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经济发展

沙河农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每10年左右，便有一次大的创业行
动，经济便有一次大的飞跃，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和特点，形成了几次创业促进几次经济发展的
格局。
第一阶段 形成规模时期(1954—1957)
第一次创业，开发荒原，创建农场时期。主要领导人是书记赵才和场长张忠范。他们克服
千难万险，吃尽千辛万苦，大量开荒，形成规模，把沙河农场创建成功，是人们永远不能忘怀
的“建场元勋”；当然也包括那些在建场初期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过奋斗过的同志们，他们的功
绩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经过早期开发者三年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劳动，到1957年，农场的总人口达到841人；职工
165人。开荒达10850亩；役用马增到163匹，有了相当的生产能力，这便是沙河农场在省农业厅
国营农场管理局来验收时的最初规模。
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开荒生产，向国家交购粮食。因为建场初期很注重社会效益，只
要把农场建成，亏损一些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国家当时对农场的经济管理的政策是“盈利
上缴，亏损由地方财政包干”。换句话说，亏损不要紧，有国家哺乳和输血，企业本身没有多
少压力和紧迫感，这便是当时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大锅饭”，企业依赖国家的通病。
建场初期，在经济上连年亏损，其主要原因是：
一、由于缺乏经验，经营单一；管理粗放；广种薄收，经济效益不高。
二、由于缺乏机械，生产成本高，开支大，效益低。
三、由于立足开发，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必然要增大生产方面的开支。
四、由于建场伊始，各项事业的创建和设备的添置，生产生活设施的建设都急需用钱，开
支必然过大。
五、政策性亏损因素。粮价偏低(每个劳力开支必须有1万斤粮食的价值作保障。也就是说，
165个职工，必须交售165万斤粮才够开支。否则，不算生产资料和成本也要亏损)。农场经济发
展的纲领是“以粮为纲”，其支柱产业就是粮食生产，这样，亏损就是很难避免的了。
第二阶段 不断完善时期(1957—1968)
第二次创业，扩建设施，扩大经营时期。主要领导人是书记张贵云和场长宋国恩。他们主
要抓扩建生产生活设施，把场部由前场移到现场部；扩大经营范围，实行多种经营，保障了工
人开支，把农场的经营管理搞活了。使农场的经济第一次盈利(1966年盈利2.2万元)。使人们
看到了农场生存的希望。
在哈富公路通车后，场部设在南屯就显露出许多弊端：交通不便，管理不便，水土不好(北
屯水好一些)，狭小闭塞等。农场领导便以战略家的眼光，把场部及生产生活设施，重建在北屯。
重建的新场部宽敞整洁，颇有大国营农场的气派。并且机关、食堂、学校、卫生所、商店、仓库
等生产生活设施一次到位。于 1968年8月场部搬迁完毕，人们欢欣鼓舞。彻底解决了“吃不像
吃，住不像住”的问题。
沙河农场没有解决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问题，用座机发电成本高，功率小。农场领导直接出
面，联系采用达连河煤矿的电力成功。1966年6月开始由达连河煤矿安装队施工；1967年11月，
南北2公里；东西2公里的高压线路、配套设施、居民照明等全部工程竣工，供电一次成功，保
障了农场生产生活的需要，彻底解决了“聋电话，瞎电灯，马拉汽车跑方正”的问题。
农场修筑了笔直宽敞的南北2公里的场区公路，在新居民区新建了许多居民住宅，为南北大
迁移做好一切准备。
农场开始在经济运作上下功夫，上了一些规模经营的新项目，诸如创建畜牧队养马、养牛、
养羊，发展饲养成本较低的草食动物；维持政策性的养猪规模；大力发展养蜂事业，最大规模
有10个蜂场(本场5个)，蜂场延伸到方正县林业局红星林场沟里，最高年盈利4万元。
自1965年至1969年，农场盈利2.2万元；总亏损32.9万元；盈亏相抵，计亏损30.7万元，年
均亏损7.67万元。比农场年均亏损28.06万元，少亏损20.39万元。是沙河农场经济形势最好的
时期。亏损的原因：
一、继续开荒，固定资产投资较大，为扩大再生产投资。
二、基建项目，办电、筑路等投工投料投资较多。
三、农场有了机械，对拖拉机管理不善、有活就干，不算成本。
四、农场的生产力是机马牛相结合的形式。没有经营管理经验，两套设备，两套马车，没
有充分调动人力、机械的潜力。
第三阶段 全面发展时期(1968—1975)
第三次创业，多种经营，奋发图强时期。主要领导人书记孙广智(革委会主任兼场长)和卢
国明(副书记兼副场长)他们顶住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冲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
农场面临极度困难的时期挺了过来；全面发展生产，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使农场的生产生活
设施再上台阶；积极开发北部小区，向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文化大革命”期间，把原本不
太成熟的管理经验冲击殆尽。致使生产服从革命，革命影响生产。由于农场连年亏损并且呈现
出越亏越多的趋势。方正县财政承受不了这种局面，向县委提出了“甩包袱”建议。方正县委
没有简单地推御责任，而是派出最权威的“县委工作组”(称宣传队)，以李奉先、王安享带队
进驻农场搞调研。农场领导有决心有信心改变农场面貌，感动了县委工作组，使农场保全了下
来，没有转嫁和下马。农场在经营管理上采取广开门路五业并举的办场方针，农林牧副渔全面
铺开，向生产的深度广度开掘，力争摆脱亏损所带来的危机和困扰。农业在总产值中比重开始
下降。农场在“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下，向北大甸子展开了决战。为排除“漂垡”下面的积水.
