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三建加格达奇 孙玉林
我是1957年2月，在内蒙奎勒河经营局（大杨树）参加工作。1960年1月转干，2月，随奎勒河经营局蒋守义局长来到加格达奇，筹建加格达奇林业局。同年10月，干部和工人同吃、同劳动，利用搞“高峰”形式（起早贪黑的义务劳动），当年施工盖的家属房竣工，我家同第一批搬迁的家属从大杨树搬到加格达奇。一住就是四十多年。加格达奇的发展变化，我是亲眼目睹，身有体会。加格达奇原名叫加格达气。鄂伦春语叫“樟达气”，意思是有樟子松的地方，是指加格达奇小河顶端那几棵樟子松树说的。别名叫大高涯子，是指东南屯靠河边的一个陡坡说的。加格达奇是奎勒河经营局的一个施业区，1961年大杨树局机关陆续搬到加格达奇，大杨树变成加格达奇林业局的一个施业区，更名为大杨树林场。加格达奇林业局隶属呼伦贝尔盟和牙克石林业管理局领导。
一
1958年的加格达奇，周围环山，山上的松树、桦树、柞树成林，山下是一片开阔的大沟塘。白桦林、黑桦林、楮柿甸子、河泡子、塔头上的小叶张草连成一片。加格达奇小河从北往南流入甘河，甘河从西向东南流入嫩江。甘河两岸的杨柳树笔直、茂盛遮日，远看象一片绿色海洋，真是一片好美的自然景象。西线铁路从伊图里河往加格达奇方向修，东线铁路只通到嫩江，交通闭塞，人员无法进来生活，只有樟、狍、梅花鹿、犴大犴，还有野猪、黑熊、狼等野兽生活在这里。
1958年，牙克石林业管理局决定由奎勒河经营局筹建加格达奇主伐林业局。这个年代是大跃进年代，有条件要上，无条件也要上。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蒋守义局长，带领几个人骑着马，驮点粮食就上去了。这次没有大量招人，因吃的粮食解决不了。奎勒河经营局1956年从嫩江北巴彦（后改红彦）莫旗境内搬到大杨树鄂伦春自治旗境内。达斡尔族人走山路研究出来一种车叫“草上飞”，也叫勒勒车。这种车是用桦木杆做的。整个车没有铁，体轻不易被沼泽、塔头地段陷下，陷下去也能抬出来，摔坏了好修，翻车能起来。敖同保是达斡尔族人，老工人。我俩就是用这种车，带上斧子和锯，沿着鄂伦春猎民狩猎马踩出来的羊肠小道，从大杨树往加格达奇运送粮食。大约200多里路，要走三天。我俩一人赶两个马车，一马拉一车，一前一后，一车装五袋面粉。没有路的路实在难走啊！翻山、越岭、过小河，不是卡在树上就是马陷趴下。我们第一天，过纯纯阁小河，就把马陷卧下了。我俩把马拉开，马出来后，先把面粉扛出来，第二把车栅抬出来，再把车轮推出来，趟着水，踩着塔头，跨越沼泽，再往返几次，才能把车弄出来，重新套上马，才能走。这是第一关。第二天过蛇盘岭，这个岭就是铁道兵硬骨头战士张春玉打隧道受伤的那座大山，叫蛇盘岭。这个岭山高，陡坡大，直下不行，就得串树空走环山缓下。有的地方马过来了，后面的马车被树卡住了，我俩就得放树通道，就这样，边走边锯树通道，才能过这第二关。第三天过松树岭（加南车站南面的那个山）。这个岭坡陡的很，岭上的毛毛道直下对准甘河，下这个岭，就得两人合起来，一个车一个车的往下放，一人在前拉马一步一步往下放，一人把另马拴在车后，往上拉，只有这样，才能安全下来这道岭，否则，车与人、马就有跑坡掉进河里的危险。那时年龄小，头一次看见这么高的大山，头一次遇到这么危险的事，可真害怕。最后一关就是大高崖子。大高崖子紧靠大河，因为山都是上窄下宽，偏坡形，险就险在偏坡上，偏坡容易翻车，翻车就得翻到河里。这个地方很吓人，我俩为了安全，也得一个车，一个车往下放，这个关过来就到加格达奇了。第一次筹建加格达奇时间不长，几个月，没敢大批招工进人，确因运粮困难，就下马了。
二
