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林创业曲


　　马德林
　　新林区位于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北坡，地处大兴安岭地区的腹地。这里山峦重叠，河流密布，树木成林。在这苍茫肥沃的土地上，遍布着落叶松、樟子松、白桦、黑桦、杨、柳等多种树木。森林面积达70.2亿平方米，森林覆盖率达79.95％，林木蓄积量7.7662万立方米，是大兴安岭林区的主要木材生产基地，而且这里的土特山产品、地下矿产资源都很丰富，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全国解放后，黑龙江省曾几次开发大兴安岭，但因这里气候寒冷，条件艰苦，加之国民经济调整而下马停建，没有开发成功。1964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由铁道兵和林业部联合开发建设大兴安岭。从此，一场气势磅礴的大会战在这人烟稀少、沉睡千古的大兴安岭展开了，随之新林区的开发建设也拉开了序幕。

　　接受任务
　　1964年10月1日，我被抽调到林业部伊春社教试点工作总团二队分团任副团长。当时我是大丰林业局党委书记，离职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3月2日社教总团团长杨天放（当时是林业部副部长）通知我说：“伊春市委决定，调你去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工作”。我当即交待了工作，第二天就到了市委组织部报到。市委领导和大兴安岭调干代表王永生和我谈了话，说组织决定调你到大兴安岭参加会战，伊春包建西里尼林业公司（即现在的新林区），由你担任这个公司的党委书记。这个公司的干部、工人全由伊春调配，建成为止。并说公司领导班子由市委就地组建。3月8日前就要组织第一批人员出发。我感到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不知大兴安岭是个什么样。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就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开始准备去大兴安岭。
　　3月4日，市委组织部把组建的西里尼林业公司党委成员召集在一起，由我主持在伊春召开了西里尼林业公司党委第一次会议。会上王永生讲了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的目的意义，介绍了会战区的情况，并提出了一些要求。根据市委的决定，公布了党委成员的任职及分工。朱德录任党委副书记，李延峰任党委委员、公司经理，段洪生、管清海任党委委员、公司副经理，郭天仪、李玉江任党委委员。党委下设政治部，由朱德录兼任政治部主任，郭天仪、李玉江任副主任。会议讨论决定人员分批进入会战区，由我和李延峰带第一批人员先走，段洪生等同志带第二批后走，朱德录带大批干部到齐齐哈尔林干校学习（当时要求进入会战区的干部都要经过学习培训）。会后便分别投入了去大兴安岭的紧张准备工作。当时上级对调往大兴安岭参加开发建设的干部、工人要求很严，规定干部不超过45岁，工人不超过35岁，不符合条件的不要。特别是政治条件，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一律不要。因此，当时参加大兴安岭开发建设的职工队伍素质是比较高的。

　　奔赴大兴安岭
　　经过几天的准备，1965年3月8日，我和李延峰等同志带领第一批会战人员从伊春启程奔往大兴安岭。到哈尔滨下车后，我们去看望了正在患病的老领导张子良。张子良嘱咐我们要把伊春林区的建设经验带去，把大兴安岭林区建设好，建成新型林区。告别张子良同志后，我们又乘车北上。来到齐齐哈尔按照会战指挥部的安排，我和李延峰坐火车到嫩江，其他同志由齐齐哈尔乘火车经牙克石绕到阿里河再到加格达奇（因当时火车只通到嫩江，到加格达奇的铁路尚未建成通车）。3月11日早晨，我们到达嫩江车站。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派来一台212吉普车接我们。我们没有休息，坐车向加格达奇进发。在一个少数民族乡吃的午饭。因当时心情很急，想快点赶到加格达奇看看大兴安岭林区是什么样，所以，午饭后我们也没休息，又继续驱车赶路了。当时没有公路，是铁道兵进来后修的简易路，道路特别不好走，有的地方还得下来推车，经过一天的颠簸，晚上5点钟才到达目的地。第二天早晨起来，看到群山环绕之中的加格达奇一片皆白，山上山下到处是雪，真是雪的世界，雪的海洋。