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初期的难忘岁月


　　陈永增
　　人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暂短的一瞬。转眼，我们这些大兴安岭开发初期参加会战的老同志，有的已经与世长辞，长眠在松涛沃土之下。象我这样还健在的，多数也已从岗位上退了下来，把建设林区的重担交给了下一代。近日，我旧地重游，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呼中林业局，与几位会战时期的老战友叙旧，20年前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新的征途
　　1965年8月的一天，我与哈尔滨林管局的200多位同伴，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开始了我的一生中的又一个新的征程。列车在滨洲铁路上飞驰了一天一夜，驶进了大兴安岭的茫茫林海。这时，透过车窗望去，已看不见茂盛的庄稼和一望无际的原野，映入我眼帘的是挺拔的苍松、白桦和一簇簇的灌木丛。那偶尔出现在林间空地上，盛开的鲜花与翠绿的景致把大森林衬托得格外美丽壮观。窗外大自然的美深深地吸引了我，把我昨日登车时恋乡之情冲淡了许多。我们这支队伍是奉林业部之命，由哈尔滨林业管理局抽调通河、桃山、田升、铁力、郎乡、方正、绥棱林业局的职工组成的，任务是开发呼中林业公司，当时的领导班子由宗延龄、宋甫（未到职）、栾玉厚和我四人组成。
　　8月9日，我们来到列车的终点站阿里河火车站（当时嫩林线和阿里河至加格达奇路段还没通火车。当我们的携带行李走下火车后，老远就看见了大兴安岭林管局派来接我们的解放牌汽车，一字排开停在站台下。我们在站台上列队清点人数后，就有秩序地向汽车走去。夏日的大兴安岭虽然多云多雨，但我们踏上大兴安岭这块沃土的第一天却是一个少见的艳阳天。汽车载着我们在山路上奔驰，由于路不好，车速较慢，我们得以“检阅”了沿路的山山水水。8月正是山花盛开的季节，随着拂面的微风，阵阵清香向我们扑来，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我们乘坐的汽车在山路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开进了加格达奇，当时的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大兴安岭特区政府就驻在这里。进入加格达奇，放眼望去，到处是树林草地，一片荒凉，仅有的建筑物是加格达奇镇政府的两栋砖房。在山坡上的沟塘中，三五成群地坐落着在我们之前来到这里的开发者的帐篷。我们到林管局报到后，在加格达奇成立了呼中林业公司筹建大队。由于当时只有7名党员，经请示组织部同意，成立了呼中的第一个党支部，我当时任支部的副书记。8月11日，林管局根据国家关于“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要把基本建设战线缩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和当时呼中铁路支线、公路没有修通的实际情况，决定缓建呼中林业公司。我们这支队伍只留下29名于部和工人负责设计和守点，其余人员调给了新林、塔河、松岭林业局。8月下旬，原筹建大队改称为呼中林业公司筹建处。我们留下来的29人，当时住着两栋帐篷。由于筹建工作处于待命阶段，我们这些“闲不住”的人，就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开始盖房。10月份，一栋在当时来说还算不错的板夹泥房盖成了，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搬进了新居，受到了林管局领导表扬。有两对夫妻都在筹建处工作的伺志也暂时结束了“牛郎织女”生活。我们品尝到了来大兴安岭后的第一项劳动成果。

　　会战翠峰
　　1965年初冬，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给我们呼中筹建处下达了生产木材和修筑防火公路任务，同时调回了因缓建呼中林业公司调出的部分干部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我们组建了4个生产中队和1个汽车运输队，各队设教导员和队长。12月份我们开始到现在的松岭林业局翠峰林场（当时叫木吉官）建点，拉开了翠峰大会战的序幕。12月份的大兴安岭，冰天雪地，天气格外寒冷。我们的先头部队有100多人，乘我们当时仅有的两辆汽车，先后抵达了翠峰林场。在数九隆冬的季节里，建点安营困难很多，在我们乘货运汽车北上的途中，就有人冻伤了脸和耳朵。到了驻地，看到的是白茫茫的一片，地下的积雪足有一尺多厚。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建造安身之处，大家抬着帐篷，选好地点，清除了积雪，就地砍伐小杆做成了架子由于天寒地冻，不便挖坑埋柱子，我们就用绳子拴住帐篷，另一头搭在四周的树上拉紧拴牢，硬是把帐篷从雪中立了起来。接着，我们用小杆做成床铺，在帐篷内搭起了炉灶，当天就吃上了我们自己做的饭菜，在翠峰这块地方站稳了脚跟。
