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毛东武

    方志语言学为方志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研究方志语言基本理论、发展历史和在方志编纂实践中指导正确、简练、雅致运用语言的一门学科。方志编纂离不开方志语言。一部志书质量的高低，除其正确的指导思想、丰富的资料外，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语言运用的优劣。语言运用得好，好像一棵树有了青葱而整齐的枝叶，一座房有了鲜亮而有序的砖瓦，必然会吸引人们的眼球和引起人们的兴趣。而当今修志界，对此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致使一些资料极其珍贵丰富的志书，显得平庸拙涩乃至严重影响到质量。

　　从上世纪90年代，笔者在完成《方志编纂学》著作后，即开始对方志语言的有关资料进行搜集与研究。留心阅读自古至今包括《越绝书》、《南宋临安两志》在内的近千部方志名作，搜集阅读古今中外包括刘坚《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美国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和唐代刘知几《史通》、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等著作。回顾自己在28年修志道路中参与编纂的12部志书在语言运用中的得失，用3年多的时间进行方志语言理论方面的撰述，形成了一部41万字、约有千个运用实例的书稿。在此，笔者想谈谈对方志语言学建构所作的尝试，与志人交流，请大家斧正。

　　一、方志语言学的独特性

　　方志语言是一种记述性的语体文语言。方志语言学的基本任务在于探索和寻找方志语言的基本规律，在方志编纂中进行正确指导和运用，以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和人们的欣赏水平。比较而言，文学语言侧重于描写，数理语言侧重于推理，历史语言侧重于古今演变，社会语言侧重于社会交际。我们研究的方志语言，则侧重于记述。在大事记、专志中用记述，在概述、人物传中用记述，即便像图、表、录那样的形式，本质上还是记述。而且，当今方志语言是精炼白话文语言和简明文言文语言相间的语言，它既要求严谨朴实，又要求简练流畅，这就更显示它记述的独特性。

　　方志语言学与方志编纂学、方志评论学、方志资料学、方志目录学等，都是方志学的分支。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方志编纂学是寻求方志编纂规律和编纂方法的学科；方志评论学是研究按方志标准进行口头与书面评论的学科；方志资料学是研究方志资料搜集、鉴别和整理的学科；方志目录学是研究方志性质、类属、编系的学科。而方志语言学是研究方志语言基本理论、语言发展和在方志编纂中运用记述语言的一种学科。虽然方志中也要用到议论语言、说明语言，但总没有使用记述语言那样广泛与集中。

　　经以上比较分析，方志语言学的独立空间地位就显露出来。方志语言学在方志学系统中有它自己的独立身份，有它自己独立的存在空间。另外，更重要的，方志语言学还有它独立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方志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一为研究方志语言理论基础和基本要求；二为研究方志语言各阶段的历史；三为研究方志的词语和语法句法运用；四为研究地方语言、民族语言和专业语言运用；五为研究方志语言的修辞方法；六为研究方志语言的审美和风格。

　　有了空间地位，有了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方志语言学的学科建构便由此产生。

　　二、方志语言的发展历史

　　方志语言学应该有学科发展历史的结构内容。昔日，自己撰著《方志编纂学》，只有整体编纂原则包括资料搜集、篇目设计、写法体裁，和分体编纂方法的建构，从未想到有自古至今编纂历史的撰写。阅他人的方志编纂学，有的则是各人文章或编纂经验的组合，有的虽有编纂的系统的原则和方法，也未提到各时期编纂历史的书写。阅《文学语言学》〔1〕，也只有文学语言特质、特殊表征、符号组合和特殊句式的撰述，也未提到文学语言的发展历史。

　　历史是指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文化科学发展的过程。方志语言属文化科学范畴，也有其发展过程。早在方志形成过程中，方志语言便伴随方志的编纂、志书的出现而产生，逐渐形成自己的发展过程。绝大多数学者视为方志发端之作的《越绝书》，所记之事，上自吴太伯，下至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52)，是综合古今、横列门类、体例较为完备的志书。它的语言，在《刻越绝书序》中就指出：“其文辩而奇，博而机。”它运用古汉语语言，将文词写得博奇而又雅致。诚然，其时的语言，也未分文学语言、数理语言，或者说方志语言。这里只是说伴随着志书的出现，志书语言也就出现了。志书语言是为志书内容服务的，它是伴随着志书而产生的。至东晋，有《华阳国志》的问世，此是我国最早以“志”为名的志书，将历史、地理、人物三者结合起来，横排门类，纵记古今，颇合方志体例。而语言则如撰著者常璩自己所说的“综括道检，总览幽微”。既使用古汉语言，又使用民间语言，“文词雅典，具有史裁。”〔2〕到唐宋，志书多出自图志、图说、图经。唐代图经存目有16种，宋代则发展至200多种。图即地图，经即地图说明文字。图经语言成为其时主要语言。按大的历史时期分，方志语言可分成秦汉方志古汉语语言、唐宋方志图经语言、明清方志文言语言、近现代方志半文半白语言、当代方志语体文语言等五种。

　　如此之“五言”，将秦汉以来五个历史时期的方志语言发展历史，比较全面比较客地观论述出来。有一定系统性，也有一定的实践性与理论性。而且通过两条线，一即名志二即名家的系列的剖析，将方志语言的发展历史线索进行勾勒。这种分法也与大的整个语言发展历史相吻合。