天气异常寒冷，虽然已是春天，但风卷着雪花迎面扑来，象刀子一样刮脸，使人直打冷战。整个加格达奇只有二栋旧砖房（据说是以前开发建设时留下的）和一些草房（鄂伦春人打猎时居住的）到处是新支起来的帐篷和少数用预制件搭起的临时房，会战指挥部就设在临时房子里。虽然加格达奇还是一片荒原，但会战的序幕已经拉开。修路的、建房的遍地皆是，军民会战、车辆穿梭，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早饭后，会战指挥部政委罗玉川和指挥部领导刘先跟我们谈话，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的决定和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林业部和铁道部联合向国家经委并中央书记处呈送的《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报告》，讲了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的重要和建设规划。大兴安岭的建设与其他林区的建设不同，要建设新型的林业公司（当时规划大兴安岭林区建11个林业公司），这个公司是一个小型的林业管理局，是一个托拉斯性质（学习外国经验），一条龙生产，少出原料，多出成品的综合性新型林业企业，并指出，这个会战只许打胜，不许打败，一定要按中央的指示搞好开发建设工作。会战指挥部的领导还谈了采取会战的方法，集中力量分期建设各公司的安排意见。指出，第一年（即1965年），先建设松岭林业公司，要集中各公司的力量参加会战松岭，第二年再建新林（当时叫西里尼）、塔河。对新林林业公司提出的要求是：一年准备，二年筹建，三年生产。具体给了三项任务：一是参加松岭林业公司古源林场的筑路会战；二是参与制定对新林林业公司的规划设计；三是作好过冬准备，不要冻坏人、冻坏机械设备。

　　新林定点
　　根据会战指挥部的安排和大兴安岭林区总的设计规划，新林林业公司的边界走向、公司和林场的经营范围、年产量等大的问题已经确定，需要我们参与设计的是林业公司、林场及各贮木场所在地的位置选择、设计等工作。任务明确后，我们急着要看看西里尼林业公司的山山水水和林地情况，跟指挥部要了一台车，3月13日我和李延峰带着一张西里尼林业公司的设计图纸，从加格达奇坐汽车到松岭林业公司古源筑路点（当时同我们一起上来的职工已经到古源参加了筑路会战），拉着邢子臣（当时任公司生产科副科长）、徐明信（当时任公司计划科副科长）等人，加上司机我们一行5人到西里尼踏查。我们是本着全面踏查、重点复查、反复推敲，最后确定的方法进行的。我们顺着三塔公路由南向北先到塔源，从塔源到西里尼，晚上住在西里尼铁道兵六师师部。第二天（即3月14日）我们从西里尼出发，途经大乌苏、碧洲、翠岗、富乐，到塔尔根全面地查看了一下。中午我们赶到塔河林业办事处，在那吃的午饭，饭后接着又返回来重新看了塔尔根、富乐、翠岗、碧洲、大乌苏，晚上又回到了西里尼（后改称三荣岗，即原技工学校所在地，当时铁道兵六师师部驻地）。饭后我们几个人就研究公司定点问题，当时塔尔根、富乐、翠岗、大乌苏、西里尼都有房子（据说是以前开发建设时留下的）碧洲、林海和现在新林这个地方没有房子。根据总体方案和会战指挥部的意见，准备在西里尼、大乌苏、翠岗这三个地方造一个点建林业公司。我们在研究时觉得翠岗太偏了不占中心，建公司不合适先舍了西里尼（鄂伦春语，意思是死地），大家觉得不吉利。另外在踏查中看到有些树上有涨水挂的草，怕受水害、不安全，也放弃了。经过比较一致认为大乌苏不错，很平坦也很宽敞，地面很大。为了慎重起见，第三天（3月15日）我们又重返大乌苏，从山顶上往下看，冰封的曼拉开河、海拉河和大乌苏河象三条银带在这里汇入塔河。但大乌苏的地势高低，河流的水位如何，从山顶上看不清楚。我们又从山上下来，沿着河道踏着一米多深的积雪，查看河两岸的最高水位留下的痕迹，查看大乌苏的地势。大乌苏又叫海浪（鄂伦春语，大水的意思），从地图上和实际踏查确有三条河对着大乌苏，而且地势较低，有可能受水害。经过反复踏查分析，大家又觉得不行。从大乌苏往回返经过新林这个地方（当时在三塔公路的山弯外，即现在的红砖住宅有一个养路道班房叫新林道班，而且总规划图上这里设有一个贮木场叫新林贮木场，新林的名称由此而来），大家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平坦，地势很高，二阶台地，河水上不来。北面又有一山樟子松林。而且窝风向阳，位于公司的中心。虽然面积小点，但按当时规划人员并不太多，完全可以住下，于是统一了意见，大家一致同意把林业公司设在新林。当时提出为了吸取老局的教训，这个后山的原始森林必须保存下来，为原始森林的标本，谁也不能破坏。我们踏着没膝深的积雪，顶着凛冽的寒风，经过几天的反复踏查，行程几百里，终于选中了理想的公司地址。
