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经济和各项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一、农业生产

　　东北沦陷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黑龙江地区农业生产逐年衰退。1946年至1947年，各省实行土地改革，组织农民生产互助，换工插犋，并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不仅把熟地全部种上，而且还开垦了不少荒地，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仅据黑龙江省统计，1947年比1946年扩大耕地面积445万余亩，扩大水田14万亩，粮食产量增加41万余吨，达到256万余吨。
　　1948年春，黑龙江地区土地改革相继完成，各省委先后召开群众工作会议或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确定把组织与领导农业生产作为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领导农民开展了农业大生产运动。
　　第一，制定农业生产各项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针对农村中存在的怕冒富、怕再斗再分等各种思想顾虑，各省委、省政府相继发布文件，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政策。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农村各阶层的财产私有权，明确宣布农民分到的土地和财产均归个人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实行公平合理、公私兼顾的负担政策，按照常年产量和土地等级，规定统一的农业税率，平衡负担；奖励勤劳致富，奖励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奖励精耕细作和开垦荒地，奖励提高农业生产的各种技术发明等；加强区村干部与群众的生产教育，强调组织“二流子”参加劳动；大批发放农业贷款，扶助生产。据统计，黑龙江地区各省1948年发放农业贷款49亿元。
　　第二，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组织农民换工插犋，生产互助。在劳动互助中，坚持自愿两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以自愿结合为基础，说服农民使劳动力少的、弱的分别组织在各小组之内，保证了春耕生产。在夏锄中，各地普遍对生产互助组进行了检查，认真总结经验，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充分发掘了劳动力的潜能；大批妇女参加了生产，对改造“二流子”也起了很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合江省组织起来的户数占77％，松江、黑龙江两省组织起来的户数占80％，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大生产运动。
　　第三，采取各项具体措施，帮助农民搞好生产。一是帮助农民解决耕畜、农具、种子的困难。黑龙江省从哈尔滨、齐齐哈尔、热河等地买进牛马2万余头（匹），合江省到外地买牲口1.5万头，解决了耕畜的困难。松江省原计划增加牲畜8856头（匹），由于农民大量购买牲畜，实际增加45739头，比原有牲畜增加5倍多。提倡改良农具，开荒洋犁在各地普遍使用，锄草机、轱辘犁在一些地区开始推广。为解决农民种子的困难，合江省向农民贷出麦种130万公斤，调剂稻种100余万公斤。二是兴修水利，奖励垦荒。嫩江省68天动员民工38.9万人，大车3669辆，修成水利设施23处，补修河堤、护岸113公里，使330万亩庄稼免受灾害。黑龙江省挖顺水沟83条，长达380公里，救出庄稼88万余亩。合江省防水治涝组织人工42万人，修筑防水堤、顺水壕长达500公里。松江、合江、嫩江3省共开荒337万亩，为增产粮食打下了基础。三是改进耕作法，提高农业技术。各地改变粗放耕作方式，精耕细作，多施肥，多铲？，并注意防治病虫害，保证了产量的提高。
　　第四，发展国营农场。1947年，通北、赵光、宁安等第一批国营农场开始建立起来。1948年，松江、嫩江、合江、黑龙江4省国营农场发展到8处。一些县也开始建立农场，合江省各县创办农场共26处，嫩江、黑龙江两省各县创办农场15处。农场的建立对推动农业生产发挥了指导作用，并成为国营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党和政府领导下，1948年农业大生产运动取得显著成绩。据统计，黑龙江省1948年耕地面积比1947年增加242万亩，水田面积扩大7.78万亩，粮食总产量比1947年增加53.7万吨，达到309.8万吨，比伪满1935年的最高产量增加29.4万吨。合江省粮食总产量达到86.4万吨，比1947年增加17万吨，比原计划增产1.67万余吨。嫩江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45.4万余吨，增产近35％。农业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农民的生活普遍提高。
