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知青相处的日子里


　　贾玉兰
　　七十年代初，我在县水电科做政工工作，科里先后进来六、七名知识青年。上海青年有马阿国、张庆江、孙卫军、毕云，他们是从鸥浦、金山和呼玛镇公社调上来的；练凤云是下乡后又到省水利中专读书毕业后分来的；黄大信呼玛镇水利员，因工作需要经常抽他到设计队来帮做业务工作；袁雅莲来得稍早一些，她是从县印刷厂调入宽河水电站做出纳工作；齐市青年李云喜是从三卡公社调来的。由于我做政工工作，平时和这些青年接触的比较多，在工作中互相了解互相帮助，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和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也为我后来的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我仿佛也年轻了不少。他们的面孔和熟悉的身影，不时在我脑海中浮现，特别是有几件值得回忆的事情，让我至今不能忘怀。

　　响应计划生育号召
　　袁雅莲同志在宽河水电站做出纳、文书等项工作。在电站工作期间曾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响应计划生育号召，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孩，后又怀孕，她自己表示一定要做人工流产，不再生第三胎。可是，他爱人是家里唯一儿子，公公婆婆非让她再给生个孙子，得知雅莲怀孕第三胎要做流产，表示坚决反对。雅莲主动做公婆工作，一定要响应计划生育的号召。可是公婆抱孙子心切，坚决不同意她做人工流产，并对她施加一些压力。由于反复做公婆工作不成，雅莲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到水电科和我把几天来的思想情况谈了。我听了后觉得雅莲做得很对，我们应该支持。于是，我把情况向龙玉林教导员汇报，并和龙教导员去雅莲公婆家做工作。她公公还是坚持要让雅莲生下第三胎。回来后，我和龙教导员商量，思想工作不能强制，要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但工作还是要做的。隔了一天，我和龙教导员又去了她家，这次虽然她公公没多说什么，但还是坚持要把第三胎生下来。我们把情况和袁雅莲说了，并进一步征求她的意见，袁雅莲斩钉截铁地说：“我一定响应计划生育号召，坚持不生第三胎。”第二天就到医院做了人工流产。她的行动，给水电科其它年轻同志带了个好头。

　　他和她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李云喜是齐齐哈尔市下乡知识青年，在三卡公社插队。由于插队期间表现突出，被调到县水电科，在勘测设计队做技术员。在三卡插队期间，他和本地青年小杨谈恋爱，处得很好。由于李云喜调到县水电科工作，俩人分开后接触的机会也自然的少了，科里工作也比较忙，所以，也没有时间回三卡去探望女友。小杨有几次捎信叫他回去，都因为工作忙而未能如愿，于是，小杨就渐渐的对云喜产生误解，认为他到县里工作，瞧不起自己，变心了。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找到李云喜劝他要正确对待自己的感情，不能当儿戏，抽时间一定要回三卡看看，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感情。我说：恋爱期间你从农村到县城，由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身份变了，和小杨之间拉开了距离，你既不往回捎信又不回去看看，时间长了，人家不放心，难免会产生一些想法。云喜认为小杨不理解他，说能处就处，若信不过就分手。我看云喜的这种态度也不对，就劝他说，要是你工作忙没功夫回三卡，可以捎信叫小杨来县里呆几天，在一起谈谈心，进一步沟通一下感情。后来我也是逼着李云喜给小杨捎的信，过两天小杨真的来了。小杨在我家住了两天，我怕他俩见面话不投机，闹翻了就不好了，我就乘机会做了小杨的工作。小杨也是个明事理的人，经我一说，她心里也亮堂了。经我两方面做工作，彼此互相谅解，和好如初。后来小杨又来过两次，他们之间感情相处越来越好。1977年，经我和水电科同志帮忙，选了个良辰吉日，为他俩办了个朴素而又幸福的婚礼。婚后为了照顾他们的生活，水电科领导又安排小杨到科里做临时工，小日子虽然过得不算富裕，但也还算一个幸福的家庭。结婚第二年，他俩又生了个儿子，使一个平静的家庭又增添了欢乐的气氛，更是锦上添花。由于工作的需要，后来我调到县委工作，李云喜也调到县土地局工作，也常见面。1991年李云喜调回齐齐哈尔，到富拉尔基土地局工作。他搬走的时候，因我已调到地区工作，所以没机会送他。后来他俩也常给我打电话，总说我们有今天这个幸福的家庭，全靠贾姐帮忙。2000年春节回呼玛，他俩还到我家住两宿，一想起二十多年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我们之间都有说不完的话。

