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的情况下，使日本侵略军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主要城市及南满、安奉、吉长铁路沿线地区。9月24日，日军一部乘四洮路列车向洮南进犯，25日，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投敌，日本侵略者便以张海鹏叛军为前驱进犯黑龙江省。10月10日，张学良委任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10月13日，张海鹏派3个团的叛军北犯龙江，16日拂晓在嫩江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全部击溃。为阻止敌军再犯，守桥部队将嫩江江桥破坏二孔。26日，日军借口“匪患”进占四洮路，30日沿洮昂路向嫩江江桥进犯。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几次向代理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通牒，限一周内修复江桥，被马占山严词拒绝。11月4日，日军向我江桥阵地发起进攻，黑龙江省防军爱国官兵奋起抵抗，从此开始了嫩江桥的浴血抗战。
　　江桥抗战从11月4日开始，到18日结束，马占山率黑龙江省防军，在齐齐哈尔等地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江桥、大兴、三间房地带，坚持抗战半个月，打死打伤日军1600多人，伪军700多人，打击了日本关东军的侵略凶焰，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日御侮的斗争精神。在日军不断增兵及飞机、坦克、大炮相配合进攻下，马占山率部于18日下午6时撤出阵地。19日午后，日军进入齐齐哈尔，黑龙江省城沦陷。
　　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先调主力南下，于1932年1月3日攻占锦州，后又北上进攻哈尔滨。正当哈尔滨形势岌岌可危时，依兰镇守使李杜率军和冯占海部于25日进入哈尔滨布防，27日，李、冯部队在上号、三棵树击退了伪军于琛澂部。1月30日凌晨，赵毅率部在双城堡东十里铺将伪军刘宝林部全部消灭，当日晚在双城堡火车站伏击，歼灭北上日军数百名。31日，在日军增援后的优势兵力进攻下，双城堡失守。当日，李杜召集在哈尔滨的抗日将领开会，成立了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发表了抗日讨逆通电和告民众书，号召军民一体奋起抗战。2日，日军逼近哈埠南郊，3日至5日，自卫军各部在哈尔滨外围（市郊）进行了哈尔滨保卫战，5日午后4时，哈尔滨被日军占领。
　　哈尔滨沦陷后，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战走向沉寂，各地义勇军抗战继之而起。直到1933年1月初，黑龙江地区的城市和铁路沿线才被日本侵略军全部占领。
　　日本侵略者为对中国东北实行长期的殖民统治，在武装占领东北各地的过程中，就开始了建立伪政权的活动，组织所谓的“地方维持会”，策动汉奸宣布“独立”。1931年9月27日，汉奸张景惠组织了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11月19日齐齐哈尔陷落后，日本关东军即扶植汉奸吉德纯等成立了“黑龙江省城地方维持会”，并由该会推荐在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任伪黑龙江省省长。鉴于当时黑龙江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张景惠未敢去齐齐哈尔赴任。直到1932年1月1日，张景惠才在哈尔滨发表“独立宣言”，宣布黑龙江省和东省特别区同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
　　1932年3月1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手策划下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伪满初期，日本侵略者为控制地方势力的发展，实行高度集权的统治，由伪中央各部的总长兼任各省伪省长，在省下设总务厅，由日本人担任总务厅厅长（1937年实行次长制后，日本人任次长）掌握实权。1934年10月11日，伪满洲国公布“省公署官制”，将包括热河在内的东北4省，划分为14省。今黑龙江省被划为滨江、龙江、三江、黑河4省和哈尔滨特别市、北满特别区（1936年1月1日撤销）。为进一步实行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政策，1937年增设了牡丹江省，哈尔滨由特别市改为普通市；1939年增设北安省和东安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把中国东北变为对苏战争的前沿阵地，又指使伪满洲国在东部将牡丹江、东安、间岛3省合并，设立东满总省。在西部内蒙地区设兴安总省（包括原兴安东、南、西、北4省），这两个总省的伪省长都由日本官吏直接担任。在县一级，1932年7月5日，伪满政府公布了县的官制，把县知事改称县长，日本人任的县自治指导员改为县参事官，（实行次长制后改为副县长）。1939年推行对苏战备的“北边振兴”计划后，把边境县的县长也都换成了日本人。在基层，1936年以前沿用原有的保甲制，1936年后开始实行“暂行街村”制度，即在县城实行街制，在农村实行村制，以街、村作为伪满的基层政权机构。