　　1949年初，各省相继召开省劳模大会，表彰奖励1948年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坚定了生产发家、劳动致富的思想。同时，各省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发展农业生产，使1949年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有了明显提高。黑龙江、松江两省使用新式农具2000余台。各地注意选择优良品种，并采取了冷水温汤浸种技术，预防病虫害。黑龙江省推广苏联小麦种子450吨，满金仓豆种0.75万公斤。其次，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黑龙江省、松江省增加耕地243万亩。第三，兴修水利，抗灾救灾。松江省投资248亿元，兴修了密山、连珠山、汤原汤旺河、拉林背荫河3处较大的水利工程，修排水壕161公里。黑龙江省新筑河堤691公里，修建护岸排水工程46处，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1949年7月，黑龙江、松江两省遭受20年来未有的大旱，两省人民经过抗旱斗争，仍夺得了农业好收成。仅据黑龙江省统计，1949年总产量达到322万余吨，比1948年增产12万余吨。

　　二、工业生产

　　日本投降前夕，侵华日军对黑龙江地区工业设施进行了大肆破坏，工业生产几乎陷于瘫痪状态。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遣干部接收了敌伪经营的工矿企业，收归国营，逐步恢复生产，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的工业经济。国营工矿业主要有鹤岗煤矿、鸡西煤矿、乌拉嘎金矿、驼腰子金矿、黑河金矿、八面通金矿等，由东北政委会工矿处领导。鸡西、鹤岗两大煤矿从恢复生产到1948年共产煤677万吨。据1948年统计，黑龙江地区各金矿产沙金5.71万两。电力工业方面，到1947年恢复了镜泊湖、牡丹江、鸡西、佳木斯、北安、哈尔滨等11个发电厂、发电所。森林工业方面，主要是接管了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牡丹江和完达山林区各林场、火锯厂，逐步修复了森林铁路。各省建立了林务局或林业局，恢复了林业生产。黑龙江省从1947年至1948年10月生产木材1200余万立方米。轻工业方面，主要有东北毛织厂和从瓦房店迁至牡丹江、佳木斯的东北第一、第二纺织厂，1948年正式开始生产。为适应战争需要，东北军工部在哈尔滨、佳木斯、鸡西等地建立了14家兵工厂。机械、化学、水泥等工业也都恢复了生产。
　　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黑龙江地区各省认真加强对工业生产的领导，加强企业化经营，推行民主化管理，大力发展国营工业企业。松江省向企业派遣干部700人，加强企业管理，克服经营紊乱的现象。各国营企业逐步建立了成本核算、定额管理等各项制度，初步做到了经营企业化，增加了产量，提高了产品质量，减低了生产成本。如鹤岗煤矿1949年4月生产原煤14万吨，5月份实行定额管理，生产逐步上升，9月份原煤产量达到16.7万吨。哈尔滨棉织厂实行成本核算，减低成本达87％。与此同时，各企业贯彻管理民主化原则，相继成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充分发挥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各企业还开展了生产竞赛运动、反贪污浪费运动和创新纪录运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超额完成了工业生产的任务。据统计，1949年松江省工业生产超过原计划28.85％。
　　在恢复和发展国营工业的同时，地方国营工业（当时称为公营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公营工业的来源，主要是接收敌伪遗留的和没收汉奸、地主的企业，也有一些是民主政府集资兴建的。其种类主要是粮谷加工业、烧锅、油坊、火磨等。还有一些小型工矿企业，如合江省新组建的铁工厂，有各种机床20余台。双鸭山煤矿于1947年开始建设，只有5个坑口，日产煤90吨；到1948年，坑口增加到13个，日产煤1000吨以上，完成了18万吨原煤和1万吨焦炭的生产任务。嫩江省于1948年对所属企业进行整顿，将原来11家纺织厂合并为4家，加工业由61家合并为39家，新建了玻璃厂、亚麻厂、制药厂等，全省公营企业达到了92处，职工1400余人，总资金达到590余亿元（东北币）。
