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

·赵国春·

　　十一、夫妇双双蹲“牛棚”

　　1968年夏天，宝泉岭农场贫下中农红色造反团把丁玲关进“牛棚”。到了八九月间，“牛
棚”里还只关着丁玲一个人，四个造反派的家属日夜轮班看管。她们对丁玲还算不错，常常问
寒问暖，问她的家世，问她的遭遇。有时看她吃的太少，打饭时，便给她买一个稍好的菜。
　　一天，丁玲正坐在炕上，看放在桌子上的一张旧报纸，报纸是前几天陈明送来的。屋里很
黑，窗户上两块玻璃都涂有墨水，只剩上边一块透进微弱的光亮。这时，房门忽然“砰”的一
声推开了，进来的是群年轻人，丁玲不敢抬头看他们，习惯地低着头无声地坐着，就听到好几
个人齐声咆哮道：“还不快站起来!跪下，跪下!”而且有人扑过来，有人拉，有人推，有的动
拳头，有人用脚踢。丁玲就跪在炕边了，来不及理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接着拳脚像暴风雨般
落到她身上。
　　“大右派!大特务!反革命!打死她!打死一个少一个!……”有人斥骂她。丁玲只好任他们
打骂，她不明白又犯了什么大罪，该如此这般暴打。看守她的那两个家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被挤得站到一边去了。丁玲弓身弯腰缩头缩脑跪在炕边，任她们暴打了一阵。他们又翻了一下
刚才丁玲看过的报纸，把压在枕下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抖落出来，扔在地上。然后一阵风似地挤
出小门口。
　　丁玲慢慢站起来，然后又低着头就着微弱的亮光看报。好像任何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其实，
她浑身都火烧火燎的，一颗心更冷了，也更麻木了。一个造反派指挥部的小头头，跷着二郎腿
在炕那头冷静地对两个家属看守解释道：“这是刚从北京来的学生。看他们的造反精神，他们
真革命!”这次暴打更加重了丁玲原来的腰疼病。
　　1968年9月底，农场的“牛棚”扩大了。水利大楼一楼的半边，走廊两边的大小房间，都
住满了从场部、生产队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陈明这时也进来了。他就住在和丁玲临近的一
个大房间里，共走一条过道，进进出出总有碰面的机会。有时吃中午饭，陈明还端着饭盒，借
口送点咸菜、辣椒，跑到丁玲那间小屋和她一块吃。不久，特别是北京军管会派人来深夜审讯
之后，就吩咐下来，严格禁止他们再来往。
　　屋里没有一本书，没有一张纸，只有一个叫陶芸的人看着她。丁玲在屋里像个哑巴似地呆
着，有时在屋里来回走着。
　　一天，丁玲正在过道里捅火墙的炉子，一阵哨音呼啸，从她隔壁的大屋里涌出一大群“牛
鬼蛇神”。他们快步到走廊的尽头取扫帚、铁锹，走过丁玲的门口，再急速地朝大门走去，忽
然，有一个东西，轻轻地落到了她的脚边，她本能地把它踩在脚下。她偷偷展开那个小纸团，
那是一个花花绿绿的烟纸盒。在那被揉得皱皱巴巴的雪白的反面，密密麻麻排着一行行小字，
只有仔细看，才能认出来。
　　“你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相信时间。历史会作出最后的结论。要活下
去!高瞻远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活，为我们的孩子而活，为我们的未来而活!永远爱你。”
