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是故乡明


吴培玉

我是通河县人，1968年大学毕业分到泰来农场“接受再教育”。初到异乡倍感凄凉，很有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之感。然而，在这片热土工作了十四年，
这里的乡亲、这里的学生使我难以割舍，农场成了我第二故乡。这种他乡为故乡的转变使我对
李白那首《静夜思》有了深刻的理解：“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有着思乡的愁绪，
也包含了对故乡的殷切之情，回想起在泰来农场的工作、学习、生活，犹如眼前。

一、唯有劳动真本色

1968年底，“文化大命革”方兴末艾，时值毛主席发布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
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乘此东风我来到了泰来农场，“否极泰来”，地名好极了，
同车来的有黑大数学系的赵广杰、东农畜牧系的汪广荫、哈医大医疗专业的黄文禄、牡师院中
文系潘振和，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劳动归来，大家就各自的专业谈了许多学术问题，
受益匪浅。特别是赵广杰，对绘画、音乐也很专业，他的小提琴拉得很不错，闲暇拉上一曲，
令人陶醉，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但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是劳动的技能并不过关，特别是在
北山湾修水利，正值严冬，地坚如铁，刨水渠这话叫人有些吃不消。来的这批人又是文弱书生，
劳动技巧差，出错是自然的。由于“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麦韭不分的宣传，一时非议纷起，
引起农工的耻笑尤其曹文雅，因其哑言，经常在休息空闲拿着工具到我们面前模似几位劳动中
的笨拙动作引起农工们的哄笑。我们很生气，怎么办？只能让事实说话。任何劳动是一种技术
与技巧，不是单纯的蛮干，经过两天的观察和实践，我很快掌握了刨冻土的窍门。由于我当过
运动员，体质强健，有能力一搏。知青由我出面，农工由曹文雅代表，按劳动时间计算土方。
当下午三点钟收工时测量的结果，我胜出，比曹文雅多了1.5立方土。自此，嘲笑大学生的现
象再也没有发生，知青们在半月之后也完全胜任了角色。

在当时，大学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自然在“臭老九”之例，被歧视也是很正常的。但是，
出乎意料，革委会的领导和一队的广大职工非常友好，很快接纳了我们，创造了生活条件，
“传、帮、带”劳动技能，使我们融为生产队的一分子，并因人而异，安排了各种劳动，各得
其所。记得当时一队没有食堂，我们在场部职工食堂就餐，多有不便，知青一致要求成立自己
的食堂。队领导几经研究成立了食堂，并让知青选出自己人当管理员，由于大家的信任，我成
为第一任食堂管理员，伙食一直很好，稳定了大家情绪，有力的支持了强劳动。

我们在一队与职工相处融洽，这与革委会老主任高发同志的关怀是分不开的。他是工农干
部的典型代表，他头脑清醒，作风扎实，善解人意。他有三绝：不识字读语录，讲话条理清楚，
语言准确恰当，每次讲话都引用毛主席语录，语录用的恰到好处；第二，他是类同侯宝林先生
的民间语言大师，他就是“歇后语大全”，语言诙谐、哲理深刻，令人叫好。第三，他是传统
农业的生产能手，各种农活样样精通，技能特强，在安排工作时，他有运筹思想。他宛如农场
的诸葛亮，令我们知青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是十分敬重他。他的政策水平很高，知青中有几人
出身高，他分别谈了话，鼓励和表扬他们，无任何歧视，十分诚恳使人心情诚悦，无压力，努
力工作，在高发身上，我看到了工农干部的优秀品质及对党的忠诚。