　　在党和政府的扶植下，私营工业也有很大发展。1945年末，齐齐哈尔市仅有私营工商业378户，到1946年8月发展到504户。大多数工厂实行了分红制，调动了工人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私营工业生产的发展。在土改运动中，一些地方农民进城斗争地主兼营的工业，使私营工业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1948年1月，各省委分别发出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指示，纠正了“左”的错误，并采取贷款、补偿和免税等办法扶植私营工业，使私营工业重新发展起来。据哈尔滨统计，1948年3月新开业工业达1537户。牡丹江市1947年有私营工业630家，到1948年9月发展到1238家，增加近1倍。佳木斯市1948年新增工商业800余家。1949年初，哈尔滨市私营工业发展到10865家。
　　公私合营企业和外侨企业也有发展。1948年成立的哈尔滨企业公司属公私合营性质，拥有资金35亿元，国家投资占35％，其余为吸收各行业的私人资本。外侨工业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市，经营者为美国、苏联、英国等14国的外侨，经营行业包括纺织、铁工、木材、电料、印刷等47种行业，共322家，资本金额达162亿元。
　　这一时期，各省手工业合作社也有较快发展。仅据1948年统计，合江省发展生产合作社90个，生产供销综合性合作社20个，各合作社附属的小工厂、小作坊131个，包括油房、铁匠炉、木材铺、农具厂等16种行业。哈尔滨市有纺织合作社166家。嫩江省的昂昂溪苇席合作社是经营较好、规模较大的合作社之一，资金达30余亿元，合作社工人1500余人，最多时达3000余人。

　　三、商业贸易

　　国营商业在黑龙江地区商业贸易中起着领导作用。1946年，各省利用接收的敌伪物资和地方银行借款，先后建立了省贸易公司或实业公司，一些市、县创办了分公司和国营商店，并在哈尔滨成立了北满贸易总公司。东北贸易总公司在哈尔滨成立后，北满贸易总公司与其合并，同时在齐齐哈尔市设西满贸易分公司。1947年春，为大批购粮开展对苏贸易，在哈尔滨成立了东兴公司；同时，嫩江实业公司、黑龙江贸易公司与西满分公司合并为西满贸易公司。1947年8月，东北贸易管理总局在哈尔滨成立，各省贸易公司（局）分别受本省政府和东北贸易管理总局双重领导，从而使国营商业的经营管理逐步集中统一起来。各省贸易局当时既是行政机关，领导各市县国营商业，同时也是商业企业。1948年7月，各省贸易局改为商业厅或工商厅，下设粮食、百货、土产、企业公司，改变了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到1948年末统计，黑龙江地区各省已有80％以上的城镇设立国营商店。国营商业的主要任务是收购和出口粮食，换回工业品、布匹、食盐等物资供应军需民用，扶助工农业生产，调剂金融与物价，为经济建设服务。仅据合江省统计，1946年7月至11月，全省推销纱布6261匹，煤3000余吨，盐700余吨，杂品价值1.6万元。1947年，推销纱布2.8万余匹，粮食1.3万余吨，煤8800余吨，盐8000余吨，杂品价值25万余元。嫩江省贸易公司1948年除完成国家购粮任务外，自购代收粮食30吨，并运进一批工业原料，活跃了城乡经济。自1947年11月至1948年10月，嫩江省销售食盐500万公斤，食油25万公斤，棉花5万公斤，布5万匹，木材1万立方米，低价调剂粮食3.2万余吨。
　　1948年11月，东北政委会商业部在哈尔滨召开各省市商业厅（局）长会议，根据东北解放后的新形势与经济建设的新任务，提出国营商业要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促进物资交流、供应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促进工农业生产的作用。1949年4月，东北商业部召开百货公司经理会议，确定目前国营商业的中心任务是根据需要与国营经济的力量，大量推销物资，满足人民的需求，大量回笼货币，稳定物价，并积极发展和扶持合作社。为完成上述任务，各省委、省政府加强了对商业工作的领导，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一是调整工农业产品差价，缩小工业品与农产品的剪刀差，大量收购粮食和推销工业品；二是扶植合作社发展，沟通城乡关系；三是改善国营商业的经营管理，初步实行计划性和加强商业网的组织性；四是办理工薪支付，为国营企业职工服务。1949年春，国营商业把放手推销货物、回笼现金作为工作重点，稳定了物价，国营商业又获得新发展。仅据松江省1949年统计，国营商业发展到193家，购粮33.7万余吨，收买土产1300余亿元，推销布匹42万余匹，棉花736吨，食盐2.94万吨，豆饼1300余吨，土产品价值765亿元，回笼货币13700亿元。