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防火48年


　　何延荣
　　忆往昔，心潮滚滚。我从1952年6月参加莫旗人民政府支林开始，有机会和森林结下了缘分。这一干就是48年，大体上分为10年护林员，10年武装森林警察，24年在防火办公室，4年承包森林管护。

　　10年护林员
　　这10年经过了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合作化、“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森林防火工作是在不断变化中渡过的。那时我在牙克石林管局的奎勒河林业局，局址在大杨树。我在宜里林场、卧罗河林场担任护林队长，手下有20来名队员，队员全是干部编制。队长配有一只好长枪，队员是两人一支枪。队员编出“两人一支枪，骑马挂长枪”的顺口溜。林场任务一是防火，二是造林，三是多种经营。每个林场管护的面积都在60至70万公顷，除河流面积外全为森林面积。地上仅有从小二沟通往大杨树的唯一一条不明不暗的“草上飞”车的草道，似乎无人区，偶而来人可亲近呢。森林防火工作是群众性很强的工作，在那大跃进的年代里，提高人们的森林防火意识是尤为重要的，是搞好森林保护的关键。大跃进的时候，护林队归林场管理，无论有没有人进入管辖区，都得做出森林防火的强大声势，大搞宣传，向林场职工、家属作讲演。林区草道总是重点，树上贴防火标语，没几天就让风吹掉了，改砍树平面写标语，但又不醒目，又改为木制标桩，有道路的2至3公里一根桩，无道路的地方就看那里容易进人就在那儿设标桩。二人一组，自己动手做标桩，工具、油漆由林场统一发放。在三年自然灾害时，群众为了生存到处找吃的东西，打鱼、狩猎、下套的人纷纷涌入管辖区内，情况复杂了，标桩也随着增加。又有人发明了防火门，在重点地段安装上了更醒目的防火门。标桩要求一是醒目，二是1公里以内必须见到这种防火声势。队员们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地忙碌着。在大跃进年代，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高潮里面加上高峰，真是把我累得精疲力竭，好在队员们检查与不检查一个样地干工作。大跃进时的基础设施建设。管护区里是雷击区，每年都要发生几起雷击火。火真难扑灭呀！管区内有很多小河沟，小河沟大多数都是不宽又不窄，人马又跃不过去，两傍夹一沟，水还很深，人马一下去一时还上不来。不能及时进入火场，贻误了战机，小火便着成了大火。我们就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于是就自己动手干，叫它有河就设船，有沟就架桥，有道就建站，有高山就有哨。一条河流要设有几个渡口，河水涨了人坐船马浮水。一条沟里要架几处桥，这些桥全为浮桥，用8号铁线拴在两岸的树上，水涨大了能漂起来，水落了又回到原地。这样护林员就能骑马及时赶到火场扑灭林火了。仅雷击火，这10年就扑过四十几起。在常有人来往的道路上就建站。都是木刻楞、条子加泥的房舍。有房屋的外站二十几处，有效地控制了野外用火，外站也是住宿的店房，方便了过往行人，他们也都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不在外面取暖、做饭和用火。瞭望哨的建设也比较容易，几个人往山上抬木头，四根柱子打上眼，安上横带木，顶上铺上小杆垫上草，高6米、占地4平方米的瞭望平台就建好了。在火险等级高时候人就住在上面，上下有专做的梯子。有一些高山有树；我们就用利用树的枝丫架上小杆在上面观察火情。想起那时候的发奋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白手起家，真是革命加拼命呀！
