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忆录
在我心中留下的桩桩往事



　　 在我心中留下的桩桩往事

　　 郎石林

　　我国杰出的革命文艺战士、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中国人民的好女儿丁玲在反右斗争蒙冤后，1964年来到宝泉岭农场，她在与宝泉岭农场人们的
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6年岁月中的桩桩往事，时时萦绕在我心头。

　　 初识丁玲

　　1958年丁玲和陈明夫妇被错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在汤原农场六年。1964年按
当时农垦部长王震的意图，同意让丁玲到佳木斯市原东北农垦总局住下，搞文学创作。丁玲为
了开阔视野，体验生活，希望能到更多的农场去看一看。经王震部长同意，总局王正林局长安
排，丁玲和陈明夫妇先后到友谊等一些较大的农场参观访问。同年十月，她们来到了宝泉岭农
场，我当时在场工会任宣传委员、干事，场领导把接待丁玲参观访问的任务交给了我。场领导
向我介绍时说：“这两位是大作家丁玲和陈明。”我礼节性地和他们握了握手，可在心里却犯
了难，场长高大钧是老红军凭着自己身份可以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我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又比
丁玲小差不多三十岁，到各单位怎样介绍这位既是名扬中外的著名作家、又是吓人的大“右派”
呢？丁玲那犀利的目光，好像一下子看透了我心中的尴尬，微笑着说：“说我是大作家，实在
是不敢当，我还戴着大‘右派’的帽子呢，还是叫我老丁吧。”她说得那么轻松，真让我没想
到像她那样有威望的大作家，竟是这么坦率真诚、平易近人，一下子把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从那以后，我们就都称她为“老丁”了。

　　 情有独钟

　　一开始，高场长亲自带我陪丁玲、陈明到了宝泉岭农场二分场七队(现宝泉岭农场六队)，
这是垦区有名的标兵队。在那里他们首次接触到了中共党员、女工班长邓婉荣，就是丁玲复出
文坛后在1980年《人民文学》上所发表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杜晚香》的原型。邓婉荣原籍甘肃，
丈夫杜奎是1958年重庆步校集体转业到“北大荒”的军士。邓婉荣为了支持杜奎安心边疆的农
垦事业，放弃了原在家乡妇女主任的职务来到宝泉岭，不仅当上了女工班长，还被评为农垦总
局“五好标兵”。多次走访中丁玲被邓婉荣那殷实朴素的作风，说不完的先进事迹，加上一口
浓重的陕甘边区的亲切口音，深深地吸引了，仿佛是在抗战时期西北战地服务团采访战区群众
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在往返场部的途中，丁玲问我这样先进的人物是否有人写过，我说婉荣
的先进事迹材料是由我整理上报的，她说这很好。1964年冬，丁玲和陈明参观访问过五九七、
八五二、八五三、友谊等农场，感到当时的宝泉岭农场在宏观规划、机械化程度、信息交通各
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很适合她们搞文学创作，经过王震部长同意他们夫妇两个来到宝泉岭农场
长期定居。当时邓婉荣因工作业绩突出，已调到场工会任女工干事。场领导没有安排丁玲职务，
也很难分配适当工作，丁玲主动问场工会主席苗贡久是否可以帮助组织职工家属学习毛主席著
作？苗表示同意，安排丁玲协助邓婉荣开展家属工作，并嘱咐邓好好向丁玲学习。在这个特定
的环境，特殊的条件下，丁玲有了更广泛接触农场妇女，深入生活，了解她们的情感和思想变
化的机会，也就有了较好的表现《杜晚香》时邓婉荣式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从这篇文章可看
出丁玲把满腔热血毫无保留地溶进了“北大荒”的黑土地，她不仅仅是要讴歌邓婉荣，而是情
有独钟地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北大荒”人那种尽心竭力，忠诚于边疆农垦事业的“献了青春献
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北大荒精神”，通过《杜晚香》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情怀和神韵。

