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局面

　　一、贯彻《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正当全国人民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下，“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两个会议之间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黑龙江省和全国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范围不断扩大，斗争对象不断升级，动乱程度愈演愈烈，全省局势陷入动荡之中。
　　1966年5月18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简称省委）书记处举行会议，决定成立由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任组长的省委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小组。5月29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贯彻《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次日，该报又刊登了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同时发表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省城哈尔滨的大专院校闻风而动，一些师生贴出声援聂元梓和批判本单位领导的大字报，有的还走出校园，把大字报贴上街头，甚至到处串连，鼓动停产和停课“闹革命”。许多学校很快掀起以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不断发生，一些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甚至瘫痪。为了稳定局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仿效北京市的做法，抽调二百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按照中央制定的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进行工作。
　　6月9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各级党委都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确定“文化革命”的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黑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6月10日，《黑龙江日报》发表文章，点名对哈尔滨话剧院院长刘相如，副院长李默林、王志超等人作为“反党集团”进行批判。随后，哈尔滨市又把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牛乃文、郑依平和章子冈3个市委领导揪了出来，作为一条黑线公开批判。
　　6月14日，省委召开全省工作会议，传达《五一六通知》，对进一步开展“文化革命”作出全面部署。从会议部署看，省委的指导思想很明确，那就是既要积极认真地开展“文化革命”，又要坚持党的领导，保持正常的工作秩序，使运动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但是，由于这种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对运动的想法不一致，所以不仅不能实现，而且还逐渐使省委自己陷入被动之中。6月中旬以后，一些学生和职工，不仅对文化战线“反动权威”进行批判，而且还把矛头指向本院校、本单位的党政领导。越来越多的学生走上街头，张贴大小字报，传播小道消息，进行串连，使一些机关、学校的工作和教学秩序更加混乱。7月29日和8月3日，在北京开会的潘复生两次打回电话，强调要坚决撤出工作组。这时毛泽东已严厉指责派工作组的行为，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决定工作组全部撤出。工作组撤走后，各院校党委的工作更加困难，省委的工作也更加被动。

　　二、“造反”组织的出现和省委陷入瘫痪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还强调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场运动只能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利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等等一系列“左”的错误方针。这些提法，更加束缚了各级党委的手脚，而闹事的青年学生则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无政府主义思潮更加泛滥开来。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在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中，表示了对他们“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8月18日，毛泽东还在接见大中学校师生时，戴上了“红卫兵”袖标，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红卫兵”组织都以“造反派”自居，同时按照6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口径，指责和自己观点对立或不一致的“红卫兵”组织为“保皇派”。由于观点的不同和利益的争夺，“造反派”的“红卫兵”组织之间不断地分化和改组。它们打出各种派别旗号，展开激烈的派性斗争。8月6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其实，1966年4月，哈军工已退出军队序列，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1975年，又在哈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基础上组建了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为保持历史原貌，现沿用当时哈军工的习惯称呼）主张造党组织反的学生宣布成立“红色造反团”，随后，主张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宣布成立“八八红旗战斗团”（简称“八八团”）。由于哈军工是全国重点军事院校，高级干部子女又多，因此它的举动带有示范性。在哈军工的影响下，哈尔滨工业大学（简称哈工大）、黑龙江大学（简称黑大）、哈尔滨师范学院（简称哈师院）、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等大中专学校也根据观点的不同，相继建立了“造反团”和“八八团”。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陆续成立了群众性的“造反”组织。随着运动的深入，一些观点相同或相近的群众组织开始联合进行“造反”活动，出现了跨院校、跨部门和跨地区的“造反”组织。
　　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明确提出除毛泽东外，还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未点名，但明显是指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人，直接点明了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锋芒所向。消息传出后，各地“造反派”很快就把斗争的矛头转向中央某些领导同志和当地党委的负责人。8月16日，哈军工“造反派”一些人冲进省委大院，贴出《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的大字报，并在院内演讲，使省委不能正常工作。当天晚上，省委召开书记处会议，通过了一项开展“省委是不是革命的”大辩论的通知，并在当夜通过有线广播播出。第二天清晨数万名干部、工人、学生集结到省委，支持省委的做法。各院校“造反派”则持相反的态度，声称这是省委搞的大阴谋，要求撤销这一通知。在这关键时刻，潘复生站出来表态，支持学生的“造反”活动，宣布“省委那个开展辩论的通知是错误的”。在8月18日在北方大厦门前召开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大会上，潘复生再一次公开支持造反学生炮打省委的行动，宣布“8·16”通知是错误的，予以收回。会后还戴上红卫兵袖标参加游行，成为全国第一个支持群众“造反”的省委第一书记。
　　“8·16”事件以后，造反学生更加有恃无恐。8月22日至23日，哈军工、哈工大等49个单位的“造反团”在省委门前联合发起“火烧省委大会”。要求揪出省委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提出要罢省长李范五和省委书记处书记王一伦的官，还把李范五从台上拖到台下，开了黑龙江省揪斗领导干部的先例。从8月25日至9月4日，各大专院校和省委、省人委的“造反派”分别召开5次从几万人到二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省委、省人委领导的大会。会上宣称“7·18”大会和“8·16”通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求罢李范五、王一伦、李力安的官。造反派给被批斗的省领导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反分子”、“黑帮”等罪名，给他们戴高帽子、挂大牌子、站板凳、搞喷气式，还给李范五剃了“鬼头”，对省委书记处书记陈雷大打出手，打得他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在此期间，全省各地的“造反派”也积极串连，掀起一股对各市、地、县领导干部的揪斗风、体罚风和抄家风。
　　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强调学生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用任何形式，来挑动工农斗争学生”。社论一播发，9月12日，哈尔滨市造反学生五万多人立刻上街游行。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省委有鬼，把省委的鬼揪出来”等口号，掀起了新一轮炮轰省委、揪斗省委领导人的热潮。在“造反派”的不断冲击下，省委书记处12名书记、候补书记，除潘复生外，全部被揪斗。9月14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王一伦、任仲夷、陈雷撤职反省，并呈报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至此，省委已处于瘫痪状态。9月22日，中共中央通知黑龙江省委：应以潘复生为首成立临时省委。次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宣布成立以潘复生为首的中共黑龙江省临时委员会。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指责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会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此后在哈的“造反派”连续召开十多次大规模会议，揭批省委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中反对造反、保护过领导干部的所谓“保皇派”。省委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仍一再进行检查，表示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些检查却屡遭造反派的否定和指责，说他们“蒙混过关”，是耍“阴谋”，搞“骗局”，使这些领导干部久久得不到解脱。

