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呼玛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刚结束，就在广大干部和群众还没有一点喘息的时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接踵而至，从此呼玛县干部和群众坠入深重的灾难之中。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彻底摧垮全县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迫害了广大革命干部和一些优秀共产党员；分裂了革命队伍；破坏了生产建设。动乱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大破坏的十年，是空前浩劫的十年，是灾难深重的十年。
　　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一九六六年五月，随着全国各地有组织、有领导地批判、声讨“三家村”，我县开始张贴了一些声讨性的大字报，并联系实际的对一些同志绘画的山水画、撰写的诗歌、日记进行揭发，无限上纲上线。
　　六月九日成立了中共呼玛县委“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七月六日县委抽调二十二名干部组织工作组，进驻了中学、文化、卫生、财贸、工业、农林水等单位，在党委领导下，发动群众搞好“文化大革命”。七月二十五日县委举办了全县小学教师暑期集训班，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搞好“小五界”的“文化革命”。
　　九月六日晚呼玛中学部分学生同农业系统的“造反派”一起召开了火烧县委，揭开“九·三”会议（43）内幕大会。大会开了三天一夜，揪斗了县委主要领导和地、县工作组负责人、积极分子共二十多名。自此，乌云笼罩了呼玛县上空，广大干部和群众进入耻辱的时代。
　　二、群众团体的形成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在首都接见红卫兵代表之后，呼玛中学红卫兵组织相继建立，县直机关、工厂、企业中也成立了赤卫队组织。九月初中学又成立了红色造反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驱虎豹红色造反团；农业系统以九月六日火烧县委为名组建了“九·六”造反团。县委、人委机关出现了“主流”等十几个造反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城乡有二百五十多个造反团。这些群众团体后来有的被迫解体，有的被砸垮，有的实现了大联合。最后除学生中的红卫兵组织之外都自动消失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造反派组织，实际上都是林彪、“四人帮”和大大小小野心家的御用工具，它们造反的结果是党政机构瘫痪，政治思想混乱，生产下降，经济凋弊，给广大人民带来灾难。
　　三、炮打县委与夺权斗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县直机关开始批判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干部采取了人格上的侮辱，身体上的折磨，弯腰戴高帽，挂黑牌子，游大街。随后炮打司令部、火烧县委，轮番批斗、游斗县委领导同志和一些科级干部。据统计全县游斗了近二百名科级以上的干部和部分积极分子。并将已经调在外地工作的原县委一些负责同志也陆续揪回进行批斗。
　　在“上海一月风暴”和“东北新曙光”反革命行动的影响下，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晚，县直在打与保大辩论的基础上，造反派组织联合夺了县委、县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由“九·六”、中学等三十五个群众团体组成了临时接管委员会。这次夺权为全县夺权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于是，全县从上到下，各条战线，各个行业的领导权都被夺了，实现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红色造反者”的预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被摧垮了，党培养多年的各级领导同志靠边站了，反革命嚣焰四起，全县上下一片混乱。
　　四、三支两军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呼玛县人民武装部和边防中心站正式介入地方，支持“左派”。呼玛县人武部政委祖清池、部长鞠敬兴同志进入县委、县人委机关。全县十二个公社除十八站公社由铁道兵进驻外，均由当地边防站接管。一九六八年二月对公、检、法机关实行了军事管制。公、检、法干部到学习班接受审查，一些干部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等，惨遭迫害。
　　五、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呼玛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县革委的成员，一是干部代表；二是解放军代表；三是“造反派”代表。县革委会主任张起云、副主任祖清池、佟士昌。县革委下设政治工作部、生产指挥部、人民保卫部。县以下各科、局、公社相继成立革委会。附表如下：

　　县直及各公社革委会成立时间表


　　六、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三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三月初呼玛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清查办公室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均建立清查办或清查领导小组，四月二十五日召开全县清理阶级队伍会议。自此，全县白色恐怖开始了，从城镇到农村，从机关到生产队，到处以莫须有的特务、叛徒、走资派等罪名，抄家、抓人。大小“牛棚”遍及各地，一千一百一十七人被无辜的看管、审查，立案的达八百零八起。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处处私设公堂，动用“上大挂”、“蹲木笼”、“过筛子”等二十多种酷刑，大搞逼、供、信。造成自缢、跳井等非正常死亡四十一人；不少家庭惨遭破坏，妻离子散，走死逃亡，很多同志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株连一大批亲属和子女。
　　九月中旬，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亲临呼玛，抓了两起所谓的“阶级报复案”，以反革命之罪判处了呼玛镇公社呼玛镇大队党支部书记谭景和同志有期徒刑十年，三卡公社老卡生产队党支部书记陈吉信同志有期徒刑五年；大抓了漏网走资派，县革委会主任张启云同志被作为黑河地区典型漏网走资派打倒了。从此从上至下层层抓“漏网走资派”，干部刚刚站起来又一次被打倒；县直机关一些干部被送到“学习班”、“五·七”干校审查。呼玛县的清队扩大化更加严重，人人危在旦夕。
　　七、批林批孔、批儒评法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叛国外逃以后，呼玛县人民群众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声讨、批判林彪反革命路线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滔天罪行。各地按党的政策解放干部。“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对全国人民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的极左路线，解放干部恨得咬牙切齿，千方百计进行干扰破坏。他们利用窃取的一部分权力，摇唇鼓舌的叫嚷林彪路线不是左是右，并抬出了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大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克己复礼”。一九七四年又开展了批儒评法，儒法斗争史的宣讲活动。卖身求荣的文人肆意篡改历史，大搞批周公，批当代大儒，批宰相，影射比附，妄图打倒周总理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众思想更加混乱，人心惶惶。
　　八、反“右倾回潮”
　　一九七三年一月“四人帮”树了一个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以后又有所谓的“一个小学生日记摘抄”和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事件，一时间全国刮起一股反“右倾回潮”风。呼玛县虽处边塞，但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少数“造反派”又开始串连，张贴大字报，质问县委对造反派持什么态度，真有第二次夺权之势。
　　反“右倾回潮”对我县教育界影响很大，教师不敢教，学生不爱学：“不做小绵羊”、“读书无用论”、无政府主义席卷学校，正常的学校教学秩序又废除了。我县教育界又受到一次浩劫。
　　九、“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这一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好的一年，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各项制度正在建立和恢复，大批老干部走向工作岗位，全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对此，“四人帮”怕的要死，恨的要命，通过他们的御用工具——梁效和清华大学批判组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大批以“三项指示为纲”和“三株大毒草”，大批正在走的“走资派”的罪行，大喊大叫“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县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对这些反动论调嗤之以鼻，采取消极办法不组织批判，不组织揭发。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由于我县不明真相，曾组织两次县直声讨大会，也追查过所谓的“政治谣言”。
　　“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随着“四人帮”垮台也就终止了。
　　十、“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的经历十一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文化大革命”给呼玛县人民造成的灾难，将在我县历史上留下一片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