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一、黑龙江地区国民经济全面恢复面临的形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黑龙江地区虽然存在着资金短缺、设备和原材料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管理经验少等困难，但同时也拥有许多全国其他地区少有的有利条件。首先是东北全境解放，百万大军入关，黑龙江人民可以在安定的环境里全力从事生产活动；在财政上军需支出的减少，可以将主要财力投入到生产建设。其次是土地改革已经全部完成，农民和工人的劳动、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劳动积极性显著提高。与内地省份相比，此时黑龙江地区的物价、金融相对稳定。东北人民政府及时地制定了1950年东北工农业生产的方针，其内容是：以恢复重工业为主，在3年内使东北工业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并在恢复中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中国独立自主的要求；贯彻公私兼顾与劳资两利的方针，发展私人企业；在农村，着重增产粮食，政府要提供粮种、兴修水利、发放农贷，以解决农民的生产困难；积极组织农民的生产互助，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
　　根据上述方针，1950年3月松江省提出全省农业方面的要求：粮食产量要达到265.5万吨，增加经济作物的品种与数量，增加农民收入。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主要有：农业主要在现有耕地面积基础上精耕细作，改良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保护繁殖牲畜；推广新式农具，治水抗灾等等。工业方面，要在巩固和推广省营厂矿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新厂；努力发展地方轻工业；加强对私营工业的管理等等。对商业、合作社、财政和税收等部门也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
　　黑龙江省由于解放前主要是农业地区，地方工业基础较弱，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城乡兼顾、农业为主，积极发展工业，切实搞好合作社的工作方针。在年度工作计划中强调：农业生产是黑龙江省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1950年农业生产要完成400万吨粮食的生产计划。工业方面，提出“在国家计划下，根据本地土产特产，面对军用民需，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发展现代化工业”。重点发展面粉、造纸、制糖、火碱等本地有充足的原料来源又是市场迫切需要的工业部门。
　　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过程中，松江省和黑龙江省实际采取的措施也大致相同。

　　（一）推广换工互助组，提高粮食产量

　　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大生产运动，黑龙江地区的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农已占农村人口的70％～80％，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心阶层。东北局根据东北农村的情况，明确指出：“党的政策，总的是以普遍发展农村生产力，多打粮食与多生产工业原料，提高农民大众生活水平为基本出发点。”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区别不同情况，采取灵活对策：一是提倡组织起来，使大多数农民参加换工互助组，保证大家都能种上地，从而走上富裕之路；二是强调自愿原则，允许单干，在耐心地团结中农的同时逐步引导他们参加换工互助；三是允许富农的存在和发展，允许雇工、借贷、典押、买卖和租佃土地。
　　由于认真遵守自愿两利的原则，使换工互助组得到了健康而迅速的发展。1950年，松江省共组织了132427个换工组，全省劳动力参加互助组的占82％以上。黑龙江省于1950年春耕时就组织了10万个互助组，全省有70％～80％的劳动力参加了不同类型的互助组。同时，各级党和政府还积极引导广大农民改良农业生产技术，推广改良农具，普遍发动群众选种、试种、消毒、串换良种，提倡多上粪施肥、多铲多趟，使耕作技术有明显提高，成功地实现了农业由粗放耕作向精耕细作的初步转变。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增强和耕作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粮食产量的显著提高。1950年，黑龙江地区一部分县的粮食总产量已超过历史上最高纪录，部分县的互助组和农民创造了单位面积产量的新纪录。1950年，虽然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松江省的粮食总产量仍达到307.7万吨，超过原计划的15.9％；黑龙江省也收获粮食360万吨。

