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金朝的建立和金源内地的发展

　　一、完颜部女真发展诸阶段

　　生女真完颜部有文字可稽的历史大约可从公元10世纪初的函普（后被金朝追尊为始祖）算起。由始祖函普直到四世献祖绥可以前的时代，生女真各部散居野处，不相联属，处在原始社会末期阶段。相传函普60岁时从高丽来到完颜部，与一位未嫁老女结婚后，被女真众酋结盟推为首领，函普于是成了完颜部部落联盟酋长。此种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确立“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后来其子乌鲁“继其父业”，出现了世袭，“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同时意味着“未来的世袭元首或君主的最初萌芽”。函普时代，家庭私有财产制度已有发展，在关于完颜部与其邻部交斗赔偿损失的约件中说：“凡有杀人者，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偶、悖牛十、黄金六两，与所伤这家”。“人举债生息，勤于耕种者，遂至巨富。若遇盗窃鸡、狗、马者，以桎梏拘械。用柳条笞挞外赔偿七倍”。表明部落联盟习惯法已深深染上了维护私有制的色彩。
　　绥可时期，完颜部的经济生活有了飞跃的发展和进步。绥可“教人烧炭炼铁”，“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按出虎水之侧矣”。海枯水为今阿城市大海沟，按出虎水即阿什河。按出虎水流域是靺鞨七部之一—安车骨部的故地，建立金朝的完颜部女真人的先世和安车骨部遗民，在此期间开始融合为一。
　　“教人烧炭炼铁”，“耕垦树艺”，“遂定居安出虎水之侧”，“始筑室有栋宇之制”，社会发展进程的四个重要事件并举于绥可时代，标志生女真完颜部进入了野蛮高级阶段，进入了“英雄时代的繁荣”，它生动地记述了铁的冶炼和普遍使用后在生产和经济生活上引起的巨大变化。“按出虎水之侧”是黑龙江流域较早进入普遍用铁的地区之一，当时粗铁和铁器曾以此为中心向四方扩散。终金之世，铁的普遍应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程度。遍布黑龙江省诸江河流域大量种类繁多而完备的金代铁器是女真族及后来的金朝政权总共200年间在该地区所积累的一部分。据俄国学者测试，金代冶铁技术要比当时欧洲先进200年。

　　二、早期奴隶制政权的出现

　　女真族英雄时代的基本特点不仅集中地表现在生产力上，而且也制约着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
　　从四世献祖绥可到阿骨打建立政权前，生女真族的国家组织已经经历了其雏型发展中的几个阶段。11世纪初，到五世昭祖石鲁时，因“女真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乃“稍以条教为治，部落寝强”，“耀武于青岭（今张广才岭）、白山（今长白山）”，“入于苏滨（绥芬河）、耶懒（雅兰河，又称苏城河）之地。但“尚未有文字，无官府，不知岁月晦朔。”至11世纪中，六世景祖乌古乃被辽朝封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部受到契丹和汉文化的影响，遂“有官属，纪纲渐立矣”。同时得以“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悔、统门（图们江流域）、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松花江下游与黑龙江中、下游一带），皆听命”。而后经肃宗蒲刺淑，至九世穆宗盈哥时，“有甲兵千余”，“始雄诸部”，处于奴隶制形成的前夕。其实际控制区域南至新罗，北至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中下游的五国部，并与高丽建立了往来关系，西则与辽对抗。
　　金朝建立前的生女真，从昭祖石鲁以后始终未曾间断厮杀、混战与并吞。在这种混战中，逐渐地以完颜部为主体，在按出虎之地形成了一个巩固的部落联盟，也是一个军事政治集团。关于女真人军事民主制遗风，《大金国志》有所追记：“金国凡用师征战，上自大元帅，中至万户，下至百户，饮酒会食略不闲别，与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议毕即谩灭之，不闻人声。军将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与特将任其事。暨师还战胜，又大会问有功者，随功高下支赏，举以示众，薄则增之”。由于生女真部分地较早地接受了先进地区文化的影响，使军事民主制从一开始便以一种残余的形态存在。
　　这一时期贫富分化和早期奴隶制形态的阶级对立在急遽发展，如“婚嫁富者以牛马为币，贫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富家“妇用奴婢数十户、牛马数十群”为陪嫁；穷人“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当11世纪末，完颜部酋长盈哥打败乌古伦部之后，把城中“渠帅”一律杀死，“取其余累、资产而还”，并将所“虏得南人（中原汉人），视人立价卖之”。可见战争的目的已是明显地为了掠夺奴隶和财货。其“法律”规定：杀人及盗劫者，除本人处死外，没收其资财，家人亦为奴婢，但其亲属可用牛马财物替罪犯、家属赎身，而罪犯、家属亦得以财物自赎。外族奴隶和族内奴隶都出现了。