　　“我们不是孤独的，多少有功之臣、有才之士都在遭难受罪。我们只是沧海一粟，不值得
哀怨，振起翅膀，积蓄精力，为将来的大好时光而有所作为吧，千万不能悲观……”
　　这一封短信里，几乎说出了丁玲过去多次说过的话。从那以后，丁玲每次到走廊桶炉子，
出炉灰，等着再发现一个纸团，等着再有一个纸团落在她身边。
　　陈明经常用这种办法向丁玲传递心里话，丁玲也想用这种办法向陈明说话。有一次她把偷
写的一张字条，趁陈明从楼道走过时，塞在他手里。可偏不凑巧，被监视她的小李发现，立即
从陈明手里抢过去。展开一看，是用铅笔写的字条儿。小李识字不多，丁玲的字又很草，她认
不清，就交给了蔡凤兰。蔡风兰的文化也不高，接过来一看，前面写的几个字：“陈明，咱们
不能在一起，不能说一句话，可咱们……”还能看清，后面的几行字她看不清，也不懂。她既
怕闹到造反派头头手里，丁玲、陈明要吃大亏，于自己也不利，便把纸条一揉，只“狠狠地训
了她一顿了事”。第二天，造反派头头嫌蔡凤兰没有及时向他报告，有包庇丁玲的嫌疑，将蔡
凤兰撤职，下放到大田去看守苞米，算是对她的处分。
　　这些短短的书简，可以集成一个小册子，一本小书。丁玲把它扎成小卷，珍藏在胸间。它
将伴随她走遍人问，走尽她的一生。
　　可惜呵!那天，当丁玲带上手铐的那天，当她脱光身子被搜身的那天，她惟一的财产，这
些带着体温的诗篇，全被当作废纸毁弃了。尽管她一再恳求，说那是她的“罪证”，务必留着，
也没有用。但这些书简，却永远埋在她的心间，永远留在了她的记忆里。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在排练过《刘三姐》的宝泉岭俱乐部门口高台
上，年过花甲的丁玲在造反派们拳打脚踢的驱赶下，站上去挨批斗，但她眼睛里却流露出漠视
一切的表情。于是，她被墨汁抹黑了脸，被打得头破血流，被踢伤腰骨，半个多月下不了炕。
她被从台上推到台下，摔在地上，脚背肿得老高，找不到药。陈明悄悄托熟人从兽医院弄来一
包药。
　　有许多淳朴的北大荒人在暗地里保护她。有些大嫂、大娘偷偷地把在批斗会场瞎起哄的孩
子拉了回去，狠劲地拧着孩子的耳朵骂着说：“你再敢跟着喊打倒丁玲，看我不撕破你的嘴!”
　　在牛棚里，半夜有人轻轻敲着窗户，低声说道：“老丁，你要买肉、买鸡蛋吗?我替你送
来……”丁玲心想，多好的北大荒人呵!在批斗高潮时，第六居民委员会五十多户家属，也分
成两派，可是，两派的人，谁都不揪斗老丁。六委的家属，看到了老丁被斗“坐飞机”，都含
着泪花，不忍心看下去，都偷偷地溜回家了……胡冬莲等家属代表和丁玲拍了一张照片，造反
派硬要她交出来烧掉，她就是不交。胡冬莲质问他们：“老丁在六委干了些什么坏事，你们说。
说不出，我就是不烧。”
　　进“牛棚”的前一天下午，陈明正在修配厂喷漆车间干活。突然听到造反派在广播喇叭里
喊他，勒令即刻到水利大楼报到。听到这条勒令，陈明和很多人一样反感，但他同时也有几分
高兴，因为进了“牛棚”，他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见他时刻想念的丁玲。因为他们已经分开两个
多月，他只能借口送书、送报、送日用品、送菜，抢时间去看看她，悄悄给丁玲一点关心，一
点安慰，有时也透露一点农场的消息。现在，他自己也要进“牛棚”了，也在水利大楼的底层，
和丁玲住得很近了，又共一条走廊，和丁玲见面的机会多了一些。
　　果然，每天不等天亮，他们就起床扫楼外的广场，来回取送扫帚等工具经过丁玲的房门。
每天他们在广场排队请罪和到食堂去打三顿饭，都路过丁玲的窗下，他们可以含笑相对。
　　从12月以来，令陈明惊异的是好几天没有见到丁玲了。她被揪到什么地去了?是不是病倒
了?
