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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忘怀的艰苦创业

难以忘怀的艰苦创业


宋俊才
  1959年,我在曙光农场担任场长工作,一天,合江农垦局来电话让我去局里接受任务。第
二天我便乘火车到达了佳木斯,在局长办公室见到了黄家景局长,他对我说:“我们局从密山
农垦局新划过来的五九七农场,规模较大,荒原很多,这个场是建制师转业来的,现任场长华
兴同志原是副师长,部里决定将他调北京工作。局党委决定调你到五九七农场任场长,当然,
新建场要艰苦一些,要克服很多的困难,你有什么意见?我当时表示接受这项新任务,服从组
织安排。当天下午我就返回曙光农场,办完了交接手续,准备去开创新的事业。临走前刘华林
同志提醒我说:“老太太不能去,新建场环境艰苦,条件太差。”的确,母亲年事已高,已经
不住长途颠簸了,我和爱人商量后,把母亲送到二弟家里去了,不料在我离开的几个月,母亲
不幸病故,万万没想到这一分别却成了永别。
  8月4日我和爱人带着四个孩子从桦南乘火车经佳木斯换车,8月5日早晨到达福利屯车站。
下车后找了一台农场来福利屯运货的大汽车,全家搭车下午两点左右到了大孤山总场,场办的
同志把我们安排到早已搭好板铺的一间草房里,我爱人见此情景只说了一句话:“准备吃苦吧!”
我刚七岁的大孩子,从没见过马架房,奇怪的问:“爸爸,这里怎么那么多坟丘子?”
我说:“孩子,那不是坟丘子,是叔叔阿姨住的马架房”。
  过了两天,华兴同志主持召开了场领导班子见面会,对到会的同志一一做了介绍,当届的
党委书记是杜奕,我是场长,副场长是冯子明、胡连生、胡瑞和,刘江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不
久胡瑞和同志和冯子明同志先后调走,张树田、薛振东、张槐等同志调入总场任副场长。当时
的场领导多数不超过四十岁,胡连生年龄最大也不过四十二岁,我三十四岁,年纪最轻,资历
最浅,其他几位都是抗战时期的老同志,杜奕同志是老长征,实际都是我的革命前辈。至今回
忆起和这些老同志在一起带领全场职工并肩渡过的艰苦创业岁月,仍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涉水背粮
  1959年8月,我们全家进入大孤山的当天晚上就下雨,阴雨连绵三个多月,洪水泛滥、道
路泥泞,大孤山已成为汪洋孤岛。几千人口,缺吃少烧,外来粮食只能运到相距十里外的双柳
河,怎么办?经党委研究决定立即动员人力,涉水背粮,摆脱面临饥饿的困境。全体职工在党
委的号召下,踊跃地参加背粮。在长蛇般的男女老少背粮前进的队伍中,我看到了脚趾致残的
长征老战士,党委书记杜奕,赤着双脚,手扶拐杖,肩背粮袋,涉水趟泥前进的情景,看到了
年幼的孩子背着一书包粮食和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吃力地走着……我内心万分激动,想到我这个
场长的责任,难道就是带领群众背粮吗?不!不是!我的责任应当是把革命老一辈和全场职工不
怕艰难困苦的精神,变成动力,尽快地改变这种局面,让大家走在自己兴修的畅通无阻的公路
上,吃到自己亲手生产的粮、油、米、面。
  白手起家
  建场开始,路要修,房子要建,农具要买,这时又正是处于三年灾害之中,真是困难重重。
多数职工没有房住,部分职工住的房屋也都是进点时建的临时马架房,有的夏天漏雨,冬天
上冻,“贴膏药,拄拐棍,披头散发掉眼泪”。公路长年泥泞不通,吃粮人背,生产资料运不
进来,有时为了保证生产用油,不得不用两台斯大林80号拖拉机拉一台油槽车。1960年一、二
月间,分场以上的领导干部,参加农垦局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散会后我们夜间坐火车到达福
利车站,下车后便坐一台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产的吉斯六运货车,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连