　　1959年10月下旬秋防期刚结束，牙克石林管局党委召开筹建加格达奇林业局的紧急动员会。时间紧、任务重，一切听从组织安排，让谁动谁就走，都没有二话。11月中旬，我们第一批30多人的先行队迎着兴安大地凛冽寒风踏上了征程，每两个人驾着一匹马拉的雪爬犁带着行李和口粮，从大杨树出发紧赶三天才到加格达奇，到这儿一看只有一片白雪地，哪儿有人烟。我们在雪地上守着火堆站了一夜，第二日天还没亮，我们就开始清理积雪、架帐篷、点火做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安营扎寨了。到了春季冰雪融化了，好吗！我们的城建区全是都柿甸子，就连我们的铺板下面都是都柿。说真的要问加格达奇的变化，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个了。筹建加格达奇林业局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吃过柞树叶子面和刺玫果面，真是难吃呀。每人每月9公斤粮食又没菜，不吃代食品能行吗？由于这种代食品不好消化，每次上厕所都得喊着号，不然就下不来。记得林业局党委书记盖民芳同志在动员会上讲过，“你们去加格达奇就安家落户，找好坟地，妻子、儿女就地安排，别想离开”。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下定了大干一场的决心。冬天每个人都拉着爬犁，自己又砍又拉建筑材料，夏天扛木料。到大兴安岭1964年会战时，我们已经建成了一栋办公室、一栋食堂、一栋库房、一栋学校、11栋家属房，商店和粮店是板加锯末的。

　　10年武装森林警察
　　1963年8月。原护林队改编为牙克石森警大队加格达奇14中队，杜国君任队长、刘复业任指导员，下设3个分队（加格达奇、小扬气、大杨树）。我任加格达奇第一分队队长、副队长是张福柱。我们30多人都穿上了警服，并配上了枪。这时我们必须按照军人要求自己，立正、稍息、举手敬礼没个完，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能随便回家，还得出早操和站岗，有的同志受不了，也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就离岗不干了。
　　1965年3月1日，根据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的指示，我们第一分队和小扬气第二分队的部分森警与鄂伦春自治旗从朝阳村、古里、乌鲁布铁村抽调的鄂族群众配合进入无人区的那都里河、坎都河和南瓮河。一分队设4个点，分别在南瓮河、那都里河上游、砍都河上游和中游；二分队设在大子杨山和马鞍山两地。6个点的指挥部建在那都里河上游，人员统一由鄂旗副旗长白雅尔图（后来因病由敖贵生接任）和森警中队队长杜国君指挥，我为秘书。还有大学生医生林景隆、电报员任立君随我们一同进入。进人无人区的人员吃粮全用马从小扬气和大杨树两地往上驮，真是山间铃儿响送粮马帮来。大兴安岭3月的天气和冬天能有多大的温差呀，运送的距离一天到不了的中途还得在外过一夜，雪还没有融化，人得拉马走，真是难走呀。在积雪融化时我们找不到一处干的地方，铺下整天流水，水还很干净，喝水、洗脸不用出帐篷就地取了。6月4日夏季降大雪，整整两天才化完。那天我和鄂族老乡图库去大石头山勘察瞭望台，差一点没把我俩冻死。白天降雨加雪，夜间全是大雪，我们只带了一个小帐篷，又没配雨衣，全身都湿透了。图库哆嗦着说：“小何呀，这天要冻死人哪”。晚上大雪把小帐篷压倒了，把我俩埋上了，这样一来，上面有了雪暖和了一些，可是早晨起来就难了，那儿都是凉的，在风雪夜没有把我俩冻伤真是万幸。我们在山上驻扎的4个多月中，飞机曾经给我们空投过一半猪肉和一筐元葱，猪肉投到了土里，我们用铁锹才把它挖出来，元葱落到地上没有一个是圆的，葱泥混在一起，用水一点一点地洗过后所剩无几了。那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毕竟是见到菜了。
