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一、日本制造伪“满洲国”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沈阳、长春、吉林后，就开始了建立伪政权的活动。1931年9月22日，日本关东军抛出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决定将清朝废帝溥仪召至东北，启用汉奸，协助日本“建立一个以东北四省和内蒙古为领土的独立的满蒙新国家”，将实权操纵在日本手里，借以使东北与中国本土脱离关系，使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合法化”。经关东军策动，一些满、汉民族败类如熙洽、袁金铠、赵欣伯、于冲汉、张景惠之流便摇旗呐喊，开始所谓“独立”与“自治”运动。
　　日军侵占沈阳后，于9月20日便任命其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伪奉天市长（将沈阳改为奉天），后来为欺骗世人，于10月20日又推出汉奸赵欣伯任伪奉天市长。同时成立了“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以袁金铠为委员长，代行省政府职能，宣布与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断绝关系，并将辽宁省改称奉天省。12月15日，“维持会”解散，16日，成立伪奉天省政府，由前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任伪省长，日本人充当顾问。
　　吉林省没有经过地方维持会阶段，是由熙洽根据日本关东军的策划，把吉林省军政两署合并，于9月26日改称吉林省长官公署，由熙洽任长官。28日，宣布与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而抢先在东北宣告“独立”。
　　黑龙江省在1931年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扶植汉奸吉德纯（吉祥）组织了“黑龙江省城地方维持会”。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省特别区在关东军的策动下，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于9月27日组织了“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当时特区尚未被日军占领，张景惠未敢公开其汉奸面目。日本关东军委张景惠兼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张亦未敢赴任。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在哈尔滨发表了黑龙江省和东省特别区同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断绝关系的“独立宣言”。1月7日在日本顾问陪同下到齐齐哈尔宣布就职，但却又委任当地汉奸吉祥代理伪黑龙江省省长。
　　日本侵略者控制东北省级政权后，为进一步控制县级政权，并为积极策划建立全东北的伪政权，在关东军主持下，1931年11月10日，成立了一个“自治指导部”，由汉奸于冲汉任部长，该部成员十分之九是日本人，并都居于最负责的地位。“自治指导部”的主要任务是培训、监督和指导汉奸，组织县“自治指导委员会”，夺取县政权，向各县派出许多日本人自治指导员，后大都变成为伪县公署的“参事官”、“副县长”，控制了各县的一切实权。
　　“自治指导部”更重要的任务是炮制伪满洲国。在日本关东军的授意下，伪造民意，开展“促进建国运动”。日本关东军派土肥原去天津劝诱溥仪出任伪国元首。经过日本政府、关东军的紧张策划，1932年2月16日晚，在沈阳召开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和马占山“四巨头建国会议”。17日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18日发表所谓“独立宣言”，宣布同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妄称东北“独立”。29日，召开所谓“全满建国促进运动大会”，关东军强迫通过决议，选出代表“敦请”溥仪出任“执政”。3月1日，宣布伪满洲国成立。3月8日，溥仪乘车抵长春，9日举行就职典礼，任伪“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首都设在长春，改称“新京”。10日，溥仪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提出的名单任命了伪“满洲国”政府的官吏。由郑孝胥任伪国务院总理兼文教部总长，臧式毅任伪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熙洽任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马占山任伪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张景惠任伪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别区长官等。9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武藤信义与伪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宣布承认伪满洲国。