1960年，内蒙决定奎勒河经营局第二次筹建加格达奇林业局。同年2月，由奎勒河经营局蒋守义局长，第二次带领我们第一批筹建人员来到加格达奇，在东南屯，自己动手，平场地，砍树支起两架帐篷，就是我们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2月的加格达奇，除东南屯有两栋茅草房外，其余是白色一片，简直象似一片白雪世界。积雪一米多深，这些山上的树木灰蒙蒙的，象似大地。真象人们形容那样，撒尿冻冰棍，哈气成霜，反正比现在冷多了。筹备处的领导，没有被困难吓住，坚持干部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边修路、边搞家属房建筑。没有砖，用土办法自己烧；没有水泥，用黄泥和风化沙代替；没有运力就用人抬、肩扛，象蚂蚁搭窝似的，从东南屯往现在步行街的位置，大约五六里路吧，搬运基建施工用的材料。就地取材、自力更生，靠人们的两只手，两条腿，硬是在当年盖起十八栋房7600平方米，另外还有四栋简易板夹泥自建公助的家属房。正面临街的三栋房暂作林业局办公室，临街门朝西的一栋房暂做镇政府办公室。第一批从大杨树搬迁来的家属，搬进了当年施工，当年竣工的家属住宅，从此，结束了加格达奇无人烟的历史。西线铁路通到甘河，东线铁路还在嫩江。这次筹建物资和粮食，我们可以用马车到甘河转运站去运。也结束了交通闭塞的历史。
这年7月，连雨天多，接连下了几天大雨，沟满壕平，各山沟都是水，马车无法行走，吃粮就有点紧张了。在这紧要关头，筹备处副主任王海山同志带领我们四个年轻人和三个老工人，共八人，来到甘河镇转运站，雇人造四只小木船，所造的小船从克一河放到吉文甘河大桥，四个小船，用长板子把两小船合在一起，变成两只大船，装上粮食搞水运。甘河上游叫克一河，从克一河单船往下放时，两人一个船，一个老人带一个新人，用木棍掌舵，往下放。王主任和我两人一个船，在前领航，因河身窄，弯多水急，没放几分钟，后面喊，不好了，小邢掉河里了，因他会游泳，很快就上来了；再过一会儿，后面又喊，小刘掉河里了，因前船在河的转弯处，水急，跑了挺远，才把船拢住靠岸，我俩拿着杆子，后面人也拿着杆，往后跑，当我们跑到小刘掉河的地方，看见小刘拽住歪在河里的树枝在河里挣扎着，我们用只杆子把他救上来，幸亏小刘没撒手，没出事故。在吉文大桥往下放，就变成两只大船了。一船装壹万斤小米。四个人一个船，王主任和我等四人，在前船领航。当船行到阿里河段时，前船选错路线，流进河岔子里，因船宽就卡住了，后船拢船靠岸来不及，就撞上前船，前船走了，后面沉了，船沉那刹那间，人跳进水，上岸了，我们八人又跳进河里捞小米袋，大概捞上十多袋吧，有的麻袋，捞不上一会就涨坏了，其余全部被水冲走了没办法，在河套沙滩上晒了几天粮食，我们就回加格达奇了。这次筹建，水陆两运彻底解决了吃粮问题。
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度难关的一年，是最苦、最累的一年。吃的玉米面窝窝头，小米，大子，大米、面粉很少见，菜是干菜汤，干部工人同吃一个大食堂。真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实行定量供应，内地不够吃，可以用瓜菜代替，可以塞饱肚子。这里不够吃，把柞树叶、刺玫果煮熟，晒干，砸成面拌到玉米面里作窝窝头吃，把人吃的都拉不下屎来。为度难关，解决吃菜问题，林业局于1961年抽调一批人，建立了龙头山农场（加南车站北面这个山叫龙头山），筹备处副主任王海山任农场场长，把我从生产科调出来，来农场当管理员。30来人，一台拖拉机，翻了不少地，种上土豆、大白菜、萝卜，秋天还真丰收了，种菜成功了，职工吃菜问题也解决了。这一年，人吃不饱，狼也吃不饱，大白天狼敢到地里工人干活的地方寻吃的。