　　1966年春防期，“跑火”犯周振兴、吴士兰二人从加格达奇跑到山上采木耳，在欧肯河里烧蚂蚁堆引发了大兴安岭会战的第一起大火，大火打了一个多月才扑灭。那时，我们分队在加格达奇管区内建了4个外站，分别是老道口、松树林、塔里吐、龙头山，由刘洪廷、李连祥、蒋世成、崔宝茹4名班长带队员住点。一班长刘洪廷带着7名队员住老道口，这里是重点区，三路（河道、铁路、公路）都可以往山上进人员，我也常在那里蹲点。他们7人白天骑马巡护、了望，夜里排班站岗，每天23时还得派人检查到站的火车，火车两侧都设两人，防止有人偷着入，就是这样每个防火期还都能抓住几十人。最有趣的是抓“跑火”犯吴士兰，夜班人员照常接火车的站，看见从列车前面下来一人，并沿着铁路往前跑。4名队员分工，一人后面跟，三人沿公路追，到长脖子山，上铁道埋伏下，时间不长吴士兰来了，三人大喊声“抓呀”，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抓了，第二天把他送到了加格达奇。周振兴在阿里河被抓住，执行了枪决，吴士兰被判无期死在狱中。还有一次抓盗伐护岸林人员，夜间在瞭望山上看到远处的河滩上有火光，判断是盗伐人员在做饭，等到了下半夜我们就悄悄地隐渡到此处，由于掌握了有人在此，便增加了人员看守，等到天刚一亮，四处大喊“抓呀”，由于我们河里也有船，他们无法乘船逃走，只有束手就擒。这次我们抓住了4人，缴获了两只船、一些粮食和采伐工具，当日就把他们押送到加格达奇。对过往人员我们都是认真进行检查和登记的，记得那是大兴安岭会战开始不久，指挥部政委罗玉川同志和有关领导到北面检查指导工作，有几台吉普车要通过检查登记站，班长蒋世成请示对他们是否检查登记，我说：“要进行检查登记，我们是执行公务”。这样做真对了，领导还表扬了他们。

　　24年防火办公室工作
　　1972年春防期，森警大队派出我和金风、王洪军、王凤国4人与单位配属人员组成临时防火办公室，归505部队管理，全玉祥兼防火办主任，日常工作由金可参同志负责，我担任值班员。这个春防期可真是忙呀，好象每天都有火可着似的，那时鄂、莫两旗都归大兴安岭管辖，总面积13万多平方公里。严重时部队派兵参加扑火，部队一动参谋就进入办公室，我值班的主要任务就是汇报情况。12平方米值班室，安了三部电话，有时三部电话同时响，我一个耳朵放一个另一个只有任它响，有时笔录也来不及记。马恒玉同志有时替全玉祥同志坐班，他记忆力强，你接的电话情况他能记在心里，24小时的火场变化情况，扑火队员的活动情况，下步安排，他都了如指掌。一个春防期着了72起火，特大火灾10多起。盲目的自流人员太多，绝大多数是采木耳、猴头人员野外用火造成的，雷击火也不少。火灾频繁，引起了黑龙江省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73年下发文件成立了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编制13人，吕桂林任主任、金可参副主任。吕主任是原松岭林业公司副经理，在我们14中队改为加格达奇森警队时，归松岭林业公司管理，我们多次一起打烧防火线和检查防火工作，彼此都很熟悉。我的防火经验和技能他也是了解的。因此，把我和王凤国留在了防火办工作，就是这时我脱下了森警服装。在防火办工作的24年中，我在指挥组长、副科长、科长、主任工程师、副主任等职位上干过。在防火方面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也不少：骑马摔过、汽车翻过、坦克车掉过、飞机翻过、火燎过、烟呛过、死去又活过来等等，品尝了防火战线上的人生百味。各级党委和政府给了我很多荣誉，得过国家森防模范和黑龙江省标兵，地区级的就更多了。这些荣誉的获得都与领导的关心和群众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抚今忆昔，浮想联翩。下面把我经历的几个火场和值班过程讲述一下。