一队对我影响很深的是木工组的刘富和雷德财二位师傅。1969年5月，生产队得知我会木
工活便将我从放牧组调到木工车间，在当时这是一份显眼的工作。二位师傅都是普通的劳动者，
他们忠厚朴实，勤劳节俭，在技术上都有自己的绝活，生产队施工盖住房，木工活计繁忙，此
期间我虚心拜师学艺，两位师傅也肯认真传授，进步很快，两个月后可以独立工作，两位师傅
十分喜欢。过去学艺是心传口授，把手教，我是大学生，师傅一点就会。有些工艺是我用三角
和立体几何里的原理计算出来，解决了师傅靠“放大样”费时间还不准确的问题。师傅们总是
笑眯眯地看着我，感到很神秘。在我到中学教书后，两位师傅家的孩子又成了我的学生。我和
师傅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在木工车间，还有我的大师兄郑崇谷同志，他是六二年东农毕业的大
学生，是随夫人王江春大夫响应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到农场的，因是非常时期，干不上本行，
便到木工组当木匠。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技术人才。音乐天赋极高，二胡、板胡都拉到专业水
平。他的二胡曲《步步高》和低胡《国际歌》是东北农学院文艺演出的压轴节目。在农场期间，
他推动了家具的现代化革命，节约材料、设计精巧、美观大方的家具在八十年代已基本淘汰了
老式家具。因为我们是一师之徒，我一直称之师兄，个人感情甚笃。他的专业也十分精到，是
一位育种专家和生化能手。两位师傅为有二位大学生徒弟感到自豪。

在一队还有东北农大毕业的梁新成，这是一位富有组织才能、办事干练、有胆有识之士，
在梁君身上知识分子弱点少，这与其革命家庭影响有关、梁君是山东老区人，少年当过儿童团
长，受革命熏陶很深，政治上很成熟，深得群众爱戴，他在农场影响力很大。1974年5月，在
其离开泰来农场调往陕西时，我曾写了《送君别》赠送他，现抄记如下：梁君西入秦，咸阳古
道，长安久居，渭水为邻。吾辈已隔天涯。临别依依，谨以《陈毅诗词》一书相赠。老总为人，
刚直不阿，胆烈千秋，正气啸啸鸣。《梅岭三章》句，“泰山崖上松，斧斫刚且直，大木擎苍
穹。英雄虽已矣，伟业震群雄。吾侪虽庸辈，陈总师亦圣，今君西人秦，谨诉衷腑情。君品纯
直耿，千古有遗风，监别话名士，杂言送汝行。”在事过三十年之后，国情已发生了巨大的变
革，高发、郑崇谷、梁新成均已离世多年，想起往事让人痛哉斯言，上面的文字，也算是一份
纪念吧。

在泰来农场接受再教育，使我真正懂得了国情，也真正的了解了劳动者的追求。他们是真
正的英雄，他们是中国社会的脊梁。知识分子只有放下架子，成为劳动者的朋友，努力用知识
和科学改变他们的命运并使自己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劳动者才
能真正获得解救。实践告知：唯有劳动真本色。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为师难

1970年5月，我们在结束了在农村的整建党教育后，进行了再分配，因为我爱人王秀芬在
农场兽医院工作，我又回到了农场，并分到中学教书。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教育正
在“斗、批、改”，学习好似“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的局面。当时学校极左思潮严重，有辱斯文的事情经常发生。

