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大兴安岭工作的几个阶段 陈松元
接干到边疆
1969年我已从双城县委组织部长的职位上靠边，被派到县委整党工作队赴青岭公社参加整党。10月末的一天晚上，刚从老百姓家吃过晚饭回到公社，县革委会派人向我传达县革委会的决定，调我到大兴安岭工作。并讲，“大兴安岭是我国北部边疆，中苏边境正处非常时期，要我有思想准备，三年内不能带家属。并限我三天内到松花江地区报到。”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并随来人一同返回县里。晚上，我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我家当时7口人，上有年迈的老母，下有不懂事的孩子，爱人身体还有病，我这一走，三年之内不能带家，他们怎么办？再说大兴安岭刚开发，条件十分艰苦，和内地无法比。1968年我曾带领双城县民工住在22站，修二根河一带公路，对大兴安岭冬季的寒冷，生活的艰苦，早巳领教过。爱人也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你就去吧，家里有我在不用你操心。再说，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应该做到哪里艰苦哪里去，哪里需要哪里安家，况且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你也答应了。”爱人的话使我更加坚定了来大兴安岭的决心。我准时到松花江地区报到（当时松花江地区设在阿城），报到那天，正遇上在地区工作的老领导陶格、陈德贤夫妇，他们听说调我去大兴安岭工作，非常关心，陈德贤关切地说：“你家有困难能行吗？要不我向地区说一下，家庭有特殊困难，也可以不去。”由于我去大兴安岭决心已定，谢绝了陈德贤夫妇的好意。地区政治部热情地接待了我，让我先到大兴安岭特区驻松花江接干组参加接干。接干组长是阿木尔区委组织部长张秀山同志，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冒着严寒，风尘仆仆的走遍了松花江地区辽阔的冰雪大地，从阿城、双城、呼兰、五常、宾县、巴彦、木兰、通河，一个县一个县的了解拟调大兴安岭的干部情况，一个人一个人的进行家访和谈话，在走访中发现不符合调干条件的，家庭实在困难的，身体实在不好的，经与县里勾通，均给予照顾，不勉强接收。对坚决要求去的，符合调干条件的，县里又同意的，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并将接收干部的情况及时向特区总接干组汇报，确定分配单位和报到地址。把介绍信发给干部本人直接前往接收单位报到。松花江调干工作历时三个月，坚持了接干条件，克服了各种困难，保质保量的接收支边干部200余名，于1969年未圆满完成了接干任务。我被分配到新林区塔源林场任副主任。1970年元旦刚过，我正准备去报到时，特区通知让我暂留在总接干组，时间不长又通知我到特区革委会政治部干部组工作。1970年5月大兴安岭在全省接干工作正式结束，总计接收各级各类干部1900多名。
“龙口”夺粮
大兴安岭地处祖国边陲，气候恶劣，开发会战职工主副食供应困难，特区党委为减少对外的依赖，决定在大杨树区建立林区食品基地，为林区职工提供粮食和蔬菜。因此，大杨树区下属的农场收成怎样，直接影响林区职工的生活。所以，每到收获季节，特区都组织人力物力协助农场职工抢收，1970年也是如此，麦收即将开始，大杨树区下属的达拉宾、反修、奋斗、欧肯河、巴彦、东方红、嫩江、宜里等十几个农场的麦田，由南到北麦浪滚滚，丰收在望。在大兴安岭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麦收季节的天气，变化无常，一阵云彩一阵雨，一阵冰雹一阵风。特区为了实现丰产丰收，抓紧时间，集中人力物力，在全区范围内组织一场麦收大会战，决心把丰产的粮食抢回来，来个“龙口”夺粮。从特区机关和加格达奇区抽调500人，调集林区的机械和车辆，开进了大杨树的各个农场。我们在特区革委会副主任赵清景同志的带领下，进驻大杨树区，地直机关的政治部和保卫部的100多人，被分配到达拉宾农场二队劳动。那时大兴安岭的麦收、机械化程度比较高，收割小麦用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个别地角地边用人工收割。翻斗车跟在收割机旁边，把收割打下来的麦粒运到晾晒场，再用扬场机出风。当时我们这里的麦田收割几乎全部机械化，速度很快，不到一天，收回来的小麦堆成小山一样，那场面至今还让我激动不已。我们深切地感到农业的根本出路确实在于实现机械化，只有那样才能大大解放人力，提高生产力。当时除大面积收割麦田、运输和扬场使用机械外，每天晾晒，传堆还得靠人工。最累是装袋上垛，把晾晒好的麦子装麻袋垛起来。因为越垛越大，越垛越高，就得搭起跳板往上扛，近二百斤的麻袋在别人的帮助下搭上肩，小步快速上到跳板上，再一步一颤的走到垛上，慢慢放下麻袋，从另一个跳板上下来。再棒的小伙，几个回合便累得气喘嘘嘘，再加上暑期天热气温高达到30多度，一干一身汗，但没有人叫苦。