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批陈整风”和“批林批孔”

　　一、“批陈整风”和潘复生被撤职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为了夺取更多的权力，会议期间，林彪集团抓住是否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是否天才两个问题，展开了宗派活动。毛泽东察觉了林彪等人的阴谋，于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陈伯达。1971年4月起，在全国掀起一场“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9月13日，林彪阴谋武装政变未遂，叛国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就是“九一三”事件。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先后开展“批陈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兴风作浪，另搞一套，使包括黑龙江省在内的全国形势再次出现严重动乱。
　　197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按照中央精神进行了传达贯彻。197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2月28日至3月14日，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从6月上旬开始，黑龙江省各地相继召开了基层党员干部会议，把“批陈整风”运动逐步扩展到基层，与会人数达10万多人。到6月末，批陈告一段落，转入整风阶段。整风重点是县以上领导班子成员；整风内容是结合本单位实际，进行自我教育，搞清路线是非，开展自我批评，搞好团结。
　　结合“批陈整风”运动，黑龙江省还揭发批判了潘复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1971年3月至6月，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召开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揭发批判潘复生的错误。经揭发，潘复生的主要错误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标榜自己是“革命领导干部”，惟我独尊，违背组织原则，支持“造反派”揪斗、打击省委其他领导干部；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之后，坚持“左”的立场，不断发动所谓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斗争，把许多包括原省委领导干部在内的干部群众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长期不执行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关于解决黑龙江问题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继续坚持派性掌权，造成派性不断，武斗不止，使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等等。6月，中共中央决定对潘复生免职审查。8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潘复生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由汪家道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在批判潘复生错误的同时，黑龙江省还在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政策方面有所松动。1971年8月6日，经中共中央决定，杨易辰被任命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在10天后召开的中共黑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省委委员。

　　二、中共黑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精神，在全省整党建党的基础上，1971年8月16日至19日，中共黑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市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998人，列席代表174人，代表全省68万多名党员。为了突出所谓路线教育，大会组织与会人员学习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了党的九大文件和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批判了所谓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
　　会上，汪家道代表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作了题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乘胜前进》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由87名委员和2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黑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在8月21日举行的中共黑龙江省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由15名委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汪家道为第一书记，刘光涛为第二书记，傅奎清、于杰、张林池为书记。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批修整风运动的决议》。《决议》认为批修整风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是一次搞好自我教育的极好机会。要求县团级以上领导班子要实行开门整风，搞好思想路线爬坡。要认真落实毛泽东1月8日批示精神，反骄破满，提倡谦虚谨慎；反对说假话，提倡说真话；反对一言堂，提倡群言堂；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搞好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决议》还对各级党委加强对批修整风运动的领导作了具体要求。至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砸烂”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经过五年之后，又重新恢复，并开始工作。

　　三、从纠“左”到反形“左”实右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共黑龙江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根据内外有别，分步骤传达的规定，逐级向下进行传达。到10月下旬，听传达的人数已达1700多万。一场“批林整风”运动在全省范围内展开。12月11日以后，中共中央陆续批发三批《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省委按要求逐级向下转发，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向广大干部群众传达，并以座谈会、批判会等形式，揭发林彪、陈伯达的罪行。省委还按照中央要求，对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清查。
　　在“批林整风”期间，周恩来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作法进行纠正。为贯彻这一精神，黑龙江省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王一伦、任仲夷、李剑白等原省委领导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结合到省一级领导班子中来。又采取一些措施，使全省的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出现了转机。
　　但是，周恩来的纠“左”努力遭到靠“文化大革命”和极左思潮起家的江青集团的竭力反对。在周恩来和江青之间，毛泽东又一次错误地支持了江青。他作出林彪反革命集团决非极左而是极右，是形左实右，因而只许批右，不许批极左的错误决断，使全国也使黑龙江省的各项工作又陷入混乱局面。

　　四、“批林批孔”引发动乱再起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继续九大“左”倾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大）在北京召开。十大前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结合起来。1974年1月，中共中央把供批判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立即在全国开展起来。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得的权势，竭力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做文章。他们还大树所谓“反潮流”的典型，大反所谓“复辟回潮”。在他们的煽动下，全国各地又开始揪斗老干部，批判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代表人物，社会上又出现一些联络站、上访团之类的组织，拉山头，打派仗。
　　根据中央的要求，中共黑龙江省委于1974年1月29日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在全省开展批林批孔问题。1月30日，又召开全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广播动员大会，省委第一书记汪家道作了动员报告，第二书记刘光涛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有关文件。省委还决定把哈尔滨锅炉厂、黑龙江大学和肇州县庆丰大队作为运动的试点单位。
　　运动一开始，省内那些想再次夺权的“造反派”骨干分子立即活跃起来，以为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们重新纠集帮派力量，四下串连，企图把刚刚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里的老干部重新打倒，达到由他们掌权的目的。他们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写出“反复辟”、“反回潮”、反省委的大字报，指名攻击省委里的老干部是“复辟”、“回潮”的总代表。他们先后给江青、毛远新等人写了240多封信，诬告省委所谓“复辟”、“回潮”问题。他们还多次冲击省委、省革委，围攻、绑架、游斗省和哈尔滨市的领导同志，使省委、省革委长期不能正常工作。
　　面对这种混乱的局势，省委、省革委会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批林批孔”运动本身就是在“左”倾错误指导下进行的，加上江青集团的插手，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74年4月，在帮派分子闹得最凶的时候，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汪家道自行出走，离开了领导工作岗位。1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汪家道在黑龙江省的党、政、军全部职务，由刘光涛主持黑龙江省的工作。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黑龙江省工交、文教等战线也遭到严重冲击。一些企业的造反派打着江青一伙鼓吹的“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等错误口号，煽动停工停产，造成许多企业生产下滑，铁路运输秩序混乱。教育战线在批判“师道尊严”和提倡“反潮流”的浪潮冲击下，把学校刚刚建立起来的教学秩序和管理制度，指责为“复辟”、“回潮”，把忠于职守、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诬蔑为“复旧”、“复辟”的典型，一些学校又出现了“领导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在文艺界“反右倾”、“反回潮”运动中，江青一伙先后发动了对晋剧《三上桃峰》和湘剧《园丁之歌》的批判。在此影响下，黑龙江省也批判了以反映刘少奇1964年视察小兴安岭林区为背景的话剧《松涛曲》。“批林批孔”运动这一系列作法，使黑龙江省在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好转的经济形势，又重新遭到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