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回忆

　 ——日本侵华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北泽辉子
　　我们中和开拓团的移民绝大部分是日本长野县人，大多出身于农民或小手工业者家庭，属
于下层劳动人民。我家在日本时是开浆洗房的。我们来中和的时间是1940年5月15日。听母亲
说，当时谁都不愿意来，特别是妇女，更不愿来，只有个别忠君思想严重的男人，出于孝忠国
家和天皇的目的，不顾孩子哭老婆叫，态度还比较积极，愿意到中国来。但是，移民的一切事
情先都已经安排好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政府指定谁，谁就必须服从。
　　当时我家一共6口人，父母和我们4个孩子。那年我5岁，姐姐算是最大的，才7岁。同我们
一起来中和的还有我姨一家。和亲人们分别时，大家想到再也不能相见了，都抱头痛哭，难舍
难分，妈妈将自己事先剪下的一绺头发和一点指甲包起来留给亲人做为纪念。开船的时间到了，
这是叫人最难受的时刻，整个码头哭声连成一片。船慢慢地往前开，房舍渐渐地往后退，随
着距离的增大，每个人的心都要碎了。我们先坐船到朝鲜，从朝鲜改坐火车，来到牡丹江，经
过换车，到了亚布力，最后开拓团派去接站的一辆马车把我们接到了三号(现庆阳农场场部)。
当天，先到开拓团的人拿出自己烧的酒招待我们，当时我爸爸喝得大醉。我家被安排到南五号，
和其他移民一样分到两间草房，记得草房是连脊的，又黑又小，我们来时还没有修好。中国
邻居就请我们全家同他们一起吃住，这是没有想到的事儿。因为日本人到中国来，给中国人民
带来了灾难，而好心的中国人看见我们有难还帮助我们，所以非常感激。我们来到这以后，主
要任务是种地，红部(开拓团团部)还给每家发一杆枪，由团部统一组织成年男人们利用很少的
时间搞军事训练。开始的一年过的是集体生活，吃饭到大食堂，种地由号上的队长统一组织。
来中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这里的气候、食宿条件等一切都感到不适应，不过因为我们
是开拓团的成员受到的待遇是比较优厚的。当时中国人吃大米饭被视为经济犯，而我们一日三
餐吃个饱。
　　开拓团种植的旱田主要品种有玉米、大豆，也种一些蔬菜。日本人种旱田的方法是在乎板
地上种，号上雇佣的中国人非常善良，教给我们当地种地的方法，可日本人不相信，认为是骗
他们，说那样种浪费地。然后仍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方法种，一埯双株或多株，埯与埯之间的距
离又很近。结果到秋天玉米秆很细，玉米棒儿也不大点儿，有的还不结棒儿，总共也打不出多
少粮食。我们种地收来的粮食主要是用来喂牲口，人吃的大米都是开拓团拨给的，后来我们也
耕种水田，当地的朝鲜族人教我们种田方法，由于是漫撒种籽，耕种方法不先进，所以收成也
不好。
　　第二年开始，我们的生产、生活都分到各家各户了，每户分得一头牛或一匹马，四家划分
为一个小组，四家家长轮班当组长。组长主要负责和红部取得联系，办理这四家的生产、生活
所需的一切事务，传达上边的指示。
　　来中和后，我母亲又生了两个男孩，我也渐渐地长大了。时间一长，我们这些日本小孩儿
同中国邻居家的小孩儿也都熟悉了，经常在一起玩儿。记得邻居姓王的大娘家有个小姑娘，和
我一般大。她常带我到她家去玩儿。王大娘对人非常和蔼，她经常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如苞
米面饼子等，我在日本没见过苞米面饼子，所以觉得特别好吃。过去中国农村有个习惯，家家
供灶王爷，当时我看灶王爷花花绿绿的，感到很新鲜，自己家又没有，我就在家拿一些报纸或
白纸同中国小孩儿去交换。那时我还小，根本不懂得自己是作为侵略者的一员来中国的，因此，
在同中国小朋友相处时，也是真心实意的，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同中国人民友谊的种子。
　　昭和十六年(1941年)以后前线打仗越来越紧，我们的生活也不如以前了，供应的大米不够
吃，有时就掺些黄豆或大米、粒子，穿的也多是粗布，来点好布不够分抓阄儿，由于生活的艰
苦和孩子的拖累，妈妈得了肺结核病，在红部医院治疗很长时间也没好，红部又不让到中国医
院去治，最后终于死了。光复之前，爸爸和开拓团中所有的成年男人都被调去当兵了。记得爸
爸临走时给我们留下一个小布包，并告诉我们不要打开，等他战死外边以后再打开看，我们遵
照父亲的嘱咐，把它珍藏起来。自那以后号上剩下的不是小的就是老的，年轻的只有妇女了。
我家更不幸，只剩下6个不懂事孩子，最小的弟弟才3岁。尚未成年的大姐不得不挑起维持家庭
生活这个沉重的担子，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我爸爸被征去当兵后，希望战败，这样好回
家。虽然他没有战死，但遭了不少罪。日本战败以后，苏联军队把日本战俘赶到了西伯利亚当
劳工，在那里爸爸吃尽了苦头，后来又回到了日本。
　　光复前几天，从佳木斯那边又来了不少日本人，也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听说领头的是