　　1966年3月，筹建处全部搬到了翠峰。为适应生产需要，林管局又让我们到通河、内蒙、桃山等地调来工人300多人，招收青工600多人，我们的队伍壮大起来了。原筹建处党支部也因党员人数增多而撤销，于6月8日成立了筹建处党委，宗延龄同志和我担任党委副书记。经过扩编后的呼中筹建处，已有1000多人。人员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女同志在队伍中已占一定比例，年龄只有十六、七岁的小同志也不少。我们这支队伍在松树林至“八里沟”（在翠峰林场以北八里的地方）一线驻扎下来，一干就是15个月，历尽了翠峰的风雨寒暑。当时的翠峰，人烟稀少，连来往的车辆也很少见，条件十分艰苦。我们吃的粮食，以苞米面、高梁米为主，细粮很少见到，大家最向往的是“吃饭吃饼干”。我们最熟悉的，每天都吃的蔬菜是从内地运来的脱水菜，吃起来有一般苦涩味。冬季能吃到些冻白菜，新鲜蔬菜常年都很少见到。我们改善伙食，冬天只能靠罐头，夏天可以到河里去捕鱼。那时翠峰人少资源丰富，河里的鱼很多，种类也较为齐全。有一次，我们捕到一条大狗鱼和一条大鲫鱼，总重达20多斤。由于筑路任务量大，每天工作时间长，我们能够尽情去捕鱼的机会很少。大兴安岭虽然地下水资源丰富，但由于我们没有水井，吃水冬天化河沟的冰，夏天挑河沟的水。同志们当时风趣地编了一段顺口溜：“大兴安岭实在怪，冬天男女分不开，吃菜用脚踹，吃水用麻袋”。在翠峰的一年里我们住的始终是帐篷，睡的是“趟绒”床（用小杆做床铺）。冬天床下结冰，寒气逼人；夏天床下流水，特别潮湿。我们的业余生活很枯燥，唯一能让大家开心地玩一会的是个别人从外地带来的为数很少的扑克牌。有人从山外带来的小型收音机由于高山阻隔也听不到声音，变成了“废物”。一年多的时间，只有住地距铁道兵部队营房近的职工看过两场电影。那时唯一能使我们得到外地消息的是不定期从加格达奇捎上来的报纸。翠峰会战期间，机械化程度不高。我们唯一的机械设备是几台54马力的东方红拖拉机，手工劳动量大，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冬天的木材生产，采伐用的是弯把锯，上楞全靠抬“蘑菇头”。由于任务量大，采伐工每天天刚亮就上山，看不见才回来，中午在雪地里吃火烤的干粮和冻菜汤。大兴安岭的冬天，滴水成冰，我们的伐木工人工作期间却热得穿不住棉袄，他们所付出的劳动量是可想而知的。
　　1966年5月，我们开始修筑“翠黑防火”公路。当时没有筑路机械，仅有的是洋镐、铁锹和土篮。我们的职工就是用这样的工具向大自然开战的。工具简单，人付出的体力劳动就要多，为赶工程进度，我们每天要工作10至12小时。6月下旬以后，我们遇到的困难不断增多，日晒雨淋还好对付，瞎虻、蚊子、小咬的轮番进攻，使我们这些“两花一杠（两只土篮，一条扁担）”的战士防不胜防，直咬得我们伤痕累累。到了7月份，老天不做美，连连降雨，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成的个别路段被洪水冲坏了，我们又心疼，又着急。为按时完成任务，在难得的晴天里，我们就得拚命地干，身体素质好的职工经常一次挑4只土篮。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用落后的劳动工具劈山、打石、挖土、填沟，于当年10月修完了翠峰至多布库尔河边的20.7公里防火公路。我们这支队伍是以哈尔滨林管局职工为前身，在翠峰经过扩编而形成的。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成份也比较复杂，有干部、有工人、有知识份子，也有小青年。尽管人们刚刚汇集到一起，却十分团结，组织纪律性很强，表现出了很高的思想觉悟和良好的道德风尚。那时我们没有仓库，从加格达奇买来了罐头、酒等生活必须品都露天存放，为防止雨淋才盖上一个帐篷顶。好吃好用的东西明摆着，一年多却没有一次丢失现象。记得有一次，4名工人夜里打了一会扑克，想喝酒又不愿叫醒别人，就自己拿了罐头和酒，第二天主动送去了应付的钱。我们这些人当时都没有带家，每个人开工资后都往床铺的褥子底下放，从没有丢钱的。每当有人请了探亲假准备回家钱不够时，准会有人出面为之动员捐款，本单位职工都争先解囊相助，很快就解决问题。翠峰会战前阶段（1966年10月以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非常融洽。领导爱护、相信工人，工人信任领导，领导干部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候，工人最听领导的话，领导说到哪里他们就能干到哪里，执行命令不打折扣不走样，工作从不讲价钱。在抢任务的关键阶段，工人主动加班加点，4中队在筑路中经常每天平均每人挑8米砂石；工人杨德岭在1965年冬连续几天伐木30立方米，创造了日产最高记录。