有一天，王场长和我俩趴在床铺，从帐篷窗户往外看工人干活，有一只狼直奔工人干活放在地头上的衣服奔去，我俩紧忙出来敲铁锅，大声喊，狼来了！这时干活的人，举起手中的家把什，回头打狼，边跑边喊，别让它跑了，把狼吓跑了。还有一次，我们刚吃完晚饭，天色还没黑呢，狼又来到帐篷跟前寻吃的来了。有一人看见狼，招呼大伙，人们刚吃过饭，还没散开，这时，大伙锹、镐、棍棒一齐上，想把狼打住，因榛子树、柞树棵挡着，交锋半天，还是没把它打住。说起狼，我又想起我家头一年刚来不久，第一批筹建人员，一人分一个猪崽，想丰富生活，放家没几天，就被狼给叼跑了……
回忆起初建那段的艰苦生活，那种废寝忘食的忘我劳动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说起来，现在年轻人都不敢相信。那时真是同甘苦，共患难。那时局长、书记、科员，也都和工人一起吃，一起干，甚至领导比一般干部干的多，领导带头，干部先干一步。就拿筹备处副主任王海山同志说吧，盖房子抬砖，抬木头，到甘河用船运粮，农场种地，还有1960年夏天，带领庄金礼技术员和我3人，按森调队测绘图纸，一个林班号一个林班号找，整整绕加格达奇分界线转了一圈，踏查建林场情况。我们骑马过塔头、沼泽，一整把马陷趴下了，人从马头摔下去，过小河，甘河都是冒险过。穿密林，爬大山，这项工作也很辛苦。从这次踏查，才知道还有比我们更辛苦的人，就是森调队员。这条路，是他们徒步砍出来的一条一条的林班线，踏出来一条又一条的道路，立下一棵又一棵标桩。巍巍兴安，莽莽森林，留下了多少开拓者的足迹，饱含了多少建设者汗水，不容易啊！1962年，国家遇到严重经济困难，由于财力不足，加格达奇林业局第二次“下马”了（缓建）。精简下放人员，19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一刀切全部下放，还调走一部分。这时我从农场回来，作营林员，搞护林防火。
三
1964年，党中央决定再次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由铁道兵、林业部组成会战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加格达奇。地方新组建成立松岭林业公司，将原加格达奇林业局全员都划归合并给松岭林业公司。铁道兵、林业、地方联合在一起，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业大会战开始了。这时加格达奇林业局、镇政府大概1000多人，铁道部工程五处1万多人。下半年，火车从阿里河开进加格达奇，铁道兵开始修北至漠河，南至嫩江铁路，两面开工，加格达奇从此热闹起来。市面上看，是一片帐篷世界，原加格达奇林业局家属房，办公室，铁路五处的大草房食堂，几栋草房家属房，夹在帐篷中间，更显得风光好看。加格达奇的森林警察队，是1963年10月，由内蒙牙克石森警大队在加格达奇林业局建立的森警十四中队。加林业局将原来的营林员（大部分是干部）重审一遍后，改编为森林警察，成立森警队。还是一人、一马、一支枪，春秋两季在交通要道设立防火检查站，执行防火检查和巡护任务。
1964年春防，我在老道口外站执行任务。5月的一天上午，一辆吉普车从阿里河方向过来，路经老道口防火检查站。那时候，防火要求相当严，不管什么官，到检查站都得下车。车停下后，下车三个人，其中一人年龄稍大点，个子高、魁武、英俊、满面红光，拄着文明棍，三人直奔甘河旁铁路路基通过的山头走去，我一看这三人肯定是当官的。三人中有一人告诉我，那位是林业部罗部长（手拿文明棍的）。三人站在山头上，罗部长用手中文明棍指着甘河西南那片宽蔽的开阔地大草原说，那个地方可以放牧，也可以种地，栽树，转圈看看，自然自语地说，“林业大有发展”三人边看边就下山了，乘车去加格达奇。