　　一天，陈明收工回来，碰见原农场宣传科的吕干事、造反派指挥部的一个头头，叫着陈明
说：“陈明，把你家的钥匙给我，北京来人要看看。”陈明心想，北京来了人，还要到我们家
看看!我们家就在最简陋破旧的八委，七平方米的草房，纸糊的顶棚，土坯砌的炉子和炕，站
在炕上，伸手就够着棚顶。“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造反派小将多次深夜查抄，简直连底儿
都翻得朝天了，还有劳什么北京的大员来搜吗!陈明把房门钥匙递给了他，问道：“丁玲在哪
里?”吕干事答道：“在招待所。”陈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丁玲就住在招待所，怪不得
好多天看不见她。
　　没过几天，招待所水房的下水道堵了，专政办公室派陈明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去修理。陈明
高兴地接受了这一求之不得的任务。到了招待所，陈明一会进，一会出，在墙外大院挖沟，却
总见不到丁玲，也不知道她关在哪间屋里。中午吃过饭，陈明在院里倚着墙脚休息，可心里有
事，怎么也静不下来。他走到招待所正门前面的通道上徘徊着。
　　这时，一个中年人推着自行车从门里出来，走到陈明身边，轻轻喊了声“老陈”。陈明转
头一看，原来是第七生产队的转业军人老G，陈明和丁玲去七队帮助麦收时认识的。那时他刚
从部队到农场，生活不习惯，有些牢骚，常说几句怪话。陈明看他很直爽，有时劝他几句，和
陈明很处得来。“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个转业来的都调到了场部，他分到林场，看管苗圃。
那时丁玲没有进“牛棚”，每天到养鸡队上工。丁玲上下工走在路上，路过家属区，总有一
群小孩在大一点的学生唆使下，跟在后面喊呀叫呀：“打倒大右派!打倒丁玲!”一边喊，一边
追着向她扔石子。陈明很担心，一次在苗圃脱坯，遇见了G，告诉他这事。他却毫不犹豫地说：
“告诉老丁，以后上下班走苗圃这条路。”因为小路行人稀少，万一出事无人知道，同时，丁
玲怕连累像G 这样的好人，没有走他管的那条路。现在丁玲住在招待所。G和几个转业军人当
了临时看守，打水、送饭全是他们。这时G扶着车把，失去了往日的豪爽，带点伤感地对陈明
说：“我告诉了老丁，你在这里，她让我告诉你，她这几天很苦恼，因为她说了一些不该说
的话。”
　　陈明听到这话一怔，便对G说：“告诉老丁，不要难过，身体要紧。这种时候，说了些什
么也不要在乎。我们尊重事实。”陈明看见有人朝这边走来，就把话打住了，赶忙和G分开。
　　第二天，派人去修下水道，再没有让陈明去。招待所主任向专政办公室提了意见说：“丁
玲关在招待所，派陈明到这里干活不安全。”
　　但过了几天，丁玲又回“牛棚”了。看守她的两个女将找着陈明，严厉警告陈明说：“北
京来人吩咐，绝对不准你和丁玲再见面。”
　　春节到了，专政办公室宣布，有些人可以回家过节，节后再回来。被恩准回家的名单中没
有丁玲和陈明。那晚，陈明对那些准备回家的人说；“好吧!祝你们回家过个团圆年，我却有
家难回。”第二天，专政办公室的人训斥他：“为什么还说这样的反动话?你反对无产阶级专
政!”陈明解释说：“我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我和丁玲过去下乡常说：‘我们两个人走到哪里，
哪里便是家’。现在这‘牛棚’便成了我们的家，我们以‘牛棚’为家，这不该吗?”
　　过春节的那些天，中午或晚上，陈明借口送咸菜、辣子酱，端着饭盒，来到老丁的“牛棚”，
当着看守的面，陪同丁玲一起进餐。看守并未阻止，也不说什么。丁玲和陈明默默地吃饭、吃
菜，陈明给丁玲一勺辣酱，丁玲让陈明多吃几粒油炸黄豆。
　　春节过后，“牛棚”撤销，“牛鬼蛇神”们一个一个被打发走了。只剩最后的三五个人。
1969年5月12日那天，丁玲吃过早饭，一个穿军装的人来到了丁玲的房间。丁玲客气地坐到了
炕的一头去，让来人在炕中间坐下来。那人打量了一个丁玲，然后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丁玲说：“65岁了。”
　　他又说：“看来你身体还可以，能劳动吗?”
　　“我一直都在劳动。”丁玲说。
　　他又说：“我们准备让你去劳动，这样对你好些。让你去二十一队劳动，是由革命群众专
政，懂吗?”