夜行驶了二百余里,赶回了大孤山场部。驾驶室内本来可坐一个人,临上车时,大家让杜奕同
志坐,他坚决不坐,这样谁也不忍心坐了,一起坐在车箱上。尽管大家扯起大衣襟,互相盖着
脚,可脚还是冻得象猫咬似的疼。到家时每个人头上身上,都挂满了白雪,象雪人一样,大家
都盼着快进家暖和暖和,可是一进家门,又是一个满墙挂白霜的冰冷的家,我的四个孩子的手
背都冻的肿得象馒头似的,一缸酸菜冻冒了,顶涨破了缸。当时我想我的家冻成这样子,可想
而知其它职工,也会同样挨冻。一场之长应冻在自家,想着“大家”,以后我在场领导成员会
议上,提出要设法改变职工的居住条件和场内交通条件的意见,并主张“有钱能办事,无钱也
能办事”。国家不给投资也要用自己的双手,白手起家修路,建房。党委书记杜奕赞同地
说:“对!我们刚进荒原时,白手起家能站住脚,现在就不能白手起家建新房、修公路吗!”领
导意见统一后,立即开始行动,由胡连生副场长挂帅,组织伐木大队,进驻冷寒宫完成伐木任
务。我和张树田、薛振东副场长立即召开分场领导会议,落实分段包干,趁冻抢修从双柳河到
三分场和各生产队之间的公路,正确的决策焕发出无穷的力量,全场上下两个冬,春修成了从
总场到一分场六队(现十队)的沙石公路.以后,又修建了一分场六队至三分场场部,三分场场部
至十二队(现二十一队),至十队(现十九队)的砂石公路,三年共修沙石公路53公里,投资近60
万元。同时完成了几十里各队之间支干公路,伐运木材近万立方米,砖厂当年投资当年出砖。
各生产队农忙种地,农闲盖房,晴天种地,雨天盖房, 白天下地,早晚盖房。职工少休息,
家属多献工,儿童做贡献,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苦战三年,没用国家投资,自己动手兴建新房
近万平方米。
  龙口夺麦
  六十年代的麦收季节,十年九雨。“龙口夺麦”这个谚语就是从这一时期得出来的,特别
是1961年的麦收季节,雨量之多、雨季之长是历史上罕见的。从7月下旬开始,一直下到8月中
旬,全场几万亩长势喜人的小麦,全部泡在水里,机械不能下地,只有靠人工割收。党委动员
了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学生停课,工厂停工,机关停止工作,全力以赴投入了龙口夺麦的战
斗。场领导分区包干,深入一线指挥战斗。党委书记杜奕同志亲自挥镰带领机关干部、家属、
学生参加了双柳河直属生产队的夺麦战斗。薛振东同志到长林岛,张槐同志负责四分场,胡连
生同志负责后勤,我和张树田同志负责一、二分场。我们到一分场一看,北从大孤山后到头道
山前,南从大孤山前到高家围子南山根,全是一片汪洋,有的麦地水深没膝,麦粒在秸上就发
芽,处于收就得掇、不收就得丢的严重局面。正在困难关头,修配厂的收麦队伍想出三五层码
“穿鞋戴帽”,防捂遮雨麦垛的好办法,立即在全场学习推广。我们在基层整整干了二十八个
日夜,每天早出晚归涉水指挥战斗。开始我们还穿高腰水鞋,由于水深总是灌包不如不穿,反
而轻快,后来我们赤脚下田。不巧张树田同志脚掌上还长了一个大鸡眼,只好一跛一拐地坚持
走路。趟了一天水,晚上回到场部食堂也没有什么吃的,只有“毛蛋”,我还不愿意吃。张树
田同志动员我说:“咱们这样劳累,不增加营养哪行啊,‘毛蛋’最有营养”。后来我也吃习
惯啦,至今我还愿意吃“毛蛋”。有一次我们在一分场五队看到金成庆同志带着赤脚的收麦队
伍回家吃中午饭,有的走路一跛一拐,有的还得人背着。我们细问才知道,长期赤脚在积水的
麦田里割捞小麦,脚掌被积水浸泡出不少黄豆粒大小的溃疡面,进麦田踏泥水,踩草皮还可以
行动,一出麦田,踩硬地就疼痛难忍,寸步难行。我问金成庆同志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金成庆
回答,只有穿农田胶鞋。可是当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哪里去买农田鞋,我一言未发,忍痛而
去。回场后和党委书记杜奕同志商量,请他带着高胖子(场综合服务部主任高崇伦)去沈阳设法
搞点农田鞋,渡过难关。杜奕带着高胖子去了沈阳,找到了在沈阳医学院的老战友杨书记,从