　　（二）加强计划性，克服游击习气

　　全党工作重心实现转移后，松江、黑龙江两省都选派了大批干部充实加强经济工作部门。这批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很高，但由于不熟悉经济工作，部分干部不愿作计划，或者订了计划也置之不顾，存在着严重的游击作风。针对这种现象，松江省和黑龙江省都强调了生产的计划性问题，指出这是关系新民主主义经济根本性质的问题。松江、黑龙江两省政府还分别制订了1950年的全省工农业生产计划，要求各市、县在省政府的统一计划指导下，结合本地情况，分别制订出年度的和3～5年的经济恢复发展计划；还要及时认真地对本地区的计划执行情况做详细检查。经济工作中的计划性得到普遍增强。
　　为了有效地解决合作社、私人资本企业、个体经济等难以纳入计划范围的几种经济成分，松江、黑龙江两省还推广了合同制经验，通过订货合同、劳动合同、产销合同等各种经济合同，使各有关经济单位有机地联系起来，使个体小生产和私人企业的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国家计划。

　　（三）克服“供给制”思想，实现企业管理民主化

　　1950年，黑龙江省和松江省先后召开了工业整风工作会议，分析了企业中存在的“大家负责，实际无人负责；单纯抓生产，不讲成本、不讲经济核算的‘供给制’思想”。会议明确指出，尽管供给制在战争时代起了积极作用，但却不利于管理现代化经济工作，只有认真计算成本，进行经济核算，才能维持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针对企业存在的把厂长负责制与工厂管委会、职工代表会对立起来的倾向，会议强调了企业管理的民主化，促使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反对和克服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许多工厂企业建立了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制度，企业的民主管理得到加强。

