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从全面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全面整顿

　　1973年3月10日，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下，邓小平恢复工作。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统揽全局，抓住要害，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使全国形势迅速好转。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指出：全国各方面都要整顿。工业、农业、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搞好安定团结，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注意落实党的政策，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他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要求搞好科学技术工作。他的这些讲话，促使人们从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醒悟过来，有力地推动了整顿工作的开展。
　　1975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集中解决全国铁路运输问题。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共黑龙江省委于3月11日、3月16日和4月8日，分别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全省地、盟、市委工业书记会议和全省电话会议，贯彻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关于安定团结和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传达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要求全省不仅铁路部门，所有的厂矿、企业，都要认真整顿，把生产搞上去。会后，全省铁路、厂矿、企业等各个部门都在学习的基础上，结合生产实际，建立完善了规章制度，明确加强了岗位责任制，掀起了生产的热潮。许多部门和单位还在学习讨论中，大摆派性的危害，决心提高认识，克服派性，增强党性。铁路部门还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逮捕了一小撮破坏铁路运输的“造反派”坏头头，使整顿工作迅速收到显著效果。全省铁路、厂矿、企业等部门的生产秩序明显好转，生产纪律明显加强，职工出勤率、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哈尔滨铁路局日装卸车总数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生产事故明显减少，列车正点率大大提高。其他工矿、企业的整顿工作也取得很大成效。大庆油田原油产量达到4625.9万吨，比1974年增加520.3万吨。省广播事业管理局研制成功了10千瓦中波脉宽调制——调幅广播发射机，把中国该项技术提高到7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哈尔滨市解放以来最大的电力工程——哈尔滨市热电厂第三期10万千瓦机组扩建工程也在这年建成发电，使全市发电能力增加72％。全省财政系统认真整顿财政纪律，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使1975年全省财政任务超额完成。1975年11月9日，中共黑龙江省委批转省工交办《关于全省工交战线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总结和推广了整顿过程中的一些经验。
　　还在邓小平提出全面整顿的初期，1975年3月1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省革委会就在巴彦召开了全省学大寨会议。省委主要负责人刘光涛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和全国春耕和农田基本建设会议精神，按照整顿的要求部署了全省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任务。9月15日至10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邓小平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整顿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全国四届人大提出的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关键。10月28日，省委召开省直机关、省军区、驻军部队负责人会议，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11月11日至17日，省委又在呼兰县召开省直部、办、委、局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全国学大寨会议文件，提出了今后5年全省普及大寨县，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奋斗目标。会后，省委领导分工深入基层抓典型，指导基层搞好以“土、水”为中心，“土、水、肥、林”相结合，因地制宜，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农田基本建设，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入，调动全省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从1975年4月中旬开始，黑龙江省按照邓小平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的指示，在全省各地、市、县机关、企业等部门和单位着手进行整顿党的工作。整顿中，首先组织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学习文件，重点学习毛泽东“三项指示”，学习周恩来在全国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以及邓小平《军队要整顿》、《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讲话。在学习的基础上，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每个领导班子成员都针对个人存在的问题，积极开展思想斗争，并提出整改措施，积极解决和克服自己存在的问题和缺点。整顿中还对派性严重的成员进行了批评和斗争，个别的进行了组织调整。通过整顿，全省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增强了克服和抵制派性的自觉性，解决了一些领导班子中存在的“软、懒、散”的问题，保证了整顿工作顺利进行。
　　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省委还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调整和落实了文艺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先后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安排了适当的工作；解除了对一些优秀文艺作品的限制，改变了文坛近十年荒芜的局面。

