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严重挫折 四十七团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组建起来的。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左”倾思想
日益泛滥，农场经过近二十年摸索，逐步建立起来的指挥系统被破坏了，生产秩序打乱了，一
系列经营管理规章制度废弛了，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生产停滞和经济的破坏，正在蓬勃发展的大
西江农场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一、违背经济规律的经营管理
农场经过近二十年摸索和积累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套经营管理制度，尽管尚不完善，但它
对六十年代农场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新成立的兵团，受“文化大革命”中“怀
疑一切”和“否定一切”的错误思潮影响，对以往的成功经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否定，废驰了
合理的规章制度，造成了经营管理上的混乱。兵团在组建之初，对国营农场做了这样的估价：
“过去很多农场都推行了一条见物不见人、突出生产、突出技术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必须
彻底批判。”以后又在各种文件中一再提出：农场“长期以来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领导
权，长期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着反党反社会的勾当……，直到现在，有的人还在那里
大搞物质刺激，招降纳判，结党营私，形成了一个雄厚的社会基础，这个机构无恶不作，如不
砸碎，所谓兵团组建就是一句空话。”
由此可见，兵团对农场的批判是全面的，它涉及到所有领域。首当其冲的是对中央1964年
9月8日对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工作的指示(五条)和农垦部党组1965年2月25日通过的《关于改革
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制度的规定》(十六条)。这两个文件，对农场的建设起了极为有益的作用。
可是兵团一成立，就攻击它“流毒很广，罪恶累累”。那些根据农场创建十余年的经验而制定
的基本原则，被归纳为“物资刺激”，“奖金第一”、“利润挂帅”、“爬行主义”、“洋奴
哲学”。因此，兵团各级认为：只有把农场的反革命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管理体制、经营方
式、规章制度等彻底砸烂，才能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
基于这种认识，兵团各级组织，称原来的农场为“旧农场”，原来的干部大部分被看成是
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和走资派，对他们必须彻底批判和清理。
在1969年1月，各团正在筹建时期，农场之间互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农场机关和各生
产队，首先从干部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进驻大西江农场的是红五月农场约六十人的“工宣队”。
与此同时，嫩江军分区也派出了“军宣队”，某部特务连四十余人，也进驻大西江农场，
与“工宣队”配合。他们的共同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抓阶级斗争，抓“漏网
走资派”。经过简单的摸底、发动之后，于l月中旬将全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队级干部，集中
到场部办学习班(亦称搬石头学习班)。学习班主要学习毛主席语录，对照检查自己的错误和“
罪行”。学习班的纪律严格，学习、开会、吃饭都要统一行动。不许接见外人，上厕所要请假，
并派有工人代表和红卫兵维持秩序。发现稍有不满的言论或“不轨”的行为，便斥之为“放
毒”、“反军”。与此同时，各单位在两个宣传队的领导下，继续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搜集
材料，梳成辫子，做好批判准备。待谁的材料准备完毕，就到学习班将谁揪回本单位，进行批
判。谁能做到“坦白彻底”、“认识上纲”，谁就被“解放”，等待分配工作。否则，再送回
学习班，继续学习、改造。当时，参加学习班的人员，人人都盼望早日“提审”，每时每刻都
在盼着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特别是最后“毕业”的几个学员，寝食不安，心不摸底，包袱沉
重。这次学习班，共办了50天，通过内外结合的办法，被按“走资派”批斗的有17人，受批判
教育的26人。这是大西江农场广大基层干部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遭受的最重的一次打击。