　　《日满议定书》主要内容有两点：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借口下，确认了关东军对“满洲”的长期驻扎（实际统治）。因此，伪满洲国名为“独立国”，实则完全是日军占领下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在关东军军部掌握下，伪满洲国从中央到地方都推行总务中心主义。伪国务院设总务厅，各部设总务司，1937年后又改为次长制，总务厅长、司长和次长全由日本人担任。伪满洲国的实权完全操纵在总务厅司长和各部次长手中，一切重大决策都出自于每周二定期召开的“次长会议”，即“火曜会”。
　　日本帝国主义为把伪满洲国打扮成更像“王道”国家，1934年3月1日，把“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年号由“大同”改为“康德”。

　　二、法西斯统治与镇压

　　伪满实施帝制后，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控制伪政权，于1935年5月对伪中央机构进行了一次大的人事变动，将日本人认为不可靠和不驯服的汉奸、复辟狂与旧军阀，撤换成与日本关系更为密切的更被信任的人。对伪中央机构也进行了部分调整，进一步加强了总务厅。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控制和削弱各省的实权，对地方统治机构进行了改组。1934年10月1日，伪满政府公布了新的《省官制》，将伪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4省分割为：奉天、滨江、吉林、龙江、三江、间岛、安东、锦州、热河、黑河等10个省，将兴安省与热河省一部改划为兴安东、南、西、北4个省，将东北共划为14省和新京，哈尔滨两个特别市，还有北满特别区（1935年12月撤消）。取消了中央各部首脑兼任省长的做法，新任了一批汉奸充当各省省长。“七七”事变后，为进一步实行“分治”政策，1937年增设通化省、牡丹江省；1939年增设北安省、东安省；1941年增设四平省，至此，共分为19省和“新京”1个特别市（哈尔滨改为普通市，归滨江省管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关东军为加紧对苏作战准备，又指使伪满政府于1943年10月将牡丹江、东安、间岛三省合并设立东满总省，将原兴安4个省合并为兴安总省，这两个总省的省长都由日本官吏担任。
　　在县一级，1932年7月5日，伪满政府公布了县的官制，将县知事改称县长，日本人担任的县自治指导员改称县参事官，1937年实行次长制后，县参事官又改为副县长。
　　在基层，1936年前沿用原有的保甲制度，后开始实行“暂行街村”制度，即在县城实行街制，在农村实行村制，以街村作为伪满的基层行政机构。
　　日本帝国主义为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维护反动的殖民统治，建立了一整套军、警、宪、特的庞大组织。
　　日本关东军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九一八”事变前，主要驻扎在长春到旅大的“南满”铁路沿线，约一万余人。伪满洲国建立后，伪满的“国防和治安”都委诸于日本关东军，这就使它盘踞东北各地有了合法的外衣，到1941年关东军“特种演习”时，在东北的兵力达到85万之多。仅在黑龙江地区边境一带就多达10个个师团约50万人。
　　关东军宪兵队是日伪军警镇压机关的首脑，每次日伪联合镇压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它都处于核心的指挥地位。
　　为镇压抗日团体和准备对苏战争，关东军设有庞大的间谍、特务网，特务机关总部在哈尔滨，称“关东军情报部”。在新京（长春）、奉天（沈阳）、大连、锦州、承德、牡丹江、东安（密山）、佳木斯、间岛（延吉）、黑河、兴安、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均设有分部，构成了遍及全东北的关东军的间谍、特务网。
　　同伪政权一样，伪满的军警也处于关东军的直接控制下，伪满洲国建立时，有伪军约十四万人，主要由投降日军的东北地方部队组成，关东军派顾问团对其进行控制，后又派大批日本人到伪国军中充任各级指挥官。1940年伪满实行“国兵法”，由募兵制改为征兵制，从年满19岁的青年中征集“国兵”，服役3年。到1945年伪满国军达15万人，共分为奉天、吉林、齐齐哈尔、哈尔滨、承德、牡丹江、佳木斯、北安、通辽、海拉尔、密山等11个军管区，其中第三、四、六、七、八、十一军管区和江上军（司令部在哈尔滨）在现黑龙江省境内。
