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运动

农场经过“社教”运动，解决了一些干部作风和企业管理上的问题，激发了
广大干部、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但是，从一九六六年四月起，一场由于错误的领
导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便席卷了农场。
红卫兵运动对农场政治形势的影响
六月十八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题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
度》的社论后，总场中学高六班部分学生首先贴出了批判所谓旧教育制度的大字报，锋芒
直指学校党支部。随后，其他班级的学生也贴出了类似的大字报，两天内共贴出二百多张，
使师生们在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此后，中学党支部召开了全校师生动员大会，号召
全校师生深挖埋藏在中学教员中的“三家村”分店。于是，在中学师生中出现了一场学生
整领导、学生整教员、学生整学生的混战。不久，众多学生受全国形势的影响，纷纷停课，
离校进京。从此，领导靠边，学生罢课，学校已无法进行教学。同年十月，中学进京串联
的学生先后返回农场，带回大量的鼓动造反的传单、小报等，在学生中广为散播，在社会
上掀起了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十二月六日，北京农学院来农场串联的学生王前在总场街头贴出了“打倒党内最大的
走资派”的大字报，震动了全场。王前串联中学千余名学生在县委楼前静坐示威，强行要
求县广播站播发他的“点火”传单，遭到拒绝后，当晚在总场俱乐部召开大会，揪斗县委
副书记包华民。在会上，红卫兵强词夺理，包华民力拒非议，批斗在会在混乱中草草牧场。
“炮轰司令部”和揪斗“走资派”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农场党委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和文革办公室。文革办成立后，
正值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文革办于九月二十日召开了直属单位千余名群
众参加的“炮打县委点火大会”指控县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大会过后，农场政治局势更加混乱，大多数基层单位开始层层揪斗当权派，凡被揪斗
的干部都靠了边，未被点名揪斗的干部忧心忡忡，党组织全部瘫痪。
武装部“支左”与群众两派的对立
由于运动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一些造反组织大喊“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
号，完全根据自己的观点和自身的利益，提出自己的主张，大造其反。全场数百个造反组
织，大体分为三类状况：一类是由部分过渡社员群众组成的“农垦战士造反团”和由总场
直属单位下放户部分群众组成的“下放大队造反团”。他们是为了解决自身经济利益而起
来造反的；二类是总场党政机关和工厂企业部分职工组成的造反组织，他们是为了所谓紧
跟而起；来造反的；三类是机关、工厂企业中少数职工（含少数干部）组织起来的造反组
织，他们认为“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因此，这部分
人被视为造反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总场工交政治部十七名干部组成了“工交红旗战斗队”，他
们首先砸烂了工交文革小组后，并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贴出“反对走资派大搞经济主义”
的大字报，把斗争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县委领导干部。
当上海“一月风暴”①传到农场后，更加引起了广大群众思想上的混乱，一九六七年
一月二十六日，总场木材厂工人造反组织串联一百二十九个群众造反团体成立了“无产阶
级革命派联合接管委员会”（简称大联合），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并发出了《告全县
人民书》和《第一号通令》。
注①：指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造反派夺权。
二月二十五日，工交红旗战斗队和中学红色造反团宣布退出“大联合接管委员会”，
提出反对大联合夺权的口号，他们认为大联合不是左派组织，是“大杂烩”等，从此形成
两派对立。三月七日，工交红旗战斗队、中学红色造反团串联“红影兵”造反团等七个造
反组织于凌晨夺下了县广播站。三月八日，“大联合”组织群众反夺广播站，两派僵持不
下，县武装部宣布对广播站实行“军管”。三月十五日，红色造反团等十七个组织在县武
装部指使下，宣布成立“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在成立大会上，县武装部政委邢礼秀公
开表态支持“红色派”。从此，农场两派阵线分明，农场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红色派”