　　进军呼中
　　1966年5月，呼中筹建处开始北迁。当时林海至碧水的铁路还没有正式通车，西呼便道刚修到呼源，我们只有在呼源暂时落脚。这时，“文化大革命”兴起，筹建处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已经瘫痪，我们原来的党政领导干部已经全部被造反派划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靠了边。我是最早被“打倒”的一个。那是1966年10月初，造反派几十人找我。要借5000元钱到北京串联。我感到他们借钱款数太大，去人也多，不管他们如何纠缠和威胁，都没有答应。结果，他们到了加格达奇，林管局有位领导批给他们5000元现金，我当时就成了罪人，造反派头头返回来找我算帐，说我顽固不化，不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用汽车把我拉到他们的住地松树林进行游斗。从那时起，我与我的所谓走资派的同伴经常“出席”批判会，成了造反派的革命对象。呼源本来应该是我们进军呼中的跳板，可是由于当时能干事业的干部都成了专政对象。筹建处的领导权先是掌握在以军代表为主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手中，后又被革命委员会取代，基本上是造反派掌权。党委的当权者整天想的是革命，但对革命内涵又不能正确理解，在他们看来抓阶级斗争，斗干部就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到1966年末，我们还住在帐篷里，根本没有建房，路也没修多少，更没有涉足呼中，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开发建设的缓慢，使我们在呼源一住就是3年。这3年，原筹建处的党政领导受打击最大，遭罪最多。宗延龄同志被定为典型走资派，得到了比我们特殊的“待遇”。当时是所谓的群众专政，后被送进了“小号”。为给他凑材料，把他父亲在伪满当过“把头”的事加在了他的身上，硬说他是伪满“把头”；宗延龄同志有严重的胃溃疡病，吃高梁米就犯病，以前每当食堂吃高梁米饭时，他就把饭买到宿舍泡开水吃，这也算了他的一条罪状，说他是“单吃横睡”。在批判游斗中，轮到宗延龄同志的次数最多，他受到的体罚也最重。在一次的批斗中，给他挂的用湿落叶松板做的牌子有几十斤重，不一会，鲜血就从挂在他脖子上的细丝上淌了下来。我在当时受到的待遇与宗延龄比起来，还算“优厚”，造反派对我实行了软禁，给我规定了行动范围，暗地里派人监视。到了1967年5月，造反派中的一些人觉得我干活太少，吃了“闲饭”，就把我派到二中队去烧水。二中队有几百号人，都住帐篷，用热水量大。原来烧这只大水壶劈柴、加水、烧水、看壶有5个人轮班，我来后立即精简人员，只有我一个人干过去5个人干的活。我为干好这份工作，每天早晨人们起床前我就把水烧开，晚上人们都睡下后我才能停炉，困得我经常在大水壶前打瞌睡。在这3年中，最令人难忘的是1968年出现了一起典型假案。白铁工人程炳玉在开批斗会时喊错了口号，把“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喊成了“谁反对刘少奇就砸烂谁的狗头”。当时正在开展深挖“三特一叛”，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下可算找到了对象，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把他抓了起来。在严刑逼供下，他被屈打成招，乱说了起来，说自己是“西呼支线救国军”的副司令。这下可就糟了，因为一支军队不能只有他副司令一人，还得有兵哇。公安军管会对他就进一步拷问起来，干部董春是参谋长兼秘书，说我是“救国军”的政委，把他认识的人都给安上了”头衔”。军管会对他供出的人进行了逐个审查拷问，到处抓人。对所谓“司令”杨连和审讯的最紧，曾九天八夜没让他睡觉。这起假案，闹得整个呼源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被涉及324人。杨连和从此得了个“司令”的绰号，直到现在，人们见到他很少叫名字，都喊“杨司令”。