我还记得能扛麻袋的有保卫部的初亮乙、张振年等七八位，政治部组织组杨永俊，宣传组田长尧，工代会秦忠、干部组的我，一共不到20人。整个麦收季节背背扛扛都由我们来做。我们这些人扛麻袋的姿势也不完全一样，有扛立肩的、有扛横肩的，有用胳肢窝夹的，猫着腰撅着屁股，边走边和大家开着玩笑，虽然活很累，但大家心情愉快。一到暴风雨就要来临之际，整个麦场一片沸腾，有往起传堆的，有上垛的，争分夺秒，没等雨下来，已把麦堆苫好了。那时的岁月，我们的集体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五点起床，六点开始干活，中午四两一个的大馒头，每人最少吃两个，有的甚至吃四个，大碗豆浆都喝两三碗，咸菜随便吃，菜汤、豆芽汤随便喝。晚上天一黑，大家就休息了。100多人都住在一个大仓库里，搭的地铺，干了一天活大家都很累，一躺下就进入香甜的梦乡。大兴安岭的天气早晚温差很大，人们形容这里的天气是“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守着火盆吃西瓜”。有时人们干活累得满头大汗，稍不注意就感冒了，浑身高烧出虚汗，这时人们把他埋在麦糠里，让他只露出个脑袋，不一会埋在里面的人就汗流浃背，这时人出来穿上衣服感冒就好了。后来听说，这种办法治疗腰腿疼病，效果也不错。就这样我们在这干了十几天后，赵清景同志又把我们分成几个麦收小组，到各农场检查麦收情况。我被分配到地革委办公室主任刘景坤同志带队的检查组，还有宣传组的田长尧，组织组的吴书礼，文革组的宋德峰，工代会秦忠，文卫组卢伟等一行7人，到奋斗、反修、欧肯河等农场，检查麦收的质量进度。当发现有的农场把小麦拉回麦场不及时出风晾晒的问题，我们就及时通知农场赶快出风晾晒，防止气温高发烧捂堆；发现有的队收割的麦茬过高，把低矮的麦穗丢在地里，对这样的问题，责令他们组织人工补收。一路边走边看，走累了就住下。当我们来到反修农场时，天快黑了，西南方向黑云压顶电闪雷鸣，一场暴雨就要来临，我们大家加快了脚步，往附近的反修二队跑，还没跑出多远，霹雷闪电就在我们头顶炸响，跑是来不及了，我们分散开来，有的蹲在树根旁、有的躲在收割机底下、有的趴在地上，雷雨交加过后，大家起来汇聚到一起安全的到达住宿地点。后来听说那天晚上东方红农场有人被雷电击死，我们这才感到后怕，据说，那天躲在大树和收割机底下的同志都是最危险的区域，极易被雷电击中，老天的照应，我们平安无事。不久麦收会战结束，我们高兴地返回特区。
在翠峰“五七”干校
文革中“四人帮”利用“五七”干校整治大批干部，在干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因此，老百姓一听说上“五七”干校就知道这个干部有“问题”了。1971年，在特区“五七”干校挨整的干部大部分已调回地区安排工作，剩下几位也都因病回家了，帐篷空空已经没有人住了。特区革委会决定，利用翠峰“五七”干校办干部轮训班，先轮训全区副科级以上干部，每期三个月，轮训200人。1970年春节我请假回家，元宵节刚过，正月十六我就返回特区，政治部通知我去翠峰“五七”干校轮训班学习，当天晚上我就背上行李，乘火车去翠峰。一下火车，轮训班的一位副主任正在车站接我，他们热情地问寒问暖，帮我拿东西，我背着行李，边走边唠，不一会就到轮训班的宿营地。齐刷刷的十几栋棉帐篷，帐篷的一头搭在板夹泥的房头，里边烧的地火龙，刚劈完的桦木袢子整齐的靠墙垛着。地火龙里的火烧得正旺，外头天气虽然很冷，室内却温暖如春。这位副主任说，“已经开班一周多了，政治部电话通知我们，说你春节请假回家，近日就可报道，你们政治部的人都分在一连二班，我现在送你去。”我进到二班帐篷里已经九点多了，看见大家都没睡，南北两侧通铺行李用具摆放的整整齐齐，好象部队营房一样，大家正在整理笔记、看书，见我进屋后，多数都认识，不认识的几位也都一一作了介绍。我记得当时有组织组吴书礼、宣传组张金生、工程公司的蒋忠璞、刘奎山、王树卿、刘海楼，还有大杨树煤矿的陈益山等十几名学员。当时轮训班有个响亮的口号，也称为轮训班的宗旨，叫“吃小米、爬大山、改造世界观。”轮训班每周上两次大课，基本上是一半时间劳动、一半时间学习，每天晚上也有活动，时间安排得很紧凑。我在这里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劳动课中，学会了用弯把锯放树，学会了木材归楞，学会了抬大木头，学会了劳动号子。如，抬原木根据大小分8人、6人、4人抬，用卡钩钩住原木，喊号人一声令下，“哈腰褂呀，咳哟！直起腰啊，咳哟！迈齐步子，咳哟！往前走啊，咳哟！踏上跳板，咳哟！留脚下啊……”上到楞垛后，一声号令立即放下。楞垛上有归楞的人，用压角子把原木拨正入楞。抬原木，不论几人，抬头扛的两人最关键，个头大小要搭配好，高对高，低对低，一声令下，咬紧牙关挺起腰，否则，腰直不起来，迈不开步。除此之外，我们还搞军事训练，苏式7.62步枪拆装、擦拭等，要求蒙上眼睛，3分钟内把枪拆开，大栓、弹簧、撞针等，一件件摆在桌上，然后再摸着组装起来。我们参加轮训的人，大多数能在3分钟内闭着眼睛拆装7.62步枪。轮训班结束前，放一周假回单位征求意见做好事。南方的三月已是春暖花开，可大兴安岭还是白雪皑皑，万里冰封。政治部办公室两侧木板厕所里尿冰成山，政治部几个学员不怕脏、不怕累，集中到一起，刨的刨、撮的撮、扫的扫，用一天多时间，把这个大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尽管尿冰渣满脸都是，但大家心里很高兴，因为这是为人民服务做好事。在“五七”干校学习三个月，从没吃过一顿细粮，整天是高粮米、大馇子、咸菜疙瘩、白菜豆腐汤，生活条件确实艰苦。那时的岁月，人们的心里压力特别大，很怕一时不慎说了错话被打成反革命，人人革命，个个自卫，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在那“五七”干校的日子里，人们已没有什么自由而言，当时盛行的一句话就是，“只允许你老老实实，不允许你乱说乱动”。