　　丁玲说：“我要拿一些夏天的换洗衣服，能回家一次吗?”丁玲想到了已经离别了十个月
的那间小屋。后来听陈明说，那间屋已被别人住了。她接过陈明给她的五元钱，被一个年轻人
押送到了二十一队。
　　和丁玲关在一个“牛棚”里的谢桂琴，提起当年的遭遇就伤心地哭起来。她的父亲是抗联
第五军战士，她13岁时父亲就牺牲了，不知哪来的“材料”，说她“带枪投敌”，抗联的八女
投江，就是她“出卖”的。老人哭着说：“老丁替我一算年龄，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哪来的‘
带枪投敌’。”丁玲劝她：“你这是一桩冤案，可以查清的，一定要相信党。”
　　丁玲清楚得很，“八女投江”的事和谢桂琴挨不上。
　　春节前一天，要放老谢回家，丁玲忙着帮她收捡行李，她看着丁玲哭了，丁玲问她：“放
你回家过团圆年，是喜事，哭什么呢?”丁玲这么一说，她哭得更伤心了，她说：“我回家了，
可是还有你哪!”
　　谢桂琴不识字，造反派要她交代，她请丁玲帮她写材料。有一天，丁玲正趴在桌子上写什
么，一个造反派走进来，对着丁玲大喝一声：“丁玲，老趴在桌子上写什么，站起来请罪。”
她看到丁玲从凳子上站起来，低着头请罪：“丁玲有罪，丁玲该死，丁玲死了喂鸡，鸡吃了拉
稀。”这个造反派没听清楚，又吼叫着说：“再说一遍。”丁玲又照原话念了一遍。造反派一
听，气急败坏地说：“讲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一转身，走了。
　　尽管当时在“四人帮”极左理论的煽动和法西斯主义专政的淫威之下，造反派发疯，但群
众心底明白，虽然他们不敢对“右派”表示同情，不敢给以帮助，但对丁玲还是深为同情，尽
力帮助她。
　　有一次，丁玲在地里劳动，来了一伙造反派，叫她背语录。丁玲打了一个结巴，他们便拳
脚相加地打起来。这时，走出一个老工人，是他们一派的，面孔装得很凶，叫过丁玲，把她狠
狠地批判了一通。然后交还她的锄头，命令她快些走开，去地里劳动，丁玲才免了一顿毒打。

　　十二、令人发指的“老虎队”

　　提起二十一队，是个让丁玲胆怯的地方。因为她早就知道，这个在多次武斗中出名凶狠的
队，人称“老虎队”。这里有打过她的人，有侮辱过她的人。这帮人三五结伴，经常在半夜三
更到她家来，名为抄四旧，实则打砸抢。他们拿走了她的衣物、笔记本和稿件。勒令她去种菜、
喂猪、掏厕所。
　　“你也去那里干活去，我把你的行李送到你的宿舍去。”那个押送她的人，从丁玲手里接
过网兜，就一个劲儿向队部宿舍那个方向去了。
　　满场院的人里，走过来一个留有络腮胡子的人，远远看见丁玲，板着脸，恶狠狠地走过来，
抛给她一个钉耙，厉声道：“就在这里翻晒肥料。老老实实，不准耍滑偷懒!”丁玲接过钉耙，
就在这满场院铺晒拌了药的土疙瘩当中走开了，边走边推，把这些肥料翻松扒开来见阳光。
　　中午收工时，那位押送丁玲来的人把她领到一间能睡八九个人的集体宿舍里，指着靠房门
的一张小木床说：“你就睡在这里。把东西收拾好，再到食堂买饭票。马上就开饭了。”
　　丁玲来到食堂时，里面已挤满了人。她等到所有的人都打过饭菜，才走到窗口伸手递过五
元钱买饭票。厨房里边那个知青伸出头来望了丁玲一眼，又转过头去朝里边喊道：“是那个大
右派。”然后才转过来从抽屉里点了几张食堂的粮票菜票给了丁玲，还问：“怎么只买五元钱
的?丁玲答道：“以后再买吧。现在只有这点钱。”他又向里面的同伙说：“是一个穷右派，
装穷!几十万块钱，都藏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又对丁玲说：“乙菜已卖完了，只有甲菜。五
毛钱一个。以后开饭早点来，你不能顿顿吃甲菜。”丁玲心里有点高兴，甲菜就甲菜吧，已经
有一个多月没有尝到肉味了。
　　回到宿舍，丁玲轻轻地从怀里拿出一包大众牌香烟，她还没打开烟包，有个姑娘大声叫道：
“烟!香烟!还抽烟，你们看，她还抽烟呢!”跟着就有人冲了过来，站在丁玲的床边，叱道：
“什么东西，不准抽烟!”丁玲冷冷地看着那些年轻人的样子，真想骂她们两句。但不知为什
么，一股可怜的心情压过了一切憎恶的感情。她拍拍灰，把烟包塞在枕头底下。
　　到了农场以后，丁玲的午睡习惯早就改了，但今天实在太累了，她正想睡一觉。又听到火
墙那边有人叫了起来：“她怎么也敢睡觉!她怎么能和我们一样?我们是革命派，她是反革命，
我们休息，她也休息，那怎么成呢?”另一个人也说：“对，总得有点区别。”于是，好几个
都嚷起来：“对!对，不能一样!”好几个人从那边走了过来，逼着丁玲说：“出去，出去!下
地干活去!你还配睡午觉!”丁玲站起身就向屋外走去，心想：怎么能这样不讲道理!