　　三、全省动乱局面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等文件都没有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提出明确的标准，也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的规定，致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日盛一日。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种种越轨不法行为都可以不受约束，对这些不法行为的干预都可以被扣以“镇压革命群众”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黑龙江省也和全国一样，很快就陷入大动乱之中。
　　导致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红卫兵”大串连。运动一开始，黑龙江省的一些“红卫兵”就冲出单位和校园，开始了学校和学校之间、单位和单位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串连。1966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员工免费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的大串连走向高潮。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到处煽风点火，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严重地搅乱了社会秩序，践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
　　“红卫兵”除了对各级党政领导不断“火烧”、“炮轰”、对广大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之外，还对长期同党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归国侨胞进行无情打击。那些阶级成分不好的人，特别是被称为“黑五类”的“地、富、反、坏、右”，更是首当其冲。不仅仅被打翻在地，还要被“踏上一只脚”。从“走资派”到“黑五类”，“红卫兵”在批斗时统统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叫他们站板凳、搞“喷气式”，甚至游街和殴打，其中大多数人还被抄了家。9月11日，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的35所学校的“红卫兵”发布“第一号通令”，从城市里驱逐“黑五类”。据统计，仅齐齐哈尔市，到10月10日，即有2650人被以“黑五类”名义强行遣离市区，到边疆或偏远的农村山区落户。在批斗中，致死致残事件不断发生，一些人因不堪侮辱和折磨而走上绝路。在“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下，人们常常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
　　从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之后，“红卫兵”就成群结队地冲向街头，喊着“砸烂旧世界”的口号，进行破“四旧”。他们不许女人擦胭脂、穿花衣服和高跟鞋，不许男人留长发、穿瘦腿裤。谁要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谁就会挨批斗甚至剃“鬼头”。“红卫兵”把他们认为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街道名、工厂名、学校名、商店字号甚至人名，统统改为带有“革命精神”的名称。9月27日，《哈尔滨晚报》报道中共哈尔滨市委根据“群众意见”，决定将哈尔滨市34条路、街更换新名。那些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文物古迹更是在劫难逃，很多古建筑、庙宇，古代、外国书籍和艺术品遭到巨大破坏。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大直街和红军街交叉路口的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尼古拉大教堂（俗称喇嘛台）被“红卫兵”拆毁，内藏的经卷、神像、器皿全部被毁坏或散失。别具一格的哈尔滨市极乐寺，先是被“红卫兵”捣毁了全部佛像、汉白玉狮子和铁鼎，后来又拆毁了钟楼、鼓楼和大殿明柱。
　　与“红卫兵”大肆破坏同时，在林彪、江青等人的鼓吹和怂恿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等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教条化、绝对化、庸俗化，要求人们“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人人都要胸戴毛泽东像章、手拿《毛主席语录》，对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每当毛泽东发表最新指示，全省从城市到农村，都要万民空巷，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在召开各种会议的时候，人们都要不断地举着《毛主席语录》本，进行“三敬三祝”。全省城乡还在主要街道两侧的建筑物上用油漆涂上红地黄字的毛泽东语录，大搞所谓“红色海洋”。这些类似宗教崇拜式的活动，既把毛泽东推向了神坛，又严重束缚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泛滥，导致了社会动乱的加剧。
　　1966年11月，在林彪、江青的蛮横干预下，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在工业交通系统和在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简称工业十条和农业十条），要求把运动扩展到工厂农村，这是造成全面大动乱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农村干部、党的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遭到批斗，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生产秩序陷于混乱。到1966年末，黑龙江省大、中、小学已全部停课，部分工矿企业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各级党组织全部陷于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