上山打火
1970年5月我到大兴安岭特区报到后，正遇上头两天大杨树着山火。特区政治部的毛振强、欧志民、张文举等三位同志在打火中牺牲了，还有一些同志被火烧伤，大家心情非常沉痛。听人说：着火时大家都在休息，有人点火烧稀饭，由于风很大，突然着起大火来，谁都感到非常突然，在危急时刻有的人就地趴下，用衣服等东西盖上头，火一过去就没事了。有的人见火来势凶猛，不知所措，还有的人想要跑开也来不及了。被火烧死的人就是因为刚到林区工作，没有这方面经验造成的。后来那个擅自点火烧饭的人受到法律严惩。第一次上山打火时，那年我35岁，由于没有打火经验，就跟着政治部的田长尧、苗俊卿等有打火经验的同志在一起。接到指挥部的命令，那次打火主要任务是，顺着火烧过的地方，扑打残火、余火和清理火场，防止死灰复燃。一天下来衣服、裤子全是黑的，脸也是黑的，只能在休息时，在小河沟叉子里洗把脸。唯恐掉队，再累也不敢落在后边，紧紧跟上队伍。在大兴安岭的山林里一个人就像一棵小树，丢了很难找到。到了晚上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选个高坡干爽的地方，就近弄些干草，铺在地上，再盖上棉衣很快就睡着了。到了后半夜，就冻醒了，大家在一起，点起一堆火，围成一个圈，那时才真正体验到“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滋味。那次打火幸好是春天，阳气往上升比后来秋天（实际已经飘雪花了），打火要强得多，再冷也好坚持。到了第二天，把背去的食品吃光了，背壶里的水也喝光了，一双鞋也刮破了。第三天指挥部给送来了饼干、罐头、咸菜等食品，渴了就到小沟叉子喝点水。就这样坚持了五天五夜。接到指挥部撤出的命令后，我们才撤出火场。回到特区已经筋疲力尽。休整两天后，又投入了新的工作。我们特区政治部干部组的同志一听到有打火任务，都争先恐后的要求去，那时我们家都没搬去，都是独身，说走就走。指挥部按单位调集打火人员，限定人数、性别、年龄，多去不行，少去也不行。后来，有时春、秋两季没有打火任务，就参加烧打防火线，防止机车喷火燃烧引起火灾，就在铁路沿线两边，把可燃物如树木、杂草等打烧掉，限定范围、区段，分工负责，保质保量，最主要的是防止跑火。在林区工作30多年，深深的体会到，护林防火的重要。一旦发生森林火灾，不仅人力、物力、财力损失，更重要的是森林资源的损失，价值难以估量。因此，保护国家森林资源是林区党政军和全林区人民群众头等大事。深入扎实的宣传贯彻执行国家“森林法”，可以说基本做到家喻户晓，已经扎根林区人民的心中。如“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防火第一”等口号，到处都是。特别是震惊中外1987年的“5·6”大火之后，大兴安岭地委、行署、管局，深刻的吸取了“5·6”大火血的教训，加大了投入，利用科技手段，强化了现代化的防火系统，形成一整套全方位的护林防火体系。并且决定每年5月6日为“反思日”，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把国家森林资源保护好，林区才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心安定，安居乐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拨乱反正 正本清源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兴安岭地区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省委关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指示精神。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也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紧跟全国、全省的大形势，把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靠造反起家上来的人调整下去，这是一个关系到拨乱反正的大是大非问题，此项工作政策性强，涉及的问题复杂，难度非常大，谁都不愿伸手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地委书记王钊同志刚调走，地委副书记全玉祥同志主持地委工作。
