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张学良主政东北

　　一、东北易帜

　　张学良是张作霖长子。张作霖被炸后，他先任奉天督办，后被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928年7月4日主政东北，时年28岁。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面临着两种势力对他的争夺；一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是兵临京津的蒋介石。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后，侵吞东北的阴谋未能得逞，又企图控制张学良，以实现其独吞东北的侵略计划。蒋介石为实现“统一”中国的野心，也极力争取用“和平”手段使张学良“归服”于南京政府。为此，蒋介石在1928年7月6日宣告“北伐成功”之后，“屡派代表”与张密谈，要求张学良改挂国民党的旗帜，“其他一概不加过问”。张学良早有联蒋的愿望，当即停止与蒋的军事冲突。7月中旬双方商定“易帜”的条件是：确保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任张学良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热河划归东北。
　　消息传出，日本大为恐慌，日本田中政府多次警告张学良，反对“东北易帜”。张学良将军在对日交涉中，针锋相对地指出：“易帜与否……是我们的内政，无须日本大感兴趣”。
　　经过半年的曲折斗争，张学良终于摆脱了日本的干涉，经过缜密的准备，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宣布了东北“易帜”，东北三省同时改悬青天白日旗。
　　东北“易帜”是在反对日本干涉的尖锐斗争中实现的，表现了张学良将军的反日爱国思想和高尚的民族气节。

　　二、推行反日政策，发展经济、文教事业

　　张学良主政以后，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在“收回国权”的口号下，东北地方当局以各种办法反抗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的扩张。
　　在铁路问题上，日本让张学良实践张作霖同日本签订的“满蒙五路协约”，张学良拒不承认。为反抗日本的侵略，东北地方当局继1927年9月修筑奉海路之后，又于1929年5月修通了吉海路（吉林——海龙）；同时在打通路竣工之后，又将该路与洮昂路、四洮路连接起来，这样，就从东西两面包围了“满铁”，使其受到打击。在此期间，黑龙江地方当局也修筑了齐克、呼海两铁路。
　　为对抗日本人控制的大连港，1930年上半年，东北当局修筑葫芦岛港。张学良亲自参加了筑港开工典礼，并发表了演说。
　　为抵制日本的侵略，东北地方当局在“满铁”沿线设立“税卡”，以限制和抵制日货；禁止日本人任意租房、租地，以限制其向内侵略；在张学良推行的反日政策引导下，1929年7月以后，东北著名爱国人士阎宝航，车向忱等，为反抗日本侵略，组织了“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后改称：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常识促进会”、“拒毒联合会”等群众团体。这些团体开展了许多反日爱国活动。1929年秋，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决定把筹备会址设在沈阳，并推选阎宝航为筹备会主任。这期间，阎宝航从张学良那里得到了《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分发给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各国代表，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狂妄野心进行了有力地揭露。
　　张学良主政3年，东北的经济和文教事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1928年7月，在“精兵殖边”政策的推动下，成立了兴安屯垦公署。在洮安、索伦两县及扎萨克图、扎赉特等蒙旗实行屯垦，后来又由军垦转为民垦。为开发东北，又实行奖励移民的办法，使东北的土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张学良主政时期，还在东北设立了许多农业试验场，到1929年4月，仅吉林省的畜牧模范场，农业实验所，农业讲习所，农业种子交换所等各种实验场、所就多达二十多个，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在工业方面：除修建铁路、海港外，又“鼓励官民兴办煤矿、纺织、窑业、农产品加工业”等各项工业。
　　在教育方面：张学良很注重教育建设，增拨教育经费，发展各县中、小学。特别是捐款扩建东北大学北陵新校舍，各院教室大楼、实验工厂、图书馆、体育场等的规模质量，为当时全国之冠。并以比关内大学高一二倍的工资聘请一大批名教授，由张学良自己亲任东北大学校长。1928年10月，东省特区工业大学改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后，张学良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理事会主席。此外，还任东北讲武堂等各校的校长。学校的许多重要活动，他都亲自出席。张学良捐出大笔私资建立“汉卿教育基金会”，“资助各校经费及社会文教活动，资送优秀毕业生出国深造”。我国第一位参加奥运会比赛的百米运动员刘长春，就是由张学良资助才出国参赛的。1929年建成的哈尔滨文庙，也是在张学良将军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修建的，他还亲自为哈尔滨文庙写了碑文。张学良主政3年，东北的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