此时，学校实行九年一贯制教育。中学四个年级四个班，学生较少，虽然是“以学为主，
兼学别样”，因农场行业简单，反倒成为农业劳动为主，以学为辅了。当时劳动频繁，量也很
大。春种、夏锄、打草、秋收等季节性劳动约占学习时间的2／5，再加上驻校老贫农安排的
临时性劳动，学习读书的时光就太少了。当我看到这批“跃进上来”的高中生，渴望知识的双
眼，我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应在有限的时光多传授一些知识，以适应社会需求。可是“斗、批、
改”的课本，已经简单至极。那时的教材编者，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逃难还来不及呢！要传
授知识就得自编教材，为了不被抓把柄，在教材结构上采取了“三三”制办法。毛著与鲁迅文
章占1／3；原教材选优1／3；增补名言1／3使知识结构合理。在讲述上，轻重结合，详
略得当。如讲诗词，以毛主席词、诗为主，选讲苏东坡、辛弃疾、陆游、岳飞等人名篇组成一
单元，进行比较教学，并传授一定的诗词格律知识，还讲授相关的文学知识，贯穿的思想教育
是爱国主义，在其它题材的语文教学中，基本上以该类文章组成一单元，加强字、词、句、章
基本知识教学，不在文章分析挖掘上下工夫，而是在文章鉴赏上进行指导，将精力集中在模拟
作文上，并重点加强学生作文批改讲解，及写作技巧运用指导，类同作文模拟二次的方法，经
过半年的实验，学生爱学，作文水平上升特别快，欣赏能力大大提高。改革必须适应形势，湘
剧《园丁之歌》主题：“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担”成为护身符，壮了胆。教学改革一
个人能力有限，正当我单打独斗时，天上飞来文志侠。他是哈工大精密仪器专业毕业，是位奇
才。他知识全面，学业扎实。他的英语和数理化水平在泰来县无人出其右。到中学教书屈才啊，
令人扼腕。他的天份极高，大脑就是一台计算机。数理化方面不管什么题，三分钟讲清并告知
答数，这实在是个天才。我听了他的数学课令我一惊，课堂上不是简单的数学讲解，而是严密
的逻辑思维训练，这种数学教师是千不挑一的。很好，我曾让他笔译“阿尔巴尼业历史发展”
一文，译文历史概念准确，文理通畅，犹如专业人才的文章。文老师出身书门，其父与伯父均
为老清华大学毕业，伯父是武汉大学教授。他少年丧父，家境贫寒，在姐姐家长大的。他极其
自尊，性情孤傲，很具知识分子特质。他精通棋艺，尤其是围棋下的好，这与他通晓“博弈论”
有关。我曾写诗赞美他：“君品如已姓，后世显真名”，感慨其生不逢时。他敬业精神极强，
对学生要求严格，对学生极关爱心，是教师队伍中的精英，我与他共事多年，亲如兄弟，他1980
年去泰来县师范学校、1983年去梧州，2000年去世。他是一个颜渊式的人物，英年早逝，令人
惋惜。每思文君所为，我一直感悟到他还活着，今天他正才华喷涌……。

我和文志侠教改的作法虽好但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是不被认同的，遭受打击是常有的事。
1972年春，陈鼎文校长的到来使局面发生了改观。他是一位老兵，1956年随农建二师集体转业
到北大荒：他青年时在南京大学读书，在南京解放后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是敢作敢为
的领导。他十分珍惜人才，我与文老师自然受到他的赏识。我们的教学实践被他充分肯定下来。
由于他胆略过人，敢为天下先，扶正压邪，一时中心校的歪风下降，正气抬头，大部分教师的
工作都能心情舒畅。

他喜欢人才，并敢给以机会让你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你、支持工作。1972年，全国传达
清算林彪罪恶的“中央一号文件”。这是一份典故多、记述斗争复杂的文件。当全体老师到齐
后，陈校长突然对我说：“培玉，你来讲解这个文件，把情况说清楚”。我着实感到突然，气
氛又不允许推辞。我边读边逐条讲解，整整一个上午，使教师们大开了眼界，事后，老师们感
到大学生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1972年冬，张铁生反潮流事情一出，全国教育界又乱。“四人帮”在全国掀起反资产阶级
回潮的运动，农场学校首当其冲，我同文志侠等人成为整肃对象，会议开了三天，一切不实之
辞、一切颠倒黑白……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我们感动委屈，也感到可怕，第一天晚上，我与
文老师到陈校长家汇报情况，他沉着地说：“不用怕，我经过的运动多了，不用辩解，沉默是
最大的反抗。让那群小丑跳一跳，相信组织相信党”。并赠给我们一首联语“怪小人之颠倒事
非，不知惯颠倒方为小人；惜君子之受世折磨，不知惟折磨乃君子”。此语出自《菜根谭》，
这应是老校长几十年的心得体会，它富有哲理。我二人吃了定心丸，静观其变，风浪很快过去，
没过二年，这批造反派和工农兵“老师”纷纷离开学校，因为他们再也混不下去了。此事给我
人生启示很大，一个人的远见卓识何等重要，有主意是一回事，在恰当的时候有主意是另一回
事情，能使主意付诸实施则是另一回事。陈校长高明之处就是具有三部分并用之妙。