　　 如歌岁月

　　从1964年冬到1965年冬，可以说是丁玲下放到“北大荒”以来在生活和工作上较为如意的
一段时光。场领导安排丁玲夫妇住大农场招待所的高间。那时的高间，就是仅有的两套20多平
方米的两间里外相连的套房，内有两张单人木床，一张三屉桌，两把椅子，冬季有燃煤取暖的
火墙。就这些，也要比以前住的小土屋强多了。场里安排她协助邓婉荣搞家属区的工作，并不
十分轻松，却给了她一个广泛接触群众的空间。丁玲和邓婉荣商量，越是问题多的地方越要去，
才有事做，才更有意义。场部有八个家属区，她俩先把工作重点放在第六家属区。那时第六家
属区到处是柴草垛，遍地是鸡屎猪粪和垃圾，邻里不和，吵嘴骂街的现象时有发生，拿现在的
话来说，就是“脏乱差”典型。家属们都是三十来岁、四十上下的青壮年妇女，她们多因工农
家庭出身，文化水平低，子女多和家务拖累而赋闲在家。开始，家属们都带着一种奇异和藐视
的眼光看丁玲，一个大“右派”，又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到家属区来能干什么呢？到一边呆
着去得了！丁玲却不管别人怎么看她，为了开展家属工作，她和几个家属委员们商量，急事先
办。农场总务科把一个弃废的杀猪房给她们重新修缮起来，用石灰水粉刷一新，农忙时办起了
义务托儿所，也是家属集体活动的场所。邓婉荣从木材厂捡来废板皮，钉制成小黑板，作为文
化宣传报，让更多的人都能看到黑板报，她把黑板报办到了井台上，每当人们挑水时，就会看
到黑板报上表扬的好人好事等内容。她还通过讲故事、讲身边的好人好事，启发大家学习毛主
席著作的兴趣，学习张思德、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组织家属读报、请人教唱群众歌曲、开
展识字活动，逐步把家属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属们的思想
和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吵嘴骂街的现象没有了，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的多了。家属们不仅把家属
区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农场大忙的季节，还能积极参加农忙劳动。入冬后，有一个星期五的晚
上，按场党委规定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那天从早到晚地乱“大烟炮”，平地积雪有一尺
深，丁玲顶风冒雪提前到课堂(义务托儿所)拿出《矛盾论》，在黑板上刚写完“矛盾的统一性
与斗争性”，家属们也陆续地来到了课堂。她们没想到在那样的大风雪天丁玲早已做好了上课
的准备工作，激动得顾不上打扫自己身上的积雪，七手八脚地把丁玲给拉到热炕头上，让她暖
暖脚暖暖身子再上课。由于丁玲已六十多岁高龄，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常年累月和家属
们滚在一起，在不知不觉中，把丁玲那顶“右派”的大帽子给扔到九宵云外去了，都亲切地称
丁玲为“丁大娘”，孩子们叫她：“丁奶奶”。萝北县妇联主任到宝泉岭农场检查妇女工作时，
惊喜地发现了这个家属区的变化后，不仅当时给予了表扬，年终上报把这个家属区选为先进集
体。家属们建议为丁玲请功，丁玲却谦虚地说，工作都是家属委员和大家干的，推来推去，最
后选家属委员张文豪到哈尔滨出席了全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再识丁玲

　　1965年，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同时又提出了如何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
有一次在农场机关政治学习时，就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在工会学习
小组讨论会上，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言还算比较热烈。业余中学的教师王业 (原在上海是《长江
月报》的编辑，文艺九级，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下放到了宝泉岭，1962年摘帽定为行政20
级)颇有点泄气地说：“根据我个人的情况，要做革命的接班人吧， 有点不够条件，要做交班
人呢，又不够格，所以只能起个垫脚石的作用，让别人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吧”。丁玲这时既
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而是以一位长者的风范，深情而又关切地说：“王业呀，你这样说就
不对喽！革命事业从来就不单是哪一个人的事，而是千百万人共同的事业，你每天都在接受你
周边人们的影响，你就在接班；你每天也用你的言行影响着别人，你就在交班。不过这都是在
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过去的。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要提高大家的自觉性，既要做好接
班人，也要做好交班人，像我们在职工夜校当老师的，给学员上好每一堂课，就是最有效地为
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了。”丁玲一席话，就像是为这次学习做了小结，得到了包括王业同志在
内的与会人员的赞同。当时由于我在业务上经常和丁玲打交道，关系比较熟，座谈会后为了解
开我心中的谜团，就直截了当地问她：“老丁，你怎么能够成为‘右派’的呢？”她笑了，尔
后又庄重地说：“说实话，我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更不反毛主席，但是我会犯错误。
不管怎样我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做什么，都得要像个党
员的样子才行”。这时，就在这时，我好像才真正开始认识了丁玲。