　　1968年4月，呼中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我们这些“靠了边”的原筹建处的党政领导，也陆续得到了自由，开始出来工作了。我重新工作担任的职务是革委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是降职使用，当时对我来说并没感到不愉快。我所想到的是自己能有工作干，能为党、为人民做些事情就足够了。到了1970年，林业部正式给投资，呼源的建设已初具规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呼源至呼中的公路也已经修通，以呼源为大本营，进军呼中的条件已经成熟。1970年春，区革委会决定派先头部队到呼中建房，为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创造条件，决定由我领头。5月初的一天，我们开始向呼中迸发。那时的呼中，到处是原始森林，只有铁道兵在修“大铁”。在我们要建房的地方，是一片荒草甸子，在低洼处长满了塔头。再看四周的山上，长满了黑乎乎的树，建房地点的四周只有我们进来时的一条路。看到这些，我们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我们这次不是观光旅游来的，是要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搞建筑。呼中的5月，天气还有些凉，人们早晚还要加上一件御寒的衣裳，但地已经化开了。我们搭起帐篷住下后，就开始了艰苦的建房工作。当时的建筑工地，没有砖瓦，也没有白灰水泥。我们要利用的建筑材料，是山上长的树和埋在地下的砂石、黄土。我们这200多人，多数是参加过翠峰会战的老同志，在呼源又经历了3年的风风雨雨。艰苦的环境能适应，对在这样条件下建房更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投入生产后，我们向林木集中的地方和黄土砂石储量丰富的地方修筑了简易路，集中一段时间备齐了建筑材料。
　　6月份，大规模的建房开始了。我们的队伍中没有精雕细致的能工巧匠，但“钉子木匠”和泥瓦工还是过得硬的。很快，第一栋房架子就在草地上立了起来。人们分成小组围在四周钉小杆，糊大泥。只用10来天就盖起了一栋在当时还算别致的板夹泥房。
　　到了7月份，遇上了连雨天，帐篷内非常潮湿。太阳好象对我们有意见，整天躲在云层里不露面。床下长出了小柳树，被子潮得粘皮肤，很多人晚上只能合衣而卧。连日阴雨，河里水位猛涨，呼玛河水漫上了草甸子，站在高处一看，到处是水，白亮亮的一片。我们在水没来之前就在帐篷四周筑起了堤坝，水才没有进帐篷。我们由于人多，住得最远的距食堂有3里多路。涨水后吃饭遇到了困难，往返得趟齐腰深的水，有时人们为了吃一顿饭弄得浑身湿透。当时没有水井，吃水要到河沟去挑。河水上涨后，水中杂质增多，水质下降，我们当时又无喝开水的条件，很多人患了肠炎。为能喝上开水，我们用铁罐头盒穿上铁丝，装上水放在火中去烧，不知是谁给这种土工具起了个洋名字叫“快壶”。用“快壶”烧水，烧开后，水面要落一层灰，但喝起来却比凉水舒服多了。困难没有吓倒我们，到了10月份，12栋板夹泥、木刻楞房子落成了，我们胜利完成了任务。1970年11月初，呼中区革委会机关搬到了呼中，住进了我们建的新房。

　　再踏征途
　　1975年10月，地委调我到松岭区工作。1976年，我担任了松岭区委书记。那时的松岭经济连年亏损，年年着火，森林资源越来越少，道路少，质量差，机械设备陈旧，存在着防火、资源、道路、设备的“四个没治”。林业部有一名领导下来检查工作，曾批评松岭区说：“你们能上交一个冰棍钱就行”。在困难和压力面前，我们区委班子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找到了“四个没治”的根源，制定了根治这“四个没治”的方案，通过几年的努力，结果这“四个没治”全部得治了。以防火为例，过去年年着大火的松岭区，已连续四年没有火灾，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好的恢复。事隔20多年，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的情景，有的已记不清了。回忆起的这些片断，希望能给我们的后人以思想启迪；希望能够对大兴安岭的后来人了解大兴安岭的历史起到一些帮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