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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中的鄂伦春猎民

开发建设中的鄂伦春猎民



  雷占奎
  我本是汉族人,由于多年工作、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对鄂伦春族的生活及习俗比较了解,并通晓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的语言,在相互了解、彼此信任的基础上,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初期,我就是借助这些有利条件,在会战大军和鄂伦春兄弟之间架起了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使鄂族同胞积极投身于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并为之做出了重大贡献。

  播种民族团结的种子
  时值1964年4月,大兴安岭春意融融,映山红竟相开放。此刻我在鄂伦春自治旗任副书记,突然接到国家林业部经内蒙呼盟通过防火电台转来的通知:“罗玉川部长在4月上旬到大兴安岭南视察”。时隔不久,罗部长带着罗湘秘书,由呼盟常务盟长张天民、牙克石林管局副书记萨义尔陪同,一行四人来到鄂伦春自治旗。当时主持工作的何其尔图在外治病,我和在家的旗委领导予以接待。第二天,我随同罗部长一行来到加格达奇。在会上,他向勘察大队和设计院的有关人员部署了当前工作,初步制定了大兴安岭开发建设规划。同时,口头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到大兴安岭会战区,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工作。会战意味着什么?那是在两个民族自治旗中间搞会战,因为他们祖祖辈辈在深山老林以猎为生,我们无论是修铁路、建林场、开山放炮,都会破坏他们的传统猎场,无论是请他们当向导,还是护林防火工作,都要照顾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会后,我们在加格达奇休整三天,做些踏查前的准备工作。之后,我们骑着马,赶着勒勒车,带着帐篷、粮食和仪器,直奔岭南。经由小扬气、大扬气到达海拉义,罗部长语重心长的说:“为了纪念抗联三支队烈士,以后在这个地方建林场叫壮志吧!”从此海拉义改为壮志,壮志林场的名字即由此而来。最后到达望峰回返到加格达奇小住。这其间,罗部长在加格达奇林业局办公室写了一首诗:“为有牺牲多壮志,龙盘虎踞振环宇……”,叫我们看,大家都说好。罗部长通过这首诗,把我们这次对岭南的视察做了全部概括,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罗部长对祖国大好山河的赞美之情和对抗联烈士的缅怀之义。他还召集森调、设计、林业局各方代表研究会战具体措施和方法,宣传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目的和意义,第三天返回牙克石。

  携手共建新兴安
  沉睡千古的大兴安岭,被各种现代化机械的马达声、开山放炮的轰鸣声和千军万马的喧闹声惊醒,各种飞禽走兽四处逃窜,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鄂伦春族的猎场遭到严重破坏。为此,我们本着罗部长的指示精神,对少数民族做广泛的正面宣传教育工作,向他们解释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前景,不久的将来,交通四通八达,楼房林立,建学校、卫生院、电影院、商店、粮店等,还要安上电灯电话,必将对猎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方便。鄂伦春民族做出极大让步,表现出很高风格,他们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对于开发建设大兴安岭表示理解和支持。这对于始终过着一人一马一杆枪的游猎生活的鄂伦春人民来讲,是多么难能可贵!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初期,勘察设计、实地考察、护林防火等外勤工作任务很重,并且都要靠人工来完成的。茫茫林海,无路可走,参天大树,遮天蔽日,走进原始森林,头顶蓝天一小片,难以辩认东南西北,若是赶上阴雨连绵或大雪纷飞,更是寸步难行,虽然手中有地图,但无人知晓那是哪儿,若是运输物资更是难于上青天。这些给开发建设带来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为此,鄂伦春自治旗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当时,在加格达奇流传着“十个指南针不如一个鄂伦春”的佳话,此话不假,鄂伦春猎民辩别方向的能力和对大兴安岭山川河流的熟悉程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他们将岭南所有的1800人几乎全部动员,并且集中抽调朝阳、额尔格奇两村以鄂伦春族为主体的猎民为开发建设者当向导,运输物资。出现了鄂伦春青年猎民当向导,姑娘、媳妇、公公、婆婆齐上阵,牵着马赶着车来支持建设大军的生动场面。勒勒车也叫大轱辘车,完全是木制的,非常轻便,轱辘的直径大约在160厘米左右,因为轱辘大,一般的沼泽地和塔头地都陷不进去,行走自如,因此,得其美名“草上飞”。走进原始森林,就得用这种原始车,一切现代化的机械只能望洋兴叹,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当年开发建设需要的粮食、盐、行李、仪器等,大部分都是用这种车运进来的。
  1962年下半年,原在古里的多布库尔林业局变成林场搬到小扬气,原在大杨树的甘奎林业局改为林场搬到加格达奇,并在其基础上组建了加格达奇林业局,1965年,包括加格达奇镇在内,成立了大兴安岭第一个林业公司一松岭林业公司。公司书记是那仁满都拉,刘昆为副书记兼经理,我和刘玉贵为副书记,副经理有牛文举、吕贵林。公司成立之后,为了加强护林防火工作,决定成立森警中队,我们本着罗玉川部长多吸收少数民族的指示,一个中队20多人的编制吸收猎民青年7人。因为这些人习惯野外生活,对于大兴安岭山山水水,地理气候相当熟悉,又是打猎和捕鱼的能手,扑打山火和外勤作业他们自然的成为向导,他们走在前冲在前,为大兴安岭护林防火工作做出极大贡献。有时野外作业,他们起五更爬半夜,主动承担起打猎和捕鱼的任务,使中队的食堂和野外就餐时有改善,有时甚至相当丰盛,美不胜收。
  1966年5月17日,大兴安岭发生第一场欧肯河大火。我和鄂伦春旗旗长贵德布,副旗长耐热尔 图,统战部长白热尔图奉命从加格达奇出发到那都里河扑打山火,路过大石头山外站粮库时,发现一 股熊熊烈火正以飞快的速度直奔粮库,眼看粮库有被烧的危险,我们立即组织人员,采取以火攻火的方法;放火烧防火线,把粮食保住了。战斗结束后,我们休息片刻就向南翁河转移,途中听到大石头山阳坡方向有枪声,我们意识到有人迷山了,马上派人去找,但没找着。我们就连夜赶路,第二天早晨到小古山用电台跟前指联系时,苏再贤秘书长说:“你们不要汇报了,赶紧找人,方位在大石山左右”。我和耐热尔图商量,派贵旗长的内弟佟国一人前去找人,他这个人老实厚道,山路还熟,派他去,我们最放心。佟国单枪匹马背些饼干和大米出发,人困马乏,更主要的是火烧迹地没有草喂马,佟国就用猎刀砍些树枝喂马,跋山涉水走了一夜,第二天八、九点钟,在大石头山南端小河沟边,找到迷山的铁道兵小分队18名战士。当时,小分队战士轻装上阵,跟着火头打了一夜,第二天火打灭了,抬头一望,火烧迹地一片黑,便迷失了方向,没敢行动,受冻挨饿,在小河边困了二天二夜,摘柳枝嫩芽充饥待人前去救援。佟国找到他们,大家七手八脚的吊起水桶烧大米粥,分饼干吃。领出山的途中,巧遇往回撤的铁道兵部队,战士们欢欢喜喜随队而归。