原农场的场级干部，即使当时认为没问题，也只能降级使用。如：原场长任殿生，在很长
一段时间叫做“协助后勤工作”，直到1972年才被任命为五十四团副团长。原场党委副书记杨
可举，1970年才被调往地方所属花园农场任职。有的长期待命。如：原副场长宁洪斌1975年才
被安排工作。
然而，到1969年2月，四十七团成立时，现役干部仅有二十多人，而且全部安排在机关股
以上单位。他们的管理能力、业务水平和对农场的熟悉程度都很缺乏，而对原农场干部却只能
从所谓的政治考虑，大清、大换、大调或降级使用。因此，对各方面的工作造成了极为不利的
影响。1969年3月团长曹长顺到职之后，根据“九大”精神，认为要想搞好经营管理，就得使
用好干部。经过了解，发现许多好干部都“靠边站”了，便开始抓紧“解放”干部工作。经过
努力，到年底全团的基层千部逐步获得“解放”，并安排了工作。
在否定农场的成功经验，废驰管理制度，批判农场干部的同时，“精神万能”、“制度无
用”的思潮充斥之一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生产无计划，管理无制度，劳动无要求，消耗
无定额，成本无核算的现象十分普遍。生产不计成本，投资不讲效果，花钱不看家底，有了就
花，没了就要，赔了赚了不知道。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管理状况，给四十七团造成了严重的不
良后果。
二、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措施
(一)农业学大寨的影响。1969年1月，兵团组织了首批学大寨参观团去大寨学习参观。大
西江农场参加这次参观的有王文学等四人。这时的学大寨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学大寨人的思想和
精神上，在农业生产上还没有具体措施。以后，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不断深入，四十七团也
不断掀起学大寨高潮。
1971年，由于照搬省内学大寨典型涝洲公社的经验，盲目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玉米的种植，
在当时高产、早熟品种还没有解决，再加上各个生产环节的机械化程度都很低，被人们认为
是“难种、难管、难收、难吃”，经济价值又低的作物，只是它有时可能获得比较高的单位面
积产量。因此，五师要求四十七团的玉米种植面积由原农场时期的5％左右，扩大到10％。由
于基层干部和群众不愿种，采取了各种形式和方法予以抵制，这个种植比例始终没有得到实现。
1972年，兵团又大力推广大寨和涝洲玉米“一埯双株”、人工抓把粪、催芽浇水种植法。
在浇水种植时，因工效低、费力大，连队劳力不够用，团直各单位就停工下连支援。水源普遍
不足，就到几里、十几里外搞人挑车拉，一、二百人，一天种不上二亩地。就这样，农场多年
形成的比较适应机械大面积作业的生产秩序和制度被废弃，不少方面又恢复到小农经济的经营
方式和生产措施，事实上造成了生产力的倒退。
1974年冬，为将一连水库下游的大片洼地变成稻田，全团集中了上千人，在团部东沟挖掘
灌溉渠道，组织了一冬一春的“东沟大会战”。由于天寒地冻，锹镐不能发挥作用，就采用打
眼放炮的办法。一天，十七连的战士在放炮时，出现了“哑炮”，战士刘长志急去挖取，此炮
顿时爆炸，将刘长志连同土块崩至半空，落地后，刘浑身血肉模糊，当即死-亡，年仅l9岁。
经苦战四、五个月，开渠十余里，终因勘测设计不周，水库下游的沟洼地未得开垦，该渠未利
用。年久，除较深处尚有沟迹外，余已摊平。当时各连队参加挖渠的人员全靠车接车送，雷管
炸药等各种物资耗量极大。事实证明“东沟会战”，劳民伤财。
总之，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照搬大寨经验，大搞形式主义，特别在后来推广所谓大批促
大干、“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经验”，给四十七团及以后的农场带来了一定的损失。
(二)贬低农业机械作用。兵团成立的初期，将“人的因素第一”强调到排斥一切的程度。
因此主张“不能靠拖拉机、康拜因，最重要的是靠我们的双手来开发北大荒、建设北大荒。”
由于不断地贬低机械作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常常被搁置起来。许多生产环节降低了机械
作业程度，如：玉米播种，不许用机械，强令人工点播；大豆除草，不注重发挥机械作用，一
味搞“人海战术”。机关锁门，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都去支援铲地，连队职工家属要做到“
烟囱站岗，锁把门”，并且实行“两头(早晚)看不见，地里三顿饭”的“疲劳战术”；十几年
来一直用机械收割大豆，这时也一律强调人工收割。更有甚者，1970年还提出用人工割小麦，
“于是有的用小镰刀，有的用大钐刀割。当时的《兵团战士报》还刊出了“小镰刀打败机械化”
的文章。用镰刀割小麦，因为麦茬太低，机器拾不起来，损失很大。一天，兵团一位副司令
员来到四十七团检查工作，适到九连发现了这种情况，嫌损失太大，将该连指导员叫来，严训
一顿，愤愤而去。本来小镰刀就是比不上机械化，本连又是遵照上级指示去干的，还要挨批评，
这也是兵团时期的怪现象。
对先进生产工具的轻视，导致对掌握这种生产工具的劳动者及其技能的轻视和漠不关心。
技术人员又慑于“技术第一”、“白专道路”的帽子，放弃了技术的学习和研究。许多老技工，
或因出身不好，或因“表现”不好，有的被开除，有的被调离机务队伍。如：四连的老机务