　　为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伪满洲国建立了庞大的警察机构和警察队伍。1932年3月，在民政部设警务司，由日本特务甘粕正彦任伪警务司长，各省设警务厅，县设警察局，下设警察署，署下设警察分驻所。伪满警察大多数是保安警察，其中分普通警察与高等警察，高等警察主要是以抗日团体和进步人士为对象，进行迫害和镇压。
　　日伪在建立与加强军、警、宪、特等暴力组织的同时，还制定与实施了《暂行惩治叛徒法》、《出版法》、《暂行保甲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剥夺了人民结社、集会、出版、言论等民主自由的权利，镇压与破坏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活动。
　　日伪实施了一整套“治本”与“治标”的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措施。所谓“治本”是指对殖民地人民的统治与镇压，主要内容包括：清乡、没收民间武器、实行保甲连坐、建立“集团部落”、修警备道路、设警备网……等。如：日伪实行的建立“集团部落”，是为割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最毒辣的反动政策。敌人用烧房、枪杀等手段强迫分散居住在抗日武装活动地区的民众，离开原住地，迁往日伪基层机构及军警直接控制下的“集团部落”中居住。“部落”四周建有很高的围墙，围墙上架有铁刺网，墙外挖有又宽又深的水壕沟，使之与外隔开。“部落”四角设有炮台，由伪警或自卫团把守。被赶入“部落”的民众，便丧失了各种自由，经常受到迫害与摧残。“部落”内12岁以上的居民都得凭居住证、通行证出入“部落”大门，稍有不慎即会遭到毒打，被抓捕，以致被杀。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的过程，也是日本侵略者制造法西斯惨案的过程。如：1936年11月至1937年2月，伪汤原县太平川（区）的两次并屯中，日伪军警共烧毁12个自然屯，毁坏民房4490间，杀害民众110余人，有570户被迫逃往他乡。再如：1937年7月至1938年，在桦南县南部山区归屯并户中，烧毁村屯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000多间，杀害和冻饿而死的群众13000多人，荒芜或弃耕土地2100多垧。
　　所谓“治标”，主要是指对抗日武装的“讨伐”和对中共地下党组织、抗日团体和反满抗日爱国者的“检举”（即逮捕）。从1932年3月伪满傀儡政权建立起，日伪就对东北各地抗日武装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讨伐”。1932年至1933年5月，主要是以抗日义勇军为主要目标进行“讨伐”，1933年6月以后，主要以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及游击根据地、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为目标进行“讨伐”，日伪军连续不断的“讨伐”，血腥的屠杀，给东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据日方统计材料承认：自1932年至1936年的五年中，日伪军警共捕杀东北抗日军民89100名，其中杀害49279名，打伤31608名，逮捕8213名。例如：1937年夏至1939年春，日伪军出动5万兵力，对东北抗日联军集中的三江地区，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大讨伐”，在军事围攻的同时，还进行政治上的策反、诱降、宣抚、谋杀等“特别工作”。据1938年7月14日《新京日日新闻》报道，仅一年时间，日伪军在三江地区就屠杀武装抗日人员与民众5470名，抓捕1500余名，毁坏山寨1143个。在“讨伐”过程中，以日军为主力的“讨伐队”，到处烧杀淫掠，制造了许多惨案。如：1934年3月的土龙山惨案，日军血洗了土龙山地区的12个村屯，杀害民众1100多人，烧毁民房1000余间，烧掉和抢走粮食70余万斤，夺走与烧死牲畜290余头。1938年1～2月的汤原县西二堡惨案，杀害群众120余人，其中烧死70余人，刺刀挑死32人。
　　日本侵略者为消灭各种抗日力量，在城镇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及各抗日团体，进行连续不断的所谓“检举”。如：1934年4月的哈尔滨大检举，逮捕了省、市、县一级党、团、工会主要领导人三十余人，使满洲团省委遭严重破坏；1937年4月15日开始的全满大检举，有745名党团员和爱国群众被捕入狱，其中198人被杀害，使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8年3月15日开始的对中共佳木斯市委，汤原、依兰、桦川、富锦、勃利等5县县委及其所属各抗日救国会的“大检举”，共逮捕党团员和抗日群众387人，其中12人被杀害，105人被判处有期、无期徒刑，使上述各地的党组织及抗日救国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1943年3月至5月的巴（彦）木（兰）东（兴）“大检举”，有468人被逮捕，使3县的党和抗日救国会组织均遭破坏。