　　丁玲来到屋外，感到太阳很温暖。她实在找不到可以去的地方，走到了一问放农具的仓库。
她找了一块阴凉的屋角，在地上坐了下来，抬头回顾，不觉把手伸进衣袋，拿出一盒新的烟来。
她正要划火柴，猛然从她背后伸过来一只手，手里拿着打火机“咔嚓”一响，火着了。丁玲吃
惊地转过身抬头去看，原来是她住在八委的一个姓李的邻居。
　　整天这样躲躲闪闪地抽烟也不是长事。丁玲第二天就把几包好烟悄悄地送给了一位种菜的
老王头了。从那以后，丁玲就戒烟了。
　　每月15元的生活费，使丁玲后来经常吃咸菜、身体缺乏营养。有一个晚上，丁玲去为同屋
的革命小将们提洗脚水，只觉得眼前一片白茫茫，模模糊糊，不知怎么碰了一块石头，一下子
就摔倒了，把水泼了一地。第二天，她到队上医务室看眼睛，医生说是夜盲症，给她开了点维
生素A。
　　生产队的劳动安排都是在早晨一小时的“天天读”后，丁玲不算是工人，不准参加天天读
学习，也没资格参加集体劳动。她跟另外两个“牛鬼蛇神”一道，清除马号内堆积如山的马粪。
　　刚到二十一队不久，有一天下雨，大家都不出工，在宿舍里休息。丁玲被安排到仓库缝补
麻袋。后来又叫她去搓麻绳。她找到那位保管员，领来一些麻。晚上当青年们开晚会热闹的时
候，她就搓麻绳。开始搓得比较慢，一晚上能搓五六米。后来就可以搓七八米，十多米。每天
晚上自己和自己竞赛，总要比头一天晚上的多一点，如果不超过就不罢休。直到秋凉以后，才
发现她粗糙的手心裂了许多小口子，长时间不好，这搓麻绳的劳动才停止。
　　更让丁玲难以忍受的是同寝室的小将们，她们命令丁玲，早晨除了例行的扫除外，还得给
她们倒尿盆。丁玲原想，只要走出“牛棚”，总会自由一些吧，可她得到的却是什么样的“自
由”啊!这些“小将”向她发出了睡觉“不准打鼾”的命令。“造反派”们骂她：“这死老婆
子，搅得这下半夜又睡不着了，我还正在做梦呐……”
　　“你让别人多眯一会儿不行呀，我的姑奶奶，这一搅腾，有没有完呀?”这一来，各不相
让，不仅吵得一屋子的人都起来了，连隔壁的人，也披起衣服过来看热闹。灯拉开了，一片通
明，七嘴八舌，闹闹哄哄。有个头儿跳到炕上，举起“红宝书”，站在那里高声嚷道：“最高
指示——最高指示——”一再想把大家的声音压下来，“国家的统一，人们的团结，国内各民
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保证……”
　　每天晚上，她们都要举行一个娱乐晚会，唱语录歌、唱样板戏，唱她们各自的家乡小调。
丁玲尽量克制自己的困意，拿张旧报纸来遮掩她的疲惫，但仍是支持不住，在报纸后面传来了
鼾声。这时候，总有人跑到她的床边，用力摇晃着她的大床，或者“啪”的一声，拿起顺手抓
着的任何一样东西，一把笤帚，或者是一个小缸子等等，扔到她床上。丁玲猛地被惊醒了，张
惶四顾，发现了疏忽后，就使劲地睁大了眼睛，故意让自己想一点事。但是不行，常常很快又
睡着了，于是又被吓醒了。只有等着她们都安静地躺下来，丁玲才能放心地躺下。
　　医生也说打鼾没法治，干脆也不用治了。她平常是常打鼾的。加上在那年月整得她太累了。
要治此病，首先得减轻她的劳动强度。这在当时也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于是女将们便把丁玲从
