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县管后期(1966—1976)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沙河农场开始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揭开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8月，方正一中“红卫兵”孟繁祥来农场“串联点火”，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10月，外地徒步串联进京的红卫兵(学生)队伍一伙一伙地途经农场。
12月，观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片，群众思想波动。
1967年3月，农场相继成立群众组织，有“红色造反团”、“红色造反者”、“继红”、
“红尖刀”等。
4月，群众组织召开揭发、批判、斗争大会(简称“批斗会”)。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走资派)；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批斗、监管。
5月，游斗“走资派”。给场党总支书记张贵云、场长宋国恩戴高帽、挂牌子，让他俩走
街串巷、敲锣打鼓，向群众谢罪，弄得人们啼笑皆非。
6月，群众组织之间没有较大的分岐，经磋商实现大联合。
7月，群众组织成立“接管委员会”。主任：杨贵方；副主任：马金武；委员：马海、张
玉春、杨能江、赵洪斌。
1968年3月，成立“沙河农场革命委员会”。主任：张贵云；副主任：张传方、卢庆云；
委员：
满万和、陈贵生、赵桂芳等。
6月，方正县第一中学首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来场，分前场、后场两伙，插人生产队
劳动。
8月，农场革命委员会补选了三名委员：毛玉华、喻正友、王延芳。
10月，方正县农林革命委员会，派景万宝为首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农场。大搞
“深挖阶级敌人”、“揪漏网走资派”、“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弄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卫。
揪斗了马海、朱学文等人，群众敢怒不敢言。
11月，对“五类分子”实行集中看管，晚上个别批斗、“加高温”(殴打)；白天参加劳动、
反省、改造。
12月，宣传队大搞“逼、供、信”，揪斗出来的“三特一叛”、“漏网走资派”、“反革
命分子”等，被送进“五类分子监改队”(也称“白干队”)。
1969年，以李奉先、王安享为首的方正县委工作队(宣传队)进驻农场。
1970年，整党整团，忆苦思甜教育，插队干部进人农场，恢复党组织。
1971年，基本路线教育，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
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
1972年，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1973年，“一打三反”运动结束。“批林批孔”，反“右倾”路线回潮。
1974年，“批林批孔”，学习小靳庄，赛诗、大唱革命样板戏。
1975年，领导班子以“三要三不要”原则进行整风，解决团结和继续革命问题。
1976年，庆祝粉碎“四人帮”；“揭、批、查”清算“文化大革命”中“砸打抢”三种人
的罪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有一些基层干部受到了打击，一些基本群众受到了迫害，领导
机关的职能受到了冲击，一些干部被排斥到企业管理之外，但是，广大干部、职工对党忠诚，
对革命事业负责，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坚守岗位，沉着应变，抵御了一些错误的路线，致使
“文化大革命”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没有停止农业生产。但是，对农场的开发建设却耽误了
宝贵的十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