　　（四）开展创新纪录运动，鼓励增产增收

　　在恢复发展经济工作中，松江、黑龙江两省在企业中深入开展了创新纪录运动，提高工效、节省原材料、打破原来生产纪录的事迹不断涌现。据1950年6月中旬黑龙江省198个工厂的统计，省、县营企业的1922人创713项新纪录，创造产值230万元。在运动中还涌现出一批模范人物，如：齐齐哈尔市火柴厂夹杆组章鸿富、齐齐哈尔市电业局隋振祥、克山汽车公司姚凤林等，每一位劳模都有许多增产增效、创新纪录的先进事迹和经验。通过创新纪录运动，积极鼓励增产增收，极大地推动了全省工交战线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总之，由于遵循自愿两利原则，推行宽松灵活的农业政策，并在工业企业中成功地实现了由战时“供给制”向和平建设现代化工业体制的转轨，极大地调动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在恢复时期的1950年，松江、黑龙江两省的工农业总产值完成27.91亿元，比上年增长28.6％。其中工业总产值11.08亿元，比上年增长47.8％；农业总产值16.83亿元，比上年增长24.5％；原煤产量491万吨，比上年增长1倍。工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合作社及文教卫生事业的恢复与发展。1950年，黑龙江、松江两省的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4.3亿元，比上年增加10％。此外，由于党和人民政府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1950年私人工业企业达5213户，比上年增加649户；产值达1.61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14.5％。
　　在经济恢复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由莫斯科归来途中到松江省视察。毛泽东为松江省和哈尔滨市人民题写了“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发展生产”、“学习马列主义”5幅题词，并为《松江日报》题写了报头。毛泽东、周恩来还接见了松江省和哈尔滨市的主要负责人，听取了工作情况汇报，并视察了哈尔滨车辆工厂，与工厂的干部工人见面并亲切交谈。毛泽东的视察对黑龙江人民是巨大鼓舞，也为全省经济恢复工作指明了方向，有力地推动了松江省以恢复经济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1950年6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用三年或还要多一点的时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松江、黑龙江省委分别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并决定以整风的方法发动县级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检查工作中的问题。松江省委决定，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克服脱离群众、不讲政策的倾向，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黑龙江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省委书记赵德尊作报告，要求全省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检查和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以功臣自居的自满情绪，改进党和群众的关系。
　　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贯彻，对扭转黑龙江省财政经济工作的困难局面起了重大作用。七届三中全会以前，黑龙江省财经困难相当严重，1950年7月，黑龙江省物价开始上涨，8月猛涨，到10月才有所缓和。这次物价上涨，除调整与关内比价不合理而提价的因素外，与市场上某些物资缺乏，造成供求关系失调有很大关系。而城市人口的激增又使社会购买力提高，1951年全省城乡购买力比1950年提高了50％，造成火柴、大米、面粉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不稳，商店的柜台前排起了长队。工业器材和建筑材料更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特别是木材和水泥奇缺。私营商人乘机抬高物价，有些供销社和国营商业也随之涨价。又由于国营商业对某些商品不积极经营，使有限的商品更多地流入私商手中，使国营商业在市场物价上难以发挥领导地位的作用。
　　针对上述问题，松江、黑龙江省委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指导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改进商业供销工作，加强对城乡购买力的调查，加强国营商业与合作社的密切合作。改进国营商业的经营管理，正确贯彻价格政策，坚决取缔私商和省内外某些机关企业部门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投机倒把活动。同时还加强对商业部门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职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经营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黑龙江地区的市场情况有所好转，到1951年底，松江、黑龙江两省社会商品零售额为6.7亿元，比上年增长35.9％，物价普遍下降并趋于平稳，人民生活安定，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这对于整个地区的生产恢复发展及各项工作均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10月，正当黑龙江人民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把侵略朝鲜的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的鸭绿江边，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前线。从此，中朝两国人民共同展开了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央指示，辽宁各地的20多家工厂迁至黑龙江、松江两省。迁入松江省的16家工厂采取利用旧厂址、地方让出厂址、同类厂合并及新建厂房等办法，仅用1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机器安装，并开工生产。迁到黑龙江省的8家工厂迅速完成搬迁任务，并开工生产。大批工厂的迁建，使黑龙江地区开始成为中国东北重要的工业基地，并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0年11月9日，《松江日报》发表题为《我省当前一个紧急的政治任务——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事宣传教育进一步深入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的社论。从此，松江、黑龙江两省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抗美援朝分会利用新闻媒体，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和街道开展时事宣传，进行了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觉悟，增强了民族自尊心，也坚定了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1951年，全国各条战线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松江、黑龙江两省为响应中央号召，在工业企业中普遍开展了爱国增产节约竞赛。1月5日，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原沈阳东北第15机床厂，1950年10月迁入齐齐哈尔市）马恒昌小组率先提出5项竞赛条件，并向全国各兄弟工厂的工友们挑战。《工人日报》发表了马恒昌小组的挑战书并发表评论，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积极参加爱国竞赛运动。黑龙江的广大工人群众提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的口号，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量，节省原料，降低成本，同时各地区各部门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及时表彰职工中的发明创造者和劳动模范。
　　黑龙江的广大农民提出了“要人出人、要粮出粮”的口号，广泛开展增产节约竞赛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农村普遍进行了农村发展方向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启发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的热情，并培养和宣传了一批先进典型。松江、黑龙江两省的农民在农业劳动模范的带动下，掀起了订立爱国增产计划、参加挑战竞赛的高潮，从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竞赛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创造了许多生产新纪录，在竞赛中绝大多数互助组与合作社都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发展。