黑龙江省1949年推销布匹60万匹，购粮46万吨，收购土产品2200余亿元，回笼货币16600亿元。国营商业对沟通城乡关系和物资交流，保障人民生活，促进工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合作社商业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各省十分重视合作社商业的发展，合作社商业在城乡普遍建立起来。据1948年统计，合江省合作社发展到230个。黑龙江、嫩江两省创办合作社363个，其中城市合作社148个，农村合作社115个。1948年11月，东北各省市商业厅局长会议决定把大量发展合作社作为1949年商业工作的一项突出任务。黑龙江地区各省分别召开了合作社工作会议贯彻这一精神，进而掀起了大办合作社的高潮。至1949年4月，合江省新建合作社739个，股金260亿元，社员达16万余人。黑龙江省新建社577个。6月，黑龙江省召开全省合作社代表会议，成立了省合作社总社。8月，松江省成立了省总联社，统一领导全省合作社工作。至1949年末，黑龙江省合作社发展到1882个，社员达92万人，资金2100亿元，全省36县供销总额达19659亿元。松江省合作社发展到1260个。
　　在此期间，私营商业和外侨商业也有较快发展。据1948年统计，哈尔滨有外侨商业404家，资本总额计499亿元。苏侨经营的秋林公司在外侨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四、财政金融

　　黑龙江地区各省政府成立初期，财政收入无固定经常的来源，主要靠没收敌伪财产，自筹自给，自收自支，分散管理。这种办法在当时发挥了省县两级的积极性，在解决财政困难，扩军剿匪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各自为政，苦乐不均的弊端。1947年1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北满各省财经工作会议，确定整理财政，首先在北满实现以省为单位的财政统一，向统收统支过渡。各县开始清理家底和资财报省，首先统一了税务工作。同年8月，东北政委会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解放区财经会议，制定了“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军民兼顾，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算，结成一体”的财政方针，决定统一财政制度，建立财务系统，统一编制，统一预决算等。北满各省与东北财经委员会建立财政关系。至1948年7月，各省基本上实现了财政统一，保证了战争的供给。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后，北满各省进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财政工作由战争供给为主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主。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各省进一步整理财政，至1949年4月各省财政收入全部统一到省财政厅，各县仓库家底、生产单位及全部财政收入一律归省。同年六七月间，松江、黑龙江两省分别成立了财经委员会，加强对财政工作的领导，使财政工作进一步走向正规。在财政统一的过程中，各省建立了预决算制度、审计制度，严格了财经纪律，保证了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
　　这一时期，黑龙江地区各省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是公粮收入、税收、企业收入、发行公债等几个方面。公粮收入是财政收入的大宗，也是税收的重要部分。当时公粮征收率为20％。各省基本上都超额完成公粮征收任务。税收主要有货物产销税、行商营业税、摊贩营业税、市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等。随着1948年1月实现税务统一，税额不断增加，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黑龙江、嫩江两省1946年税收只有2.9亿元，1949年达6600亿元；松江、合江两省1946年税收4.77亿元，1949年达9020亿元。随着工商企业的恢复和发展，企业收入在财政收入中也愈来愈占有重要地位。黑龙江省1947年企业收入1.14亿元，1949年完成416亿元。此间，各省发行公债对解决财政困难也起了积极作用。仅据1949年8月统计，黑龙江、松江两省发行公债900亿元。
　　在财政支出方面，主要有军费、经济建设、文教事业、机关经费、战勤费、民政费和社会救济等项。军费开支是1946年至1947年的主要支出。黑龙江省1946年军费开支达4.9亿元，占财政支出的50.48％。1947年12月至1948年11月，合江省财政支出640亿元，其中军费开支占56％。东北解放后，各省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为节省开支，各省都开展了节约运动，收到良好效果。