我们与老校长相处近十年，由相识到相知，可谓知已。1979年，组织将他调到农垦林校任
积，随后大批骨干教师相继调出泰来农场。

三、学校中的知青们

垦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九年一贯制教育，场场办高中，泰来农场也乘势而上，农
场教育自1972年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突出的问题是缺老师，急需胜任而优秀者。场领导目光放
在知青们身上。泰来农场在1970年和1971年前后来过二批上海青年，他们大多数都是中专毕业，
因为上海文革期间过左，中专与高中毕业相同，都要“上山下乡”。两批知青约计百余人，其
中优秀者占1／3，这大大改变了师资结构，促进了教师素质的变化。以场部中学为例，老师
中的上海知青有王兆林、匡一、陈小弟、付申宝、周立平、詹斗、万雪英、钱群、戴汝林、齐
市知青朱立田、王德江、哈市知青张洪业、总计十二人、占了教师的1／3左右。这是一批精
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使教学有声有色。加上在校的几位大学生：文志侠、李会宣、朱
桂兰、田兆成和我，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也是泰来教育的颠峰时期。

知青的入围，不光带来了学识更重要是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大工业文明精神，具体表现在
开放的视野，认真务实的态度、忘我的敬业精神、开拓创新的竞争意识；第二方面文化气质的
不同，主要表现在人的价值取向差异，审美标准的不同，对艺术鉴赏能力的高下；这往往更具
内涵性，也体现在人的精神气质上；第三方面是生活方式的差异，古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
同俗”之说，况且是江南和北国、工业和农业、现代与落后，因为是“接受再教育”，往往是
落后的改造先进，野蛮的同化文明，现实中的冲突异常明显，但现实却与设计者不同，“文明
往往是人类在物质上开放的思想，连生活方式都得到了现代化推进，特别是对青年一代的影响，
使他们跨越了一个世纪。这在当地人们早已形成共识，在此不须多言，现就几位突出知青老师
谈谈。

上海知青万雪英老师，负责初二的数学课，并担当班主任，这是一位十分江南化的女性，
特点是“文雅贤淑，善解人意”，在她的身上看到了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的交融，她课教的很
好，班级管理的井然有序，总是和风细雨的与孩子们交谈，既是母亲又似朋友，极具人性化，
学生之间亲密团结，极为和谐。她的管理很像泰来农场教育元老汪凤端老师，我称她为“小汪
老师”。万雪英在校只工作了两年，因爱人“上山”，在大兴安岭加格达奇而被调走。走时全
班孩子都哭了，遗憾啊，教育界多么需要这种老师，极具个人魅力的老师。

上知青王兆林，匡一、陈小弟等人显得异常突出。王兆林，他是一个深沉大度、极具理性
思考的人，平素寡言，非常专研，与文志侠十分亲密，受文影响较大，特别在其化数、几何的
教学上，有独到的讲授技巧。初学几何的人空间概念差，往往学不好，他很快就解决这个难点，
全班兴起几何热。在班级管理上，他精到细致，善于与同学谈心交朋友，他接手时班级很乱，
在两个月后，班级大转，无论学风、纪律劳动都已经进入了优秀行列，在这个班上教师模范行
为起到了“兵随将转”的作用，他是最后一位离开教育回到上海的人。由于他精明强干，回沪
也干得十分出色，在2000年，我带场长班到江南考察，在沪与其相会，分别近20余年，其仍然
如故。他的家庭幸福美满，这来自他的不懈的奋斗，这应了“天当酬勤”的古训。

匡一同志是比王兆林后调来场部中学的，他进入教育界较早，主要是在白音花中学，后合
并来到场部。匡一的特性精细，热心肠，酷爱读书，十分钻研、英语、文学修养较深，极为敬
业，他的语文课很有特色。他对班级管理别具一格，用各种方法培训班干部，使其能自觉管理
自己，他的班会很有独创。能紧密结合形势进行爱国敬业等方面教育，多次搞过访贫问苦活动。
总之，这也是一位十分具有教师特长的人，回沪后，他的事业也很有成就。

陈小弟也是由三队学校合并到场部中学的老师，在上海知青中他是最有才华者。他的天赋
很高，又多才多艺，来校后，我充分利用他这些特长，成为教学上的多面手，随时起到补台的
作用。这是一位思想活跃、社交又强的社会型人物，教书不是其所长。他在1977年回沪，1982
年下海经商，已是沪颇有名气的茶神陆羽式人物，在茶文化上很有研究。

北方知青在学校教书的很少，代表者只有朱立田、王德江与张洪业，与上海知青相比，他
们更具本土化。这种表现在文化、思维、生活方式、价值观与农场人极其相似，大家都将他们
看成自家人，北方知青农场主要是哈市青年，因为他们来的较晚，在农场关键部门担任要职的
影响少一些。