　　三、金朝的建立

　　辽朝末年，契丹对女真压迫加剧，其征索名目也更为繁多，尤以征贡海东青与“打女真”为苛重。辽廷“每岁遣使市名鹰海东青于海上，道出境内，使者贪纵征索无度，公私厌苦之”。所谓“打女真”即“女真以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腊、麻布之类为市，州人（按：指辽宁江州契丹人）低其值，且拘辱之，谓之打女真”。“后多强取之，女真始怨”。辽天庆二年（1112年）二月，阿骨打在辽天祚帝春猎的筵宴上对其表现出了倔强不驯的态度。天庆三年（1113年），乌古乃死，阿骨打继任完颜部首领。完颜部“富庶之余，兵强马壮”。女真人“修弓矢，备器械”，“力农积谷，练兵牧马”。另一方面又以金、珠、良马结交契丹权贵，取得统一与巩固内部的时间。阿骨打渐次统一邻近诸部。
　　先是女真赵三阿骨产（即阿疏）不从，奔于辽。天庆四年，（1114年）正月，阿骨打要求引渡阿疏，辽人不同意。同时阿骨打沿来流水右岸建堡寨设防，并因此受到辽人的疑忌和责难。九月，阿骨打会合诸部善战守者2500人于来流水畔（今拉林河口之西，松花江南岸石碑崴子屯）誓师，西向伐辽，擒辽障鹰官，进攻宁江州，首战告捷。同年，女真军潜渡混同江（今松花江），战于出河店，（今嫩江与第二松花江交汇处之北岸），败辽将萧嗣先。辽军自出河店之役后，“士无斗志，望风奔溃”，在斡邻泺又一次战败，女真军连下宾、祥、咸等州。女真军获许多军器兵马，兵力发展到一万多人，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天庆五年（1115年）阿骨打称帝，改汉名旻，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建都会宁。辽与女真再战于达鲁古城（今吉林省前郭县北上台子村他虎城），辽军战败。七月，辽军败于白马泺。九月，女真军攻拔辽在东北的军事重镇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城）。十一月，护步答冈会战。女真军直捣辽中军，辽军全线溃逃。辽军在东北方战场的失败已成定局。六年（1116年），女真军连下沈州、东京。七年（1117年），女真军攻春州（今吉林省洮安县城四家子古城）。十二月，女真军败辽军于蒺藜山（今辽宁义县北）。攻下显州附近州郡。1117年，阿骨打称“大圣皇帝”，改元天辅。金天辅四年（1120年）五月，金军攻陷辽上京临潢府。天辅六年（1122年）正月，金攻克辽中京大定府，拿下泽州；四月进入辽西京大同府；八月，在石辇驿打败天祚帝；十月攻下蔚州，进入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至此辽五京俱陷。金太宗（吴乞买、完颜晟）天会三年（1125年），金将完颜娄室俘获天祚帝，辽朝灭亡。金朝封天祚帝为海滨王，不久死去。
　　女真统治者为了追求土地和财富，以满足奴隶主贵族集团的贪欲，发动了对北宋的战争，兵戎深入到黄淮地区。天会五年（1127年），金兵长驱直入，攻陷宋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俘徽、钦二帝和宗室、后妃，大掠金银、币帛、珍宝，以及典册、图书、礼器，并百工技艺人等，北来至黑龙江地区。至此，北宋王朝覆亡，随之出现了南宋和金朝对峙的局面。