　　解放战争初期，黑龙江地区金融秩序极为混乱，伪满币、苏军军用票充斥市场。为防止货币泛滥和解决财政困难，1945年11月成立了东北银行，而后在哈尔滨设立了北满总分行。1946年还先后成立了牡丹江实业银行、合江省银行和嫩江省银行。同年9月，东北银行总行移驻哈尔滨，北满总分行并入总行，设立了黑龙江、嫩江、松江、合江和绥宁省分行。合江、牡丹江、嫩江的地方银行相继撤销，其发行的地方流通券都兑换成东北流通券。为粉碎国民党捣乱北满金融市场的企图，根据东北政委会决定，黑龙江地区各省于1946年8月停用苏军百元券，1947年1月停用伪满币，一律以东北银行地方流通券为本币。至此，黑龙江地区货币基本统一起来。
　　在驱逐伪币、统一货币的同时，黑龙江地区各银行积极开办了信贷、代理金库、汇兑、收买金银和保险等项业务，支持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48年，黑龙江、嫩江、合江、牡丹江和哈尔滨等地银行共发放农业贷款80.7亿元。1949年上半年，仅松江省就贷款878亿元，其中，工业贷款占51％，企业投资占10.5％，农业贷款占30.4％，合作社贷款占2.3％，保证了工农业生产对资金的需要。阿城制糖厂从银行贷款91亿元，扩大了生产，提高了经济效益。佳木斯益东公司、北安利民纺织公司靠贷款扶植发展起来。哈尔滨私营复兴铁工厂先后贷款14亿元，生产新式农具630台，支援农业生产，受到农民的欢迎。
　　银行汇兑业务自1946年10月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北安、牡丹江、东安开始办理，到1947年扩大通汇点20余处，初步建立了通汇网，促进了汇兑业务的发展。东北全境解放后，通汇范围扩大到南满地区。1949年3月，黑龙江地区各银行开办了与关内通汇业务，仅松江省1949年上半年统计，半年收汇付汇总额3.6万亿元，比1948年增加了10倍。汇兑业务的发展，便利了资金调拨，促进了物资交流，也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
　　银行保险业务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市。除亚洲、中兴、阜成私营保险公司外，哈尔滨分行于1948年11月成立了哈尔滨联合保险公司，开始建立人民保险事业。1949年2月，哈尔滨分行独资成立了新华保险公司，原哈尔滨联合保险公司并入该公司。同年5月，哈尔滨新华保险公司改为东北保险公司哈尔滨分公司，下设保险业务代理处16处，初步形成了保险公司网络。保险公司为保障人民财产安全和为国家积累资金起了积极作用。

　　五、交通邮电

　　日本投降前夕，侵华日军对铁路、桥梁进行大肆破坏，铁路设备损坏严重，许多机车、车辆被烧毁。苏军进驻东北后，拆毁宁嫩、北黑铁路，大批交通物资被作为“战利品”运往苏联，给恢复交通带来很大困难。1945年11月黑龙江、嫩江两省政府成立后，十分重视恢复铁路交通工作，成立了北安铁路管理局、齐齐哈尔市铁路局。1946年7月，东北铁路管理总局在哈尔滨成立，陈云兼总局长，下设哈尔滨、牡丹江和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同时，健全各分局和站段的领导机构，加强对铁路的管理和统一指挥。铁路员工响应党的号召，自己动手，搜集器材，日夜奋战，抢修铁路，使北满铁路交通很快恢复。至1947年7月，哈尔滨、牡丹江和齐齐哈尔3个铁路局的通车里程已达4694公里，占东北铁路总长度的49.5％。为保证前线军事运输，齐齐哈尔铁路局提出了“大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那里”的口号，先后抢修铁路6条，所辖线路全线畅通。哈尔滨铁路局自1947年至1948年7月，修复拉滨线及其他线路近200公里，修复大桥6座。1949年5月至9月，齐齐哈尔铁路局又承担了修复北黑线的任务，共收集钢轨长达300余公里，机车32辆，各种车辆460辆，以及通讯、信号、给水等大批器材，为支援关内铁路修复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恢复铁路交通的同时，各铁路局开展“死机复活”运动，大批修复机车、车辆。据统计，哈尔滨铁路局自1946年至1948年复活机车799台。其中两台机车分别被命名为“毛泽东号”、“朱德号”机车。“毛泽东号”机车于1949年3月支援入关，开进北平。齐齐哈尔铁路局仅1947年修复机车50台，修理客车51辆，货车620辆。这些复活的机车在铁路运输支援前线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到1949年，黑龙江地区铁路运行线路达到5124.9公里，拥有机车555台，客车722辆，全年货运量22亿吨。
