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局面

　　一、贯彻《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全国“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两个会议之间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黑龙江省和全国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范围不断扩大，斗争对象不断升级，动乱程度愈演愈烈，全省局势陷入动荡之中。
　　1966年5月18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由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任省委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小组组长。5月29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贯彻《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根据这些精神，省委常委会做出决定，紧跟全国，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次日，该报又刊登了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同时发表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省城哈尔滨的大专院校闻风而动，一些师生贴出声援聂元梓和批判本单位领导的大字报，有的还走出校园，把大字报贴上街头，甚至到处串联，鼓动停产和停课“闹革命”。许多学校很快掀起以书记、校长和一些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不断发生，一些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甚至瘫痪。为了稳定局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仿效北京市的做法，抽调2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按照中央制定的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8条要求进行工作。
　　6月9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各级党委都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确定“文化革命”的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黑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全省的重点是省直和哈尔滨市，部门的重点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和出版界，即所谓“小五界”，并明确要求搞运动不能停课、停产和停业。6月10日，《黑龙江日报》发表文章，点名对哈尔滨话剧院院长刘相如，副院长李默林、王志超等人作为“反党集团”进行批判。随后，哈尔滨市又把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牛乃文、郑依平和章子冈三个市委领导揪了出来，作为一条黑线公开批判。
　　6月14日，省委召开全省工作会议，传达《五·一六通知》，对进一步开展“文化革命”作出全面部署：（1）要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2）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在斗争中形成和壮大“左派”队伍。（3）各级党委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作为头等大事，提到党委重要日程上来，由第一书记亲自负责，切实加强领导。（4）在紧跟全国形势的同时，要有领导地开展本省、本地区、本单位的斗争。运动既要普遍开展，又要抓住重点，带动一般。全省以省直和哈尔滨市为重点，带动其他市。省和各地、市委应以文化战线上的“五界”为重点，带动其他战线。（5）县镇开展“文化革命”，重点是文化界和教育界。（6）大专院校和高中，要集中一定时间，把“文化革命”搞深搞透。（7）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和民主人士，主要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8）在运动期间，报纸、电台要照常出版、广播。出版社除完成中央分给的印书任务外，一般书籍暂停出版。艺术表演团体也可以少演些戏。对新闻、出版、广播的内容和艺术团体的表演节目，都要加强审查。
　　从以上部署看，省委的指导思想很明确，那就是既要积极认真地开展“文化革命”，又要坚持党的领导，保持正常的工作秩序，使运动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但是，由于这种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对运动的想法不一致，所以不仅不能实现，而且还逐渐使省委处于被动之中。6月中旬以后，一些学生和职工，不仅对文化战线“反动权威”进行批判，而且还把矛头指向本院校、本单位的党政领导。在这种情况下，7月18日，省委召开有1万多人参加的哈尔滨市大中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议”。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依靠和加强党的领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要警惕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群众中糊涂认识，利用党在工作中的个别缺点错误，反对党的领导。但会议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越来越多的学生走上街头，张贴大、小字报，传播小道消息，进行串联，使一些机关、学校的工作和教学秩序更加混乱。7月29日，在北京开会的潘复生打回急电，下达4条指示：（1）坚决撤销工作组；（2）让学生自己起来闹革命；（3）明天召开群众大会，省、市委要检查错误；（4）省委要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造反闹革命。在哈的省委常委经研究，认为根据当时的情况，派工作组还是必要的，决定撤销工作组的名义，仍派少数联络员或巡视员，坚持对运动的领导。8月3日，潘复生再次打回电话，强调要坚决撤出工作组。这时毛泽东已严厉指责派工作组的行为，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在这种情况下，省委才决定工作组全部撤出。工作组撤走后，各院校党委的工作更加困难，省委的工作也更加被动。