　　1977年春防期，牙尼力气发生了大火。由于天气干旱，可燃物干燥加上风大，火场发展的非常快，便调动解放军参加扑火。他们从嫩江下火车，又转乘汽车追赶东线火头到十二站西面，火头没能控制住又转移到兴隆乡，李庆祥副主任陪同他们在东线火场。西线火场有“杨马部”（杨德顺、马波）、“李部”（松岭林业局李志生）、“单韩部”（森警大队单成玉政委、韩振元大队长）和“马部”（马恒玉）；北线有“杨部”（新林局杨占清）和“朱部”（朱昆）。李庆祥带领解放军向北，南面已控制。火场已基本全线包围，空中指挥张世军部长和王钊书记，我是参谋，每天随同他们去火场观火、运送扑火队员，我一人指挥5架直升机，全玉祥副书记在加格达奇坐阵指挥。这起火燃烧了40多天，大兴安岭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军民全力以赴，上万人的扑火大军，从树没有叶打到树叶长全，树封了门才结束。记得李庆祥部一个连的解放军迷失了方向，他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全玉祥副书记真是急了，大声喊到：“小何，咱俩上飞机去找人”。全副书记已经一人连续坐阵许多个日日夜夜了，我赶紧预备了一件皮大衣，害怕他坚持不住了，好让他躺在上面休息一下。我们在南瓮河上空找了几圈我才发现他们在一片林子边上往北走呢，我立即向全副书记报告找到了。我让机长选好降落点，落地后，让部队原地休息。我们再去找“李部”的指挥部，他们那里食品多又有电台。迷失的士兵听到飞机在上空，立即放树、打降落点，这个场地难度太大了，就象是往井里落似的，邯郸二十大队队长亲自驾驶，全凭人一身过硬的本领，硬是一架一架地往外运，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紧张运送，总算把这部分迷失人员安全运到了“李部”。我一下飞机全副书记（找到迷失的士兵后，全副书记就坐阵“李部”指挥部等候佳音）高兴地对我说：“小何，你真有一股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是森林防火专家”。这场火我还经历了另一个惊险的场面。在南瓮河中游前线指挥部王钊书记住地，我乘直升机在火场上空巡查，发现有一条约有1公里长的一个环型火线，我迅速赶到前指，运送森警韩振元、范天良等十几人，由于情况紧急，飞机上的人员机门都没关就起飞了，飞机刚一离地面我就发现机油漏了，“他们必须立即返航”这是我的第一意识，我是连招手带喊话，他们既看不见又听不到，把我急得是一个劲地跺脚啊！王钊书记听我一喊，跑过来一看地面上的机油也担心起来了，说：“飞机上的人不都全完了吗？这可要出大事故啊！”。幸运的是飞机不仅把扑火队员安全地送达了目的的地，而且还安全返航了。飞机一回来，我向机长说：马上关机检查。机组人员得知这一情况后，都说命是捡回来的。飞机不能飞了，我们只好在外过夜了，用电台向本部汇报了情况。第二天来了几位机务人员进行了检修，重新加了油才算飞回来，多么惊险的一幕呀！关于飞机方面的还有一次，把一架米八飞机都摔报废了。那架直升机是朝阳二十二大队的，在大青公路26公里飞机翻了斤斗，把我一个胳膊摔骨折了。那是1986年秋防期，人们在欢度“十一”国庆节，大子杨山森警管区的十八站出现火场，火扑灭了往回运森警官兵，原定飞机飞到大子杨山场地，飞机起飞后贾宝世大队长提出把森警官兵送到26公里的外站，我和机长商量后改变了航线，待飞机降落森警官兵下去后，我把大衣铺在坐位上，让贾宝世和通讯员坐在前面，我坐在后面，我们坐好后飞机开始加油门起飞，就在飞机刚离开地面时，突然听到“喀嚓”一声——飞机翻了。