　　在公路交通方面，当时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年久失修，黑龙江地区有70％的公路不能通行。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各省自1948年开始有重点有计划地整修公路。黑龙江省当年修复公路18条，全长590公里，新建和补修大小桥涵168座。嫩江省1948年1月至8月修建公路6条，桥梁33座，补修公路32公里。1949年2月东北首届公路会议后，各省成立了公路管理局，进一步加强了公路建设。黑龙江省公路局制定了“补修为主，新建为辅”的方针，对全省公路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整修。其中重点整修干线公路7条，986公里，新建大小桥涵181座，补修105座。松江省政府确定了“普遍抢修，以补修为主”的公路建设方针，制定了具体计划，公路建设全面展开。到1949年末，全省公路达42条，通车里程达4666公里。随着公路的修复，公路运输业很快发展起来。
　　在航运方面，松江省政府于1946年5月成立了松江航务局，利用接收的6只轮船、3只拖船恢复了哈尔滨至通河段的江运。7月1日，合江省成立了松花江轮船公司，有船22只，恢复了佳木斯至富锦、绥滨等地的航运。1947年3月，松江航务局改为东北航务局，由东北交通委员会领导。东北航务局先后修复了5只大船，新造了5只拖船。黑河打涝了敌伪沉船，建造了“黑河号”、“海兰号”两只轮船。1947年8月，“黑河号”首航漠河。1948年11月东北解放后，东北航务总局在沈阳成立，原哈尔滨东北航务局改为哈尔滨航政局。1949年5月，松花江轮船公司改为松江省轮船公司。随着航运事业的发展，船舶不断增加，运输能力大大提高。据1949年末统计，松江省共有船舶1254只，总吨位19939吨。年货运量21.6万余吨，客运量8.4万人。
　　人民邮电事业是在敌伪破坏的废墟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各省、市政府成立后，即分别设立邮电管理机构，组织邮电职工整修线路，恢复邮电，并废除了伪满邮票，发行新邮票。1946年9月，东北解放区邮政会议在哈尔滨召开，决定邮政与行政结合，实行统一领导。10月9日，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在哈尔滨成立。设在齐齐哈尔的西满邮电管理局和松江、合江、牡丹江3个办事处，归总局统一领导。11月，在北安设立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不久改为北安办事处）。到1946年末，初步形成了以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4市为中心的邮电网。1947年春，各省根据东北邮电管理总局“把北满县以上城市及沿铁路线上城镇邮电恢复起来，然后再恢复各县到区间的邮电线路”的指示，开展了以恢复电信、电报、电话为内容的保护线路运动。至7月末，北满电信线路完全恢复畅通，线路全长6415公里，办理电报电话业务的局所达160余处。
　　1947年6月，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在哈尔滨召开东北解放区邮电会议，会议提出邮电工作面向前方、面向农村两大任务。为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合江、牡丹江两个办事处分别改为合江、牡丹江两省邮电管理局，总局接管了哈尔滨市电报电话局，在双城设立了哈南办事处。11月，西满邮电管理局改为嫩江省邮电管理局，北安办事处改为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各省邮电局贯彻为战争服务、为农村土改服务的方针，增设邮电局、所，整修县区间线路，扩大业务，特别是开通了军用专线，服务战争，充分发挥了邮电传递信息的作用。
　　1948年，各省邮电事业有了新的发展。黑龙江省除黑河地区外，在全省142个区建立了315个邮电所，2个邮务所，9个邮电代办所，98个邮务代办所。嫩江省23个县有19个县214个区有了电话。合江省邮电局所1948年发展到149个，比1947年增加97个，基本上完成了邮政下乡的任务。各省的邮电业务量大大增加。据1948年末统计，黑龙江省邮路达2 952公里，比1947年增加1倍，传递信件64.9万余件，包裹19600件，保价3万件，发行报纸23.2万份。嫩江省邮路发展到115条，2865公里，办理电报27.2万件，办理信件、包裹、长途电话业务成倍增加。合江省邮政业务比1947年增加2.32倍，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和农村大生产运动。
　　1949年5月，根据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关于邮电工作以城市为中心的指示和行政区划调整的实际情况，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4省邮电管理局合并为哈尔滨邮电管理局和齐齐哈尔邮电管理局，设立牡丹江、佳木斯、北安中心局。各局加强城市邮电工作，调整邮电业务人员，建设与整顿电信邮政线路，并开办了汇兑、国际国内外文电报等新业务，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使邮电事业不断稳步发展。

