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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建嫩林铁路的日子里

在修建嫩林铁路的日子里



  李鹏顺
  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大兴安岭进行第三次开发,鉴于前两次开发的经验,国家决定由林业部和铁道兵联合作战。为完成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的艰巨任务,铁道兵三、六、九师增编到8万人,全部投入到开发的会战中,当时我作为一名新兵也加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人生总有些值得让自己回忆的东西,而那段历史让我刻骨铭心,永生难忘,每当它浮现在眼前时,总是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奉命“打前站”
  那是1965年11月18日,为了给后续部队创造良好的条件,我们排奉命“打前站”。接到命令后战友们准备就绪,乘汽车冒着风雪于下午2点左右到达新林翠岗,距目的地还有10公里路程,因前方没有车道,我们只好背着30多公斤重的行囊(一个背包、一件大衣、一支枪、50发子弹、5公斤大米,锹、镐、锯、斧、饮具等),踏着没膝盖深的大雪艰难步行。当时我才19岁,出了学校门就参军入伍的我,没有经过艰苦劳动锻炼,更没有见过这种艰难的场面,还没走到1公里,身上就见汗了,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这时老班长金全吉(63年入伍,朝鲜族,中共党员)看我累成那个样子,一把将我的7.62步枪抢了过去,背在自己肩上,当时减轻了我很大负担,走了一段路自己又觉得不好意思,就争着要自己背枪,老班长却严肃说:“你是新兵,我是老兵,我比你年龄大,只要咱们按时到达目的地比什么都强,不要再争了”。路是越来越难走,深一脚浅一脚的在大雪中跋涉,到了目的地已是下午4点多了,我们卸下行囊稍作休息,又得返回翠岗去背帐棚和施工器材。最难运的是帐篷顶不好背,一个人背不动,人多了又走不了,同志们都十分着急,这时老班长急中生智,就地取材,做了一张爬犁,战友将帐篷和施工器材装在上面,待拉到驻地时,天早已黑了,风雪也更大了,气温急剧下降,四周是不尽的森林、大雪,十分空旷,我们就地垒雪墙,架起帐棚,埋锅化雪做饭。那天晚上按常规是我和另一名新人伍的范广发同志轮班站岗,可老王同志吃完饭后拿起枪就往外走(他叫王树深,63年入伍,中共党员,山东人,当时25岁),并说道:“今晚上特殊,我们远离部队和首长,两个新同志的岗由我们党员替站了,你们好好休息,明天还有更艰苦的工作。”劳累一天的我躺下就进入了梦乡,等我醒来想要去换岗时,却看见战友王金太手握步枪站在风雪之中。这是我到部队第一次接触他们,也是他们用实际行动给我上的第一课。这件事情虽然已过去39个年头,可是我还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仿佛战友和首长们仍在我的眼前。现在我的首长和战友们虽然分布在祖国各地,可是我时刻在想念着他们。当年我们为开发大兴安岭聚集在一起,共同奋战,今天为中华民族富强和伟大复兴遍布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他们是不是还像当年那样意气奋发,斗志昂扬。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大家起早贪黑打乱了坐息时间。伐木、打石头、刨冻土、砍帐篷架子、搭地火龙、找水源;用伐下的道影材破成板方做门窗;架起12印的大锅化雪、和泥。冬天用大锅和泥,上面的土还是冻块,可锅底下的泥却已经糊了,没有铲泥的工具,战士就用手一把一把的往墙上摔,泥手在寒风中吹着,手裂成一条一条血口子,为保护皮肤,加快裂口的愈合和止痛,战士们就用猪油往手上抹,当时还真起到了很好效果。我们盖的“三用堂”(即:食堂、课堂、会堂)也叫三荣堂(即:劳动光荣,吃苦光荣,当铁道兵光荣)建好后,晚上点着马灯在里面学习、开会,由于墙壁是冻的,在灯光的照射下闪着星光,同志们风趣的称它为“水晶宫”。经过十几天的辛勤劳动,我们圆满的完成了任务,12月初我连战士们全部到达驻地,我们班因“打前站”任务完成得好,受到连里的嘉奖。