机组4人、座舱内我们3人全都受了伤，机组的孙大队长受的外伤很重，我怕他出现意外，立即在路上拦了一辆车把他送到大子杨山治疗。我已经骨折了，贾宝世说：他都听到骨头响了。我还是坚持着向防火指挥部和本火场指挥台汇报情况，让他们立即派直升机来事故现场。加格达奇方面一接到飞机出事的情况后，医院方面马上安排了病床，张凤鸣指挥和金可参主任亲自到机场接我们，从机场到医院的路上，他二人都不知到我也受伤了，直到把机组三名人员办理完了入院后，我才说：我骨折了，需要住院。张、金二人都非常惊讶，你为啥不早说，怎么连一声“疼”都不叫呀？我说：叫也是疼，不叫也是疼，我不叫对机组人员来说也是一种安慰。这时候机组的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因为四五百万元的一架飞机经这样一翻已经完全报废了，责任重大啊！我的爱人和子女听到消息后，立刻都跑到了医院，她们认为飞机掉下来了，里面的人生还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是活着也得摔的面目全非。因此，她们都是哭着跑进病房的。我一看她们这样，就赶紧说：“我还活着呢”。我爱人这才凝神关注身躺在病床上的我，激动地对子女们说：“天那！快过来瞅瞅，你爸活着呢，还挺好的。”我此时的心情也非常复杂，心想火一着，前方广大扑火人员浴血奋战，后方亲人们的心也在火上煎熬啊！
　　1987年5月6日，一场震惊中外的森林大火在漠河、塔河燃起。那天中午，加格达奇松树林着火，我把森警张春秀分队40人送到火场，他们下飞机猛扑三个多小时，才将火扑灭、清理火场。我回到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吃饭，张凤鸣指挥说：“漠河着火了，邱专员让立即通知有关单位到防火办开会”。就在这时，我到电台叫漠河汇报火情，漠河值班员说：火快烧进城了、烧贮木场了、烧油库了、烧粮库了、不能再说了、撤电台走了、不然就挨烧了。我赶紧从二楼下来向邱专员做了汇报，然后又上电台听图强火情汇报，对方说育英林场烧了，火在西面大沟里向这边烧呢。时间不长，又汇报说从西面要进城了。我又去向邱专员汇报了情况，邱专员此时的心情无法形容，急得声音都沙哑了，工作布置完了一夜没休息。阿木尔告急，塔河汇报烧盘中林场，又报烧马林林场。这火真神了，怎么能这么快？一个小时就向前推进几十公里，我干了大半辈子防火工作也没见过。第二天早晨让我上飞机送领导去火场，机上人员有邱兴亚、王宗孝、张举、军分区两位首长、电台记者等人员，预计是到塔河机场加油再去漠河。飞机到了大乌苏林场上空能见度由5公里降到2公里、600米、50米，我上飞机10多年，飞行一千多小时，从没遇上这种情况。我进驾驶舱一看，飞机已经降到距地面还有50米，飞机擦山而过，这是要碰山的呀。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就是大兴安岭的一张活地图。塔河是两傍夹一沟，并且山势较高。我真的有点怕了，我叫王机长赶紧往高飞，此地没有降落点，往高飞越快越好。王机长看出问题的严重性，除领航员的位置站不起来，正副驾驶、机务员紧张的都站起来了。飞行高度由50米上升300、500、1000，我说：现在也看不见地物标，不知道在什么位置，近处有高山1400米，只有升到1500米才安全了。但是也不能再往北飞了，不然就得飞到苏联国土上去了。转变了方向，等从烟雾飞出一看，这是什么地方呀！经过观察找到了地面位置，已经快到十二站了，离开铁路歪飞了几十公里。我问领航员知道位置吗？他说：地面物标不明，看图纸没用，要么向西飞找到铁路，要么向北飞降落到新林。这时我才有机会回到座舱，把刚才紧张而又惊险的一幕向领导们作汇报，张举说：“我没想到会碰山，机毁人亡。外面啥也看不到，连飞机里面都进烟了，火着得太大了”。此时，机上每个领导早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都全身心地关注火情呢。