　　上述这些，仅仅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逮捕与屠杀惨案中的一部分，它有力地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所宣扬的“王道乐土”、“民族共和”的欺骗性，彻底暴露了日本在东北实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的罪恶本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这一极其惨痛的历史。

　　三、经济统制与掠夺

　　日本在武装占领东北各地的同时，就开始了有目标、有计划地夺取东北的铁路交通、金融、通讯、海关等经济命脉。
　　“满铁”是日本夺取路权的急先锋。在关东军的策划下，1931年10月23日，成立了伪东北交通委员会。1932年1月，“满铁”通过这一组织接管了奉山路，后又夺得吉长、吉敦、吉海、四洮、洮昂、呼海等铁路的经营权。1933年2月9日，伪交通部长丁鉴修与满铁总裁签署了《满洲国铁道借款及委托经营细目契约》、《松花江水运事业委托经营细目契约》。满铁以“委托经营”的方式，垄断了东北铁路、交通事业的经营权。1935年3月，日苏经过长期谈判，达成了关于“让受中东铁路的协定”，同年末，满铁接管了中东铁路的全部业务。至此，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铁路交通。
　　日军在武装占领各地的过程中，对东北原有的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官银号等4大行号，实行武装占领。1932年7月1日，伪满洲中央银行总、分、支行共128个单位正式开业，将东三省原有4大行号及其支行正式并入。伪满洲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集中信贷管理，控制国民经济，是日本对东北经济进行殖民掠夺的重要工具。
　　日军占领各地，即占领接管邮电通讯部门。1933年9月1日，成立了“满洲电信电话公司”（简称“电电”），经营关东州、满铁附属地、伪满行政管辖地区的有线无线通讯事业。1935年末日伪接管中东路时，“电电”公司又夺占了沿线的通讯设施。至此，它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通讯事业。
　　海关是国家的经济门户。从1932年6月到1933年1月，日本侵略者先后夺取了大连、滨江、营口、安东、珲春、延吉、黑河等东北全部海关。
　　在伪满傀儡政权建立之前，关东军于1931年12月8日，就提出了一个《满蒙开发方策案》，其要点是：确保平战两时的军需资源；满蒙开发要为日本经济做出贡献；“在计划经济下实行统制”。它成为日本对东北实施经济政策的基调。
　　1933年3月1日，伪满政府公布了《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规定：“对重要经济部门加以国家统制”。在“日满一体”的口号下，通过实行“统制”经济，把伪满经济作为日本经济的附庸。
　　1937年伪满开始实行“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日伪为进一步强化统制经济，于5月1日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规定：武器制造、飞机、汽车、液体燃料、金属冶炼、煤矿、毛织、棉纺织、麻织、制粉、麦酒、制糖、制烟、制碱、肥料、纸浆、油坊、水泥、火柴等19种有军事意义的产业为统制产业，它的公布、实施，使日本独占了东北的一切重要工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的经济也进入到“战时经济体制”。1942年10月，伪满政府又公布了《产业统制法》，规定不仅对重要产业统制，对一般产业也实行统制，把统制范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伪满洲国的经济统制主要是采取特殊会社来实施的。伪满的特殊会社是日本侵略东北的工具和帮凶，是推行日本侵略政策的代行机关，即“国策会社”。如“满铁”“满业”，垄断了东北的铁路交通和一切重工业部门。日本从东北掠夺了大量物资财富。如：1941年东北煤炭产量为2419万吨，一般取暖用煤只有423.1万吨，仅占17. 49％，其余完全用于战争和掠往日本；1942年日本从东北进口生铁占其进口额的95.6％，也就是说，日本的生铁进口几乎完全依靠中国东北。日伪统治下的东北的工业，是为日本需要而建立和发展的。