　　 大哉老丁

　　1965年冬，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丁玲和陈明也就厄运临头了。农场机关里
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场领导失去了阶级立场，让大“右派”住招待所的高间，并勒令丁玲搬到
了“六十户”。这六十户，每户占地不足十平方米，是1958年转业官兵为解决住房困难，临时
突击抢建的草棚土墙住房，站在室内伸手就可以摸到用报纸糊的顶棚，经过六年的风吹雨打，
有人用打油诗说那房子是“披头散发，挂着拐棍儿，满身膏药，整天掉泪儿”。就是说苫房草
已乱如散发，土墙歪斜得用木杆撑着，墙体到处裂缝到处糊泥巴，雨中雨后都要漏雨滴水，可
以说除了地面不透风以外，没有不透风的地方，到了冬天即使用棉被把水缸包起来，第二天水
缸里的水也结成了冰，吃水只能是到井台上去现挑。“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横扫一切牛鬼
蛇神”丁玲就更是在劫难逃了。那时农场只有初级中学，好些十五六岁的娃娃“红卫兵”，既
不了解丁玲的过去， 又不熟悉丁玲的现在， 却要把她拉到农场工人文化宫门前的广场上进行
“批斗”。他们用黑墨涂到丁玲的脸上，名曰“抹鬼脸”。他们批不清楚，斗不能白，就只有
喊“打倒丁玲”的口号了。喊够了，有人喝问丁玲：“你是不是‘大右派’？”丁玲从容不迫
地说：“人家说我是‘右派’”。这些娃娃“红卫兵”拿她没办法，就拉她去游街。以后叫丁
玲到养鸡队去参加劳动，有一天在下班的路上遇到了几名小“红卫兵”，又喊“打倒丁玲”，
丁玲半开玩笑地说：“别打倒丁玲呀，留着好干点活，打倒了多可惜啊！”逗得那些小“红卫
兵”嘿嘿地笑起来了。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把丁玲关进“牛棚”，实行“群众专
政”，叫她去打扫露天公共厕所，丁玲毫无怨气，认认真真地干，可以说把厕所内外打扫得一
根草刺儿也没有。由于平时丁玲和许多老职工、家属们处得都很好，有人就私下里问她：“你
体弱有病，叫你打扫厕所就这样认真地干，难道不怕累坏身体，不嫌脏和臭吗。”丁玲微笑着
说：“我们经常讲劳动光荣，对光荣的事还要讲价钱吗？北京的时传祥，是掏粪工，成了全国
劳模，咱们农场的张汝碧，也是掏粪工，还是女同志，成了东北农垦总局的先进标兵，我和他
们比差远了。”1969年初春，那春天的温馨并没有降临到丁玲的头上，而是把她下放到了二十
一队去参加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进行“劳动改造”，她身体本来就不好，又是六十五岁的老
人了，别说叫她铲地、种菜、喂猪、掏厕所了，就是叫她坐在那里一个劲地缝补麻袋，晚上下
班吃饭，那手就不会拿馒头了，甚至得用双手捧着馒头啃。直到1970年 5月她被押解到北京秦
城监狱离开了宝泉岭农场，这可以说是她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征程吧！

　　 终生遗憾

　　丁玲在协助邓婉荣做家属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前，那时没有什
么节假日，起早贪黑的忙碌在家属区。每天最早也得晚六点以后才能回家，腰痛腿痛累得真是
得要“拽着猫尾巴”上炕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丁玲就不可能再写什么东西了，不断有
人去抄家，有的是带着盲目的政治热情去查“四旧”，有的是去勒索财物，左一帮，右一伙，
反复地抄，把她那间小破屋几乎给翻了个底朝天。当时使丁玲最担心的是那最珍贵的家产——
那部约有十来万字尚未写完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她到处掖到处藏还是不放心，她
想到业余夜校本本份份的吴玉祥老师，把文稿交给吴玉祥，请他代为保管。没过多久，吴玉祥
担心万一造反派查出来，替大“右派”隐藏“罪证”，他不敢承担这个风险，把文稿退还给了
她。怎么办？真是呼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啊！丁玲和陈明商量，只能把文稿送交给农场公安
分局，说是在宝泉岭所犯“罪行”的材料，不能散失，将来要据此定罪。哪想到在“文化大革
命”的“砸烂公检法”过程中，公安局的原班人马都“靠边站”了。在两派你争我夺的“夺权”
斗争中文稿就不明下落了。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丁玲冤案初步平反，在北京住院
期间捎信来希望我能帮她找到那一卷文稿。 经我再三努力和1981年 7月丁玲、 陈明亲自重访
“北大荒”寻访原公安分局工作过的同志查询线索，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成了丁玲的终生遗憾！

　　丁玲在宝泉岭农场总共生活了五年多的时间，其中有四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度
过的，给她展现自己才华的时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但是，窥一斑可见全豹，从丁玲到宝泉岭
以后的一言一行中，不难看出她不辱共产党人光辉形象的人生轨迹。她留给“北大荒”人心中
的思念是无尽的，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永恒的。

　　“历史不会忘记，荒原可以作证，那些作为劳动改造的对象们，曾以怎样纯真赤诚，忍辱
负重，投入到艰苦创业的岁月中，他们与北大荒相依相伴，胼手胝足，他们改变着山川，改变
着沼泽，唯有不变的是他们坚贞的爱国者的心！”

　　 (郎石林，原宝泉岭农场工会干事、离休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