1982年7月，省委工作组蒋国卿、刘汉武、杨光洪等同志来我区检查工作，对我区文革中上来的干部迟迟没有调整很不满意，严肃的指出：“中央有政策、省委有部署、全省其它地市县已解决，唯独大兴安岭地区至今按兵不动，这是为什么？再要不动，全国全省的有利时机错过去，那时再调整就更被动了，难度也就更大了”。当时，兄弟地市大多都是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全部调整下去。以后够条件的再提上来。个别地方的做法是区别对待，表现好的留下，反之调下。这种作法操作起来难度相当大，一是不好区别，二是不好平衡，三是动作很难。但是地委决定采用了这种方法。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大兴安岭地区的情况复杂，把全区上下五十余名在局、处级领导岗位上的人顺利地调整下来，谈何容易！那时，我们分管干部的同志感到十分为难，十分担心完不成工作任务，辜负了组织上的信任，群众的期望。有的同志出于好心和我说人家对这件事都躲的远远的，这些人文革中能量很大，现在也不简单，你要惹了这些人日子不好过呀。当时我的思想压力很大，并和有关领导谈过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不采取“一刀切”。但我看到组织上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抓好这项工作态度很坚决，我们也就鼓起了勇气，在地委的领导下，在群众的支持下，在地委分管领导的帮助下，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深入细致地反复调查摸底，征求基层组织意见，认真听取群众反映和呼声，提出了拟从县处级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的干部方案，经过部长办公会反复研究，对个别有争议的又反复调查核实，最后形成了调整方案（包括调下来如何安排），正式提请地委常委会讨论决定之后，地委领导分别谈话，组织部具体实施。我们顶住各种压力，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耐心的宣传党的政策，做好说服工作，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仍然有少数人不服，经常到地委和组织部吵闹漫骂，对做这项工作的人有很大怨恨和成见，使我经常遇到恐吓、漫骂，家人也跟着担惊受怕，年节都过不安宁。有几次在年节期间打来电话恐吓，祖宗三代混骂一通，向他作解释说服根本不听。我离开组织部到人大工作后，有一次夜间又接到某某的电话，称：你他妈的小心点，周向民（地委副书记）那个王八蛋也不是好东西，走着瞧。这种局面持续了八、九年。后来，随着人事的变化，时势推移，逐渐烟消云散。我们的付出换来了党的干部政策在全区得到落实，群众强烈的呼声有了回音，特别是得到了地委的几任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支持、同情和理解，我们也感到了欣慰。
尽职尽责，检查“三种人”
1980年，中央提出在全国开展核查“三种人”工作。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我区也及时开展了核查工作。地委召开了会议进行部署，组建了核查“三种人”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地委明确要求，从全区文革中发生的大事件、大要案查起，从文革中发生的非正常死亡案件查起，从文革中造反组织的主要头头查起。由于这项工作政策性强、要求严格、涉及面广、情况复杂、跨越时间长，难度相当大，进展非常缓慢。
1984年省委核查“三种人”领导小组来我区检查工作，对我区核查工作进展迟缓不太满意，说我区的核查工作是“慎重有余、积极不足”，要抓紧进行，不要落在全省后边、拖后腿。
1985年初，地委决定加强对核查工作的领导力量，善始善终的搞好核查“三种人”工作。由我（时任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任地委核查“三种人”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坐在核查办专抓核查工作。同时，又从地林直机关和县区局抽调了67名县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加强核查工作力量。这些同志党性强、作风正、有工作经验和政策水平，为后来核查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奠定了基础。从此，全区的核查工作在地委的正确领导下，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经过上下共同努力，用了五年多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任务。我们认真地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漏掉又不搞扩大化”的方针，与核查办全体同志顶住了压力，排除各方面干扰，坚持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全区共审查了2万多人，查处犯有三种人错误的6人，犯有严重错误的82人，犯有一般性错误的235人。