　　在日伪的经济统制政策下，使中国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摧残，民族资本工商业纷纷倒闭。以制粉业为例，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哈尔滨有民族资本制粉厂27家，到1945年只剩下7家，并大都处于停业状态。连著名的双合盛制粉厂，1944年也变为加工苞米面，全年开工不到60天。与此同时，民族资本制油厂由33家减为10家，且都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四、对人民的奴役与搜刮

　　1938年7月11日，伪满公布了《劳动统制要纲》，实行对伪国劳动力的全面统制。1941年9月，日伪又公布了《劳务新体制要纲》。1942年11月18日，伪满公布《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凡是年龄在20～23岁间的男性青年，除服兵役者外，均有义务勤劳奉公12个月，后该法又将年龄延长至30岁。其劳役最初以建设铁道为主，后扩大到包括军事工程、水利、造林、土地开发（造田）、重要生产、农作物收获、救灾等等。勤劳奉公队是一支庞大的、无偿的劳动力队伍，到1945年勤劳奉公（仕）队达30万人。
　　伪满时期，日伪征集劳动力最残酷的措施就是“派劳工”和“抓劳工”。1942年2月9日，伪民生部公布了《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规定：公共事业与国防事业紧急需要时，得以使令人民从事民生部大臣所指定的劳动。从此，重要产业部门和军事工程开始使用强制摊派的劳工。日伪“紧急出劳”所需劳工除摊派外，还以“抓浮浪”（无业闲散人员）为名抓捕劳工。仅1942年一年，关东军就抓捕劳工219328人。此外，日本侵略者还把战俘和解放区的居民抓来作为“特殊劳工”，送到东北。据伪满调查，1941年日伪征集使用的一般劳工为192万人，特殊劳工3.3万人，实际从1941～1945年，日伪每年使役的劳工都在200万人以上。
　　中国民众一旦沦为劳工，就如同进了鬼门关。每天承担十三四个小时的繁重劳动，还要受到军警的欺辱与迫害，如有反抗或逃跑，即会遭到镇压与屠杀。在上述恶劣情况下，造成了劳工的大批死亡。特别是在修筑军事工程中，日伪怕劳工“泄漏”“军事秘密”，工程完工后多实行集体屠杀。如在虎头的日军要塞共杀害了中国劳工1.3万余人。在孙吴一带修筑军事工程中，自1935年至1942年间，仅据已查清的就有7000余名劳工被杀害。因此，可以说伪满时期，日伪在东北修筑的电站、军事工程及开采的矿山等都是用中国劳工的累累白骨堆成的。在各役使劳工比较集中的工矿，解放后都发现有埋葬中国劳工尸骨的“万人坑”。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伪对农产品开始全面统制。1939年设立满洲粮谷株式会社，开始对稻米的生产、分配、价格进行统制。从此，除伪官吏、汉奸外，中国人不许吃大米。日伪从1941年开始强制推行“粮谷出荷”政策，据统计，1943年伪龙江、滨江、北安等10省市出荷量占当地粮食产量的40％以上；其中伪北安省的出荷量高达产量的53.5％。1943年伪龙江省拜泉县遭受雹灾、水害，农作物减产3成以上，日伪仍按摊派数额强逼“出荷”，农民被迫将口粮、饲料、种子都交了出荷。在日伪的残酷统治、搜刮下，使农村的大多数农民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悲惨生活，疾病、死亡、卖儿卖女、逃亡，甚至自杀随处可见。
　　为保证日本侵略者最大限度的掠夺东北的粮食，伪满从1939年6月起在城镇实行强制压低居民粮食消耗的“配给制”。据1943年《滨江时报》刊载：当时哈尔滨市中国居民成人每人每月配给食粮9公斤（其中高粱米7公斤，小米、豆类各1公斤），老年人、小孩，每人每月配给高粱米2公斤，小米、豆类各1公斤。到伪满垮台前，配给数量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差，有的配给“杂合面”、“橡子面”，许多人因无粮菜充饥而自杀或沦为乞丐。而日伪统治者却将搜刮到的粮食大量输往日本，据统计，从东北运往日本的粮食，1942年为260万吨，1943年为320万吨，1944年为390万吨。此外，1942～1944年还运往朝鲜100万吨，运往关东州21万吨，运往华北伪政权110万吨。

　　五、移民侵略与实施“北边振兴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把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它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就开始向满铁附属地移民，“九一八”事变后，从1932年10月到1936年3月，日本向东北进行4次武装移民和1次集团移民，共移入2900户、7296人，全部移入黑龙江地区的佳木斯、依兰、绥棱、密山等地，共掠夺土地约18万垧。
　　更大规模的移民侵略开始于1936年的百万户移民计划。日本侵略者计划从1937年起到1956年止，20年内，每5年为1期，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计划占地1千万町步，计划移民的70％以上在黑龙江地区。