　　二、“造反”组织的出现和省委陷入瘫痪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还强调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场运动只能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利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等。这些“左”的错误方针，束缚了各级党委的手脚，而闹事的青年学生则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无政府主义思潮更加泛滥开来。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在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中，表示了对他们“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8月18日，毛泽东还在接见大中学校师生时，戴上了红卫兵袖标，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各派“红卫兵”组织都以“造反派”自居，同时按照6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口径，指责和自己观点对立或不一致的“红卫兵”组织为“保皇派”。由于观点的不同和利益的争夺，“造反”的“红卫兵”组织之间不断地分化和改组。它们打出各种派别旗号，展开激烈的派性斗争。8月6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其实，哈军工已于1966年4月退出军队序列，改为哈尔滨工程学院）部分主张造学校党组织反的学生宣布成立“红色造反团”。随后，主张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宣布成立“八八红旗战斗团”（简称“八八团”）。由于哈军工是全国重点军事院校，学生中高级干部子女又多，因此它的举动带有示范性。在哈军工的影响下，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等大中专学校也根据观点的不同，相继建立了“造反团”和“八八团”。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陆续成立了群众性的“造反”组织。随着运动的深入，一些观点相同或相近的群众组织开始联合进行“造反”活动，出现了跨院校、跨部门和跨地区的“造反”组织。8月18日，哈军工等院校和单位的“造反团”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门前集会，宣布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又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设立了“哈尔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9月18日，哈军工等院校和单位的“八八团”也宣布设立“哈尔滨红卫兵总部”。一些工厂、企事业单位的“造反派”也先后建立了“红卫兵”、“赤卫队”等群众“造反”组织。省委机关一些干部也成立了“造反”组织。最早是组织部建立的“红炮兵战斗队”和财贸部建立的“东方红”战斗队。随后，其他部委也陆续成立了各种名目的战斗队。12月26日，省委机关“造反”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省委机关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团”。仿效哈尔滨市的做法，全省各市、地、县也纷纷建立了类似的“造反”组织。
　　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何其毒也！”这张大字报还针对过去党的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争论提示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这张大字报明确提出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直接点明了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锋芒所向。消息传出后，各地“造反派”很快就把斗争的矛头转向中央某些领导同志和当地党委的负责人。8月16日，哈军工“造反派”一些人冲进省委大院，贴出《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的大字报，并在院内演讲，使省委不能正常工作。当天晚上，省委召开书记处会议，由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省委书记处书记王一伦、陈雷，候补书记谭云鹤主持起草，通过了一项开展“省委是不是革命的”大辩论的通知，并在当夜通过有线广播播出。通知发出后，社会各界反映不一。第二天清晨数万名干部、工人、学生集结到省委，支持省委的做法，高呼“拥护省委、保卫省委”的口号。各院校“造反派”则持相反的态度，声称这是省委搞的大阴谋，要求撤销这一通知。在这关键时刻，潘复生站出来表态，支持学生的“造反”活动，宣布“省委那个开展辩论的通知是错误的”。并在事后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说：“拥护省委的现象要赶快制止，如不立刻纠正，省委就得解散。”在8月18日于北方大厦门前召开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大会上，潘复生再一次公开支持“造反”学生炮打省委的行动，宣布“八·一六”通知是错误的，予以收回。会后还戴上“红卫兵”袖标参加了游行。
　　“八·一六”事件以后，“造反”学生更加有恃无恐。8月22日至23日，哈军工、哈工大等49个单位的“造反团”在省委门前联合发起“火烧省委大会”，要求揪出省委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提出罢免李范五和王一伦的官，还把李范五从台上拖到台下，开了黑龙江省揪斗领导干部的先例。从8月25日至9月4日，各大专院校和省委、省人委的“造反派”分别召开5次从几万人到二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省委、省人委领导的大会。会上宣称“七·一八”大会和“八·一六”通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求罢李范五、王一伦、李力安（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官。“造反派”给被批斗的省领导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反分子”、“黑帮”等罪名，给他们戴高帽子、挂大牌子，进行各种形式的体罚。在此期间，全省各地的“造反派”也积极串联，掀起一股对各市、地、县领导干部的揪斗风、体罚风和抄家风。
　　“造反派”的这些做法，引起了许多干部和群众的不满。9月7日，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和第二工具厂的2000多名工人聚集到省委门前，向省委提出了保证省委领导人安全和制止“造反派”武斗的5条意见，并要求潘复生接见。潘复生没有接见提意见的工人，却在第二天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说：“当前的运动形势好得很，不是糟得很。运动中发生的某些打人、戴高帽游街等问题，是激流中的浪花，绝不是主流。”9月9日下午，工人们再次聚集起来，准备到花园邨宾馆去要回被关押的几位省委领导。杨易辰闻讯后赶到，经反复劝阻，才防止了一场冲突的发生。