  民族事业伴我行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民族团结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松岭林业公司森警中队的7名少数民族战士,全部被扣上“乌兰夫叛国投敌黑爪牙”的帽子,打成“反革命”,解散回家。“文革”后予以平反,适当的安置了工作,可是谁也没有回到森警中队。我是1966年下半年“靠边”的,到古源“四清”工作队工作,1967年5月被解放。同年8月又在“挖肃”运动中被挖进去,打成了乌兰夫的黑爪牙,叛国投敌的头头,送到翠峰“五·七”干校学习改造,1971年回来待分配。同年7月,大兴安岭成立煤炭管理局,李春贵任局长,我和刘世成当副局长,两年后煤炭管理局撤消,我又调到民政局工作。原来,我是从松岭林业公司调到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当副主任,同时兼民政局副局长,特区第一副区长张开平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我虽然兼民政局副局长,但民政方面工作没做多少,主要做的是民族事务工作。1970年,鄂、莫两旗划归大兴安岭后,民族工作更加重要。当时,为方便少数民族来地区食宿,我们把原来的民族招待所(现医药公司道北)迁到现加区儿童公园。“文革”中,我虽然靠边站了,但有关民族事务方面的事还时常找我。一次,鄂旗额尔格奇生产队书记巴布山在特区中心医院病故,特区副书记马恒玉委托我“把丧事办到底”。我就安排人员买了24尺布,买来木料找人打棺材,安排好死者家属、亲戚朋友的食宿等,为此事他们感激不尽。做民族工作讲究方法,要根据他们民族习惯,不讲阔气摆架子,与他们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他们不问你当什么官或者是多大官,拉家常、谈生产、聊打猎,说什么都可以。然后你才能讲党的政策,往正路上引,否则,坐下来开会,听汇报做报告,谁能接受?那些年,我到猎民中间不分你我,你打柴,我烧火,他烤肉,无拘无束。他们也不把我当外人,什么话都愿意和我讲,我说什么他们也乐于接受,工作起来,效果非常好。尽管如此,不尽人意的也有。罗玉川部长在加格达奇“三用堂”第一次做报告时,我们是排着队去的。在民族招待所附近,遇上醉酒的一个猎民,他端着枪冲人群大喊大叫奔向会场,无人知晓他喊的是什么。这时有人告诉我猎民闹会场,我急忙出去一看是戈常瑞,原在鄂旗当副书记时就认识他,因喝酒闹事曾几次被劳教。我就喊:“戈常瑞”!他一下愣住了,估计他是没想到我在这儿。我问常瑞你干啥来了?他说没啥事,我又问来多少人?回答是不少人,我就说没啥事就走吧,我把他劝送到民族招待所,下午全部猎民都上山打猎去了。事后,有人说老雷真利害,能把他们劝走。其实我有什么利害,只不过是从小跟少数民族在一起放牛放排,给富人扛大活,一起在苦水里泡大,是共产党毛主席把我这朝不保夕的穷汉子培养成人,走上革命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千条江河归大海,颗颗红心向太阳,少数民族同样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党的民族政策,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大前提。
  由于党的培养和教育,鄂伦春民族中优秀干部不乏其人。鄂伦春旗旗长贵德布,副旗长戈德宏,统战部长耐热尔图等同志为大兴安岭护林防火和民族团结工作都做出很大贡献;金财同志对猎民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尤其耐心细致,还是一名出色的猎手;白雅尔图也是个极好的人,事事处处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是他们这些民族的优秀分子,在党的领导下,把鄂伦春人民一步步的从原始生活中脱胎而出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并在保卫和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事业中做出很大贡献。现在,我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离休多年在家,时常回忆起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难忘岁月,及鄂、汉民族团结协作的美好场景,但愿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的民族之花能象兴安岭上的映山红一样常开不败,永远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