　　1987年5月8日早晨，我们从漠河上了专列回到塔河前线指挥部，此时正是李鹏总理下指示死保塔河的时候。绣峰林场三支线火势很大，有烧塔河的危险，在这危急的时刻我挺身而出，向邱兴亚专员请命说：“邱专员我去，我可以胜任的。我没有管人的权力，你来给我当顾问，指挥由地方上荆家良和部队吴长富（大胡子师长）担任。”我带领40名森警官兵（是孙长福队长和孙志民副队长率领的加格达奇森警一大队），出发去三支线。我们在火头等指挥的到来，可是等不及了，火马上就要上道了（一条东西路）。于是就把40名森警分成两队，我和孙长福带20人向东，孙志民带20人向西，开始打烧防火线。中午时北风挺大，我们在路上拦下依安县套子队（拉大木头）5人，让他们负责看火，不让火过道。我们抓紧点烧防火线，已经烧出两公里长的防火隔离带了，套子队员跑来报告，说：一个大火球从空中飞过道了。“火跑了”，我们已经加宽50多米的防火带；怎能飞过去呢？我们带着疑问立即返回查看，可是到现场一看，真是“火跑了”。怎么办？查看一下地图，发现绣峰二支线还有一道防火线，我们急忙上车去林场向塔河总指汇报，我们40人赶到二支线拦截火头。正在以火攻火的时，吴长富的师赶到了，由张参谋长带领三个团（201、202和炮团），人员好象没那么多，大概不是成建制来的。张参谋长一看我正在指手划脚的大概是管事的。问我怎么称呼？我说：地区防火办指挥科长何延荣。他赶紧说：何科长，怎么安排我们？此时的情况也顾不得什么身份了，我很不自觉地安排部队一字排开，将道北的清林剩余物（树枝丫）往道南搬，这样便于拦截火头。我们必须看守住火，不能让它过道南，大家都非常清楚这是保卫塔河的最后一道防线，火跑过去是要负责任的。40名森警还是兵分两路，孙长福队长带20人往东烧，这是重点地段，我在那里指挥。孙志民副队长的20人向西点烧至林场，部队布兵完成了，火头也赶到了，这火可真猛呀！两火交锋冲劲老大了，在全体官兵的奋力拼搏下，火头终于被堵下来了，我们都长出了一口气。在接近傍晚时，全玉祥秘书长和邱兴亚专员来看望我们。邱专员问我，老何，火头控制了吗？我说：已经反复检查过了，控制住了，现在看没问题，我很有把握地对邱专员说。邱专员说：“你们辛苦了，干了一件大事”。全玉祥秘书长是老领导，还向过去在大兴安岭地委当书记那样关心、问候我们。5月10日晚，我们往二十站打烧防火线，防止北火南进。此时人员多，森警200多人、新林林业局近1000人、解放军400人，夜间风很大，在给水车的配合下，大胆地点烧防火线，烧了10多公里时，已经是下半夜了。此时来人送信儿，让我回塔河总前指，当时我认为是去汇报情况，因为李鹏总理到塔河了。天快亮了，回到塔河见到了张凤鸣副局长，他说：明天乘飞机陪同李鹏总理视察火场去。11日上午，我在机场见到了李鹏总理和“大胡子”师长，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到了西线前指，开始我和刘先中支队长给解放军扑火队员讲扑火安全知识。待扑火队伍展开后，我又作为省政法委书记白景富同志的参谋出现地火场的东线和北线。5月13日上午10时多，我们赶到老沟河下游，河湾林场西面四、五公里处，一个火头从河湾林场后面的支沟里烧了过来，火势很大，大有发展的趋势，要是让它过了嫩漠公路，就可烧到黑龙江边。那么一大片没有开发的原始成熟林将被毁于一旦，情况紧急，迅速调动扑火坦克师，由一个团长带队就近先上来了一百多人。白书记让我领队进入，我当即查看了一下地形，看到前面有200多米的开阔地，必须从这里过去，这片地段细小可燃物载量太大，厚厚的地被物加上小灌木丛，脚一踩很软并且直冒烟，太干燥了，万一火一进来我们这一百多人命就没了，越是艰险越前吧。我在最前面开道，为了争取时间减少危险，我们跑步前进。待我们跑到河边时，都上气不接下气地躺在沙滩上了。稍做休息后，我们马上开始了以火攻火的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苦战，才控制了局面，保住了河湾林场。