趾高气扬，“大联合派”灰心丧气，纷纷解体，许多所谓站错队的群众纷纷检讨，另一些
人在形势的威逼下，大杀“接管会”的回马枪，揭露所谓的黑帮，一场群众整群众的运动
更加激烈，两派对立的矛盾更加尖锐。与此同时，县武装部于四月间，在五分场又公开支
持该分场的“一干派”①，进一步激化了五分场的两派斗争，终于酿成大型武斗，在武斗
中，“井岗山派”的李春晓腰骨被打断，终身致残。
注①："一干派"系红色造反者联盟总部第十一团体的统称。
建立革命委员会
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五日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原副县长（副场长）
马连相、县武装部政委邢礼秀为革委会副主任，造反派吕亚林、时继玉、张志斌，领导干
部包华民、颜世良、张友三、刘志道等为常委。
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开展了“斗、批、改”运动，认定原友谊县县长（场长）
冯天益为“友谊县最大的走资派" ，对其展开大批大斗。在批斗中给他挂黑牌，搞”喷气
式“，进行人身攻击和打骂。冯天益虽然受到残酷迫害，但从不颠倒是非，深受广大群众
赞扬。
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漏网“走资派”
随着县革委会的建立，各乡、各生产队的革命委员会也相继建立起来。友谊县群众夺
权斗争告一段落。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三特一叛”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一九六八年四
月，县革委会召开三级干部会，部署“清队”运动。县革委会副主任马连相代表常委会宣
布撤消二名常委，开除一名委员。会后，全县清队运动迅速展开。在清队中山上派整山下
派，领导整群众，群众整群众，大搞逼、供、信。有的单位施行酷刑三十多种，大批干部
和群众遭受无辜迫害，很多人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叛徒”、“特
务”“阶级异己分子”等，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达一千五百八十二人，非正常死亡五十七
人，造成冤假错案，一百一十二起。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县革委会召开党员干部
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部署“狠反右倾，狠反复旧、狠反
复辟运动”。大会认为“老干部进入革委会必然复旧，复旧就是复辟，复辟就是漏网走资
派”。会议期间，用简报形式点了一百三十六名干部的名。大会闭幕前，在七分场召开现
场会，给该分场革委会主任吴宝贵（转业老干部）扣上“阶级报复”、“镇压革命群众黑
后台”、“漏网走资派”等罪名，当场逮捕入狱。此后，全县掀起了深挖吴宝贵式的漏网
走资派的高潮，仅六分场场部就有九名干部被揪出，队级干部二十八人被关押，有的被关
押达一年之久。一九六九年初，兵团成立后，运动达到了白热化，主持这场运动的骨干分
子也纷纷被揪出来，变成了深挖对象。县委楼前、走廊贴满了“油炸马连相，火烧邢礼秀”
的大字报，各级革委会也陷于瘫痪状态。在这场人整人的运动中，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一九六九年粮豆总产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点四。
“一打三反”与“两军”、“两案”
一九七○ 年二月，中共中央就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
反对铺张浪费，连续发出三个文件（简称一打三反），二月二十三日，传达贯彻中共中央
三个文件精神，部署十八团“一扣‘三反”运动的有线广播大会，提出了肯定有地平线以
下的阶级敌人，肯定有苏修特务，肯定有万字号的贪污犯。会后，在很短时期内全团掀起
了新的斗争高潮。从三月初到五月底，共制造了四起大要案，即：团部农电站、物资站、
转运站和机械厂的“地下先遣军”、“地下复仇军”案，“五。二八”反革命传单案，商
业连“大宗贪污案”。为了彻底搞清这些案件，团党委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这
些单位开展追查深挖运动，对所有怀疑对象采取隔离审查，严刑拷打、逼供信等形式，仅
团直单位就有六百零二人受到迫害，全团受害者达一千五百八十二人，被迫自杀五人。
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八年，年年结合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开展基本路线教育。
这一运动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反右，狠抓阶级斗争，狠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每年运动开始前，都要用十天左右的时间举办工作队学习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总结上年的经验，部署当年的斗争任务。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基本成员是城市知识青年，