　　为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维护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庞大的日伪军警宪特组织。
　　日本关东军不仅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它还是日伪统治时期镇压和屠杀东北人民的大本营和刽子手。1941年以后，驻东北的关东军号称百万（实际约85万），仅在黑龙江地区边境一带就驻有10个师团，约有50万人。
　　关东军宪兵队是日伪军警镇压机关的首脑，每次日伪联合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都有它参加，并都处于核心的指挥地位。关东军在东北还设有庞大的间谍特务网，关东军情报部（特务机关总部）设在哈尔滨，在牡丹江、东安（今密山）、佳木斯、黑河、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均设有分部，构成了遍及东北各地的日本关东军间谍特务网。
　　伪满洲国军队处于日本关东军的直接控制下。关东军先派顾问团，后又派大批日本人到伪满的“国军”中充任各级指导官进行控制。1945年伪满洲国军队达15万人，共分11个军管区，其中第三（齐齐哈尔）、第四（哈尔滨）、第六（牡丹江）、第七（佳木斯）、第八（北安）、第十一（东安）等6个军管区和江上军（司令部在哈尔滨）在今黑龙江省境内。
　　为实行法西斯的高压政策，日伪建立了庞大的警察队伍和警察机构。从1932年3月起，在伪民政部设警务司，各省设警务厅，县设警务科，下设警察署，主要镇、乡（或村）设警察分驻所。与警察机构相配合，1937年建立了名为保安局的特务组织，对外指向苏联，对内是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各地普遍建立了特别侦察组织的活动据点，如哈尔滨的“冈田洋行”、“伊伯利亚饭店”、“游览船组合”、“宝石商店”；齐齐哈尔的“北满资源调查局”、“村田商店”、“经济吃茶店”、“龙江饭店”等，都是其活动的主要据点。
　　日伪在建立军警宪特暴力组织的同时，还在东北实行了一整套“治本”、“治标”的法西斯统治政策。
　　所谓“治本”，主要是指对殖民地人民的统治和镇压，主要内容有：清乡、没收民间武器，实行保甲制度，推行“集团部落”（即并大屯），开展爱护铁路运动，成立自卫大队，修警备路、设警备网，净化街村等等。为割断抗日武装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从1934年起，日伪在农村实行残暴的“集团部落”政策，以武力强迫山区和半山区的农民，离开家园到敌人指定的“部落”（即大屯）去住，敌人把农民原来的房屋烧毁，使土地荒芜，造成大片无人区。“部落”四周以土墙、壕沟、架设铁刺网与外界隔开，“部落”四角设炮楼，中央设警察派出所，12岁以上居民发给居住证、通行许可证，人民的言行都受到监视。到1939年日伪在东北共建成13451个“部落”，其中半数以上分布在今黑龙江省境内。
　　所谓“治标”，主要是指对抗日武装的“讨伐”和对中共地下党组织、抗日团体及反满抗日爱国者的“检举”（即逮捕）。从伪满傀儡政权建立起，日伪就对东北各地抗日武装进行连续不断的“讨伐”。仅1935年1月至12月，日伪军在东北各地“讨伐”，共杀害东北抗日军民15695名^①。1937年夏到1939年春，日伪出动5万多兵力，对三江省一带的抗日游击区，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放火毁坏了大量村庄，捕杀了数以万计的武装抗日人员和爱国群众，破坏了许多抗日游击基地和密营，使战斗在这一地区的抗日联军各部普遍受到很大损失。在城市则进行“大检举”（即大逮捕）。如1934年春的哈尔滨“大检举”，使满洲团省委遭受严重破坏；1937年4月15日的“全满大检举”，使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8年3月15日的下江“大检举”；1940年三肇“大检举”；1943年的巴（彦）木（兰）东（兴）“大检举”，每次“大检举”都使成百成千的革命志士和爱国群众断送了性命。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侵略者还在黑龙江地区建立细菌工厂，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准备进行细菌战争。1932～1933年日本细菌战思想家、军医石井就在满沟（即肇东）、背荫河等地进行过细菌“研究”活动。1936年按日本天皇裕仁的密令，关东军在东北设立两个准备进行细菌战的部队，一个在哈尔滨以石井主持的“细菌研究所”为基础，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6月改称第七三一部队；一个在长春附近的孟家屯，称“关东军兽类防疫部”，由若松主持，后秘称第一〇〇部队。1938年后日本在哈尔滨平房建立起一座细菌试验工厂（军用市镇），占地30多平方公里，拥有工作人员3000多人。该厂除设有许多试验室外，还有自己的航空队、靶场、监狱，并在海拉尔、牡丹江、林口、孙吴等地建立4个支队。