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实现历史性的转折

　　一、邓小平视察黑龙江

　　1978年9月，邓小平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回国后到东北地区视察。9月14日，邓小平第一站就到达了大庆。在火车上详细询问了大庆油田的开发情况。当听说大庆能高产到5000万吨，稳产到1985年（后因采用新技术可以稳定到2010年）时，非常高兴。这次，邓小平在大庆逗留了10个小时，参观了9个地方，会见了许多干部群众。在接见大庆劳动英雄耿玉亭时，因耿玉亭失去双臂不能握手，邓小平专门同他的妻子握手以弥补这一缺憾。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到大庆视察。对大庆的发展变化表示由衷地高兴，对大庆的继续发展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嘱咐大庆的同志：“要把大庆油田建设成美丽的油田”。9月15日，邓小平在哈尔滨会见黑龙江省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听取了省委工作汇报并作重要讲话。
　　邓小平视察黑龙江的时候，黑龙江省通过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省内与“四人帮”及其死党有牵连的人和事大部分已经查清。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中共黑龙江省委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第一个表态，明确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提出：“文化大革命”前的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在省内引起很大的反响。邓小平对黑龙江省的“揭批查”运动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起的反响很关心。并对黑龙江省委的做法给予肯定。
　　当时，黑龙江在农业方面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开荒。黑龙江省地处高寒地带，无霜期短，单产不高，总产不稳；而人口则由抗战胜利时的1000万增加到3000万。1978年省里曾提出，将耕地面积由1.3亿亩增加到2亿亩。对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曾提出，不要过于依靠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去解决粮食增收问题。这次，邓小平就开荒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大面积开荒要慎重。美国朋友韩丁举了世界10多个国家开荒的情况，认为大面积搞很危险，引起气候的变化，发生黑风暴、风沙。我看很有道理。东北本来降雨量就少，这事要非常慎重。邓小平还强调了农业机械化和农场工业化问题。他说，全国搞机械化，我总是提出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打歼灭战，你们黑龙江应该是第一个。黑龙江土地面积多，土质好，尽管无霜期短，也要搞机械化，包括打井喷灌。农业最终要工业化的，农场不仅要搞粮食，农场要变成工农联合企业。搞工农联合企业，门路多的很，潜力非常大。不但国营农场要搞，各个大的城市周围都要选那么一些乡镇来搞。
　　邓小平这次对黑龙江的视察，正值当代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党内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力量与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斗争十分激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怎样走？这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在黑龙江的谈话，系统地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选拔年富力强的干部；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问题。他还系统阐述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中的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按劳分配等问题。这些谈话，包括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等文章，为此后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提出，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提出：“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仍然存在。文章进一步指出，“科学无禁区”，“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文章的理论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共黑龙江省委敏锐地觉察到这一讨论的重大意义所在，因而积极地支持了这一讨论。
　　同年6月3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全省地、盟、市委和省直部、办、委、局负责人会议。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在讲话中指出：要使我们的工作有大的突破，必须在思想上有个大的解放。工作没有大的突破，是由于“心有余悸”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没有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彻底解放出来。心有余悸，就怕这怕那，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这也不敢抓，那也不敢动，不敢突破“禁区”，甚至还怕再出现反复，正确的不敢坚持，错误的不敢纠正，工作不敢负责任。心有余悸，就分不清是非界限，把错误的东西当成正确的东西坚持不改，甚至对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持怀疑或者反对态度。“怎样解放思想？”杨易辰指出：一是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并用来指导各项工作，区分各种是非。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根本问题是拨“四人帮”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之乱，正毛泽东思想体系之本，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是不分时间地点，抓住毛主席的只言片语不放。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对任何事情，解决任何问题，都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黑的就是黑的，红的就是红的，左就是左，右就是右，不能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比如，我们复查一个案件，不能以哪个文件、谁批的为标准，必须尊重事实，按照事实做结论。三是要正确看待28年的历史，林彪、“四人帮”全面否定“文革”前17年，把17年的一切都看成是黑的，又把“文革”10年的一切都说成是红的。只有肯定17年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承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重大问题的路线是非才能分清。在这次会议上，中共黑龙江省委给“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平反。会议指出，在欧阳钦同志主持下的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有缺点错误，但不是主流，而是支流。
　　这次会议精神在黑龙江省各级干部中传达后，反响很大，也引发了一些疑问。有的干部提出，既然“文革”前的省委是红的，那么当时造省委的反，夺省委的权，是不是错了？如果说错了，那么毛主席关于夺权的指示，又怎样理解？还有人提出，说毛主席路线在教育战线占统治地位，那么对毛主席提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的指示如何看？既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各个领域占主导地位，走资派只是一小撮，“文化大革命”成立造反组织，所有党政机关统统被砸烂，这样做法是否有必要？说红卫兵由于缺少经验往往选错目标，那么对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又怎样看？等等。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干部都只是提问题，而不表示自己的看法。有些在个别交谈时还可以谈自己的看法，在会上就闭而不谈了。这些现象都说明人们仍心有余悸，是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倒行逆施，把人们整怕了。
　　7月4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会议开宗明义，敞开思路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实行“三不主义”。会议确定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央报刊连续发表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7月7日，省委给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通知，要求在干部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以此为标志，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省广泛展开。7月15日，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在《内部参考》上刊载题为《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真理的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文章。7月28日，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在这篇文章上批示：“这是一篇极好的情况。建议党校党委、中组部局以上干部，认真讨论一次。请党校理论动态、中组部研究室特别注意。”8月23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的文章，国内数十家报刊予以转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根据中央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要求，黑龙江省对党员、干部进行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在补课中，省委还要求各级党委联系实际，解决具体问题。城市工矿企业围绕搞活经济、扩大企业自主权，农村社队围绕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发展家庭副业、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等进行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成为全省各级干部解放思想，推动工作，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动力。