教育对象主要是基层干部。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一把火烧两头，上烧当权派，下烧牛鬼
蛇神”。一九七六年，基本路线教育又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结合起来，有些
干部被视为“民主派”、“走资派”，有的干部被隔离审查，有的调离工作岗位。干部年
年大换班，群众的园田地、小开荒，养畜养禽等家庭副业均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予
以批判。有的职工（过渡社员）自家经营多年的宅旁果树，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砍掉
了。
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使广大干部年年挨整，造成了干部与干部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
群众与群众之间的隔阂，并且在运动中造成很多的冤假错案。
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兵团、三师、十八团联合工作队进驻四营、五营，进行批林批
孔基本路线教育试点。工作队把中共中央（1974）1 号文件抄成大字报的形式贴在墙上，
组织群众学习，开展忆苦思甜，批判“克己复礼”。
二月五日，团党委召开批林批孔广播大会，从此运动在全团铺开。三月六日，团政治
处转发了八营机关少数干部贴出的“警惕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大字报，批判在兴修水利
中奖励百方土是“工分挂帅”、“死灰复燃”。不久，兵团一位蹲点的领导干部在四月十
二日听取团直几个单位汇报时说：“十八团修正主义流毒太深，评工记分搞了多年，就是
要钱不要社会主义，不要路线，是修正主义在这里搞了三十万亩地嘛（指苏联帮助建场）。”
此后，全团便很快批起修正主义办场路线回潮来。副团长颜世良（建场老干部）、副政委
董超（转业老干部）等，都遭到重点批判，使刚刚复苏；的农业生产和逐步恢复的规章制
度又遭天折。
附录①：
关于十八团深挖“地下复仇军”、“地下先遣军”始末
一九七○ 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团部砖瓦连四名哈市知识青年在闲谈中透露哈
市出现“复仇军”。保卫股副股长鲍总枝（现役军人）得知后，未作深入调查了解便向团
领导汇报“敌情”，十八团主要领导人为此大为紧张，决定清查此案。不久，从福利屯十
八团转运站又传来“地下先遣军”之说。为此，十八团党委决定立即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大
怀疑、大揭发运动。重点清查单位为农电站、物资站、转运站、机械厂，在这些单位被指
定重点对象的人有二百二十九人，其中干部三十九人，被隔离审查的六十四人，被批斗的
一百六十一人。农电站一名电工（知青）奉命清查私安电炉子时，与保卫股副股长鲍总枝
发生口角，第二天这个电工就被当作“复仇军”份子给关押起来，并遭毒打。
附录②； 十八团“五.二八”反革命传单案始末
一九七○ 年五月二十八日，二营二十连一名农工早上来团部，走到团部面粉加工连门
前拣到一份传单，传单是用报纸剪贴拼凑而成，内容是为彭德怀同志呜冤叫屈，反对林彪，
批评毛主席。十八团领导当天下午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破案，并组成了三十人的专案组。
五月三十日，召开全团广播大会，团长平洪发号召大打一场人民战争，迅速侦破此案，肃
清暗藏的阶级敌人。他在广播大会上指出：“五八年转业军官、建场老干部、原造反派和
畜牧兽医人员是重点怀疑对象”。此后，团部开始了大规模的抄家，被抄家的九十六户，
被怀疑的一百八十九人（其中干部六十六人），被认定作案对象的一百三十八人，被隔离
审查的三十二人，被逮捕的六人。但是，“五。二八”案件始终未得破获。
附录③： 十八团商业连大宗贪污案始末
“一打三反”运动一开始，团党委的主要领导就确定团部商业连为运动的重点单位。
团长平洪发说：“不搞出万字号的决不收兵！”于是派出了强有力的宣传队进驻商业连。
指派副参谋长张太胜（现役军人）直接掌握商业连运动。张太胜在商业连大搞“揭敌情、
找线索、大查可疑对象”等活动，举办重点人学习班十五次，大会斗争一百八十七次，全
连一百八十七人中被当作大、小贪污犯的七十人，被当作现行反革命的四人。
张太胜公开提倡逼供信，他对宣传队员说“打几下没啥了不起，你不想当营长吗？好
好干，包在我身上！”在张太胜的支持下，宣传队某些队员大打出手，他们在锅炉房私设
公堂，私立刑法，施以酷刑。副队长曹桂成（农场老干部）因与张太胜意见不一致，便被
扣上“反军”和“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被揪斗、关押、拷打以致含冤自杀。
六月末，兵团政委任茂如来十八团视察工作，发现十八团在运动中严重违犯政策，特
别是商业连问题最突出，责成十八团立即纠正。
七月中旬，团长平洪发召开千人大会，让商业连受害者大诉其苦，一些宣传队员被揪
斗台前“亮相”，被触动的人纷纷翻案，形成真假难分的局面，使这场运动无法收场，不
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