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批陈整风”和“批林批孔”

　　一、“批陈整风”和潘复生被撤职

　　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开始考虑政府的重建工作，并于1970年3月提出了召开全国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议期间，林彪集团为了夺取更多的权力，抓住是否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是否天才两个问题，展开了宗派活动。毛泽东察觉了林彪等人的阴谋，于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陈伯达。在揭发批判陈伯达之后，中共中央宣布对其进行审查，并于1971年4月起，在全国掀起一场“批陈整风”运动。
　　197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指出高级干部“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才能揭穿和批判“陈伯达一类的政治骗子”。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按照中央精神进行了传达贯彻。197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2月28日至3月14日，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即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决定在全省开展“批陈整风”运动。4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后，在继续深入批判陈伯达罪行的同时，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进行了批判，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会议进行了总结。这次会议推动了各地“批陈整风”运动的开展。从6月上旬开始，黑龙江省各地相继召开了基层党员干部会议，把“批陈整风”运动逐步扩展到基层，与会人数达10万多人。根据中央关于“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精神，各地首先利用10至15天的时间集中批陈。主要是批判陈伯达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插手军队、挑动武斗、破坏大联合、鼓吹唯心主义先验论等罪行。到6月末，批陈告一段落，转入整风阶段。整风重点是县以上领导班子成员；整风内容是结合本单位实际，进行自我教育，搞清路线是非，开展自我批评，搞好团结。
　　结合“批陈整风”运动，黑龙江省还揭发批判了潘复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由于战备期间黑龙江省所处的位置十分重要，周恩来对黑龙江的形势极为关切。早在1970年7月，周恩来就批评潘复生搞支一派，压一派，还批评他在干部中以我划线，排斥和打击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并指出黑龙江的问题就在潘复生那里。1971年2月，党中央派人来黑龙江处理潘复生的问题。3月至6月，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召开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揭发批判潘复生的错误。会后，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专案组，并组织各市、地、县及各大专院校开展批潘活动。经揭发，潘复生的主要错误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标榜自己是“革命领导干部”，唯我独尊，违背组织原则，支持“造反派”揪斗、打击省委其他领导；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之后，坚持“左”的立场，不断发动所谓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斗争，把许多包括原省委领导干部在内的干部群众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长期不执行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关于解决黑龙江问题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继续坚持派性掌权，造成派争不断，武斗不止，使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等等。6月，中共中央决定对潘复生免职审查。8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潘复生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由汪家道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潘复生是1931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老干部。1932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英勇不屈，坚持斗争。1937年出狱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艰苦斗争，努力工作，为夺取革命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在合作化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当时过“左”的做法，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分子。1963年平反后，于1965年10月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潘复生从“右倾”跑到极“左”，在黑龙江省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使上自省委书记、省长，下至生产队长等大批领导干部遭到迫害，给黑龙江省造成了重大损失（1980年4月29日，潘复生病故于哈尔滨市。1982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对潘复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的审查结果和因其病故不做组织处理的意见）。
　　在批判潘复生错误的同时，黑龙江省还在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政策方面有所松动。1971年8月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曾被打倒的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易辰被任命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二、中共黑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精神，在全省整党建党的基础上，1971年8月16日至19日，中共黑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市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998人，列席代表174人，代表全省68万多名党员。为了突出所谓路线教育，大会组织与会人员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了党的九大文件和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批判了所谓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
　　会上，汪家道代表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作了题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乘胜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肯定了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形势，说黑龙江省工农业生产都有很大发展。报告还认为全省各条战线的“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谈到今后任务时，报告强调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深入开展活学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要求全省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地读马列的书，认真刻苦地读毛泽东的书。经与会代表的讨论，大会通过了这个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87名委员和2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黑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在8月21日举行的中共黑龙江省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由15名委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汪家道为第一书记，刘光涛为第二书记，傅奎清、于杰、张林池为书记。除书记外，省委常委还有任茂如、袁俊、张多树、苏民、夏光亚、王文贞、陈剑飞、关舟、于洪亮、张洪池。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批修整风运动的决议》。《决议》认为批修整风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是一次搞好自我教育的极好机会。要求县团级以上领导班子要实行开门整风，搞好思想路线爬坡。要认真落实毛泽东1月8日指示精神，反骄破满，提倡谦虚谨慎；反对说假话，提倡说真话；反对一言堂，提倡群言堂；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搞好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决议》还对各级党委加强对批修整风运动的领导提出了具体要求。至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夺权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经过5年之后，又重新恢复并开始工作。

　　三、从纠“左”到反形“左”实右

　　1971年9月13日，林彪阴谋武装政变未遂，叛国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称为“九·一三事件”。中共中央决定自上而下向各级党员、干部传达，随即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共黑龙江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首先向省、军级以上干部作了传达，然后根据内外有别，分步骤传达的规定，逐级向下进行传达。到10月下旬，听传达的人数已达1700多万。一场“批林整风”运动在全省范围内展开。12月11日以后，中共中央陆续批发3批《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省委按要求逐级向下转发，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向广大干部群众传达，并以座谈会、批判会等形式，揭发林彪、陈伯达的罪行。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全省干部群众集中批判了林彪集团的以下罪行：煽风点火，向党发动突然袭击，破坏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日程，企图分裂党和军队，妄图抢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阴谋暗杀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宣扬唯心主义天才论，散布资产阶级军事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等。省委还按照中央要求，对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清查。在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党章法定的毛泽东接班人林彪相继走向党和人民的反面，这既让人们深感震惊，又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在黑龙江省，有更多的干部和群众开始从个人崇拜的狂潮中觉醒，并对“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产生更大的怀疑。
　　在“批林整风”期间，周恩来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了纠正。他首先抓住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机会，使一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又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基础上，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要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抓科学文化教育，并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宣传。为贯彻这一精神，黑龙江省开始落实政策，解放干部和知识分子，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王一伦、任仲夷、杨易辰等原省委领导，先后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结合到省一级领导班子中来，并为在反右倾中受到错误打击的部分干部平反；为加强省委一元化领导，撤消了黑龙江省驻军三支两军领导小组；批判了林彪“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谬论，并采取一些整顿措施，使全省的农业、工业、财贸以及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出现了转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