  连长骆天枢
  连长骆天枢是1946年入伍的,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立过多次战功,在我们心目中倍受尊敬。他作风简朴,对连队要求非常严格,待人热情。平时身穿60式军装(衣服早已洗的发黄、发白),着装整洁,皮带紧扎腰间,扣子扣的严严的,行动起来那真是“站如松,行如风,坐如钟”。讲话清楚易懂,短小精练,走起步来标准75公分,无论在冬天寒风中,还是在夏天的烈日下,他总是保持军人姿势,出早操时,讲话不超过15分钟。他的耳朵特别好使,如果有人在队伍里小声讲话他都会听到,他会骂你,会发火,他就会对你讲:“操场就是战场,队列就是阵地,军人就应站如松、行如风,有令必行,有禁则止。出操走步是军人必修课,大家步调一致才能保证胜利,一个连队步调不一致怎能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军人的步伐代表一个部队的作风,个人的精神面貌也显示着我军的军魂和军威”。就是在他的教导下,每个战士无论是开会学习或听首长作报告,不管多长时间、多少人,开完会队伍走后,会场找不到一口痰、一个烟头或纸片,坐在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枪靠左肩,天气再冷首长的帽耳没放下来,战士是不能放下来的,坐在那无论刮风下雨,上身也要保持立正姿势,没有命令谁也不能随便动。就这样在连长的带领下,战士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无论接受多么艰巨的任务,环境多么恶劣,同志们都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因此,我们连连续几年被评为“四好连队”。虽然连长对我们十分严厉,但在生活上对战士们却关爱有加,每天晚上都要到炊事班查伙食。当时炊事班长是我们连最难当的官,连长要求每天开饭必须有豆浆或汤,没有是不行的。有一次连长去师里学习,当在团部等车时,气温突然下降,天空阴云密布,他怕在工地施工的战士们受风寒,就马上往炊事班打电话,命令他们多熬些姜汤送到工地。我当兵四年,从没见连长吃过一顿小灶,都是和我们一起吃,就是连长家属来队探亲,也是同我们吃一样的饭菜,每天都要交8角3分伙食费,一天也少不了。

  蒙克山“战役”
  1966年9月初,我部奉命承担蒙克山二号隧道。打隧道对铁道兵来说是硬仗中的硬仗。蒙克山隧道全长2000米,路基下还要打一条排水的小隧道,这在国际上来说纯属罕见,在高寒地区打隧道国内外又无什么资料,全线能否按时通车责任重大,直接关系到嫩林全线的开通。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大,我团投入两个整营,三个配合连(机械连、修理连、汽车连)。打隧道不但需要部队有战斗力,有勇气,还需要高超技术和高智能的专业技术人员指导。这项工程对我们团来说是第一次,战友们边干边摸索,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培训工程技术人员。师里也调兵遣将,将42团有实践经验有专业技术的陆总工程师调我营任总工程师,负责技术指挥。11月中旬战斗正式打响,当时我是在掘进班打风枪,是打隧道的先锋部队,第一道工序危险性大,随时都可能遇到塌方、冒顶的危险。打眼,放炮都要有一定的科学性,需要测算角度,那个炮先响,那个炮位后炸,炮眼的深度、角度、距离、药量、导火索的长度、时间都需要心中有数。1967年下半年“支左”开始了,部队抽调大批干部战士,我们班长也去“支左”了,班里的工作就落在了我这个班副的身上。由于人手减少任务更加艰巨了,施工是三班倒,24小时不停,在粉灰弥漫施工现场一干就7、8个小时,在这种条件下,呼吸是要得“肺吸病”的。“肺吸病”的潜伏期很长,短时间内不容易发现,有的过十几年后才会发作,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命。当时同志们是知道的,医务人员也讲如何防治,上级也发了防护口罩,可劳动强度大,戴口罩吸气十分困难,战友们一干起活来就顾不上戴口罩的事了,我们心里只想着如何完成任务,如何超过其他连队,每天打300多个炮眼累计300至400米深,放炮就得放四五十次,为了抢时间,每次我们都不等烟排完就进洞。排烟排险,班长冲在前面,这是当时不成文的规矩。施工中更重要更困难的是隧道石质复杂,岩石坚硬的地段不好打眼,放炮后无进度,岩石不硬的地方,容易塌方、冒顶。有时基坑里上面落的,四周出的,脚下冒的全都是水,两条直径500厘米的管子24小时不停往洞外排水,同志们身穿分解雨衣,脚登水靴施工。冬天收工后走到营房棉衣已冻成“铠甲”,得另一个同志帮忙使劲扒下来,然后放在“地火龙”上烤干,第二天再穿上。随着隧道的延伸,工程量也越来越大,风电用量增多,常出现停风、停电情况。团长在机械连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现场会,并明确告诉大家:“电是洞内同志们的眼睛,风是空气,一秒钟也不能停,若再出现停电、停风,就给机械连长和指导员处分。”最后团长讲,只要机械连连长、指导员在,就要有风、有电,机械就得运转。那时连里指导员和连长特别忙,晚上几乎不到12点是不能休息的,早上五点半就来到了工地,蹲在发电机旁调整力量,安排机械,确保用电,他们同我们并肩战斗,一直坚持到胜利完成施工任务。