　　六、文教卫生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革命浪潮，黑龙江地区的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起来。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西满分局机关报《西满日报》和黑龙江地区各省委、市委机关报，如《黑龙江日报》、《新黑龙江》、《嫩江新报》、《合江日报》、《牡丹江报》、《松江日报》、《哈尔滨日报》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时事新闻，在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北新华广播电台、齐齐哈尔新华广播电台作为党的喉舌，充分发挥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各地为农民创办的《庄稼人》、《嫩江农民》、《松江农民》等报纸，深受农民欢迎。此间，群众团体和民间报纸也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起来。仅哈尔滨市就有《北光日报》、《民声日报》、《大众白话报》、《松江商报》、《俄语报》、《午报》等10余家。从解放区来北满的一批作家、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还在哈尔滨、佳木斯创办了文化、文艺、美术期刊。如《东北文化》、《东北文艺》、《东北画报》、《文化周刊》、《知识青年》等，对建立新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地火热的斗争生活，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文学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1948年5月，在哈尔滨出版的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是其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周立波以松江省尚志县元宝屯群众土地改革斗争的生活为素材创作的这部小说，深刻地反映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画面，成功地塑造了翻身农民赵玉林、郭金海的典型形象，不仅风行一时，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之一。马加创作的中篇小说《江山村十日》，也是一部反映农村土改斗争的好作品。戏剧工作者创作出了一批新型的话剧、秧歌剧、活报剧。话剧有《反翻把斗争》、《军民一家》、《王家大院》等，秧歌剧有《光荣灯》、《土地还家》、《送公粮》等，活报剧有《活捉谢文东》、《皇帝梦》。松江省文工团创作的新歌剧《火》，深刻反映了土地改革的斗争生活，受到东北局宣传部的通报嘉奖。在电影方面，1946年10月在兴山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先后拍摄了《民主东北》（共17辑）、《追悼李兆麟将军》、《桥》、《留下他打老蒋》、《瓮中捉鳖》等纪录片、故事片、美术片和科教片，深受观众欢迎。1949年4月，东北电影制片厂迁往长春。此间，电影厂举办了4期训练班，培养文艺骨干650人，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在音乐舞蹈方面，《咱们工人有力量》、《因为有了共产党》等歌曲和民族舞蹈《红绸舞》、《拥军花鼓》等，也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有的唱遍全国。其中《咱们工人有力量》、《红绸舞》在1949年布达佩斯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奖。
　　这一时期，黑龙江地区各省文艺舞台空前活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异常丰富。老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组建的东北文工团、东北鲁艺文工团等10多个大型专业文艺团体先后在各省演出。各省也都建立了文工团，上演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兄妹开荒》、《逼上梁山》等解放区的新剧目，并上演了一批新创作的戏剧，给人民以极大的教育。各地音乐、歌咏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新秧歌运动遍及城乡，丰富了人民文化生活。