　　3月16日我们回到了加格达奇，向会战指挥部作了汇报。经会战指挥部同意，决定西里尼林业公司定点在新林这个地方，并根据我们的意见把西里尼林业公司筹备处，改称为新林林业公司筹备处。3月17日我们派邢子臣、温桂实2名干部带领29名工人如期到新林建点。他们架起了三栋绿色的帐篷，它宣告了全国最大的林业公司一新林林业公司的成立。

　　古源筑路
　　3月初，由伊春调来的第一批职工，到加格达奇后，根据会点指挥部的安排，直接到松岭林业公司古源林场参加筑路会战。根据公司党委班子的分工，由朱德录、管清海、李玉江负责筑路会战。当时会战指挥部给新林林业公司的任务是25公里，为了保质保量完成古源筑路任务，公司党委把3、4月份调入会战区的1300余名职工，抽出近千名成立了古源直属筑路工程处，下设5个中队，在古源林场27支线筑路会战。当时筑路困难特别多，我们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由于调来的职工都是林业职工，不懂筑路工程技术，大家就边施工边学习。由于路没修通，车上不去，吃的用的都是靠人背上去的。住的是帐篷，睡的是小杆搭的铺，人在铺上睡，水在铺下流。没有鲜菜就吃三干（土豆干、萝卜干、倭瓜干），喝的是“三省汤”（无油、无菜、无盐，用开水冲酱油的汤）。吃饭时没有食堂，也没有饭桌，大家就蹲在帐篷外边的雪地上吃。真是头口热，二口凉，吃完三口就筛糠。没有水大家就化雪水、冰水吃。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生活条件下；无人叫苦，无人埋怨。大家起早贪黑，争先恐后，干劲特别高。在施工中遇到一段塔头甸子，有2公里长，这段路要是从别处运砂土垫，一年也完不成。大家想出一个好办法，叫反扣塔头，就是把路两边的塔头用锯、斧头拦根切下来，再把它根朝上反扣在路段上的塔头中间，上面再铺上一些砂石，这样既节省了修路材料，又加快了施工进度，2公里的塔头路段没几天就干完了。在困难面前大家团结一心，奋勇直前，不退缩，不畏难，动脑筋，想办法克服了各种困难，战胜了一切阻力。为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鼓足职工的干劲，我们加强了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据职工都想快点完成筑路任务到新林的思想动态，我们提出“早干完早回新林，早盖房子早搬家”的口号，深得筑路职工的欢迎，激发了大家的干劲。我们在劳力、物力、财力上都首先满足古源筑路工程的需要。由于我们作法得当，思想工作领先，大家热情高、干劲足，使施工质量不断提高，速度不断加快。原来预计9月份完成的任务，结果提前一个月超额1.5公里，完成了25.5公里的筑路任务，受到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的表扬。

　　开发建设新林
　　1965年3月20日我和李延峰、段洪生、郭天仪等公司的领导来到新林。这时的新林是一片林海。大雪没膝，寒气袭人。在密林深处架起的三栋帐篷里住着几天前到达的30几个人。我们来到之后开始研究部署开发新林的会战。当时会战指挥部的安排是第一年准备，第二年筹建。可职工陆续上来了，总不能呆在这儿等待开发。我们班子商量后决定创造条件提前进行开发建设。我们首先搞了新林林业公司所在地的街道规划和林场的铺点建设。对新林林业公司所在地的城镇建设，因为是新变的，负责新林设计的东林设计院原来没有设计规划，又马上拿不出来，我们不能等着不干，怎么办？我们公司的领导商量，要一不等，二不靠，自己动手往前赶，抢进度。我们找来森调队的吴广昌商量。广昌同志说，咱们连一架仪器都没有怎么干？我们说没有洋的土法干，用三杆捣，抄直就行。经过研究先从现在的物资科门前开始向西开第一条路，以这条路为基点，规划了街道居民区。把新林这块地方划分了36块，每一块叫一个小区，共分36区。在街道规划上当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街道太宽了没用，大多数意见还是宽一点好，要有绿化带和人行道。后来还是按宽一点的意见办的。这样我们开出第一条道路之后，就开始伐树建房。为了不影响整体规划，当时建的机关办公室、商店、浴池、卫生所、学校等都是按临时家属房舍建的，以便后来改作家属住宅。