她们的集体宿舍里驱逐出来，这对丁玲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队长为此让丁玲临时睡在队部的会计办公室。会计下班后，她吃了晚饭，在窗明几净的办
公室，就可以静静地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终于能在该睡觉时睡觉了。
　　麦收时分，人手不够用，丁玲也拿镰刀参加劳动。一天她正准备下地，被种菜的老王头喊
住了，让她去菜地拔葱。他肯定地说：“已经给队上说过了，你往后就在菜地劳动，去吧。菜
都长起来了，伙房要用，要有人收。”后来，丁玲就和几个老头一起在菜地干活了。她几乎整
整一个夏天和秋天，都和这几个老头一起劳动。
　　这年夏秋之间，有一阵天天下雨。那里地下水位高，一下雨，地下水上涨，茅坑里就更明
显。厕所里每天上聚下渗，人人都以去厕所为苦。那些年轻的学生们，就勒令丁玲天天去打扫
厕所，不但要把板架上面打扫干净，洒上石灰，还得把去厕所的路面垫上炉渣，修得平平整整，
更重要的是把粪炕里粪水掏干。
　　丁玲要求领导请修理班的工人替她焊了个铁瓢，绑在长竹竿上。她每天站在厕所后面的坑
边上，向下舀粪汤。这是全队的公用厕所，里边有墙隔开，一头是男同志用，有七八个坑；一
头是女同志用，也有四五个坑。粪坑足有十多米长，三米多宽，两米深。夏天粪便随地下水上
涨，离坑面只有不到一尺，就要溢出坑外，因此上厕所时人人叫苦。她从坑边挖了一条沟，顺
着坡势，把舀出来的粪汤顺沟流到附近的一块韭菜地里去。一天到晚她得舀五六千瓢，粪水才
会下去一尺多。但地下水渗得很快，过一夜又会涨起来半尺。这样，她一直干到了初秋。
　　秋天没有过完，菜地里的活少了些。给食堂喂猪的一个老头同食堂管理员商量，让丁玲帮
助喂猪。这个老头已经75岁，比丁玲还大10岁。丁玲从心眼里同情他，抢着帮他于活。他们俩
一共喂了60来头肥猪。每天三顿，每顿得挑十几挑猪食。然后再去厨房挑泔水。丁玲只会用右肩，
不能换肩，这样右肩肿起来，每天晚上都火烧火燎地疼极了。
　　肉体的摧残，精神的折磨，几乎使丁玲到了崩溃的边缘。陈明凭着他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
知道有些人有一天有可能帮助他们。

　　十三、深夜被押送

　　1970年4月3日夜，在二十一连连部的会计室里，白天的劳累，使丁玲睡得正香。忽然，她
感到屋里的电灯刺眼的亮。丁玲被惊醒后，她看到床头围着一群穿军装的人。他们不是吆五喝
六的，不打不砸，不动声色。她镇静地穿好衣服，从容地下床对着这些军人站着。
　　“你叫什么?”
　　“丁玲。”
　　一个军人拿出一张北京市军管会发出的逮捕证放在桌子上：
　　“在上面签个字!”
　　“还需要收拾一下吧?”
　　丁玲这下心里有数了。签了字。她望了望这间曾是她夜间安睡的地方。
　　陈明现在在哪里?
　　半个小时前，睡在一连集体宿舍大板铺上的陈明。睡梦中有人轻拍他的头。他睁开眼睛，
看见他们的连长，穿一身黑色棉衣，轻轻地对他说：“你起来，到连部来一趟。”
　　陈明赶紧起来，穿好衣服，跟在他身后，走了出来。他猜想，出了什么急事?一出房门，
一个大个子军人站在走廊中间拦住他。举着电棒晃了一下，问道：“你叫什么?”