该部队培养鼠疫、霍乱、伤寒等各种细菌，专门制造自来水笔式和手杖式投掷器、瓷质飞机弹等散布细菌的特种武器；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以被捕的中国抗日军民和少量苏联侨民即所谓的“马路大”为实验对象，有的被注射细菌，有的强迫喝带细菌的水，有的被绑在靶场的柱子上受细菌感染，有的被放在－30℃～－40℃的冰天雪地里进行冻伤试验……从1940年到1945年，至少有3000人因被细菌实验而惨死于在这座杀人工厂中。日本投降前，侵略者为消灭罪迹，自行将该细菌工厂炸毁。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经济进行垄断，首先是夺取经济命脉。“九·一八”事变后，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满铁”开始全面霸占东北铁路及其他水陆交通设施。1932年2月，“满铁”以“委托经营”的方式，夺取了东北铁路等交通设施的经营权。1935年3月，日伪苏达成关于“让受中东铁路的协定”，同年末，“满铁”接管了中东铁路的全部业务，垄断了东北的全部铁路、水陆交通设施。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军事战略的目的，实现其“满蒙铁路网”的侵略计划，从1932年到1939年在黑龙江地区修筑了拉滨路、哈尔滨新江桥（使呼海路同中东路连接），修筑北安—宁年铁路，使齐克路与呼海路连接；修筑北黑路、图佳路、林口—密山—虎林铁路、绥佳路等，大大扩充了东北北部的战备铁路网。
　　在金融方面，日本对东北原有的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和黑龙江官银号等四大行号进行武装占领。1932年4月成立伪满洲中央银行，当年7月1日，该行总、分、支行等正式开业，它垄断了东北的货币发行，集中信贷管理，控制国民经济，成为日本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与掠夺的重要工具之一。
　　从1932年6月到1933年1月，随着日本侵略军对东北各地的占领，夺取了大连、滨江、营口、安东、珲春、延吉、黑河等全部东北海关。到1935年末日伪接管中东路时，日伪成立的“满洲电信电话股份公司”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通讯业。
　　日本侵略者为把东北变为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对东北经济实行了严厉的统制政策。1931年12月关东军提出的《满蒙开发方策案》要点指出：要确保平、战两时的军需资源；满蒙开发要为日本经济做出贡献；实行“日满一体的计划经济”等等，这就把东北经济纳入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轨道。1933年3月1日公布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规定：“对重要经济部门加以国家统制。”1937年伪满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规定：武器制造业、飞机、汽车、液体燃料、金属冶炼、煤矿、毛织、棉纺织、麻织、制粉、麦酒、制糖、制烟、制碱、肥料、纸浆、油坊、水泥、火柴等19种有军事意义的产业为统制产业。在“日满共存”、“日满一体”的口号下，通过实行“统制”经济，使日本独占了东北的一切重要产业。
　　1942年10月，伪满又公布了《产业统制法》，对一般产业也实行“统制”，使日伪的“统制”经济已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日伪的严厉统制经济政策下，东北地区的中国民族工业受到了严重摧残。以面粉业为例：1931年哈尔滨有民族资本制粉厂27家，到1945年只剩下7家，并大都处于停产状态，连东北著名的双合盛制粉厂，1944年也变为加工玉米面，全年开工不足60天。1931年哈尔滨有民族资本榨油厂33家，到1945年只剩下10家，且都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日本帝国主义把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它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32年10月到1936年3月，日本对中国东北的5次武装移民全部移入到今黑龙江省的佳木斯、依兰、绥棱、密山等地，共移入2900户、7296人，掠夺土地约270万亩。日本对东北更大的移民侵略，开始于1936年制定的百万户移民计划。日本计划从1937年起到1956年止，20年内，分4期（每5年为一期），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日本移民计划占地的73％分布在今黑龙江省。到1943年，日本已移民东北40771户，约20万人，其中79％以上的人移至黑龙江地区。