　　4月份开始，我们几位领导和有关人员按照东林设计院的规划设计，对各林场、贮木场和家属区从南向北一个林场一个林场的进行全部复查。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行程几百里，当时是冬春之交雨雪交融，到处是水，一湿半截，大家一无情绪，二不偷懒，认真负责地查看，比较研究，最后统一认识。经过全面复查之后，对大乌苏、翠岗、塔尔根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但对塔源、碧洲、新林三个林场都提出了不同的修改意见。塔源林场原设计贮木场设在河东现在的铁道甩出线，楞场规划在河套里，机关设在现在的车队，居民区设在现在的贮木场。我们经过复查认为：贮木场地势太低受水气，机关放在西山根地方太小，放不下，家属区受气，我们意见贮木场应放在南山根，家属区应放在河北，就是现在的样子。对碧洲当时的规划是，一出山洞即是车站，贮木场设在河南的南山根，家属区就设在桥队那一片。经过我们反复踏查，找到了现在的所在地。我们认为：北山根背风向阳，地势平缓，不但林场应设在河北，车站也应迁到河北。后来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全部搬到现在的地点。我们争论比较多的就是新林的规划，设计院第一方案提出，新林贮木场专用线由车站开始，经现在的大修厂、物资科门前奔文化宫到一综合商店，就是说由东北到西南这一条中心地带全作为贮木场，而把居民区一划两半、北山根一半，南山根一半，我们坚决不同意这个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贮木场放在铁路东即现在的一处，那是为了防洪水要修建永久性的防洪堤。铁路西全作居民区。第二个意见是把贮木场放在现在的三区，车站往南提500米，这些意见他们都不同意，他们说贮木场放在路东不安全，修堤投资太大。放在山东面永冻层太冷等等理由，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后来我们才又提出把贮木场放在东南角即现在的位置上，管理局同意了我们意见，就成了现在的样子了。当时的宏图（原名前进）、富林由于交通不便没有建设。还有几个小贮木场如塔源的新建、宏图的东升、碧洲的青森等，经踏查认为不需要设置也就取消了。这就是新林开始规划的基本情况。各林场的规划确定以后，陆续派去了干部、抽调了工人，开始了筹建工作。在我们搞新林城镇建设规划和林场铺点规划的同时，全公司开始了修路、建房，展开了筹建工作。从此，拉开了新林会战的序幕。当时会战指挥部没给建房任务，也没给投资。我们班子商量后由我去加格达奇找指挥部领导请示建房指标。我们认为：三年不带家是不妥当的，是违背群众意愿的，政治上也是弊多利少的。其理由是：第一家属不来，职工不安心，思想不扎根，两地牵挂影响工作，第二经济受损失，影响建设。如每一个职工一年探一次家，一次一个月，三年三个月，工资旅费照发。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建起简易房子（当然公家也要补一些玻璃、油毡纸等），另2个月可为国家工作。第三政治上主动，体现关心群众生活，也不用在伊春设留守处，解决原单位的家属生活中的问题。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必须尽早把家搬来，有利于稳定思想，有利于开发建设，有利于政治上的主动。早搬比晚搬好。据此三条，由我代表公司向指挥部领导刘先同志作了汇报，提出了我们要动员群众，大搞自建公助的意见。刘先觉得有道理，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刘先说：“在原计划3600平方米房舍的基础上，那你们就再盖，我也不给你具体指标，你能盖多少盖多少，年末一起结帐。”同时拨给一些投资和玻璃、油毡纸、元钉等建筑材料。回来后，我们就发动职工群众大建房舍。我们告诉职工，谁盖好房子谁搬家。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涨，有的几个人合伙盖一栋，有的单位集体组织盖。有的房子快盖好时就选出代表回伊春搬家。大家都盖房子，建筑材料不够怎么办？我们就发动职工想办法，就地取材，自己生产。没有红砖自己烧。为了找到能烧砖的黄土，我和几位领导踏查方圆20多公里的地面，从西里尼到新林这十几里长的路两侧，每隔30米挖一个坑，一直挖到三塔公路新林班道房，（即现在的红砖家属区），才找到黄土。我们抽调30名工人办砖厂，开始大家都是不会烧砖，就干中学，失败了再干，就这样大家学会了烧砖。开始没有窑，就用无窑烧砖法，仅用三个月时间就办起了砖厂，到年底生产红砖500多万块，基本解决了当年建房的需要。没有板方材自己加工，我们除了充分发挥大锯工人的积极性之外，还派技工肖万录、周玉良带领几名同志，在段洪生副经理的亲自指挥下，开始建厂，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仅76天就建成日产40多立方米的简易木材加工厂。