　　一条毛裤
　　练凤云是上海知青，下乡插队后又到省水利中专读书，毕业后分到呼玛县水电科。她为人坦诚、忠厚、性格比较内向，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钻研业务。设计队的绘图、统计、设计等项工作都离不开她。由于设计队就她一名女同志，工作之余也显得很孤独。所以，我有时间总爱和她谈谈心，特殊地关照她，这样，她有什么心里话也爱和我说。平时，我也经常邀小练到我家去，给她改善一下伙食。小练一去我家，我女儿王敏非常高兴，小练常教她学习识字，给她讲故事，我女儿也练姨长练姨短的什么都问，互相间感情处的很好，时间长了小练不来我家，我女儿就总念叨。有一次，小练去我家，发现我在拆洗毛线，她问我织啥，我说我的毛裤还是在大学念书时织的，已经穿了六七年了，想拆洗后再重织一下。她说，我给你织吧，我织毛线的手艺还可以，我住宿舍有时间，工作之余就织了，很快就能织完，看你一天忙的，啥时候能织上？一听小练要帮我织毛裤，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她坚持非织不可，我也就不推让了。心想，这回小练可帮我大忙了，要是我自己织，还不得织一、二个月呀，不等织完天也就冷了。不到半个月毛裤织好了，我穿上又合身又合体，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当时我非常感谢她，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了。织条毛裤不算什么大事，但它凝结着情意、友谊，凝结着一个上海青年的心血和汗水，让我时时不能忘怀。后来根据知青返城的政策，她也回了上海。临走前，我和单位的五名女同志一起，到照像馆和她合影留念。虽然走了，但为了纪念她，为了我们姐妹情意长存，至今我还留着那条她亲手为我织的毛裤，我又仿佛回到二十多年前，回忆起和一个上海姑娘在一起相处的日子。

　　一对沙发椅
　　黄大信是上海知识青年，下乡后到呼玛镇三队插队。他工作认真，干活细致，心灵手巧，不管干什么活都肯钻研，而且写一手好字，画一手好画，也是当时呼玛镇知青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呼玛镇排涝、灌溉、堤防修筑等农田水利建设工程比较多，所以把他抽上来到呼玛镇做专职水利员。由于水利业务联系，加上呼玛镇又在县内，离水电科最近，所以大信平时也经常到科里去，大家对他都很熟悉，设计队有什么活忙不开，也经常叫他来帮忙。他不但字写得好，而且设计、绘图都十分用心，在全县所有水利员中，他的业务进步是比较快的。呼玛镇三队知青宿舍与我家隔一条道，自打认识大信后，有时下班后抽空到他们集体宿舍看看，问问缺什么，有时帮助缝缝衣服，有时炒点咸菜做点好吃的给送去，他没事也经常到我家里来。一次他到我家，发现我家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只有两个小木凳还是我家老王自己做的，非常简单，坐上去还咔咔直响。于是，他对我说，贾姐你买点做沙发的料，我木工活还可以，帮你做两个沙发吧。其实我觉得让人家帮忙，尤其是出力气的活，心里总有点不好意思。他看出我的想法，就说，没什么，我们上海知青来到呼玛插队身边也没什么亲人，咱们能认识我很高兴，尤其你能像大姐姐一样关心照顾我们，我也很感谢你，能帮助你家做点啥也是应该的。后来我家老王买点木料，大信利用早晚和休息时间一锤一斧地做，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一对沙发四框做好了，一天晚上他找来徐永海、马阿国等一起来包沙发，就这样一对沙发很快就做好了，摆在屋子里成为我家当时第一件比较时髦的家具。坐上舒适的沙发，我们一家人心情都感到格外的高兴。后来大信也回上海了。他做的那对沙发我们一直用着，直到我从呼玛调到地区在搬家时才给了亲属。大信回到上海后安排在教育出版社工作，1989年我到上海出差，还去了他家，给他带去了木耳、蘑菇等山特产。他父母还健在，大信也结婚成家，他爱人余佩也是和他一起到呼玛插队的青年，并且他们有了个五岁的男孩，一家人过得和和美美、快快乐乐。我和李慧馨一起去的，他家还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宴，特意招待我们俩。因我当时患腰间盘脱出症，也想到上海大医院看一看，正巧大信母亲在医院工作，她帮助联系骨科专家给我看了病。现在，我们时常通信通电话，一到年节还给寄来贺年卡。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根据当时党中央对上山下乡知青有关政策的规定，在水利科工作的练风云、黄大信已回上海，李云喜回齐市，马阿国、张庆江、毕云等也都先后返回了上海，安置了工作；孙卫国当时考上了大学；袁雅莲后来调法院工作，在前几年提前退休也和爱人宫新民一起回到上海。后来，我也因工作需要，于1981年从水利科调到县委农工部，1983年末任县委副书记，1989年5月调地区工作，先后任科委副主任，科协主席，组织部副部长，现任政协地工委副主任。每当我回忆起呼玛水利科工作时，在与知青朝夕相处的日子，我的心情好似黑龙江流水，波澜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和知青相处七八年，那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给我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