　　商业与合作社系统也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国营商业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劳动效率，同时大力组织加工定货，扩大粮食和土特产品的收购，积极开展商品推销，做好城市粮食供应、活跃城乡交流，加速商品流转。合作社系统则以大力供应生产资料，积极推销土特产品，以扩大供销为主要内容，开展增产节约竞赛运动。农村的信贷工作在运动中也有发展。
　　总之，广大人民群众因抗美援朝而激发出来的爱国激情和劳动热情，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项社会改革的强大动力。松江、黑龙江两省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前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了完成东北局下达的扩军任务，黑龙江地区的城乡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军事干部学校，又一次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场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参战群众性运动。广大农民出民工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汽车司机、铁路员工组成各种战勤服务队、汽车队，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奔赴抗美援朝前线。1951年6月，松江、黑龙江两省人民响应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的“三大号召”，掀起了订立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做好优抚工作的热潮。据《松江日报》报道，到1951年底，哈尔滨市交捐献款总额达3600084万元（旧人民币，下同），胜利完成捐献24架战斗机的任务；黑龙江省交捐献款总额达7898700万元，可买战斗机52架，超过计划95％。两省人民在捐献运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有力地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三、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全面恢复时期结束，松江、黑龙江两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都焕发出勃勃生机，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黑龙江地区独特的黑土地资源决定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一直居于主要地位。两省在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和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同时，还采取了兴修农田水利、改良农业技术、防病抗灾、发放农民生产生活贷款和救济粮等一系列措施，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增强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农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52年底，两省耕地面积为9728.5万亩，比1949年增加12.2％，农业生产总值达19.50亿元，比1949年增长44％，1950年至1952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5.8％。1952年粮豆总产量已达80.4亿公斤，比1949年增长27.6％，完成征购粮食37.5亿公斤。3年内，马增加35.9万匹，牛增加45.7万头，分别增加了30％和40％。
　　工业方面，在社会购买力远远大于供应能力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定历史时期，国营工业企业、私人资本企业和个体经济发挥了巨大作用；再加上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开展，使两省的工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2年，两省工业总产值达18.87亿元，比1949年增长1.5倍，1950年到1952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2.2％。1952年的钢产量为0.36万吨，相当于1949年的12倍；原煤产量615万吨，比1949年增长8.78％，其他主要工业品产量也有很大增长。
　　工业生产的发展，使松江、黑龙江两省的国民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首先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由于对私人工商业进行调整，对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产业逐步限制以至淘汰，所以私人工业企业的数量比原来减少。一般较大的私营工厂，绝大部分接受了人民政府和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有的订立了长期包销合同。私营商业也大都接受了国营经济的经销代销业务，表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被逐步纳入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当中。城市中的各种个体手工业，一部分已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手工业生产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其次是产业结构的变化。1952年，松江、黑龙江两省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已由1949年的35.77％，上升到49.18％；在工业内部，重工业和轻工业基本保持同步发展。在重工业中，机器制造业1952年比1949年有了较大增长，这对全国的工业以及整个社会进一步扩大再生产都是十分有利的。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交通运输、邮电事业迅速发展。公路通车里程增加，内河航运班次和客货运量都基本上恢复到了1945年前的最高水平，铁路从3609公里延展到4099公里。商业贸易也出现繁荣景象。黑龙江地区基本上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领导，以供销合作社为助手的商业流通网，给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商品流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2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11亿元，比1949年增长近2倍。
　　文化教育事业也呈现出飞速发展的态势。到1952年底，松江、黑龙江两省的小学校有1.11万所，比1949年增加1000所，小学在校生125.1万人，比1949年增多35.7万人；中学有91所，比1949年增加37所，中学在校人数为7.2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2.2倍。特别是扫除文盲工作成效卓著，据统计，仅黑龙江省1950年就有123处职工业余学校，1.24万名职工参加学习；农村中建立了近万处农民业余冬学，有56.7万多农民参加学习。此外，卫生、科研、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等事业，以及各种群众文化活动和社会福利事业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广大群众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全民所有制职工1952年已达82万人，比1949年增加43.6万人，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达到502元，并且在劳保福利、医疗方面都有了保障。农民的年人均消费达126元。由于收入增加，城乡人民的购买力大大提高。黑龙江地区人民的主要消费资料销售额从1949年的3.9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1亿元，人民群众的生活基本达到了丰衣足食。
　　总之，松江、黑龙江两省由于采取了积极灵活的经济发展政策，使1952年的经济工作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各项计划进展顺利，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到1952年底，两省工农业产值达39.37亿元，为1949年的176.7％，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为20.2％。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年间增长近10倍。两省的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在农村，稻麦飘香，增产增收；在城市，工厂里马达轰鸣，学校里书声朗朗。社会主义思想占领了社会文化阵地，封建迷信活动、反动会道门等旧社会的丑恶现象基本绝迹。黑龙江地区通过3年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它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加快黑龙江地区由传统农业地区向现代化工业基地转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