　　为把东北作为日本粮食的主要供应基地，加强对东北粮食资源的掠夺，日伪从1941年开始实行粮谷“出荷”（即强迫农民售粮），后又实行“彻底搜荷”，由伪中央把拟定的“出荷”粮数摊派给各省，再按春季种地垧数、定的标准产量摊派给农民，秋后不管收成好坏，必须按所定数量缴纳“出荷粮”。据统计，龙江、北安、滨江等10省市的“出荷”量，占当地粮食产量的40％以上，其中北安省的“出荷”量高达产量的53.5％。1943年龙江省拜泉县遭受雹灾，农作物减产三成以上，日伪仍按摊派数强迫“出荷”，农民被迫把口粮、饲料、种子都交了“出荷”。起初农民交“出荷”还给少量的钱，1943年起改为特配棉纱棉布。农民交几石“出荷”粮，只能换回几尺布。黑龙江各地到处都有因日伪催“出荷”农民的房屋被烧毁，农民被杀和自杀的惨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又抛出了“配给统制要纲”，加强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和迫害。从粮食开始，对食盐、酱油、面碱、煤炭、棉花、棉布、衣服、鞋袜、火柴、蜡烛、纸张、砂糖、烟草等生活物资均实行“通帐配给制”，居民以日伪发给的“通帐”为凭证，到指定的配给店购买。配给的数量很少，质量很差，根本不能保障人民最低限度的需要。据1943年《滨江时报》载：当时哈尔滨市中国居民成人每人每月配给食粮9公斤（其中高粱米7公斤，小米、豆类各1公斤），老年人、小孩每人每月配给高粱米2公斤，小米、豆类各1公斤。至于大米、白面则完全用于军需或供应日籍人员，普通东北民众如存放或食用大米、白面被日伪查出，即被视为“经济犯”，予以重罪。在农村，由于日伪的严厉统治，使许多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当时有许多农民家中没有被褥，甚至没有衣穿，麻袋、洋灰袋（即水泥袋）、干草、玉米皮等都成了人们御寒遮体的用物。城乡人民因断粮而自杀的现象到处都有。1942年1～5月，仅双城、依兰、绥化、鹤岗等地因断粮而自杀者达340人。据1942年伪《警务书类缀》中记载：桦川县进入6月以后，有总人口20％（即4万人）断粮。
　　日伪为强化对劳动力的统制，1941年9月，颁布了《劳务新体制要纲》，对劳动力的招募、分配、管理、流动、工资等实行“统制”。1942年11月，伪满颁布《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凡年龄达到20～23岁的青年男子，未被征为“国兵”者均必须参加勤奉队，3年内服役12个月。主要从事军事工程营建，铁路及公路修筑，水利、造林、土地开发等艰苦繁重的劳动。1942年末，日伪又颁布了《学生勤劳奉公令》，规定大中学校学生，每年进行1个月至45天的劳役，不能完成勤劳奉公劳役者不准毕业。后来勤劳奉公活动更多，各级学校的学生几乎停课，常年劳役。
　　日伪强制征集劳动力的最残酷的政策就是“派劳工”和“抓劳工”。1942年2月，伪民生部颁布了《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即摊派劳工的法令），从此，凡劳动力不足的军事工程、工矿井下作业及带有军事性质的工程，均由摊派劳工来解决，由伪中央经伪省、市、县公署层层下达指标到基层。除摊派劳工外，日伪还常常以“紧急劳动力供出”名义，强行抓“浮浪”，用刺刀来解决劳动力之急需。据《劳工档案》354号记载：仅1942年关东军就抓捕劳工219328人。日本侵略者还把从关内抓来的战俘或游击区的和平居民押送到东北，驱至边境地区营建军事工程，或送到煤矿、铁矿去从事井下采掘等，被称为“特殊工人”。从1941～1945年，日伪每年役使的劳工都在200万人以上。由于运送和劳动现场条件的恶劣，劳动时间长，劳役重和饥饿、疾病等造成大批劳工死亡。日伪在修筑军事工程中，怕劳工泄漏“军事秘密”，工程完工即对劳工实行集体屠杀。所以，在各个役使劳工比较集中的工矿，解放后都发现有埋葬中国劳工尸骨的“万人坑”。
　　日本在东北推行的殖民主义思想文化教育，主要是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培养日伪统治下的顺民。1932年伪满洲国刚建立就发布通令，在东北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对有中华民族意识的书刊一律禁止，并强行输入日本法西斯的书刊。对有抗日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以“思想犯”之名进行逮捕、监禁和杀害。在东北各地制造了许多逮捕爱国师生的罪恶事件。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日伪实施殖民主义奴化教育的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教材，用日伪的课程设置、教材以代之。从1937年起，伪满实行“新学制”，各级学校都加强了殖民地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必须虔诚地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洲国皇帝，必须赞颂“日满亲善”和“五族共和”的“王道乐土”；必须拥护“大东亚圣战”……每日要向皇宫、帝宫遥拜，要用满（汉）、日语背诵“国民训”、“诏书”。这种反动的奴化教育反映在课程设置上，就是不讲中国历史课，只讲日本和伪满洲国的所谓“历史”，各级学校都开设“建国精神”课，并强迫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日语，日语课时数同满语（即汉语）大致相等，妄图使东北青少年一代忘记自己的祖国，只知道是“满洲国人”。在日伪的统治下，黑龙江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据日伪统计，1936年哈尔滨市的儿童就学率仅达学龄儿童的36％，三江省只达12％。

　　①《最近时期满洲国之治安》，附表二《日满军讨伐匪贼成果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