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官庄、旗屯，封禁政策与经济、政治的变化

　　一、官庄、旗屯和土地开发

　　旗屯、官庄的设置始于康熙年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抗击沙俄入侵，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军至江左瑷珲建城永戍，同时开始屯田，以补军粮的不足。旗屯、官庄始于瑷珲和墨尔根。至雍正年间，瑷珲有官庄20，卜奎20，墨尔根11，卜奎贮粮12万石，墨尔根、瑷珲各3万石。在东部当时吉林的宁古塔一带，自顺治九年（1652年）至雍正年间，官田旗地已开垦43498垧，庄头自开地5557垧，站地24000垧。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三姓垦田12926垧。六十一年（1722年），黑龙江地区的粮食已可自给。雍正元年（1725年）至十三年（1735年），黑龙江站地已开垦7000多垧。同时期，在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呼兰等地开垦各种旗地10余万垧。雍正三年（1725年），阿勒楚喀垦田4908垧。乾隆二年（1737年），呼兰设立官庄，由盛京八旗开户人内选能耕种壮丁400名，携带家口往垦。每壮丁拨地60亩，每10丁合编1庄，共设官庄40处，共开地24000亩。六年（1741年）增设官司庄5处。九年（1744年）九月，拨京旗750人移拉林耕种，十年（1745年），又增250人。同年，在呼兰设立屯庄10余处。二十一至二十四年（1756～1759年），又移2000户至拉林，每户给地3顷。四十五年（1780年），宁古塔已开旗地65390垧，阿勒楚喀、拉林36278垧，三姓8116垧，瑷珲官庄增至40处，垦地4000垧。乾隆年间，齐齐哈尔、墨尔根、呼兰、瑷珲四处，共设官庄旗屯136处，额定壮丁1360名，每名赠交仓粮25石。嘉庆十三年（1808年），瑷珲八旗屯庄共有4199户，人19388口，仓贮粮13万石。道光四年（1824年），移京旗53户至双城堡，五年（1825年）又移来76户，每户拨地35垧。这些土地的开发者，有达斡尔、索伦、满族和汉族等，其身分有官兵、站丁和流人、流民等。尤其是迤逦北上的流民，是黑龙江土地开发的主要承担者。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宁古塔虽是最早的戍所，过去聚集的流人也很多，不过僻处东部，关隘较多，迁移不便；并且清政府也曾经以“宁古塔界内地方偏小，外来流民不便准其入籍，应将流民驱回。”把他们安插在吉林、伯都讷等地。所以宁古塔虽然开发较早，但农业发展反较吉林、伯都讷等地为慢。在这里，汉人大多是通过各种形式租种地主土地，也有的开附近荒地（官田）为已有，这种土地即民田。由于旗人地主不事生产，当他们欠债还不上时也就把土地押给汉人。也有的因旗人将土地抛荒不得已转给民人，如“嘉庆五年，宁古塔旗人，承种官地27000亩，抛荒至19000余亩，不得已改拨给民人耕种”。因此，“满洲居者多，汉人居者少”变为“民户多于旗户”。乾隆九年（1744年）实行京旗还耕政策将京营八旗散丁2000人迁于拉林和阿勒楚克二地屯田。呼兰地区的“上等地”均作为京旗移垦之用。呼兰县是这一时期北部著名产粮区，并且经常以余粮接济其他城市。这片肥沃土地的开发，都是由直、鲁移民完成的。
　　至咸丰年间，开发的土地已近388000垧。清朝前期，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开发，正是汉、满、达斡尔、鄂温克、蒙古、回、锡伯、赫哲等各族人民手足胼胝，披荆斩棘取得的。

　　二、封禁政策与移民的增加

　　东北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为了保护和巩固其所谓“祖宗发祥重地”，于乾隆、嘉庆时厉行封禁政策。但从1736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封禁时期，关内许多从土地上被排挤出来和遭遇灾荒的农民成为流民。乾隆十四年（1749年），宁古塔即有“流民”私垦地13898亩。三十六年（1771年），黑龙江地区始编户籍，为33485户，91957人丁。四十六年（1781年），户口增至51678户，人丁增至172235人。黑龙江地区的人口，从乾隆三十六年至嘉庆十三年（1771～1808年），由3万余户增加到13.6万余户。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已近45万口；流民都是汉人。他们冲破封禁，流入东北和黑龙江地区。人口不断增加、农业基地也不断扩大和增多，促进了商品经济，采矿工业的发展，相应地交通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时，在行政建制方面也引起了变化。从公元1771～1808年的37年内，黑龙江地区的人口由3.5万余口增加到13.6万余口。

　　三、经济作物与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随着移民的增加，农业区的扩大，农作物品种增多，手工业作坊也随之发展，经济发展有了新的变化。伴随着商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兴起，出现了一些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城市、镇集，如齐齐哈尔、北团林子、墨尔根、瑷珲、呼兰、三姓、宁古塔等，手工业作坊如油坊、粉坊、烧锅、纺织等也逐渐增多。林木采伐，随着城镇的发展而开发起来。到18世纪中叶，“宁古塔及船厂工商佣人等，不下三、四万”。“拉林、阿勒楚喀地方，所驻满洲日多，居民日密”，在城镇里，“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宁古塔纪略》说：宁古塔城内“有东西大街，人于此开店贸易，从此人烟稠密，货物客商，络绎不绝，居然有华夏风景”。《柳边纪略》记载：宁古塔东关有32家商铺，其中有23家是流寓的汉人经营的，“贾者皆流人中之尊显而儒雅者”。康熙以后，这里已是“商贩大集，南方珍货，十备六七，街肆充溢，车骑照耀，绝非昔日陋劣光景”。
　　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及商业往来的需要，交通状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吉林通往宁古塔，并延伸到珲春，从吉林到齐齐哈尔，从蒙古卡伦到三姓城，从齐齐哈尔到喜峰口；从茂兴到法库等，加强了黑龙江地区同辽西、河北的联系。各地民赋也基本明确，以宁古塔、三姓为例，“征银地上则每亩三分，中则二分，下则一分。征米地，上则每亩六升六合，中则四升四合，下则二升二合。统行查出，地不分等，则每亩征银八分，米四合四勺二秒，每米一万石折银一两”。其他地方大致相同。

　　四、教育和文化的渐进

　　黑龙江地区教育文化的发展，汉人的先进文化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也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互相交流和影响。不少流人在此教书，移风易俗。《江苏诗征》卷一二记载：“其地读书人少，汉槎至，则官吏子弟，及地人之志在科第者，皆就执经问业。”吴兆骞说：“穷边之弟，负来传经，据鞍弦诵，彬彬乎，冰山雪窖之乡，翻成说礼敦诗之国矣”。康熙初，浙江山阴杨越流放到宁古塔，对当地满族子弟“教以诵书，作字及礼让之节”。一些流寓人士还将流放期间的风闻和所写诗文辑成书籍，传留后代，如杨宾为省其父杨越出关，至宁古塔，记其闻见，为《柳边纪略》一书。吴兆骞谪居宁古塔二十年，著有《秋笳集》；其子吴木辰臣撰《宁古塔纪略》；方拱乾撰《绝域纪略》，张缙彦撰《宁古塔山水记》、《集外集》，方式济撰《龙沙纪略》，徐宗亮撰《黑龙江述略》，萨英额撰《吉林外纪》，西清撰《黑龙江外纪》等，都是有关黑龙江的史地学和文学著作。在此期间，教育和戏剧、歌舞等也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