当年加工成材5039立方米，采自用材19970立方米，解决了基本建筑用材。没有房瓦就用油毡纸代，没有白灰就用黄泥，没有玻璃就用塑料布，元钉不够就用铁丝掐，建材不足就盖简易房（小杆夹泥，板条夹泥的房）。单位盖的有困难，就发动群众自建公助（给一个月工资自己盖，公家给点油毡纸）。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年全公司就盖起了办公室、仓库、医院、商店、三用堂（开会、吃饭、学习用）、学校等公用房舍和居民住房共计38408平方米。其中砖木结构房舍2625平方米，简易房舍32768平方米，自建公助房舍3015平方米。达到了各种车辆有库房，职工从帐篷搬进了宿舍，共建家属住房近千户。
　　10月份就把家搬来了。同时还建了2个农场，开荒地300多亩，组织家属集体经营农副业，为来年解决吃菜问题打下了基础，作好了准备。又建立了商业网点，开办了小学校，解决了154名随家迁来的学生入学问题。总之，新林会战的第一年，在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和特区党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了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有关方针、政策，学习大庆、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调动了开拓者的积极性。大家不怕苦、不怕累、不计时间，不讲报酬，抢晴天，战雨天，顶风雪，冒严寒，大战270天，初战告捷。一年完成了两年的任务，为第二年投入木材生产作好了准备，创造了条件。受到上级的好评，被黑龙江省评为学大庆先进单位。

　　开拓者的风格
　　会战初期，英雄的开拓者们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加速林区的开发建设，他们一心想着会战，一切为了会战，公而忘私，团结奋斗，艰苦创业，表现出了无私的精神和高尚的风格，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凯歌。
　　古源筑路工地在一次施工中，工人李松林不慎脚被钉子扎穿，同志们把他送到医院，领导和大夫让他住院治疗，可他却偷偷地拄着拐棍回到工地。同志们劝他回医院，他对大家说：“我现在虽不能挑土挑砂石，可我有两只手，还能为会战做点贡献。”他坚持留在工地上用双手帮别人装石头，手磨出了血仍然坚持干，身边装没了他就爬着向前靠近砂堆继续装，同志们都感动得流出了热泪。常孟久，绰号“常流汗”，他干活不掺假、实在。1965年3月18日他来到古源27支线筑路工地，挑了一副头号大土篮子，用铁线把底缥牢，装满砂土担在肩上行走如飞。大兴安岭的3月遍地是雪，风卷残雪，漫天飞舞。可常孟久只穿一件小布衫。汗水仍然不断地流。推独轮车，五大三粗的汉子也推不过他，当然汗水也流不过他。他一天挑过5、6立方米土，推过6.2立方米砂石。堆在一起象一座小山丘。他为什么这么“傻”！他说：“既然我们是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那就得拼命干，要不什么时候能建成。”多么朴实的语言，多么有力的回答。班长韩玉生领着全班12个小伙子，主动承担地势复杂、工程量大、施工困难的路段。这段路地冻的象铁块一样，一镐下去一个白点，他们迎着困难上，他们实干加巧干不仅没有影响进度。而且提前完成了任务。
　　新林会战现场，1965年8月的一天夜里，砖厂工人刘国志在睡梦中被一阵雷雨声惊醒。他一骨碌爬起来看到外边下雨了，他立即想到刚做好的砖还没有盖，如被雨浇了就完了。可没有苫布怎么办？他毫不犹豫地抱起被、褥、床单、毡子就冲了出去。当他苫好砖坯时，浑身已被雨水淋透了。事后领导和同志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砖坯若是被雨淋湿了，就不能用了，那就会影响建房速度，我的行李湿了，还可以凉干继续用，我是砖厂工人，这是我的责任。”多么普通的语言，多么崇高的风格。现在有的同志可能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傻”事了，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新林一个建房工地上，从东北林学院和山东林学院来的27名大学生，精心地挖出房基地上的松树苗，用手捧着移植到后山坡上。他们爱惜这些小树，就象爱惜书本一样。书是知识的源泉，树是社会主义大厦的栋梁。现在这些小树，在医院后山上已长成栋梁之材。塔源林场卫生所大学实习生修杰，在一次到公司领药品返回途中，遇到了大风雪，为了不使药品冻坏，他不顾自身的寒冷脱下皮大衣把药品包好，并将一些水剂药品揣在怀里。