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开始爆发。垦区各农场的机关和学
校根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传播的消息，也先后贴出大字报，声讨“三家村”。
随后，学生上街宣传“破四旧，立四新”，并逐渐付诸行动，到机关、商店、图书馆等处，
砸烂、焚烧“封、资、修”的图书、物品，进而批判本农场的“小五界”，拉开了“文化大
革命”的序幕。八五三农场机关5月份的几天内就贴出了声讨“三家村”的大字报6，000多张。
6月7日，总场党委研究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引导群众把斗争矛头对准学校、电影队、
广播站和医院。6月11日，五九七农场召开了声讨“三家村”黑帮大会，次日又成立了“文化
大革命领导小组”，对学校、广播站进行“革命”。两天贴出大字报600多张。6月18日，友谊
农场高中六班部分学生贴出批判所谓旧教育制度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学校党支部，两天内贴出
类似的大字报200多张，各农场都曾根据上级要求，派出工作组，但不少都在“红卫兵”和其
他“造反”组织的抵制下，被迫撤出。
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垦区各场的“红卫兵”和其他“造反”组织更为
活跃，他们废除了“文革领导小组”，继而“踢开党委闹革命”，揪斗农场领导，给他们扣上
“走资派”的帽子，戴高帽游街。“游斗”范围逐渐扩大，有的机关科室领导，分场领导和生
产队领导及所谓“学术权威”、“技术权威”，也被“游斗”，还“游斗”了一些所谓“保皇
派”，“小爬虫”。各“造反”团体由于观点不一，形成两派，相同观点的组织又组合在一起，
成立较大的组织，如“X X造反司令部” “X X造反兵团”、“X X造反总部”两派对垒，矛盾
加深。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垦区也出现了“夺权”风。各农场的“造反派”先后夺
了农场的党、政、财、文大权。后来，连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也相继被夺。在夺权斗争中，各农
场大都发生了武斗。4月间，友谊农场五分场进行了一场大型武斗。有人腰骨被打断，终身致残。
6月13日，八五三农场两派在三分场四队夏锄时，发生了一场较大的武斗，后经省军区出面干预
才了结。权力落入“造反派”手中后，批斗行动更为激烈。八五二农场场长，老红军战士黄振
荣屡受批斗，于1968年2月因脑溢血去世，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批斗后自杀身亡。有的农场自
杀者多达数十名。
1968年秋至1969年春，一部分农场进驻了“支左”部队，有的农场由当地武装部“支左”。
接着由“造反派”、“支左人员”和“革命干部”结合，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简称“革
委会”)。革委会成立后，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大批干部和群众被审查、
拘留。有的单位施行酷刑，搞“逼、供、信”，很多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
“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仅友谊农场在“清队”中，
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即达1，582人，非正常死亡57人，造成冤假、错案112起。
1968年6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成立后，将各农场改为团。1970年2月，各团遵照中央
指示，在团党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一打三反”办公室，先后开展了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
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大揭阶级斗争盖子。采取隔离审
查、严刑拷打、逼供信等形式，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再一次遭到迫害，又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
据十八团统计，仅团直属单位就有602人受害，全团受害者1，582人，有5人被迫自杀。
1971年至1976年春，各团先后开展了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干部、职工的思想混乱，情绪低落，垦区的生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直至 1976年10月，粉碎
“四人帮”，形势才逐渐好转。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文革”中的冤、
假、错案才逐步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