　　四、从早期奴隶制向封建制度的转化

　　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金朝，是早期奴隶制政权。早在金太祖、太宗进行灭辽战争中便屡发释放奴婢的诏令，如伐辽前“遂命诸将传梃而誓曰：‘汝等同心协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天辅六年（1122年）令“今其逃散人民（指辽民），罪无轻重，咸与矜免。有能率众归附者，授之世官。或奴婢先其主降，并释为良”。天辅七年（1123年）诏“自今显、咸、东京等路往来，听从其便。其间被虏及鬻身者，并许自赎为良”。天会元年（1123年）“诏女真，先有附于辽，今复虏获者，悉从其所欲居而复之。其奴婢部曲，昔虽逃背，今能复归者，并听为民”。天会二年（1124年）“诏孛堇完颜阿实赉曰：‘先帝以同姓之人有自鬻及典质其身者，命官为赎。今闻尚有未复者，其悉阅赎之’”。同年又诏：“赎上京路新迁宁江州户口卖身者六百人”。这一系列措施促进了金代社会的早期奴婢解放，团结了内部，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为灭辽战争迅速得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五、“猛安谋克”的性质与金源内地封建因素的增长

　　猛安谋克的含义是，“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习惯称猛安为千户，谋克为百户。金初猛安谋克户至少有170余万人以上。猛安谋克是金代内地一种普遍的社会组织形式，是由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为适应战争需要演变而来的，是用血缘纽带、地域因素及氏族制残余关系来维系的，因而具有稳定性和牢固性，在灭辽攻宋战争中逐渐形成了强大的亲兵集团，对确立与巩固女真人的阶级与民族统治出力甚多。金初虽然把渤海、契丹及汉人归附者也都编入了猛安谋克中，但到太宗以后就逐渐限制渤海、汉人再为猛安谋克；至世宗时，因海陵末年爆发的以移刺窝斡为首的契丹族大规模起义，而于大定九年（1169年）以后完全罢除契丹、奚人等的猛安谋克。
　　金朝统治者给猛安谋克户以土地和种种特权，收拢维系其本族臣民，而猛安谋克户则对其承担土地税、财产税、终身兵役和各种封建徭役；猛安谋克部民的人身是自由的，他们与猛安谋克首领，主要是军事及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普通的猛安谋克民也从事生产。对汉族（或其他族）佃户来说，有些猛安谋克民又兼具封建地主身份；猛安谋克户中蓄有奴婢，多者一、二百人，少者一、二人，虽也令其从事田间耕作或将其买卖，但主人已无任意杀戮之权。社会上良人娶奴婢为妻，是被允许的，也时有发生奴婢娶良人为妻的现象。