对犯错误人员的查处，基本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纯洁了党的组织，纯洁了领导班子和后备干部队伍。我区的核查工作，经五年的努力较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达到了省委提出的六条验收标准。省委核查办的领导同志来我区检查工作时指出“大兴安岭的核查工作是信得过的”。1988年核查工作结束时，省委核查办对我区工作予以免检。地委对核查工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地委核查办1987年被评为地直机关先进集体，受到地委嘉奖。先后有4人被评模范工作者，有8人被记功、记大功，有3人各奖励一级工资。经组织考察，地委批准有18人被提升为副科、正科、副处、正处级领导干部。地委对我们工作表示满意，给我评为模范工作者，并把我的工作推荐到省里，在省委核查办召开的全省核查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经验作法。
在组织部的二十年
我在地委组织部工作二十多年，特别是在任副部长以后，分管干部工作，深感责任重大。在多年的工作中，我努力严格要求自己，廉洁自律，不徇私情，公道正派，坚持原则，尽职尽责地作好党交给的工作。地委组织部的工作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六中全会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之后，组织工作、干部工作才真正走上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轨道。我努力坚持党的干部路线，注意贯彻执行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多年来，在王善泽、奚敬三等几任部长的领导下，我们特别注意抓了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建设。一是在选干部配班子时，打破过去的思想定势，不拘一格选人才。坚持贯彻执行了“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路线和四化方针，排除当时在对干部选任方面反映出某些派性、山头、本位主义等方面干扰。坚持重实践、重政绩、重公论的干部导向，以贡献大小取舍，凭政绩优劣论功过，把那些想事、干事、敢抓敢管、开拓进取、造福百姓的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对那些混事的、闹事的、整事的、不干正事的班子，该调整的调整，该退长当员的退长当员。二是推进干部年轻化进程。按照干部年轻化三年规划要求，加大力度，强化措施，创造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宽松环境。三是逐步完善干部激励机制，强化干部队伍建设，重点实行干部能上能下制度，打破干部职务终身制。四是进一步完善干部推荐、考察、决策责任制，在社会上形成正确的、有章可循的、群众认可的干部导向。同时坚持干部交流、转岗和回避制度，创造有利干部成长的良好环境。当然，这些都是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我仅是在具体工作中出了一点力而已。
（一）协助部长制定了《全区干部制度改革的规定》。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文件精神，首先，我组织干部科的同志草拟了初稿，接着又带领工作组先后到县、区等基层单位征求意见，在反复修改的基础上，形成讨论稿，提交部长办公会、地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以地委文件下发执行。通过几年来的工作运行实践看，这些规定推动了干部制度改革，促进了干部队伍向管好管活的方面发展。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下放干部管理权限。按照中央、省委的指示精神，根据管少、管好、管活的原则，在原来下管两级的情况下，把科级干部下放给县、区、局管理，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干管权限下放方案，报请地委讨论通过后，正式下放了干部管理权限，逐个县、区、局办理移交档案、资料和干部情况等文件的交接工作。制订了《科级干部职数管理和审批办法》，较好的解决了干部管理上的权利过分集中的问题。