间岛省副省长(日本人)。记得光复那一天，我们正走在上学的路上 (学校设在三号，有七八个
日本教师，校长在光复时战死，教我的老师叫山奇文磨，中日关系恢复后，曾访问我县两次)。
走着走着突然听到枪声，我们年龄小的还当新鲜事呢，可大点的学生知道不是好事，说不好
了(实际是保安队)!就往家跑。我们的上级来了命令，让屯子里挂白旗，三家归到一起等命令。
这时候，大家都知道日本战败了。听说老毛子(苏联人)来了，年轻的姑娘、媳妇都到山上藏
起来，剩下的就是老人和小孩儿了。从此，日本人就开始有自杀的了，从佳木斯来的那伙人还
组织了一次集体自杀，听说有上百人。他们集中到六号的北山头处，把带来的东西和钱先烧掉，
然后那个副省长用枪把他们全部打死，后来人们把那个地方叫“肉丘坟”。七号还有个日本
人，被征去当兵刚走到哈尔滨就光复了，他跑回来把媳妇和孩子枪杀之后把房子也烧了。
　　这时，抢号的事陆续在各号出现了，他们大多是附近的穷苦老百姓，有南边蚂蚁河的，最
远的还有北边加信子的，我们吓得藏都没处藏，躲没处躲，哭也不敢大声。年岁大的边流泪边
说：“完了，国也回不去了，在这又受罪，这是报应啊!谁让我们到中国来了?”大家恨日本官
和日本政府。最后我们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其它一切东西都被抢光了。爸爸留给我们的小布包
也在这场纷乱中丢失了。我们住的房子多数被拆的拆，烧的烧。
　　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号上来了些苏联军人，组织我们往方正去，个别有病的和年纪太
大的坐在马车上，其余的人都步行，我大姐背着最小弟弟，剩我们几个就手拉着手跟着走。第
一天晚上是在加信小学住的，那里既没有炕，也没有床，我们穿的又不多，前半夜还好过，到
后半夜，把我们冻得直哆嗦。这天晚上，有的年龄大一点儿的漂亮姑娘被苏联人奸污了。第二
天又接着走，过亮珠河时，有个身体不好的老太太连饿带累，遭不起罪，就投河死了。过河后
到了一个朝鲜屯，又有些苏联人开始搜我们的身，主要是找手表。
　　到方正后，我们住在原来方正开拓团红部，条件也不好，少数人睡在板床上，多数人只能
在水泥地铺上稻草睡，连床被子也没有。吃饭开始是由苏联人统一发，每顿一人一小碗，后来
给我们两个铁帽子，发给皮粮自己砸，然后用铁帽子做饭吃。有时吃不饱就到城外地里捡瓜菜
充饥，甚至跑到人家苞米地里偷掰青苞米吃，让人家看见还得挨打。一些中国人看到我们这些
没有大人照顾的孩子挺可怜的，就想收养，有不少孩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送给人了。那时候如
果把我的小弟弟送人也好了，可是姐说谁也不给，死就死在一起，后来，由于吃不饱，天气又
冷，老人和太小的孩子死了不少，也有得伤寒病而死的，我最小的弟弟就是那时死在了方正。
　　过了1946年元旦，苏联人撤走了，方正当地政府就组织我们各回各开拓团原地。我们中和
来的，先派人回去联系妥之后，又都回到了中和。号上房子就基本没有了，大家无处可去，纷
纷投靠了原来在我们各家当雇工的中国人，这样一家人也就有了着落。有的青年妇女嫁给了原
来自己家的雇工，现在中和镇街里的岳元珍和胜利村的赵方，就是娶的自己曾给干过活的日本
人家的媳妇。当时，大多数家的妇女嫁给了比较穷的或有病的中国人，无着落的孩子们有的被
卖，有的当了童养媳，我姨也嫁给了一个中国人，我们姐弟5人开始就在他家生活。时间不长，
因姨父家穷，无法养活我们这些人，姐姐嫁到了老柴家，3个弟弟送了人。我开始以二百元
苏联红票的价钱卖到地主老朱家。因为我听不懂中国话，不会干活，身体小，背不动孩子，所
以经常挨打受骂，我实在受不了，一天，偷偷跑回了姨家，开始我姨不敢留我，怕人家来找，
后来她看我一个劲儿地哭，就把我藏到炕上一个柜旮旯里，用被蒙上了。不一会儿，老朱家真
的来人了，我姨一口咬定说没回来，但是来找的人发现了我那双放在地上的鞋，结果我没能逃
出人家手心。又被拉回到了老朱家。从这以后，我被看得更严，打得也更重了。痛苦的折磨，
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没过几天，我第二次从老朱家跑了出来。这次老朱家也不打算要我了，
就让我姨家退钱，没办法，我只好去给人家放猪挣钱还这赎身债。
　　我13岁那年，被团圆给中和大粮户老信家，换了些柴和米。“七·七”砍挖斗争时，老信
家被斗，家产被分，农会为照顾我这个日本孩子，给我留下了一床被。这时家里只剩下一床被
子，我能盖着吗?棉被给大人盖，我盖的是五道径的草帘子。因为房子漏，窗子连张纸也没有，
呼呼的风一个劲儿地往屋里灌。冻得了一场大病。这一次又是农会救了我，农会做主，我回
到姨家。这时，姨家经过“七·七”砍挖，分到了土地和一些财产，生活也好多了，我的病很
快也就好了。
　　15岁那年，我正式嫁给了徐庆忠。在政府的关怀下，我开始过上了安稳的日子，生活一天
比一天好，50年代我们和日本的亲属取得了联系，也找到了父亲，三个弟弟都回到了父亲的身
边，我和姐姐都有了丈夫和孩子，生活也挺好，所以一直在中国生活到现在。
　　 本文由孟宪义党玉清整理
摘自延寿《政协文史资料》1987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