罗玉川部长这次来，就是来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来了。因那时不通火车，只能乘吉普车。后来听我们局长说，给罗部长从牙克石购置的沙发床、沙发椅、办公桌，罗部长说，我是来建设大兴安岭来的，不是来享受的，不要，让给医院送去。按罗部长指示，又重新用板子、小杆、木墩搭床铺，钉桌子，做凳子。老一代革命家，就是这样以身作则，同甘共苦，为革命而工作着。防火期过后，我们回加格达奇，也常看见罗部长在前，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在后，有点距离，晨练，进工棚，入食堂。后来人多了，工作也忙了，就很少看到。回忆这段历史，自己感到很自豪，加格达奇那么多人，我是第一个先看到中央首长的，虽然没有直接对话，确实在山上、山下都在跟前，因为自己是着装警察，有责任随其行，虽然暂短的几分钟，一生难忘。
1965年春防，森警和鄂伦春护林员联合到无人管理区坎都河，执行防控自然火任务。
3月13日，执行任务的小分队一行6人骑马、背枪，一人带一个白布作的小篷帐，一床狍皮被，一个长条军用干粮，装点小米、盐，还有一个饭盒；头顶飘飘飞扬的白雪出发了。经大杨树去欧肯河古里林场与鄂伦春猎民护林员汇合，再到无人管理区坎都河。我们马背上带的这几种东西，就是我们这几个人三个月的生活用品及用具。
3月份的大兴安岭是冰天雪地，还是比较寒冷的。森警队员唯一防寒用具就是一个小白布篷帐，用四根枝条支起来，就是我们住的房子，用它挡风、遮雪。桦树条子铺在雪地上就是床，周围的雪，就是我们做粥用的水，也是人、马喝的水。这些生活，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粮食可不行的。虽然猎民兄弟能给捕些狍子、犴大犴肉吃，但不是长久之计。猎民兄弟领我们到十二站取粮。猎民兄弟山路特熟，真是活地图，哪块河能过，哪个山能翻，哪块有什么，想到什么地方去，那可真是不会带错路的。把我们领到十二站，过呼玛河（嫩江上游），就到十二站，那时河上的冰已上浮，但河没开，骑马过河不行，我们人踩冰，冒险过去了，把粮弄回来了，还算挺好没出事。还有一次我和邵兴法两人早起了些，顺便想打只狍子回来吃，当我俩看两个狍子在那站着时，我俩把枪架支上，狍子发现了，就跑了。我俩跟踪狍子时，分开了。一看狍子跑远了，找不着了，往回来吧，就回不来，山高、树密，看不见太阳，心里有点着急，越急越走越远，其实就在那块转转，没办法回原来迷失的地方，在一棵大树下，下马靠树坐了会，想起“老马识途”这句成语，该死该活任它去吧。于是，我又骑上马，眼睛一闭，便把马缰绳撒开，不管了……走了一段时间，眼睛一看，见到了白帐篷，心里一下亮堂起来，到家了。那时森警很累，没有瞭望台，我们就在自己管辖内，找最高的山，山顶上找最高的树，在树杈上钉上板子，当了望台。一班两人一棵枪，有一个小帐篷，晚上睡觉，虽然有枪也还害怕，一怕坏人，二怕熊瞎子。春防结束，给马准备过冬吃的草，我们就得打洋草，打完草，秋防又开始了，还得在外呆三个月，秋防结束，开始冬训，练擒拿术，摸爬滚打，反正休息不了几天。当时工资低，出外站还没有补助。1965年我被评为五好战士，松岭公司五好职工，出席特区的学毛著积极分子，还多长一级工资。现在森警变化最大，1964年加格达奇只是一个中队，30几人，现在变成一个支队上千人，战士住的楼房，出外站有房子，瞭望台，电灯，电话，电视，收音机，汽车，坦克车。时代在进步，森林警察从此告别了一人骑马背枪，带个小白帐篷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