百货公司买了一万双农田胶鞋,这对全场职工鼓舞很大,感激万分。经过全场职工一场艰苦拼
搏,粮食虽然有损失,但抢回的还是多数,当年除给国家上交了部分粮食外,留下的“三留”
还自给有余。可幸全场职工在“瓜菜代”的年代里没有挨饿。
  科学种田
  拚搏是重要的,但是发展生产单靠拚搏是不行的,还必须靠科学技术和真才实学。建场初
期播种机使不好,中耕机不能用,康拜因不会调。三队麦收时,因康拜因使不好不能正常作业,
把指导员气得拿起锤子将康拜齿轮砸坏,播种机不会用划印器,拉一台播种机带着钓鱼杆或
用人在前面步行领纤播种。我看到后发火地说“不准用钓鱼杆,再看到谁用人工领纤就叫机务
队长领。集垛、脱谷不懂得留“巷道”,只好脱谷时临时小搬运,到了家粮食又遭到不应有的
损失,至于轮作制度、良种繁育、土壤耕作、田间作业规程、各项技术管理等根本性技术措施
就更难办了。如何解决科学种田发展生产的问题,已成为我们领导面前的一个实际困难。从部
队转业来的领导同志没有经历过,我虽然在农场工作过几年,也毕竟是半路出家,有些技术性
问题,会看不会干,有时遇到大的难题,只好用书信向老同志求教。现实使我们深刻地看到要
想运用先进技术发展生产,必须从收拢人才提高现有干部和职工技术素质着手。经过党委讨论
从两个方面挖掘人才、五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方面调查摸清本场现有技术干部状况,充分发挥
他们的作用,另一方面根据实际需要,通过上级组织从兄弟场、大专院校调进和分配来一批技
术业务干部,并从当时的生产实际出发,抓了五项发展生产的有效措施。一是抓培训干部和技
术工人。采取了农闲集中搞训练,农忙结合实际搞传帮带的方法。树样板搞示范,勤检查,多
指导、严要求。从而使全场干部职工技术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成为科学种田,发展生产的动
力。二是勒紧裤带,集中财力,更新机器,配套农具。经过两年,全场的“413”拖拉机全部
换上了“东方红”,各项农具基本配套,使生产有了可靠的物质保证。三是实行了提高现有耕
地的单产和扩大耕地面积,广种多收相结合的增产措施。加强熟地管理,积极开垦荒地,分期
分批建设机械化高产连队,使农场的农业生产逐步走上连续增产的局面。四是抓住主要矛盾搞
好农田基本建设集中力量搞了一、二、三水利排干,修建了水泥晒场,减少了水害,增加了产
量,杜绝了坏粮,提高了粮食质量。抗拒自然灾害能力初步有所增强。五是改革与健全了各项
管理规章制度,从而加强了经济、技术、生产、行政等各项管理,使农场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
不仅给国家多交粮食,而且开始走上盈利。
  到了1964年,五了乙七农场从“穷万宝、富友谊、最差还数五九七”的评语,一跃成为
“穷万宝、富友谊、不穷不富五九七”,并且列为垦区重点发展的农场之一。就在这一转折时
期,1966年2月的一天,农场总局领导找我谈话,决定把我调到友谊农场工作,我们是坐小车直
接去佳木斯的,也是我当场长后第一次坐小车直达佳木斯。当我含泪离开五九七的时刻,心头
往事重重:我留恋自己踩过脚印、流过汗水的每块土地,怀念并肩渡过艰苦岁月的每一位老同
志;遗憾的是自己提出的为二万五千吨粮食而奋斗的口号未能实现。
  每当我回顾这段艰苦创业的岁月,内心就不能平静,难以忘记全体转业官兵建设北大荒的
功绩,没有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北大荒是建不成北大仓的J难以忘怀以复员官兵为骨干,支
边青年为基础的工人队伍,没有他们付出的劳动,荒原是变不成粮田的;难以忘记从部队转业,
兄弟农场、各大专院校来的各行各业技术和专业干部的贡献,没有他们的努力,科学种田是
不能实观的;难以忘记全场职工家属的支持,没有他们对自己亲人的关怀、鼓励,同甘共苦,
职工们也难以安心北大荒的建设;更堆以忘怀的是:地方党、政、兄弟企业、有关单位老战友、
周围农民的无私支援,没有他们,有些难关我们是难以渡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