　　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强调学生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用任何形式，来挑动工农斗争学生”。社论一播发，9月12日，哈尔滨造反学生5万多人立刻上街游行，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省委有鬼，把省委的鬼揪出来”等口号，掀起了新一轮炮轰省委、揪斗省委领导人的热潮。在“造反派”的不断冲击下，省委书记处12名书记、候补书记，除潘复生外，全部被揪斗。9月14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王一伦、任仲夷（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陈雷撤职反省，并呈报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至此，省委已处于瘫痪状态。9月22日，中共中央通知黑龙江省委：应以潘复生为首成立临时省委。次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宣布成立以潘复生为首的中共黑龙江省临时委员会。杨易辰等虽也参加了临时省委，但仍被批斗，临时省委也无法控制日益混乱的局势。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指责许多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会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此后在哈市的“造反派”连续召开10多次大规模会议，揭批省委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中反对造反、保护过领导干部的所谓“保皇派”。省委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仍一再进行检查，表示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自己。但是，这些检查却屡遭“造反派”的批判和指责，说他们是想“蒙混过关”，而将他们揪住不放，使这些领导干部久久得不到解脱。

　　三、全省动乱局面的形成和不断升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等文件都没有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提出明确的标准，也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的规定，致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日盛一日，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种种越轨不法行为都可以不受约束，对这些不法行为的干预都可以被扣以“镇压革命群众”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黑龙江省也和全国一样，很快就陷入深深的动乱之中。
　　动乱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红卫兵”大串联。运动一开始，一些“红卫兵”就冲出单位和校园，开始了学校和学校之间、单位和单位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串联。9月上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员工免费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的大串联走向高潮。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到处煽风点火，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严重地搅乱了社会秩序，践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
　　“红卫兵”除了对各级党政领导不断“火烧”、“炮轰”，对广大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之外，还对长期同党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归国侨胞进行无情打击。“文化大革命”发生不久，6月19日，著名爱国人士邹韬奋的弟弟、“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参加者、省委副秘书长邹问轩即被迫害致死。那些阶级成分不好的人，特别是被称为“黑五类”的“地、富、反、坏、右”，更是首当其冲，不仅要被“打翻在地”，还要被“踏上一只脚”。从“走资派”到“黑五类”，“红卫兵”在批斗时统统给他们戴高帽、挂牌子，叫他们站板凳、搞“喷气式”，甚至游街和殴打，其中大多数人还被抄了家。9月11日，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的35所学校的“红卫兵”发布“第一号通令”，从城市里驱逐“黑五类”。据统计，仅齐齐哈尔市，到10月10日，即有2650人被扣上“黑五类”的帽子强行遣离市区，到边疆或偏远的农村山区落户。在批斗中，致死致残事件不断发生，一些人因不堪凌辱和折磨而走上绝路。
　　从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之后，“红卫兵”就成群结队地冲向街头，喊着“砸烂旧世界”的口号，进行破“四旧”。他们不许女人擦胭脂、穿花衣服和高跟鞋，不许男人留长发、穿瘦腿裤。谁要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谁就会挨批斗甚至剃“鬼头”。“红卫兵”把他们认为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街道名、工厂名、学校名、商店字号甚至人名，统统改为带有“革命精神”的名称。9月27日，《哈尔滨晚报》报道，中共哈尔滨市委根据“群众意见”，决定将哈尔滨市34条路、街更换新名。其中大直街改为“东方红大街”、中央大街改为“防修大街”、友谊路改为“反修路”。那些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文物古迹更是在劫难逃，很多古建筑、庙宇，古代、外国书籍和艺术品遭到巨大破坏。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大直街和红军街交叉路口的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尼古拉大教堂（俗称“喇嘛台”）被“红卫兵”拆毁，内藏的经卷、神像、器皿全部被毁坏或散失。和苏联一江之隔位于黑龙江畔的历史名城爱辉也惨遭破坏，《中俄瑷珲条约》签订遗址的建筑物被拆毁。
　　这一时期，在林彪、江青等人的鼓吹和怂恿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为了做到对毛泽东“三忠于”（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人人都要胸戴毛泽东像章、手拿《毛主席语录》，对着毛泽东像“早请示”、“晚汇报”，“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全省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都要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在召开各种会议的时候，人们都要不断地举着《毛主席语录》，进行“三敬三祝”。还在城乡主要街道两侧建筑物上用油漆涂上红地黄字的毛泽东语录，大搞所谓“红色海洋”。这些类似宗教崇拜式的活动，既把毛泽东推向了神坛，又严重束缚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泛滥，导致了社会动乱的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