　　日本对东北的移民有武装移民、集团移民和“义勇队”移民。武装移民是从在乡（即退伍）军人中招募，并为每人配备武器；集团移民，即把日本的1个村或1个乡作为“母村”，从中分出部分农户组成1个开拓团，移到我国东北建立1个分村；“义勇队”移民，即将16～19岁的日本青少年组成“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在日本国内按军队编制接受3个月训练后，移到中国东北，进入设在中国东北的训练所，向他们灌输军国主义法西斯思想，培养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日伪将上述3种移民有目的的分布在开拓第一、第二、第三地带。“一旦有事可与物资就地取给主义配合，又可作兵力的源泉”。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为加强对苏作战的准备，炮制出伪国的《国境设施建设基本纲要》，该纲要是专以伪满北部国境地区为实行范围的军事化建设计划，并将其与“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并列为伪满洲国的三大国策。日伪统治者为掩盖其对苏备战的真实意图，将该《纲要》冠以《北边振兴计划》之名。该计划为期3年，决定从6月1日起在伪三江、东安、北安、兴安北、黑河、牡丹江及间岛共7省开始实施。
　　“北边振兴计划”的具体内容涉及铁路、公路、通讯、航空、电力、开拓、城建等17个部门。该计划的中心是建设和扩充战略性的交通、通讯设施。为保证该计划的顺利实施，日伪统治者改革了边境地区的行政机构，增设了伪东安省和北安省，在边境地区的虎林、鸡宁、密山、东宁、绥阳、穆棱、林西、瑷珲、孙吴、珲春等10县改由日本人直接担任县长。《北边振兴计划》实施过程中，给黑龙江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关东军在军事基地范围内严禁中国居民居住，把中国居民强行赶走，把民房烧毁。“仅在虎林、密山、穆棱、绥阳、东宁等5县里，被赶走的民户就有4000多户”。被赶出住地的居民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天气里，被冻死和饿死的老人、小孩不下四五百人。再如，1939年在孙吴、瑷珲县强制赶走了3000多名当地居民，征用了9200垧土地。日伪在各项工程中役使劳工达60万，由于劳动繁重，条件恶劣，疾病、冻饿致死者每天都有，特别是在秘密军事工程修筑结束后，则常遭到集体被屠杀。

　　六、殖民地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行殖民地奴化教育，摧残中国的民族教育，强行规定在东北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不得使用中国教材，对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一律禁绝，并强行输入日本法西斯书刊。
　　日本帝国主义摧残东北教育事业，还表现在对爱国师生的血腥镇压方面。1933年9月，伪双城铁路警务队长大桥（日本人）以“反满抗日为名”率队在双城教育界进行大搜捕，逮捕了教师陈广泉、马明襄、周连清等48人。日伪在东北各地逮捕、杀害爱国师生事件屡见不鲜。自伪满成立至1935年末，东北中小学教师陡然减少了9000余人，其中中学教师从1932年的3100余人，降至1300余人，使东北的教育事业遭到极大的破坏和摧残。
　　日本侵略者为在东北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前，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教材，用日伪的课程设置、教材取而代之。1937年5月，伪国公布了“新学制”，从1938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除缩短中学和大学学制年限外，还把以前的普通中学一律改为职业性中学，在重视实业教育的幌子下，把男子国民高等学校分为农、工、商、水产和商船等5类“实科”，以利于培养适合殖民统治需要的低级技术工人或职员。大学教育也“以养成实用人才”为中心。新学制的根本特点是殖民地奴役性。在各级学校都加强了殖民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各级学校的学生都必须虔诚地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都必须赞颂“日满亲善”和“五族共和”的“王道乐土”；都必须拥护“大东亚圣战”……因此，各级学校学生都要背熟伪满皇帝的《诏书》；每日要向“皇宫遥拜”，要用汉语、日语背诵《国民训》等。
　　伪满时期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在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上是取消或篡改历史、地理课，小学开“建国精神”课，讲“日满一德一心”，“日本亲邦”等。中学先讲“国民道德”，后改为“建国精神”。在“新学制”中，从小学一年级就开设日语课，学时安排大致同“满语”（即汉语）相等。
