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奉系军阀统治下的黑龙江

　　一、奉系军阀势力的扩张及在黑龙江的黑暗统治

　　张作霖当上“东北王”后，野心日炽，急于进兵关内，窃取北京政权。1920年到1922年，奉系的武装力量迅速增强，已成为在中国北方与直系对峙的两大军阀势力之一。
　　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奉直战争。张作霖遭惨败，被免去本兼各职，奉军退回关外。
　　第一次奉直战后，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起了东三省“自治”的招牌，整军备战，以图再起。6月20日，在奉天代理省长王永江的主持下，由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宣布东三省“自治”。
　　“东北自治”的内容，主要是整军备战和为此而采取的一些经济、文化措施。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之后，张作霖以反对直系攻浙的江浙战争为由，于1924年9月15日起兵讨直，进行了第二次奉直战争。第二次奉直战争以直系大败而告终。
　　1924年11月10日，张作霖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入京，控制了北京政权。从1924年末到1925年6月，奉系势力发展到顶峰。其势力范围除东三省外，“北起热河，南包苏皖”，威逼京津，“间鼎中原”。这时的奉系军阀，已成为北部中国最大的军阀。
　　从1919年奉系军阀势力扩展到全东北，到1928年6月张作霖被炸身死，东北三省都处在奉系军阀统治之下。奉系军阀多次参加军阀混战，给东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为解决庞大的军费、政费开支，军阀政府不断增加捐税。除正税外，还有战时附加税，连结婚、入学、毕业都要纳捐。1925年因战费负担沉重，黑龙江省各学校都处于停办状态，许多粮栈、商行也相继歇业。
　　除增收捐税外，奉系军阀还大借内债外债，增发大量纸币。奉票的发行额由1917年的1700万元，到1925年增加到5.14亿元。吉林和黑龙江也同样滥发“官帖”、“哈大洋”。当年东三省的纸币毛荒全国著称。由于纸币毛荒，引起物价暴涨，不仅工人、职员的生活受到威胁，也给广大农民带来了灾难，使东北的城乡经济因税重、钱荒而衰败。东北的火磨、油坊、烧锅三大土著工业倒闭很多，1927年奉省油坊倒闭3／5。
　　在奉系军阀重要成员吴俊升统治黑龙江省的7年间（1921.3～1928.6），吴“军无法纪，政无章程，一切随心所欲，为所欲为”：（1）安插私人，控制军政机关：黑龙江省议会有议员42名，其中有吴的心腹25名，因此，吴俊升提出的任何“章法”，都可在省议会顺利通过、生效。吴俊升任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时，两署的官员多由吴的亲属和差弁充任。当时是“武官皆系亲属，文职不论亲疏、不论谁荐，非钱不行”。因此，在黑龙江省城出现了“赵家五虎”、“杜氏三雄”、“董家三父子”、“石家二兄弟”、“刘家御外甥”等裙带关系网。（2）巧立名目，借机勒索：民国十五年，吴俊升为子完婚，竟大飞喜帖，全省大小官吏以至农村乡长都无一幸免。至于下边官吏贪污勒索，则是“上行下效，大有不可遏止之势”。（3）利用权势，假公济私：当时绥化、望奎、安达、拜泉等产粮县的广信公司经理、税捐局长都是吴的亲信。他用广信公司的资金倒卖粮食，为己获取巨利。他在奉天城内有房产、当铺4处；在大连有住宅1处；在洮南有农场，郑家屯有电灯厂，在四洮路沿线和黑龙江省有大片的土地，在黑龙江各地开设许多粮栈、火磨、油坊、烧锅、当铺。（4）吴俊升还于民国十六年在黑龙江省大开烟禁：强迫人民种植鸦片，美其名曰寓禁于征，实则是推广种植与吸食。其具体办法是：在省城设立禁烟总局，在所属各县遍设分局、分所（即鸦片专卖所），在各城镇遍设禁烟药店（即供吸食鸦片的大烟馆），对禁烟药店按月发给许可证，每证月收费6元；对吸食鸦片的人，发给戒（吸）烟证，每证收费4元。在吴俊升统治下的黑龙江省，是“罂花遍地，烟馆林立”。
　　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就是这样搜刮人民，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了东北新兴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二、日奉“满蒙交涉”与皇姑屯事件

　　1927年4月，日本田中内阁上台后，更加紧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以首相兼外相的身份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
　　通过这次会议，日本政府确定了其对外扩张的总体战略和概要计划。7月25日，田中首相向天皇呈上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奏折，折中说：“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们正是按照这一战略和方策，扩大其对外侵略战争的。
　　为了具体贯彻东方会议精神，田中又派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于8月13日，主持召开了大连会议。会议对《对华政策纲领》作了具体密谋分工。
　　东方会议和大连会议之后，日本便接二连三地向张作霖政权进行索取利权的“满蒙交涉”，同张作霖会谈满蒙铁路问题。张作霖为取得日本支持保住奉系政权，答应日本可在东北修筑敦图（即吉会）、长大（长春——大赉）、吉五（吉林——五常）、洮索（洮南——索伦山）、延海（延吉——海林）等五条铁路，即“满蒙新五路密约”。“密约”议定后，日本政府惟恐与张作霖个人订约不合法定手续，又逼张作霖将“密约”改成政府间的正式协定。1928年5月，当北伐军逼近京津，在张作霖危机之际，日本逼张作霖正式签署拖延未决的“满蒙新五路协约”。张作霖想借助日本的武力留在北京，亲自签署了延海、洮索两铁路合同。15日，又命代交通次长赵镇在敦图、长大两路合同上签字。由于吉林省各界强烈反对，“新五路”中的吉五路合同未签。
　　张作霖以为他如此屈从日本，定能取得日本的支持，但日本政府却继续逼张，要张作霖撤退关外。1928年5月18日，日本政府以“觉书”分致北京军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声称：如“战乱波及满蒙时”，日本为维持“治安”，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即动用武力）。张作霖对日本的警告，极为恼怒。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复照日本，对《五一八觉书》里日本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一节，表示事关领土主权，“断难承认”。
　　由于张作霖不愿做日本的傀儡，不得不决定下达总撤退令，6月2日发表出关通电。这时日本关东军已决定暗杀张作霖，制造出兵东北的借口。3日晨张作霖乘火车离京返奉，4日下午，张作霖专车在皇姑屯站穿过南满铁路桥洞时发生爆炸，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被炸成重伤，运回帅府后于当晚死去。
　　皇姑屯炸车事件是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的。原来关东军获悉张作霖将撤回东北的消息后，准备在炸死张作霖后，乘东北政局混乱之机，出兵一举占领东北。只是由于当时奉省当局对事件处理慎重，使日本无隙可乘；以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侵略东北的步骤有分歧等，使日本武装占领东北的阴谋未能马上得逞，但是，可以说“皇姑屯炸车事件是后来柳条湖事件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