　　在图书出版发行方面，东北书店先后在哈尔滨、佳木斯办店，出版发行了一大批政治理论书籍、文艺作品和通俗读物等。据1948年2月统计，两年来出版书籍516种，共5457500册。其中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唯物史观》等。特别是1948年5月在哈尔滨出版发行了《毛泽东选集》，对全党理论学习起了重要作用。东北书店在佳木斯、牡丹江、北安等地设7处分店，73个支店，百余个分销处。东北文艺出版社、人民戏剧出版社在佳木斯也出版了一批文艺书籍和期刊。与此同时，各省、市图书馆普遍建立起来，一些县也建起了图书馆。据1949年统计，黑龙江省各级图书馆有11处。图书馆成为宣传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这一时期，黑龙江地区各省教育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5年12月至1948年7月，教育以培养干部为主旨，以中等学校政治教育为重点，开展以战争和土地改革为中心内容，以肃清盲目正统观念为主要目的的思想改造运动，创办新教育。第二阶段从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确定了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由政治教育为主转入以文化教育为主，学校教育转入正规，建立了新型正规教育制度，人民教育事业得到很大发展，高等教育写下辉煌一页。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东北军政大学先后在这里办学，新创办了东北行政学院、东北炮兵学校、航空学校、卫生学校等，培养了3万余名干部先后分配到各部门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大学、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等有新的发展。据1949年统计，当时哈尔滨工业大学等5所高校在校生4700余人。由于各省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中等教育迅速发展。据1948年1月统计，黑龙江地区5省1市共有中学50所，在校学生1.8万人。到1949年1月，中学发展到59所，在校学生达22300余人，其中劳动人民子弟占90.39％，成为学生的主体。除普通中学外，松江、黑龙江两省有中等专业学校11所，其中师范学校6所。小学教育也迅速发展起来。仅据松江省1949年末统计，全省有小学校5097处，小学生50余万人。学校比1946年增加了3倍，比1948年增加110％；学生数比1946年增加380％，学龄儿童入学率由34％增加到50.2％。与此同时，社会教育、职工教育、农民教育、市民教育都取得很大成绩。
　　医疗卫生事业普遍建立起来。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及时治疗伤病员，各省根据东北政委会和东北民主联军的决定建立了后方医院、军区医院等医疗机构。一些市县医院也根据需要接收治疗伤员，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医疗网。各医院医务和护理人员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出现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如松江军区第二病院86名工作人员提出了“一切为了伤病员”口号，组成输血队，3个月中给328名伤员输血，抢救了319名伤员。松江医院仅1948年3月就有130名伤员归队。据1948年黑龙江省各医院统计，先后有2187名战士重返前线。各省还组织了野战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奔赴前线为战地服务，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与此同时，黑龙江地区地方卫生事业迅速发展起来。据1949年统计，松江、黑龙江两省共有医疗卫生机构213处，其中医院68处，医务人员2000余人。此间，卫生防疫工作主要是消灭鼠疫。由于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地区大肆进行细菌试验，造成1946年6月平房区发生鼠疫，其后蔓延至市内太平区和东西傅家区，波及五常、榆树、一面坡等地，致117人死亡。哈尔滨市卫生局派出45名防疫队员及时开展防疫工作，联合国救济总署医师扎马诺夫来到哈尔滨，协助防止鼠疫蔓延。《东北日报》发表题为《紧急动员，扑灭鼠疫》的社论，号召市民广泛地掀起防疫运动。经防疫人员、军警、地方自卫队和市民配合，于10月13日将鼠疫完全扑灭，保护了人民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