　　“陈明。”
　　“好，你跟我来。”
　　陈明跟着他走出走廊，两个战士闪出来，拿出手铐要往他手上铐，远近影影绰绰还有许多
人。陈明指着房侧的厕所说：“让我小便。”大个子军人指指墙角说：“可以，就在这里。”
　　他们给陈明带上了手铐，许多人簇拥着他走到队部办公室。一个人拿出一张纸放在桌子上
让陈明签字。这是北京市公安局发出的逮捕证，说是把陈明“逮捕归案”。陈明心想，归的什
么案呀?沉默了一会儿，陈明说：“我身上这件黄棉袄是北京青年借给我的，应该还他。我自
己的棉衣在家属缝补站拆洗，还没有完工。”
　　“你还有别的衣服吗?”
　　“只有一件皮大衣。”
　　有两个人便跑了出去，不一会儿把陈明1958年下农场时，丁玲在北京为他买的一件藏青色
皮大衣拿来，并且解开手铐，让他换上。
　　陈明又说：“我的铺下床头有一个纸箱，里面有一双女用水靴，还有几双尼龙袜子，是托
上海的弟弟买寄来给丁玲的……”
　　没等他说完，又有人飞跑出去。一会儿，他们空手回来。
　　大个子军人说：“你的东西我们都收拾好了，交给队上保管。还有什么快说!”
　　陈明还借过一个专政对象的几尺布票没有还，还买了一丈多蓝布准备给丁玲缝罩衫，这块
布他寄存在一个北京青年有锁的木箱里。因为现在他深夜被捕，案情升级，怕连累别人，便没
有再说。
　　陈明被带出了连部。连部周围停有八九辆汽车，来了很多穿军装的人，可能是连、团、师
各级保卫干部。陈明被推上一辆中吉普，席地而坐，一边一个军人。
　　汽车开动时，他看到路边树下一高一矮两个人影：高个原是他的班长、哈尔滨青年；矮个
子是一个面色白净的青年老病号，他最近派到锅炉房烧水，每天早上4点钟他让陈明叫他起床。
他们拢着双手，站在寒风里，无声地看着车队向场部的路上驶去。
　　天刚放亮，吉普车在鹤岗车站进站人口处停了约五分钟才驶进站台。陈明看到前面轨道上
停着一辆公务车。在公务车的车门口，两个穿军装的人正探身车外朝他望着，军帽下面飘拂着
两绺头发，看到这两位女兵，陈明推断丁玲已经先上车了。
　　陈明加快了脚步，走向车门。车上大概有三四个包房和一间较大的设有沙发软椅的会客室。
这是铁路局或省市领导日常下来视察办公用的车。陈明经过会客室，进了第二间包房，里面
上下四个铺位。陈明刚要坐下，身后紧跟着的警卫员指指地说：“坐在这里。”陈明便坐在铺
着地毯的地上。
　　傍晚，车到哈尔滨。停了很久，才让他们下车，横越站台，上了一趟旅客列车，把陈明和
丁玲分别塞进和一般旅客隔离着的两个钦卧包房。这是一趟到北京的客车。第二天晚上，车到
北京。丁玲和陈明下车时，站台上十多个军人站成横列，把陈明拦在了右侧，左边停着一辆黑
色铮亮的小轿车。陈明上了车，看见前面出口处停着同样的一辆黑色小车。
　　大约两个小时后，车停住了。丁玲已经先到了这里。陈明被领进有两人持枪站岗的大门，
在一问小房里经过搜身后，一个值班人员领着陈明沿着宽阔的水泥路，一转一拐，走进一幢灰
色大楼，把陈明送到三楼的一个单间。楼内灯光暗淡，寂静无声，走廊上都有战士静静地来回
巡视。他想知道丁玲，观在在哪幢楼，哪个号子?她的牢房该和这里差不多吧?在生活上，看来
可以不为她担心了。他们在北京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五年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党中央批隹，二十余年的错案得到了平反改正，丁玲回到了
党的怀抱。
　　丁玲回到京后，念念不忘北大荒，亲切地把北大荒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981年她重返北
大荒探亲。
　　1986年3月4日10时45分，由于长期癌尿病引起的肾衰竭、心力衰竭，终于夺去了这位文坛
巨星的生命。丁玲去世的消息传刮北大荒，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派郭硕基、赵青景、杨清海、丁
继松去北京，代表北大荒人甸丁老的遗体告别。
　　赵清景等人把一面由著名画家范曾题写“丁玲不死”四个大字，署名“北大荒人敬献”的
红旗，轻轻地覆盖在被鲜花簇拥着的丁玲的遗体上。
　　人们簇拥着丁玲慢慢地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