（三）1989年动暴乱以后，为贯彻落实中发（1989）9号文件精神。参与组织了全区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的考察工作。从制订方案、抽调人员、组织培训到具体实施、检查指导、总结验收，都亲自参与掌握工作情况和进度，保证了工作质量，考察结果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四）为贯彻落实省委指示精神，搞好三县四区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的换届改选工作，1990年初，组织工作组到基层单位进行考察，在认真考察的基础上，广泛征求意见，经地委审定后形成换届的人事安排方案。这项工作抓得早、行动快，为后来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地区换届选举会议上又代表地委组织部就人事安排和推荐人选等具体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导了全区的选举工作。讲话内容被地区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以大选字（1990）2号文件下发，省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在简报上予以选载。
（五）先后参与和主持制定了《全区党外后备干部工作管理细则》、《关于进一步加强后备干部工作方案》、《大兴安岭地区后备干部工作细则》等规定，这些规定的提出，使我区的后备干部选择、培养、管理、教育等工作有章可循，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推动了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形成了一支不同层次和结构，门类齐全，数量可观的后备干部队伍。在选拔干部上，力求做到备用结合。
（六）注重干部的调研工作，注意发现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1991年上半年，结合我区党政领导班子及干部队伍的现状，组织了干部一科的同志对全区后备干部，干部交流、回避，女、少、非干部培养使用，干部职数管理等情况进行了调查，主持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在调研的基础上分题写出了调查报告，向地委提出了今后工作设想意见。在总结呼中区经验的基础上参与主持制定了《关于选派中青年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的实施方案》，在培养教育青年干部工作方面进行探讨。
（七）认真抓了干部宏观管理工作。地委下发了《关于干部工作宏观管理意见》后，我区干部宏观管理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在此基础上，主持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工作程序》、《呈报干部材料的若干规定》、《干部调配工作的若干规定》等制度，使干部宏观管理工作制度更趋于完善配套。在实际工作中多次组织全区干部任用管理工作大检查，严格审查审批干部职数职级，坚持标准，坚持程序选拔任用干部。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选贤任能也是革命。选人要选好，就是德、才、资的问题。选贤就是德，任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身体能顶得住，选年轻的”。多年来，在选择人才提拔干部问题上，牢牢把握党的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路线。特别注意考察人的品德，工作能力和工作政绩。在方法上从组织考察，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发展到公开、公正、公平，群众公开选择（无记名投票推荐），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细致组织考察，千方百计的为地委正确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年轻优秀干部，当好参谋，把好关。多年来，经过逐级选择，现在省、部级领导岗位的有3名、在司、厅、地级领导岗位上的20多名。
（八）注意各县、区、县级企事业的领导班子建设。经常组织干部科同志，研究分析领导班子状况，征求和听取地委主管副书记、行署、管局主管副专员、副局长对班子看法意见，亲自参加考察工作为优化班子，改革班子结构，更好的发挥班子整体功能，积极向地委建议，提出班子调整、交流等方案的意见。经常参加一些班子定期召开的民主生活会，特别是对一些软、散、懒的班子，提出了加强建设的意见。师范学校的班子成员间思想有隔阂，互不信任，矛盾重重，严重影响工作。参加民主生活会后，反复做工作，帮助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解开疙瘩，展开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其达到了新的团结，较好的解决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