  自救 自娱 自乐
  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尽管我们的伙食标准是当时陆军最高标准,可是由于远离祖国内地,交通不利,又担负着繁重的施工任务,夏天是腊肉、干菜;冬天是冻肉、冻菜,战士患上严重的夜盲症,天刚要黑有的战士走路就往树上撞。为解决吃菜难问题,部队开展了生产自救,自力更生。没有菜籽战士们就从自己家乡邮菜籽,上至团长下至战士都在营区前后种角瓜、白菜、油菜、豆角、罗卜等,既美化了环境,又减轻了国家负担。当到了收获的季节,每班要将菜送到炊事班登记,在评比“四好单位”时这也算一项。为解决全团冬菜供应,我们团在塔河的西边有个小农场,由一个排负责种植土豆、大白菜,各连有贮存蔬菜的莱窖,有自己的养猪场,用以解决吃肉、吃菜难的问题。那时虽然条件艰苦,施工任务繁重,部队的业余生活却丰富多彩,劳动热情十分高涨,每天饭前有歌,集合开会有文艺活动,各连之间都要拉歌,各连之间拉歌实际上也是在作风、干劲和团结上的较量,谁都不肯落后。每周六党团活动后,就是文体活动,晚会上各班都要有自己编的节目,什么“三句半”、“山东快书”一齐上,那个时期电影很少,有就是纪录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等。我记得1967年冬天在蒙克山看《青年一代》露天电影,我们穿着军大衣,看一个小时后部队起立围着银幕跑步,那天晚上跑了三次步才看完了一场电影。这在现代人眼里可能会成为笑话,可在当时,战士要看上一场露天电影那就跟过年一样。团里还有个演出队,那时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月能下连演出一次,内容大多是部队的好人好事,节目是自编自演的,还时常去地方慰问演出。

  依依离别情
  “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我们每年都有许多同志要复员,有许多同志已超期服役多年,我是1965年入伍的,到1967年送老兵时就有60、61、62年的老兵了,他们已超期多年,他们为部队,为大兴安岭的铁路建设而不肯离队,部队首长考虑这些同志留队时间长,年龄也大了,叫他们早一点回去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当时,我连就有50多名同志复员,其中有30多名同志给师党委写了要求留下继续服役的报告,理由是因嫩林铁路没有修通,要求再留队一年。他们的精神受到了部队的表扬,但命令已下达无法更改。
  老同志们要走了,要离开自己的部队,离开多年朝夕相处的战友,他们还要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要言传身教,将自己用过的枪擦了又擦,工具修了又修才肯交给新战友,那依依不舍的眼神中充满了寄托与希望。在艰苦劳动中受伤、在隧道大塌方脱险时他们没有流过泪,可是当要离开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时,他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像孩子离开了母亲一样哭了。当列车已经走远时,送行的首长和战友们还在那里招手,迟迟不肯离去。我的战友们一批批离开了部队,可是他们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高尚品德,他们为铺筑钢铁大道无私的奉献精神却深深的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如果有人问我谁是和平年代里最可爱、可敬的人,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是无私奉献的铁道兵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