当他回到单位时，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当时在会战中，不仅老工人如此，就是新参加工作的小青年也在学大庆、学雷锋、学解放军，不怕艰苦，不怕困难，不讲待遇，不计报酬，忘我劳动。砖厂的小青年不仅劳动积极认真负责，而且还发挥了敢想敢创的精神，创造了高吊运水和卷地毯式起土坡的好办法，减轻了劳动强度，加快了进度。碧洲林场的小青年，为了加快建房进度，不等不靠硬是在十来里路的南山，把建房用的大柁和檩木用人从地上托回来。指挥部领导刘先同志来检查工作看到后非常感动。当场题词“罗成刻苦闹革命，艰苦奋斗建兴安”，予以鼓励和表扬。会战初期，干部参加劳动虽是指挥部的明文规定，但是我们的干部不是被动的执行规定，而是变成了自觉行动。会战一开始干部就同工人打成一片，实行“五同”“五带头”，即：一同住帐篷、一同排队买饭、一同学习、一同劳动，有事同工人商量；带头学习，带头艰苦奋斗、带头克服困难、带头勤俭节约、带头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我们上班时间跟班劳动，下班后给工人宿舍烧炉子、打更、担水、卖饭。有的同志不习惯睡床铺，腰痛，我们就上山搬来石头为他们修地火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好干部、公司副经理段洪生，他是和我们一起进入会战区的，他在来新林之前，在伊春是制材的八级工，由于当了干部在工作中曾多次受挫，工作单位失火被拘留过，三反运动被打成“老虎”。因此其爱人提出，你再当干部，就和你离婚。就这样也没有动摇其革命意志，还是听从了组织安排，当了干部。来会战区以后，更是认真负责，艰苦工作，任劳任怨。他白天到处检查安排工作，晚上不是开会研究工作，就是找同志谈话落实任务。他在来新林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宿舍的灯在晚上11点前没有熄灭过。他对工作不仅认真负责，敢于处理，而且能吸取教训，提出防范措施，如我们在新建的房舍中有一栋因烟道处理的不好，出了火情，险些烧了这栋房子。段洪生抓住这个事件，认真追查了，最后找到是责任不清，瓦工不认真造成的。他除了召开大小会议公开处理事故吸取教训外，还建立了严格检查制度，建立了房舍防火责任台帐。房舍建完交工时将房舍编号注明是那个班组建的，烟道是那个瓦工砌的，都要在台帐上签名盖章，以便追查责任。由于建立了这项制度，以后再没有发生类似事故。一次我们新进来的一台汽车挡风玻璃打坏了，他就连续召开会议追查，直到查清是别的车压起的石头打坏的为止。他看到部队团部的一个连队，把路边上一片幼林给砍了，就马上找到师部进行交涉，直到部队领导作了处理，下了通知为止，并派了护林员进行巡回检查，特别是“文革动乱”初期，有的已经成了造反组织，有的领导已经靠边了，领导机关失去了指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段洪生不怕困难坚持工作。为了加强林场检修所的力量，把大修厂的技工下派到林场，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批斗他。就在他临终前的一天晚上，被造反派批斗之后，还研究了新林贮木场的修建和电站的检修问题。他的思想作风，作为一种风格一直在新林流传着。那时会战不分上班下班，白天晚上、干部工人，只要有任务，大家一起上，个个争先。大兴安岭夏天昼长夜短，工人都是早晨起来先干一阵活再回来吃饭，晚饭后又都到工地上一直干到天黑为止。人们的精神面貌、劳动热情、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正如有的同志说的那样：“那时是一心为公的时代、无私奉献的时代、共产主义精神闪光的时代。”新林区（林业公司）开发建设距今已经20多年了。每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当年参加开发建设新林区的职工群众的那种主人翁责任感；那种干群之间的亲密关系；那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团结一心、公而忘私的精神；那种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拼搏劲头；那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总是闪现在我的脑际，铭记在我心中，永远不会忘却。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