工人张付信，是1950年自辽宁招来的青年学生，工作一惯埋头苦干。但因家庭出身不好，又在
一次会议上说过“刘少奇还是有功劳，要不怎么能当上国家主席呢?”结果被打成“刘少奇的
孝子贤孙”、“现行反革命”，开除机务队伍，同其他“牛鬼蛇神”关在一起数月。
总之，兵团初期，人为地制造人与工具的对立，把充分发挥机械作用批判为“机械挂帅”，
把丢开先进工具去拼体力，赞扬为“人的因素第一”、“革命化打败机械化”，严重挫伤了
机务人员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三)命令主义、瞎指挥。由于兵团的生活方式是军事化，生产和工作秩序也要高度统一。
但是，兵团各级的主管干部，缺乏指挥农业机械化大生产的经验，，加上对“旧农场”，“旧
干部”的歧视，不愿意、也不可能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只靠自己的主观意志和小
农经济，小生产者的传统观念来认识机械化农业大生产。因此，尽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想把生
产和工作搞上去，使经济有所发展，但常常事与愿违。
有的领导到连队检查工作，看到机务人员进行双班保养，就批评是“磨洋工”，“好好的
机车，大好的天气，为什么不抓紧干活”；有的领导听说那株高叶茂的玉米要做青贮，认为违
背了“以粮以纲”，立即决定，必须等玉米成熟后再割倒喂牲口，并指令今后不许再种青稞；
有的领导发现各连队都有一定比例的休耕地，就气愤地说：“旧农场的人‘修’地也修(休)”，
并决定今后不许再留修耕地面积。因此，四十七团的休耕地比例由l967年的2.4％，降低到
1973年的l.1％。
1970年春播期间，领导不相信原农场经过多年实践证明的小麦高产播期是在4月10日至20
日的经验，强令各连队要抢一个“早”字，一律要在4月上旬播完。是年4月初，地里时冻时化，
无法达到播种深度，有许多麦种没有复上土。基层干部和群众想不通，有的领导强调：“播
早了，出了问题我负责任，播晚了，出了问题你们谁能负责?”可见命令主义之严重。
也是在1970年春播期间，一天晚上，一位团领导去十一连检查工作，动员该连搞一块小麦
高度密植田。连队干部想不通。这位领导再三做工作，直到午夜一点多钟，几个干部看看执拗
不过，便答应了。第二天，在一块45垧地里播下了22,500公斤麦种，平均垧播500公斤，比正
常播量多了一倍。后来这块地的小麦颗粒未收。
对上述命令主义、瞎指挥，兵团各级领导是看到了它的严重危害的。有的提过中肯的意见，
有的在行动上有所抵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它的危害，并且促使它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
比如兵团政治部1971年在给兵团党委写的一个报告中提到：“有少数干部以掌权者、改造者、
领导者自居，把个人意见当做党的指示和命令下达。在生产指挥上不走群众路线，不虚心向群
众学习，不懂装懂，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瞎指挥，给生产带来不应有的损失。”这种比较清
醒的认识，直率而中肯的批评，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在“左”倾错误泛滥，到处批判“唯生
产力论”的形势下，这种生产指挥和管理方式，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它对生产发展的消
极作用仍以不同方式进行延续。
三、经济情况恶化
1967年，是大西江农场继1966年的持续增产和经济发展的高峰。自改建四十七团，管理体
制变更了，管理制度废驰了，生产力遭到破坏，经济情况日益恶化。(附表)
基本情况比较表(1967——1973) 单位：亩、万斤、万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l973年与l967年相比，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均有增加，工副业总产值也
有所增长，职工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而单位面积产量却降低了39％；总产量减少了37％；生产
总成本增加了497万元，增加了ll7.8％。从l968到1973年的六年期间，除1971年盈利15万元外，
其余五年全都亏损，盈亏相抵之后，共亏损625.9万元。
实践证明，四十七团这一时期的生产水平急剧下降，经济濒于.绝境，已经到了非认真解
决不可的地步了。1973年10月，李先念副总理在一个关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生产情况的报告
批示中写道：“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问，恐怕
要吃国家粮食呢?我想兵团的全体指战员不会甘心长此下去的。”同时针对报告中提到的减产
原因说：“材料所写的几个原因，可能有些道理，但不是主要的道理，问题在于方针、政策是
否正确……方针政策不正确，人们的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从方针政策上总结经验，错了
就改过来。这样，就可以鼓舞士气，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为国家多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