　　六、汉人北迁与女真“内地”经济的长足发展

　　辽、金之际是汉人迁徙黑龙江地区的高潮时期。金政权在对辽、宋用兵过程中，曾将中原地区汉人及辽本土的契丹人大量迁往黑龙江地区，谓之“实内地”。金对宋战争中，又常把中原地区图书典册运到黑龙江地区。
　　女真人在自己固有的生产力基础上汲取了汉、契丹等族先进生产技术。铁器在黑龙江地区的广泛使用，是本期生产力发展的突出标志。铁农具的普遍采用，使农业上升为金代内地社会的经济基础。黑龙江地区原来就“土多林木，田宜麻谷”。阿骨打即位时，“阿里合懑与宗翰以耕具九为献，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穑之艰难”。在对辽用兵过程中，曾把耕具作为战利品分赐猛安谋克女真人，并给缺少农具的女真人以耕牛。收国二年（1116年），“分遣鸭达、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以银术可主为谋克，屯宁江州”。天辅五年（1121年），“摘诸猛安谋克中民户万余，使宗人婆卢火统之，屯种于泰州”；又把收国年间迁移到宁江州的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谋克挈家属耕具徙于泰州”。天会中，“委官劝督田作”，“分遣使者诣诸路劝农”。天会十四年（1136年），“罢来流（拉林河）、混同（松花江）间护逻地，以予民耕种”。金熙宗以后，女真人“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农作时令相助济”。于是耕地面积有了扩大，从金朝初期的农业集中在阿什河、拉林河流域，扩大到整个黑龙江地区。金代中叶以后，黑龙江地区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铁器除各类农具外，还有木工、建筑以及其他手工业工具。铁制品有铸件和锻件。铁工制造技术和作坊内部分工已有相当发展，并有了为宫庭、贵族和富户服务的制造金银器皿的特种手工艺。在金上京城内有汉人开设的“翟家记”、“邢家记”、“上京香家”金银匠铺。
　　金初“无市井”，惟以物相贸易。金建国后40年间主要使用宋钱，至正隆三年（1158年）初铸“正隆通宝”；大定十八年（1178年）又铸“大定通宝”。黑龙江各地出土的货币以及金代窖藏铜钱中，数量最多的是宋钱，其次为金钱，辽钱极少。同时使用银锭（如“承安宝货”等）、交钞（纸币）。经贸易销至黑龙江地方的瓷器，有来自中原的定州（今河北曲阳）、耀州（今陕西铜川黄堡镇）和磁州（今河北磁县）等窑系的产品。黑龙江地区与长江流域也有贸易往来，有的南方商人远至黄龙府一带从事贸易。

　　七、政治制度的封建化改革

　　金朝统治者在政治制度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废除了带有氏族制残余色彩的勃极烈贵族会议制，采用中原历代王朝长期实行的中央集权封建统治制度。“勃极烈”为女真语，意为“官人”，“总管”，是一种世袭官职，多由宗室和各部首领充任。国家大事都由勃极烈会议决定。勃极烈，有谙版勃极烈，国论勃极烈，胡鲁勃极烈。谙版为大，国论为贵，胡鲁为总帅。皇帝为最高勃极烈。在这种制度下，皇帝的地位与权力不充分，君臣之间的差别不甚分明。由于统治区域扩大，汉族及各族人增多，女真人封建化过程的加速，为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对汉、契丹、渤海各族的统治，废除了勃极烈制度，全面采用了隋唐以来高度完善化的封建统治形式。天眷元年（1138年）颁行了新官制，至海陵、正隆间得以完善和定型。在皇帝之下，“止置尚书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别，曰院、曰台、曰府、曰司、曰寺、曰监、曰所，各统其属以修其职。职有定位，员有常数，纪纲明，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旧贵族的权力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皇帝权力至高无上，等级制度愈发森严。“国主，自践位以来，左右诸儒日进谄谀，教以宫室、服御、妃嫔、禁卫之盛，出则清道警跸，入则端坐九重，非时莫得见”。此时女真族宗室、权贵、猛安谋克的上层分子逐渐向地主阶级政治代表方面转化。猛安谋克的职能被减弱，主要体现为封建性的地方行政组织和生产单位了。