　　三、全省工作重点的转移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会议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会议认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应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会议做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会议提出了实行改革、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针，提出了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继往开来的转折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
　　为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1978年12月26日至1979年1月8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提出：（1）立即掀起一个关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大宣传、大学习、大落实高潮，做到家喻户晓；（2）集中力量抓好经济建设，有重点有步骤地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主要是稳定农业这个基础，工业方面突出解决煤电等先行工业，逐步解决人民生活方面的欠账；（3）安排好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4）妥善处理揭批查运动中的遗留问题。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为其后召开的中共黑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做了必要的准备。
　　1979年1月20日至23日，中共黑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出席会议代表1049人，代表全省118万余名党员。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总结黑龙江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把全省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代表第三届省委向大会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战略转移，它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这次代表大会就是为了动员全省各级组织和广大人民来实现这个历史性的转移。我们一定要坚决转，不转不行；我们一定要快转，转慢了不行；我们一定要转好，转不好不行。为了转得快，转得好，必须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武装全体党员和全省人民；必须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迅速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全党上下都要把主要精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教育；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搞好党的建设。大会选出了由87名委员、4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黑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1月24日，中共黑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杨易辰、李力安、陈雷、李剑白、文敏生、王一伦、陈剑飞、陈烈民、王金籽、王钊、陈俊生、侯捷、张世军、陈元直、解云清、赵兴元、王振扬17人为省委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杨易辰为省委第一书记，李力安、陈雷、李剑白、文敏生、王一伦、陈剑飞、陈烈民、王金籽为书记；选举产生了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王一伦为书记。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决定》。
　　这一时期，为促进工作重点尽快转移，黑龙江省还致力于解决一系列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的不稳定因素。突出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自从1968年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79年末，黑龙江省有163万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此外，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及农村社队，还接收了来自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40.3万人。从1978年开始，在黑龙江省农场、农村刮起了返城风，有些地方出现了知识青年聚集冲击省、市委机关的现象。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一问题？中共黑龙江省委认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当历史地看。省委和有关部门一方面表彰扎根农村、安心创业的知识青年榜样，并对连职以上农场脱产干部定职定级，稳定了知识青年队伍；另一方面下气力解决城镇知识青年的安置问题。提出必须从发展生产入手，有长远规划，搞好综合平衡，避免重复建厂；改变劳动就业由国家包下来的观念，改变重全民、轻集体、歧视个体的思想，鼓励和支持待业青年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把广开就业门路，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作为安置待业青年的主要出路。通过采取上述措施，黑龙江省安置城镇待业青年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问题均有缓解，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此外，黑龙江省还集中解决了城市社会治安不好，对犯罪分子防范不严、打击不力，群众缺乏安全感问题。1979年2月至3月，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苏联方面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紧张局势，进行战争恫吓，影响了边境地区部分群众的情绪。这也成为当时不稳定因素之一。针对这一情况，根据省委统一部署，有关地区采取积极措施，稳定了边境居民的情绪。
　　1979年12月21日至26日，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根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在今年设立人大常委会和将革委会改为人民政府的决议》，选举产生了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赵德尊为主任，倪伟、张瑞麟、刘潜、刘恢先、王丕年、王肇治、吴诚、孙子源、杜国平、柏青（女）为副主任；白文达等65人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会议决定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改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选举陈雷为省人民政府省长，陈剑飞、王路明、侯捷、李瑞、解云清、王操犁、鲁光、卫之民、王军（女）、王金陵为副省长。会议选举赵云鹏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李兴昌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次会议之后，全省各市、县（区）也相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将本级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各地区革命委员会改为地区行政公署，成为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逐步实行党政分开，加强了政府对经济工作的组织领导职能。
　　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黑龙江省顺利地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黑龙江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