　　三、中东路事件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和1920年3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郑重宣布，废弃前俄国政府一切侵华特权，要求两国开始谈判，重建平等友好的关系。但是，因当时中国北洋军阀政府拒不承认苏俄，没接受苏俄宣言。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直到1924年中苏两国才达成建交协议。5月31日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路协定》，解决了中苏建交问题和中东路问题。规定：中东路“纯系商业性质”，暂由两国共管，以后允许中国赎回。在共管期间，“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各地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收、地亩（除该路自用地皮外），概由中国政府办理”。
　　鉴于中东铁路处于奉系军阀的势力范围，第一次奉直战争后张作霖宣布东三省“自治”，如无东北地方当局同意，“协定”无法实施。因此，苏联政府于1924年9月20日，又同东北地方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重申了两个“协定”关于中东路的规定，又把“中东路”交还中国的时限从1日俄时代规定的80年缩短为60年。同年10月，苏方委派的铁路局长伊万诺夫到任工作，中东路实现了中苏共管。
　　美英帝国主义为夺取在东北的侵略权益，破坏中苏谈判，反对中苏共管中东铁路；蒋介石为了反苏反共，积极策动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东北“易帜”后，经过蒋介石的一再唆使，张学良发动了“中东路事件”。
　　1929年5月27日，东北地方当局以共产国际在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开会，“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令东省特警处包围并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监禁了苏联总领事及馆员，搜查没收了领事馆的来往信件，将前来领事馆的中东铁路沿线各站、三十六棚等工厂职工联合会、苏俄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负责人39人逮捕，带至特警处看押。同时，封闭了中东路苏联职工联合会。在蒋介石的蛊惑下，7月10日，东北地方当局出动武装人员占领了中东路全线，解除了中东路苏方局长、副局长职务，查封了苏联商船贸易公司等商业机构，解散了苏联职工联合会等群团组织，将苏方局长、副局长、高级职员59人遣送回国。并派大军到中苏边境驻扎，中东路事件正式爆发。
　　7月14日，苏联政府向中国南京政府通牒，抗议片面撕毁协定，提出和平解决的三项建议，限三日内答复。同时，苏方扣留黑龙江上航行的中国船只，并出动飞机在绥芬河上空示威。7月17日，宣布同南京政府绝交，8月6日，苏联下令成立特别远东军，中苏战争一触即发。
　　8月上旬，苏军即在满洲里、鸥浦等地同中国边防军发生小规模的战斗，双方互有伤亡。9月初，苏机轰炸绥芬河车站。苏军在满洲里、萝北等地不断向中国边防军发动进攻。10月，蒋介石命令东北军8万余人开赴中苏边境，中苏边境的战争全面展开。苏联特别远东军和东北军在海拉尔、满洲里、绥芬河、富锦、同江等地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10月12日的同江战斗中，东北军海军江防军全军覆灭。同江县失守；在扎贲诺尔前线，11月18日，韩光第所部第十七旅全军覆灭，旅长韩光第战死，全旅7000余人，只逃回1人；在满洲里前线，11月20日苏军占领满洲里，梁忠甲所率第十五旅7000余名官兵全部被俘。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和美、英干涉的落空，张学良不顾南京政府的阻挠，速派蔡运升为代表同苏联代表进行和平谈判。12月3日，双方在双城子签议了《奉天政府和苏联政府间议定书》，7日，南京政府正式委派蔡运升为对俄交涉代表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22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两国按1924年的《中俄协定》和《奉俄协定》，恢复战前中东路的原状。1930年2月15日，国民政府派莫德惠为中苏会议全权代表，解决中东路善后问题，实现了边境正常化。

　　四、东北军入关与日本加紧侵占东北的步伐

　　1929～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愈演愈烈，特别是1930年的阎、冯、桂各派的联合大反蒋，规模最大。这时，拥有重兵的张学良对左右时局举足轻重。因而，交战双方都纷纷派代表赴沈求助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拉拢、利诱下，张学良于9月18日发出了“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派兵入关。东北军入关后，北平的“国民政府”立即瓦解，冯玉祥、阎锡山相偕下台。
　　在新军阀混战的关键时刻，张学良出兵入关援助了蒋介石，蒋介石为报答张学良，除让张节制奉、吉、黑、晋、察、热、绥等省军队之外，并将平、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划归张学良治理。1930年11月，蒋又请张出席国民党“四中全会”，称赞张学良“促进统一，拥护中央，大功于党国”。蒋送走张后，于12月4日，即发动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大围攻。“十分明显，蒋对张的百般拉拢，是要利用东北军替他看守北方，使他可以专力对付红军”。
　　不久，国民党内讧又起，在南方胡汉民反蒋，在北方石友三讨蒋。石友三名曰讨蒋，实为驱张，于是又发生了东北军与石友山的战争。张学良继续派兵入关讨伐石友三，石大败逃往大连。而这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准备武装占领东北的前夕，日本策动石友三对东北军作战，正是为调东北军入关，以便乘机侵占东北。
　　1930年，张学良派东北军入关的后果是严重的。首先，它加强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使蒋加强了对红军的围攻；其次，由于东北军入关参加新军阀混战，增加了军费开支，加重了东北人民的负担；再次，由于东北军入关使东北兵力空虚，调入关内作战的部队全是东北军的精锐，这就为日本武装入侵东北造成了空隙。
　　在新军阀混战，东北军入关，蒋介石大举进攻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了它侵占东北的步伐。1931年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所谓《处理满蒙问题方案》。4月，又将擅长在寒冷地区作战的多门第二师团由国内调往东北辽阳。6月，日本参谋本部秘密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并于7月由陆军省指令下达给关东军。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侵略者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武装侵占东北的借口。1931年7月制造了挑拨中朝民族关系的吉林“万宝山事件”；8月间，日本侵略者又借口“中村事件”大造武装侵华的舆论。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在外交谈判尚在进行的情况下，便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武装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