　　四、“批林批孔”引发动乱再起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继续九大“左”倾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大）在北京召开。十大前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结合起来。1974年1月，中共中央把供批判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立即在全国开展起来。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得的权势，竭力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做文章。他们声称现在“有很大的儒”，要批“现在的儒”，借以影射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又以批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名，否定周恩来前一时期重新安排老干部的工作。他们到处煽动“点火放炮”、“放火烧荒”，控制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进行含沙射影，借题发挥。他们还大树所谓“反潮流”的典型，大反所谓“复辟回潮”。在他们的煽动下，全国各地又开始揪斗老干部，批判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代表人物，社会上又出现一些联络站、上访团之类的组织，拉山头，打派仗。
　　根据中央的要求，中共黑龙江省委于1974年1月29日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在全省开展“批林批孔”问题。1月30日，又召开全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广播动员大会，省委第一书记汪家道作了动员报告，第二书记刘光涛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有关文件。2月2日，省委发出《关于迅速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的通知》，指出“批林批孔”是“大是大非”问题，要求各级领导要促进而不要促退，要积极而不要消极，要把“批林批孔”运动在全省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省委还决定把哈尔滨锅炉厂、黑龙江大学和肇州县庆丰大队作为运动的试点单位。
　　运动一开始，省内那些想再次夺权的“造反派”骨干分子立即活跃起来，以为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们重新纠集帮派力量，四处串联，企图把刚刚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里的老干部重新打倒，达到由他们掌权的目的。原“造反派”头目，省革委会副主任聂士荣、省革委会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牛成山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写出“反复辟”、“反回潮”、反省委的大字报，制造舆论，煽动群众闹事。紧接着，在省委、省革委会机关和哈尔滨市的街上出现许多大字报、大字块，写着“坚决击退右倾翻案风”、“打倒黑龙江省的孔老二”等内容，有的还指名攻击省委里的老干部是“复辟”、“回潮”的总代表。聂士荣、牛成山等人还加紧和江青集团及其爪牙联系，先后给江青、毛远新等人写了240多封信，诬告省委所谓“复辟”、“回潮”问题。3月21日，在牛成山等人的指挥下，80多名帮派分子强占省委会议室，围攻省委领导人，逼迫省委交出他们向中央诬告省委的信和江青的批语。3月26日，牛成山等人在北方大厦广场召开大会，攻击省委搞“复辟”、“回潮”。4月1日，他们又闯到省委，要求把他们的诬告信和江青的批语转发全省，逼省委承认“犯了方向错误”，一连闹了6天5夜，使省委无法正常工作。4月6日，牛成山、聂士荣等20余人强行冲进中共哈尔滨市委办公大楼，将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李剑白绑架，挂上黑牌子，游街批斗。5月10日，牛成山、聂士荣又指使一些人闯进省委办公室机要室，抢走文件307份。12月24日，省革委会召开第八次全体会议，补选黑龙江省出席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第一天，聂士荣等人为了阻挠补选老干部为四届人大代表，竟然在会场抢话筒，外面的“造反派”也破窗而入，殴打工作人员。12月26日，牛成山、聂士荣等一伙人，抬着伪装的被“打伤”人员打着白旗上街游行。随后，这伙人又冲进省委机关大楼，强占会议室，设立“讨还血债办公室”和“讨还血债广播站”，用高音喇叭吵闹，干扰省委工作1个半月之久。
　　面对这种混乱的局势，省委、省革委会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批林批孔”运动本身就是在“左”倾错误指导下进行的，加上江青集团的插手，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74年4月，在帮派分子闹得最凶的时候，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汪家道自行出走，离开了领导工作岗位。1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汪家道在黑龙江省的党、政、军全部职务，调回沈阳军区工作；由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主任刘光涛主持黑龙江省的工作。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黑龙江省工交、文教等战线也遭到严重冲击。一些企业的造反派打着江青一伙鼓吹的“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等错误口号，煽动停工停产，造成许多企业生产下滑，铁路运输秩序混乱。教育战线在批判“师道尊严”和提倡“反潮流”的浪潮冲击下，把学校刚刚建立起来的教学秩序和管理制度，指责为“复辟”、“回潮”，把忠于职守、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诬蔑为“复旧”、“复辟”的典型。1974年9月，国务院科教组发出《关于开门办学的通知》之后，全省各中小学纷纷搞起开门办学，实行“厂校挂钩”，把阶级斗争当成主课，劳动变为中心，对文化课却没有严格要求。一些学校又出现了“领导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在文艺界“反右倾”、“反回潮”运动中，江青一伙先后发动了对晋剧《三上桃峰》和湘剧《园丁之歌》的批判。在此影响下，黑龙江省也批判了以反映刘少奇1964年视察小兴安岭林区为背景的话剧《松涛曲》。5月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在向中共中央呈报的《关于批判话剧（松涛曲）的请示报告》中，把这部话剧定性为“为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随后，全省组织了对《松涛曲》的批判，使一些文艺工作者受到严重伤害。“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一系列做法，使黑龙江省在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好转的经济形势，又重新遭到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