朱立田是齐市知青，她是高二学生，最初下乡不在泰来农场，因爱人李会宣老师在三队执
教而调来农场中学任教。她是个积极进取、工作又十分要强的女性。执教期间充分体现了教学
相关的特点。她任数学教学，由初一教到高二，在恢复高考后成为把关教师。后期，调到齐市
铁路司机学校，现已退休。

青年王德江，是哈市建筑学校毕业接受再教育留场的教师。为人正直、勤于事业。由于搞
设计的训练，做事精细，教书极具耐心，能吃苦耐劳，有洁僻，是一位热心肠人。他于1980年
调到农垦设计院工作。

张洪业是哈市知青，龄最小的，因其爱学，老实忠厚，调到四队教书，后来调场部中学。
197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地理系，198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时在海淀书店巧遇洪业，他当
是报考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研究生，均被录取，征询我，他是去英还是去澳。我分析文化传统科
研能力英国强，从地理专业研究澳大利亚更具典型性，澳是移民国家不歧视中国人，后来听说
他去了澳大利亚，直读博士归国，现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

泰来农场在那个时代接纳了众多知青，农场中学云集了知青中的一批精华，他们用青春和
知识与智力为孩子们做出了真正的奉献，虽事隔近三十年，教过学生也遍布祖国四方，他们不
会忘记那些给自己搭过天梯的人。

四、学以为师

我国教育传统向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来要求师者。我终生以此为基准，努力治学，
传道授业解惑并用人格的力量影响学生。我信守着“职为人师，人之所敬，虚心向学，安身立
命”，当一位好老师努力做名师。在泰来农场中学执教十四年，得到学生和家长的尊敬。当好
一名老师，开启人智，传承文明，我乐此不倦。

1975年，泰来农场教育正处于发展阶段，组织安排我为教导主任，协助校长工作，针对当
时未形成有效地管理，学校人才资源浪费严重，教学秩序也较乱。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创建良好
的环境形成有效管理，充分发挥学校的整体功能，开发好本土人力资源，并多出人才。关键做
好四件事：第一，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使教学运行有序；第二，为老师发展提供施展才华的
平台，做到人尽其才，才为所用；第三，为学生发展构建多样化基地；第四，扩大学校影响，
在嫩管局要有知名度。经过了五年努力，在组织支持下，团结教师中的骨干，克服极左思潮的
压力和内部少数保守者的反对，使泰来农场中学各方面进入了良性循环。有五方面的成果显著：
1、在无任何学校财力资源投入下，靠农场友谊单位支持，靠学校自力更生，师生动手进行了
校园的生态建设和体育场地及器材建设，达到了比较理想的程度，为师生提供一处良好学习、
工作、活动的环境空间。此项建设后来得到嫩管局教育处的奖励。2、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与
调整，形成教学的整体功能，充分依靠骨干教师形成强势，把好教学质量关。培训、带好青年
教师使之成为骨干。事实证明在知青回城之后，学校并未产生很大的震荡。泰来农场中学的后
继者后来成为管局联中的教学阵容。3、加强了教师的教风建设和学生的学风培养，形成风气。
正是这一作风的培养，使泰来农场出了一大批人才。4、加大了农场本土人力资源开发，因为
是一贯制未有淘汰机制，必须使受教育者不成材必成人，使他们成为农场的建设者。5、使泰
来农场中学在嫩管局有了较好的社会影响，成为仅次于查哈阳与克山两大场之后功能最强的学
校，无论升学率、教研水平、运动会竞技比赛，我们都在前列。他们的结论是：“小药店里有
人参，泰来农场不可轻视”。

泰来农场中学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农场领导关心、全场职工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老师
们努力，特别是骨干教师的无私奉献。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孔子称之谓“士志于道”、“士
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已利害得失的
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业基础上发展出对国家、社会、文化的使命感，一种对真理的追
求，对民主的渴望。用中国的标准说：只有具备了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回过农场三次，为它的发展变化而高兴，愿故乡变得更美好，愿这里的
人们早日小康。

(作者现为黑龙江省农垦管理干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