　　八、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合流

　　女真族原先本无文字，阿骨打建国后，命完颜希尹造女真本族文字。希尹“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年）颁行，称为女真大字。后来完颜亶（金熙宗）又采用契丹字和汉字偏旁，制成女真文字，于天眷元年（1138年）诏令颁行，称女真小字。以小字通行较广。女真字颁行后，与契丹字、汉字同时使用，既是约定俗成的，又是金朝法定的三种通用文字。当时官府和国史院中的官方档案，就是使用这三种文字记载的。明昌二年（1191年），契丹字被明令废除，但汉字依旧通行，甚至比女真字得到了更为普遍而广泛的使用。诸如诏令制诰、国史实录、经卷、碑版、交钞钱文、铜印印文、铜镜錾款，包括女真人姓氏都广泛采用汉字书写。金朝帝王敕书和官府奏章的应用文体与唐、宋王朝一样，均为四六排偶的骈体文。其社会上层人士间亦多善写作和吟咏唐、宋以降流行的“近体诗”；宫廷歌伎和乐工能熟练地演奏北宋著名词家柳永（耆卿）的《望海潮》曲词。金代铜镜图案大多取材于唐宋传奇故事，如“柳毅传书”、“许由、巢父”等。中原乐器也随着民族战争与文化交流传播到黑龙江地区。“初，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钟磬乐簴，挈之以归。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此时雕刻艺术也有长足发展，黑龙江地区出土的金代雕刻品有玉马、玉雕荷叶鲤鱼、镂孔双鹿纹玉雕，透雕玉凤、玉雕天鹅以及石雕飞天等，玉雕质地温润，造型栩栩如生。尤其近年出土的丝绸服饰，针法灵巧、式样鲜明且色彩缤纷。
　　佛教与道教盛行。早在金初天会元年（1123年）“金源内地”已有佛寺。《金史·太宗纪》记载，天会元年十月上京庆元寺僧献“佛骨”。金都上京城的名刹大寺有宝胜、庆元、储庆、兴元、兴王、光林等6处。上自帝王、女真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多有崇信。当时黑龙江地区佛教徒除契丹、渤海、汉人外，尚有女真宗室贵戚，举国上下“奉佛尤谨”。有些高僧是来自西楼（辽上京、祖州一带）的汉族人。如金上京故城西郊出土的“宝严大师塔志”记载，宝严大师本姓于（知其为汉族），辽末出生于临潢府保和县；落发为僧后，自金初来到上京会宁府宣扬释教，于大定年间“圆寂”，门人为之立墓及塔纪念。在黑龙江地区，宝严大师墓塔曾是金上京西郊佛教圣迹之一。
　　道教本源于中国。在金代，道教不仅盛行于中原、辽东、辽西，而且也流行于金源地区。金代道教自熙宗以后备受尊崇，在章宗时曾盛极一时。阿城金上京故城东南百余里有“松峰山太虚洞”，金代当时称“金源乳峰古洞”，峰形似双乳。洞内原有金承安四年五月初五日刻立的“曹道士碑”。碑文记载，曹道清来自西楼，为汉族人。碑文中的“太虚崇道邑”；是指以汉族为主的附近道教徒的民间结社。
　　女真人信佛教以上层人士及都邑居民为多，边鄙之地仍以固有的萨满教为主。居于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如女真、契丹、汉以及渤海遗民共同崇信同类宗教（主要是佛教），增强了不同民族间的共同心理成分，有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