便于开荒，农场大战了六个冬春，挖了三条纵向渠和三条横向渠。排除积水后，便在北大甸子
大量开荒，面积达2255亩，种上了庄稼。扩大了农场的 土地资源和耕地面积；增加了农场的
基本收入。
农场还兴建了一批高质量的(砖瓦结构)公用设施。有机关、招待所、学校、医院、商店、
职工俱乐部、晾晒场、仓库、物资供应站等。使农场的公用设施面貊大有改观，为农场立下了
汗马功劳。在这个时期，农场最多亏损32万元(1975年)；最少亏损5.8万元(1970年)；平均亏
损1992万元。亏损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为了承担政策性的安置人口，大批的知识青年(方正367人；哈市240人，计607人)插
队落户干部18人等。这些劳力的输入，增加了人员管理的难度；扩大了农场的开支。
二、大量投工开发北部小区，增加了非生产开支。
三、粮价偏低。国家虽然调节了粮食收购价格，但与市场价格相比仍然偏低。
四、基建欠账多，上马项目多，自筹资金多，加大了资金的投入。
五、多种经营，小打小闹，不成规模，管理粗放，造成亏损。
六、自然灾害影响，造成歉收。霜冻干旱、洪涝、虫灾连连发生。等等。
第四阶段 结构调整时期(1975—1985)
第四次创业，广开门路，再度开发时期。主要领导人是书记马正寰(兼场长)和副书记副场
长卢国明。他们的主要功绩是，调整产业结构，广开工副业门路，农、林、牧、副、渔业全面
开花，全面结果；公用设施进一步完善。
这个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策给农场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具有开
拓精神的农场领导人，在农业方面瞄准了高产稳产粮价较高易产好销的水稻，调整了粮食种植
结构，兴修水利，大面积推广水稻生产。
在工副业方面，根椐本地刺五加资源丰富，产品畅销，创办了制药厂。同时，把企业经营
跨出了农场之外，在七台河买了几处小矿，开办了沙河农场七台河煤矿。
在养殖业方面，创办了易养易销，经济效益很高的养鹿场；调整重建了养猪场，利用自然
水域建立了两处人工渔池，进行人工养鱼。
在林业方面，通过多方努力，在方正县东方红林场境内划归一片自有林地，进行木材生产；
又在林地内发展人工林和人参场，长短结合，广开财源。
在公用设施方面，修了自来水；把中心区与南山的场区公路沙石化，路两旁植树美化，防
风。家属区修建砖瓦化的职工宿舍，等等。
经过这番尝试，对农场的工副业，农业，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思路逐渐清晰。这对今后农场
发展，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在这段时间里，国家对农产品收购提价，实行农产品超交加价奖励的政策，粮价放开的政
策，使农场经济的大环境变好。但是，因为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因素的影响，农场亏损的数额
加大。
在这10年里，沙河农场出现第二次盈利(1983年盈利3.9万元)。总亏损额达到650.1万元；
去掉盈利部分，年均亏损达64.62万元。亏损的主要原因是：
一、基建项目多。基建项目投资(自筹资金较多)过大。
二、开发项目多。对开发项目投资(铺垫资金、启动资金)较多。
三、农场隶属关系多变，领导班子多换，造成农场开发建设的多次衔接和过渡，对经营管
理造成不利的干扰和影响。
四、自然灾害。
1981年，水灾。受内涝影响粮食歉收。
1982年，旱灾、虫灾。大豆歉收。
1983年，水灾。松花江泛滥农业受灾歉收。
1984年，水灾。松花江泛滥，北部小区颗粒无收。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扩大了亏损的金额。历年来亏损的累计，致使沙河农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