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日孤工作 黑龙江省在日本侵华期间是其军队和开拓团的主要居战地，战后遗留的日本人数居全国之首，其中日本孤儿数量（当时统计约3 000名）占全国一半以上。除随遣送日侨及个别因故回国外，大量日本孤儿留在黑龙江。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回国探亲的愿望日渐强烈。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政府基于友好，首先出台“三种人”（日侨、加入中国籍日本人和孤儿）“来去自由”的政策并负责旅费。此举受到日本民间团体的大力支持，“三种人”非常感恩。1974年7月，日本政府迫于内外压力，决定日方也负责旅费。1980年应日方要求，中方在决定核查、组织日本孤儿赴日寻亲工作上予以协助。1981年3月，黑龙江省开始组织日本孤儿赴日寻亲。1984年3月17日，中日两国签订《关于解决在华日本孤儿问题协商结论》，确定对孤儿赴日寻亲、探亲、定居及由此引起家庭问题的处理原则，由中国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协助日本国厚生省及援护基金组织孤儿寻亲、养父母赴日观光活动。
1984年4月23日，省公安厅下发（84）黑公六字第162号通知，要求各地继续做好日本孤儿赴日寻亲、探亲、定居工作。按孤儿调查表逐人逐项核查填报，作出结论，处理好各类遗留问题。
一、组织孤儿赴日寻亲
自1986年起，对每批日本孤儿赴日探亲，全省有关公安出入境部门都按中日两国交换的名单，积极做好核查、认定和办理相关手续工作。日孤赴日前，举行座谈会，对他们进行有关外交礼仪的培训和国家有关政策的教育，并积极协助为个别生活困难者提供解决行前的政府补助，然后安排专人送行。对此日本孤儿深切感受到中国政府的厚爱，并把对中国养父母和中国政府感恩情绪带到日本。
1999年11月，按中日两国政府关于日孤工作协议，黑龙江省圆满完成由公安部组织的第30批日本孤儿赴日寻亲工作。据统计，1981～1999年，全省共组织30批计888名日本孤儿赴日寻亲活动。
2000年，鉴于日本孤儿这一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时间久远，孤儿年龄越来越大，证据、证人难以查找，寻到亲人的机率越来越低的实际，两国政府决定不再成批组织孤儿赴日寻亲和普查身份认定工作。对少数提出要求和个别直接与日方自行联系的孤儿身份确认，由双方通报名单，个案进行调查工作。根据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解决在华孤儿问题协商结论》，凡自愿赴日定居的孤儿，不论其在日有无亲属，日本政府均接受；孤儿的养父母、配偶、子女及其他受其抚养的人要求随同孤儿赴日定居者，日本政府亦接受其要求。黑龙江省各级公安出入境部门在办理申请护照等手续上提供方便和支持，由省公安厅每年集中安排他们赴日。
2000年前后，面对赴日孤儿回国后较中国优裕的生活，社会上出现一些不法分子钻孤儿政策的空子，假冒孤儿身份或伪造其二、三代子女资料，冒充顶替去日定居的偷渡活动。保障孤儿工作正常进行打击偷渡活动，维护中国政府形象，也纳入全省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开展日孤工作的重要内容。
据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处不完全统计，1974～2005年，全省有日本孤儿2 033人；1960～2000年有1 653人赴日定居。
二、组织养父母赴日观光
中国政府及孤儿养父母不记前仇、以德报怨的举动，感动着日本人民。迫于民间压力，日本政府同意从1984年起，邀请在华孤儿养父母赴日观光，并负担赴日的一切费用，由中国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协助组织。
1984～2004年，全省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共参与公安部组织的养父母观光活动21批。黑龙江省分别于1986年7月、1987年7月先后自行组织2批（1986年5名、1987年4名）养父母赴日本北海道观光访问。考虑到参与观光的养父母均年迈、文化低，且多数生活在农村，眼界不够宽的实际，每次出行前，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处都向他们讲解日本的有关法律、礼仪、风俗等知识，养父母也努力做到把礼仪之邦的形象留给日本。为方便和照顾养父母更好地观光旅游，每批养父母赴日，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处都派人全程陪同。
三、在华日本孤儿养父母等抚养补助
1986年8月1日，外交部、公安部下发《关于落实中日双方〈关于在华日本孤儿养父母等抚养对象协商记录〉的通知》［外发（1986）46号］，据此，由日本“财团法人中国残留孤儿援护基金”替每个孤儿按（60）元×（12月）×（15年）＝10 800元人民币的计算公式标准，支付其在华父母抚养对象抚养费。日方将这笔抚养费折成日元、以一揽子方式寄给中国红十字总会在中国开立账户，牌价以汇寄到日为准。
黑龙江省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认真核准孤儿养父母或合法继承人等抚养对象情况，并做好抚养对象因抚养费引发的矛盾纠纷，力争用好这笔钱。随着日元的不断升值和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日方支付给中国养父母等抚养对象的抚养费已远远不够维系抚养人的生活费用。对此，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部门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把孤儿和养父母的呼声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反映，但至2005年也未能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