　　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在邓小平主持下对全国各个领域所作的整顿，虽然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但也触及到“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必然要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1975年11月，在“四人帮”的诬告下，毛泽东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共黑龙江省委按照中共中央要求，首先在省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然后逐级进行传达，在全省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浪潮。在运动开始时，中央并未要求传达时点邓小平的名，但在1976年2月12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上，省委主要负责人却提出要点名批判邓小平，由于多数常委不同意，未能通过。结果，在2月16日召开的全省各地、盟、市委书记和省直部、办、委、局负责人会议上，这位负责人还是抢先点名批判了邓小平。
　　黑龙江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首先是从教育战线开展起来的。1976年2月12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教育革命大辩论”汇报会，要求深入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政治纲领和理论基础。这场所谓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实质上是要全面否定整顿中在教育战线上所提出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打击坚决执行这些政策和措施的领导干部和教师。“辩论”中，竟然把一些教师说的学生不好好读书、教育质量有所下降的话，当作“奇谈怪论”加以批判。在批邓的同时，还把辽宁朝阳农学院树立为“与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典型，要求大、中学校都要学习，使刚刚恢复教学秩序的大、中学校又陷入混乱之中。其他战线也和教育战线一样，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影响下，刚刚出现的稳定局势又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1976年1月8日，中国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引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但“四人帮”却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4月4日清明节这天，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的干部群众达200多万人次。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愤怒痛斥“四人帮”的罪恶。这就是所谓“天安门事件”。结果，“天安门事件”在“四人帮”的左右下，被定为反革命事件，于4月5日晚被镇压下去。事后，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天安门事件”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却鲜明地表明了人心的向背。持续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灾难，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大的怀疑和憎恶；整顿给国家带来的变化，给人们带来希望，人们把恢复社会秩序和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身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后对邓小平的不公正对待，既使人们又一次失望，也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们返回全国各地的同时，也把“天安门事件”所反映出的这种精神和意愿带了回去。黑龙江省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到处都在议论“文化大革命”，人们正在议论中觉醒。
　　“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黑龙江省委致电中共中央，支持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还举行了所谓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同时在全省开始清查“天安门事件”参加者的行动。4月14日至16日，省委召开地、盟、市委负责人和公安局长会议，研究落实4月8日《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和4月13日公安部《关于认真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把追查工作当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抓紧抓好。在清查所谓“天安门事件”参加者和“反革命谣言”制造者的过程中，全省又有许多无辜的人受到拘捕和审查。4月20日，省委召开地、盟、市委和省直部、办、委、局负责人会议，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讨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问题。毛泽东在这些“重要指示”中，虽然极力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对于在实践中逐渐觉醒的大多数干部群众来说，已经很难有说服力了。因此，在省委召开会议之后，尽管各地都陆续召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在报刊上也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但效果却很差。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把邓小平为纠正“左”倾错误、搞好整顿工作而组织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论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三个文件诬蔑为“三株大毒草”，发动进行批判。7月23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省委主要负责人又抢先提出对“三株大毒草”进行批判，比全国报刊公开批判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多月。“四人帮”本来想借批判“三株大毒草”搞臭邓小平，但人们从印发的这些材料中，却发现邓小平坚持的是利国利民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反而增加了对他的了解和信赖。

　　三、“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此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华国锋、叶剑英经与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于10月6日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黑龙江省各方面工作带来严重危害：
　　首先是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混淆是非，主张“踢开党委闹革命”，支持“造反派”“全面夺权”，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名义，把大多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各级领导人打倒，把各级党和政府机构统统推翻，使全省局势陷入长期混乱之中。据统计，黑龙江省被揪斗的各级领导干部98600多人；制造冤、假、错案81155起，涉及117840余人；非正常死亡6462人，致伤致残5635人。
　　其次是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社会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在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迫害，各级领导机关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在党纪国法被弃置不顾、公安司法机关无法行使职权的情况下，一些野心分子、冒险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却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乘机而起。他们打派仗、搞武斗，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正常工作，成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依靠的社会基础，对黑龙江省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威胁。
　　三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严重歪曲，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泛滥。林彪、江青一伙“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对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使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断、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现象不断滋长。在大批判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东西去批判，而集中代表毛泽东“左”倾错误观点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却被广泛宣传和推广。这个理论完全违背了中国的实际，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掌握政权，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还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结果，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在全省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四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由于打击迫害知识分子，宣扬“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在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上制造了无数“禁区”，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贻误了整整一代人，文化战线也是一片荒漠。在缺乏精神食粮的情况下，一些人品格低下，道德沦丧，他们以“权”为中心，“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走后门，拉关系，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败坏了党风，败坏了社会风气，为黑龙江省今后的发展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