲜蔬菜终于不再是奢侈品了。国家及友邻地区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粮食部为会战职工特批了60％的细粮；商业部特批了10米布料；呼盟还一次拨给了15万公斤牛羊肉，特区职工的生活和劳动保护逐步得到了改善。一年时间内，就实现了电话、电报成网，信件、报刊、汇款、包裹当地办理业务；随着林区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兴办了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建立了托儿所、中小学校、电影院和新华书店等单位，基本上形成了较完整的社会体系。回首往事，可以说，大兴安岭开发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创业史，是可歌可敬的开拓者们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大公无私、忘我奉献的历史。忆起大兴安岭几经起落周折的开发史，人们对开发初期的那种艰苦创业精神，如同”家珍”一般，备加珍惜。因为无论经验和教训，都是30多年奋斗用血汗换来的啊！“北国好风光，山河披银装。地上松林绿，地下多宝藏。岭积千秋雪，花飞六月霜。路断人稀少，积蓄多栋梁。”这是当年会战时流传的诗句。现在，除了”路断人稀少”已今非昔比外，随着近年的全面开发建设，越显出这几十年前的诗句根据正确。大兴安岭除了世人皆知的珍贵木材外，已生产了大量黄金，铁和锰矿也被发现；古莲河煤矿不但量丰质好，且土层浅，易开采，已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地上长树、地底埋金，真不愧是镶嵌在祖国北部大地上的一枚珍珠啊！想到39年前自己背着行李刚刚踏上这块土地时的情景，真有隔世之感。目睹这巨大的变化，抚摸着满头华发，我既激动不已，又无比欣慰。新的一年又已来到，刚刚结束的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又为我们展开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我虽然已经离休了，但我还是名共产党员。每逢忆起开发岁月的艰苦生活及创业精神，顿觉浑身是劲，年轻许多。生命不息，奉献不止，将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永远的神圣职责和义务。看到自己那生在林区、长在林区的几个孩子一一走上工作岗位，我时常对他们讲：”当我们这辈人在你们这个年龄，那个时候的大兴安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