这时我们又发现前哨林场二支线方向浓烟滚滚，火势很大，空中红红的一片。当我们赶到时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了，某部的一个坦克旅1000多人被大火包围了。张旅长请示白书记我的人员被火包围出不来怎么办？白书记问我：老何，你说怎么办？面对这种危急情况，我说：还得用老办法——以火攻火，别无它法。此时，是下午2时许，正是打火的好时候。马上下令队员一字排开，在道的北面点火连上线，看住火不能过道南，经过半个小时烧出了一条安全带，1000多名指战员和几十台各种运输车才冲出了重围。白书记和张旅长都说：“你真有经验，多亏你的指导，不然要发生多大事故”。这一天发生的事真够惊险，是我在森防战线上几十年所没遇到过的，干的那么顺利，我自己也感到很满意。5月14日中午，公路两侧的火又向前哨林场推进了，离林场只有半公里的距离，林场的人扶老携幼又开始转移了，这大概是他们的第二次转移吧。火光就是命令，我们又冲上去，与火魔展开了对攻。在林场南面有一条草道横穿东西，稍有不注意就得跑火，有些地段用人先将草踩倒，我看到这个危险的局面，只好就地取才，利用一下这条草道了。我在前面开始点火，前面点火，后面要紧跟上打火，防止过道，点火和扑火必须密切配合，稍有疏漏就得跑火。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奋斗，终于把这股火堵截住了。林场安全了，晚上，林场的老人、妇女和儿童（青壮年男同志都在火场一线扑火）背的背、扛的扛、抱的抱又都回来了。那个时候，火区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给惊呆了，他们每天都在慌恐度过。我在这个火场一线遇到惊心动魄的事情很多很多，是写也写不完、说也说不完的。整整27个日日夜夜呀！哪那有一天好好休息过，哪有时间脱下衣服睡一会。就是在医院打点滴时，也得特别告诉护士一声，你给我看着点，我太累了，必须得睡一会。在火场上打点滴的时间是我的休息时间，这也是对我人生的一次锤炼吧。

　　4年承包森林防火管护
　　1996年初，我在防火办退休了。由于是有职业病的原因吧，在家闲不住，总想搞防火。我找到有关部门要求继续搞防火，就这样与加格达奇林业局签订了森林防火责任区的合同。管护区总面积6000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4679公顷、草地410公顷、耕地面积680公顷、河流面积231公顷。有林地面积77.1％，管护区内情况复杂，种地户54个，开矿的3个，来往行人不绝，山势平缓，河流狭窄，阔叶林为群体，林草茂密，细小可燃物载量大，在春秋两季防火期内可谓一引即发，防范不利，着火的可能性很大。我从农业点里找了4名可安排的义务护林员分片包干负责，发给他们统一服装。每年召开一次点长防火会议，传达林业局防火部署、宣传森林防火知识，发放传单不漏一人，还配备了一台摩托车和一匹马，骑摩托车巡护公路，骑马到各偏远农业点检查防火，4年内没有发生1起火情。1999年秋防结束，我的承包期满了，也是宣告我的森林防火生涯真正结束了。48年的防火经历，参加过几百场扑火战斗，从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我也多次被邀请到全国各地进行森林防火知识讲座。写过《提高扑火效率的探讨》、《扑火指挥技能》等10余篇论文，有的荣获省级奖，有的还被收录《中国文库》。我作为森林防火战线上的一名老兵，为了保卫兴安林海，风风火火四十八载；为了森林防火事业，与火魔拼搏得直至雪染双鬓。对所钟爱的这项事业尽心竭力地为之奋斗了大半生，我由衷地感到欣慰与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