　　伪满时期殖民地奴化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俯首贴耳的“忠良”的亡国奴。

　　七、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的罪恶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为对外扩大侵略战争，准备进行细菌战，“九一八”事变后，即组建了“细菌研究班”，1933年扩大为“细菌研究所”，同年8月将该所由日本全部迁移到中国东北。先后在五常县背荫河、哈尔滨南岗和哈尔滨日本陆军第七医院南院（称之为南栋），秘密设立细菌战的研究和实验基地，其头目是石井四郎，因此叫石井部队。因石井化名为东乡，家乡村名为加茂，因之也称东乡部队和加茂部队。
　　1936年，日本参谋本部根据天皇的敕令，在中国东北建立两个秘密的特种部队，一个是以石井“细菌研究所”为基础建立的细菌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另一个由兽医少将若松主持，在长春南郊孟家屯建立的细菌特种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类防疫部”。1941年以后，又分别改称为“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和“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
　　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实际上就是石井部队的扩大。1938年6月，关东军把哈尔滨的平房地区东北部划为“特别军事区域”，在这里修建了监狱、水源地、火力发电厂、铁路专用线、专用机场、焚尸炉等专用设施及本部大楼和各种生活设施，是日军细菌部队的主要基地。同年，加茂部队陆续向这里搬迁，至1939年搬迁完毕，改称“东乡部队”。到1940年，该部迅速扩编为具有3000人和各种实验设备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秘密细菌部队。
　　七三一部队本部下设8个部。第一部为细菌研究部，从事鼠疫菌、病毒、细菌传染媒介物、冻伤、赤痢、霍乱、病理、血清、伤寒、结核等研究，共15个研究组；第二部为细菌实验部，该部除从事植物病毒研究和传染试验外，还进行小型细菌武器研制等，共7个组；第三部为防疫给水部，管辖滤水器制造厂和细菌弹壳制造厂，负责制造石井式滤水器和“石井式”陶瓷细菌弹壳的任务；第四部为细菌制造部，负责多类细菌的繁殖及细菌武器的装配。其余4部为总务部、训练教育部、器材供应部及诊疗部。
　　1940年8月，在本部之外又设立了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4个支队，以配合本部所进行的细菌武器研究、生产和实验。1941年8月，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开始使用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代号，同时各支队也使用了六四三支队（牡丹江）、一六二支队（林口）、六三七支队（孙吴）、五四三支队（海拉尔）的代号。
　　七三一部队是一座杀人魔窟。在这里不仅研制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细菌武器，而且还惨无人道地利用活人作为细菌武器的试验材料，称为“马路大”。在“七三一”部队里设有容纳四、五百人的监狱。用“特殊输送”的办法，把日本宪兵队在各地抓捕的所谓反满抗日的“思想犯”送到“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试验。有的被注射菌苗；有的往嘴里灌菌水；有的被绑在打靶场的铁柱子上受细菌感染；有的被放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冰天雪地里进行冻伤试验；被细菌试验害死的人，有的还在外科进行解剖，研究细菌的作用等等。据日本细菌战犯供认：“第七三一部队内每年因受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去的囚犯，大约不下600人。”据推算和日本战犯供认，从1940年到日本投降为止，仅在哈尔滨平房，惨死于“七三一”部队细菌试验的就有约3000人。
　　日本战败投降前夕，日军统帅部为了消灭罪迹，下令把七三一部队建筑物、装备、文件等全部毁掉，把监狱里活着的所谓“囚犯”全部杀害。由于日本侵略者炸毁细菌工厂，致使1946年该地区传染病蔓延，许多居民因患鼠疫而死亡。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滔天罪行，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