　　九、金朝在“内地”的建制

　　黑龙江地区的阿什河流域是女真族金朝肇兴之地，在金初有“金源”、“内地”之称。国初称为内地，天眷元年号“上京”。金朝援用唐、辽、宋等朝的先例，采用京、路、府、州、县之类的行政区划制度。阿什河畔的上京城是金朝前期都城（1115～1152年）和五京之一，也是上京路和会宁府的治所。
　　海陵贞元元年（1153年）金廷由会宁府迁都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市大兴县）。金代实行五京制，除中都（相当于中京）外，有上京会宁府、东京辽阳府、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以上京路按出虎水为中心的“金源内地”居民中，女真人居多数；其次是从中原及辽东来此“实内地”的大量汉族人；还有相当数量的契丹人、渤海人等，实属多民族杂居区。“内地”居民大都编入猛安、谋克中。蒲与路故城座落在黑龙江省克东县城西北7.5公里的乌裕尔河南岸，濒临乌裕尔河。蒲峪、乌裕尔为一音之转，就是女真语“涝洼地”的意思。以此为基点，北至边界火鲁火疃谋克3000里，已到外兴安岭。女真语“火鲁”为山谷，“火疃”为城，合之为“山谷之城”的意思。蒲峪路境内存有许多村落遗墟，近年曾有多起金代铁器出土。胡里改路路址，一般认为在今依兰县境。“北至边界是合里宾忒千户一千五百里（今牛满河上游）”。恤品路在今绥芬河流域一带。“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吉里迷，金时亦作济勒弥，即元代帖烈灭，明代吉烈迷，清代费雅喀。兀的改，实即后来赫哲族的一支。《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谓黑水靺鞨为恶弱国土”恶弱即乌惹，可证赫哲族和黑水靺鞨或兀的改实为一系。金朝还在敦敦河口哈尔分地方建哈州；在享滚河口对岸的特林建奴儿干城。《元一统志》卷二载：“上京，……东北曰奴儿干城，皆渤海辽金所建”。“特林”为吉里迷语，意为“山崖”。在库页岛上有许多金代城址，如“卡拉霍通”、“内豁疃”、“吸刺豁疃”等。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也发现不少金代遗址和文物。在俄罗斯阿穆尔州，“离米哈依洛夫区的波雅科沃村不远，保存有辽金时代的村落遗址和土工事的废墟”；在康士坦丁区新彼得罗夫卡村北端，也有金朝“女真人的城镇废墟”。女真人“在渤海国的率宾城（后为金兵所占并焚毁）附近修建了傅丹城。这里保留着许多纪念金代统治者的宏伟的墓地建筑，其中包括完整的石雕乌龟，龟背上驮着刻有碑文和龙纹的石碑。在滨海地区到处都可见到许多当时的古代堡垒、道路、矿场的废墟”，以及大量宋代铜钱。
　　金朝为抵御西方蒙古族（史籍中称谓的阻卜、鞑靼、合底忻、山只昆、塔塔儿、翁吉刺等部均属蒙古族系统）的侵扰，在12至13世纪修建了漫长的界壕边堡线。界壕边堡分4路，即东北路、临潢路、西北路和西南路。其中东北路始自“达里带石堡子”，止于鹤午河（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之霍勒河），是4路中极北的一路。从起点至济沁河之间的东北路界壕北段长200公里以上，配置有边堡19座、边关隘口2处、古城址3处。东北路界壕建于大兴安岭东麓，与大兴安岭的走向相平行。东北路界壕起自莫力达瓦旗尼尔基镇北8公里的七家子附近的嫩江右岸沼泽中，循大兴安岭支脉向西横行17.5公里，至冷家沟折向西南，横切内兴安岭诸脉；于后乌尔科附近越诺敏河后成为甘南县和阿荣旗的分界；穿过阿伦河、音河，进入龙江县和布特哈旗交界处，继续向西南直行穿越雅鲁河、雅尔根楚河、库提河、麒麟河、济沁河之后，又经行一小段，伸入内蒙古自治区。界壕自出莫旗境后，便成为了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自治区两省区的边界，以东为甘南县、龙江县；以西为呼伦贝尔盟的阿荣旗与布特哈旗。界壕依不同段落，有单线和复线的区别。与界壕相关联的其他部分：边堡、关隘、古城统统分布在界壕的内侧。在界壕的内侧每隔等距便有一处小型土城址。东北路北段共有边堡19座，间距平均约10公里，都距界壕甚近，由几百米至一二百米不等。
　　金代东北路界壕边堡为金界壕边堡东北路的第一堡。东北路界壕边堡的开筑，至公元1181年前后已基本形成。

　　十、蒲鲜万奴与东真国

　　在蒙古大军的威逼下，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金朝都城由中都（今北京）迁至南京（汴京），国势每况愈下。当金廷内外交困之时，在东北方出现了蒲鲜万奴的割据政权东真国（1215—1234年）。蒲鲜万奴，女真人，为金朝尚厩局使。金宣宗时历任咸平招讨使。宣宗（完颜珣）由燕迁汴后，万奴想依据辽东自立，但畏惧金东北路招讨完颜铁哥手握重兵而有所顾忌。之后，万奴代替完颜承绪为辽东巡抚，借故逮杀完颜铁哥。至1215年（金贞祐三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年）占据东京（今辽阳）叛金，自称天王，国号大真。不久兵败势迫，投降蒙古，不久又反叛。1116年上月转入女真故地，并攻破金上京。1233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蒙古大军攻破东真国南京城（今吉林省延吉县东10余里之城子山山城），开元（今依兰境）、恤品（今绥芬河一带）两路也先后被攻破；东真国历19年而亡。仓惶中，金都城复由汴京经归德迁上蔡。天兴三年（1234年）春正月上蔡城破，金朝终被蒙古汗国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