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人民生活
第一节　建国前人民生活概况

　　克东于民国18年（1929年）设治，当时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和压榨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克东县人民，由于连年遭受天灾匪患，更是挣扎在死亡线上。民国19年（1930年）《关予东大岗请示减免19年前地租捐》的档案中记载了当时人民生活的苦难情形：
　　“自民国六、七年间，通北毒水（现称克山病）发现，暴死人口，遽于一、二年间，少妇幼女逃亡殆荆又加幼童骨节高起（即大骨节病），身小如猿，行走似鸭，人民莫不痛泪伤心。富足之户弃业远逃，以待水毒消解。不意水患未息，胡匪继起，焚杀绑掠，肆无忌惮，惨痛已极，以致农户相率逃避。民国13年匪势渐息，但18井之户，只剩六、七井。有口可查，尚不足一井之多，余皆逃亡。房垣被匪焚毁，牛马被匪抢净，耕种无力，所井之地，均成荒厂。民国14年，官家为防匪患，令民户归屯并堡，只得重盖房屋，穿井垒院，购置枪炮，买办牛马，重垦荒地，种种事项，均求贷告成。民国15年雨水连绵，秋霜早降，有棵无粒。十六、七年间，遍降冰雹，秋成无粒，连年歉收。民国18年，雨水过度，约有二、三成年景。民国19年收稍佳，无奈地中人工等项甚重。钱毛物贵，年年入不敷出，债台层叠，情实难堪。天灾匪患，十室九空，衣食难顾，哀鸿嗷嗷，流离失所，微有一线生计，亦不能匍匐来县恳请豁免租捐"。另据民国19年（1930年）《农业调查表》和民国20年（1931年）《全县职业分配情况》两份资料记载，“县内人民衣服俭朴，食谷豆蔬菜，住土木草房，能识字者只有4049人，全境尚无一定娱乐场所，元旦新节，循照习惯，作短期自由集合，化妆游行歌唱（即东北大秧歌）而已。”但是，与广大劳动人民形成鲜明对照的地主老财的生活，则另是一番景象。如靠抢劫起家的千丰区太平川村（现爱国乡永生村）大地主于子元，家有100多间房子，2000多垧耕地，在外边设有5处窝堡和1处街基，其中自己经营近千垧地，每年雇长工40多人，短工百余人，其余1000多垧地以“四六”出租（即佃户收入一石粮，交租四斗），残酷剥削农民。同时规定，凡租种他家耕地的佃户必须有枪支，负责保护他家财产的安全，远近十里八村大都是他家的佃户，每年收入粮食几千石，用穷人的血汗，养活他一家80多口人，骄奢淫逸，鱼肉乡民，成了当地的土皇上。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随着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克东人民便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亡国奴生活。日伪为了巩固其政权，采取归屯并村的反动政策，把边区居民赶到内地，把山区居民赶到平原，任意烧房毁屋，使不少人无家可归，颠沛流离。日寇为了修筑军事设施，强行摊派劳工，少者半年一年，多者二年三年，艰苦劳役，地狱生活，使许多人身患重病，失去劳动能力。有些参与秘密工程建设的劳工在竣工后，便集体惨遭屠杀。玉岗村任朝品屯（今新农乡民生村二组）王振生一家13口人3个劳力，一年内全摊派去充劳工，先去两个，到秋后又摊上1个，只好借钱雇人顶替，全家10多口人，要死不忍，要活不能，苦熬度日。日本侵略者，为维持“圣战”，对中国民众敲骨吸髓。在经济上对粮米、棉布、食油，煤油、火柴等日用品实行配给制，穷苦百姓没有棉布做衣裳，只好以更生布、麻袋片遮身，没有煤油点灯，只好以松明照亮；对粮食实行“粮谷出荷"，每年秋季，庄稼上场以后，日伪当局就派来由村公所、协和会、警察特务组成的出荷班，到各村屯坐镇催粮，限期缴纳，谁不按期完成，则加以“反满抗日"罪名，严刑烤打，不少人惨死于毒刑之下。稻子、小麦一律征作军粮，谁家偶尔吃上一顿大米、白面，被特务发现，就要以“经济犯”治罪。随着日伪经济的凋敝，“出荷”品种也越来越多，由粮谷而至肥猪、猪鬃、马尾、禽蛋、土豆之类，无不强行摊派，限期完成。再加其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逼得黎民百姓倾家荡产，走死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