　　这是一种比较大胆的构想。学科历史，是学科理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只要认真研究，没有一门学科没有历史。我国定型方志，有近2000年历史，有方志编写，就会有语言运用，就会有语言历史的产生，只是过去没有进行研究而已。或者，也只是大略研究，没有进行细致研究；或者，也只是零碎个别研究，而没有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应该说，有系统而比较全面的研究，才算真正进入科学研究的领域。当然，我们对方志语言发展历史的研究，只是到系统性边缘而已，不能说是很完备，还待今后做更多努力。

　　三、方志语言的不同风格

　　研究方志语言，自然要研究方志词语运用、语法运用，也要研究语言审美和方志语言风格。风格是一部书语言运用与语言气势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格调。志书所修时间长，经手人员多，各地的文化底蕴不一，容易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志书风格的研究，实际是对一部志书语言运用高度概括和高度评价的研究，应该用更高的视角、更全面更综合研究的方法，方能实现。

　　往日，撰写《方志编纂学》，曾提到志书语言风格，惟只零星讲到个人风格、时代风格，没有能对它进行大量系统的研究，更没有能对古代志书风格与现代志书风格，进行全面和详细的研究。阅读祝畹瑾编著的《社会语言学概论》，该书谈及人“交际能力的高低与个人的家庭环境、社会经历和实际需要密切相关。”〔3〕但没有提到交际语言的风格。阅读《文学语言学》，该书有文学语言风格流派之目，内称“语言变异是形成作家个人语言风格的主要途径，而趋同则是形成作家群体的语言风格流派的渠道。”〔4〕但没有对风格展开具体论述，也没有区分流派进行剖析。

　　风格是一部志书、一部作品成熟的标志。不成熟的志书、平庸的志书，就很难显出什么风格来。风格不惟有个人风格、时代风格，还有显著的流派风格、地域风格。中国地域广大，北方地区所修的志书，与南方所修的志书，因地理气候、物产矿产不同，经济文化与人员的修养不同，所修志书风格也会迥然不同。

　　古代志书与现代志书语言风格也不相同。古代的志书，或呈现丰蔚博丽，贯穿雅典秀逸，或偏尚精核简括，追逐宏富壮美。与其时向往词语绚丽精美有关，也与作者的经历有关。北魏《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衒之，曾任抚军司马，他学问远瞻，重游洛阳，深有所感，加上其时当政者等信仰佛理，固成是书，文笔清新透逸。清代上海《紫隄村志》等，所表现出来的语言风格，则是另一种情况。乡村志贴近民众，又是本地知识里手所写，故尤讲究内容的丰宏与词语的乡土壮美。清代后期在方志编纂中出现纂辑派和撰著派之分。纂辑派以洪亮吉为首，主张“无一语不出于人”；撰著派以章学诚为首，主张“无一语不出于己”。虽是编纂中不同门派之争，实质上也是运用语言之争。之后，前一种成为用语繁琐派，后一派成为用语简约派。这种争论一直影响至民国以至解放后。而现代志书语言，即以“严谨、朴实、简洁、流畅”为其风格。

　　志书风格特征的出现不是表面的、个别的现象，而是群体存在的、具有实质的差别，志书风格是志书语言运用气势的一种聚合。我们研究和追求志书风格，目的在于提高志书整体语言质量。

　　四、方志语言的表述规范

　　方志语言的运用，历代皆有约略的规章。明代有浮文勿录之约，清代有事评文简之议，民国也有雅洁科学之条。但始终没有统一的方志行文规则出现。良好的行文要则，可以将方志所定政策法令、指导思想、资料事实、体例特色、语言运用，一律集中于笔端。此有利于行文有序可依，有章可循，编出的志书自然质量高雅，上下满意。要是与此相反，行文无范可规，无律可守，效果定然不同。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已制订志书质量和行文的规定，但真正要使每个地方志工作者都能自觉执行，也应该有个表述规则。应该有尊知重律要则、讲实究证要则、溯时延限要则、直名准称要则、表素齐全要则、数据确凿要则等等。要则要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对知识、法律一定要尊重，不能自以为是。方志队伍中，“法盲”还不少；编志中地域界限、时间界限也一定要切守，不可随便越境超限。

　　同时，行文中也要有规范，例如方志语体规范、人称规范、时空规范、文字规范、语法规范、图题规范、引注规范等等。这些规范非常重要。人称规范看来是小事，一不小心就会出现“本县”、“我市”、“我们”的情况；语法规范有时常常不当一回事，然一不留神，就会过多出现疑问句、祈使句，过多使用“着”、“了”、“过”时态助词；当今的注释，有文注、表注、图注，有页下注、同节末尾注等多种，每一种皆不能马虎。

　　表述规范为我们方志行文和语言运用，提出了既像政策性法规，又像执笔者准绳的自律规则，这对于提高志书编纂质量不可忽视。每位志书编辑或主编，不管是初纂时还是总纂时，常常都为行文无准则不规范而伤尽脑筋，即使到出版前的最后一次校对，也会遇到种种错杂、种种不规范之事。田径比赛场上，即使已经画好赛线，还会常常犯规，还时时需要裁判员、监督员查督。但若连比赛规则也不懂，将不知错到或者说犯规到何等地步。

　　行文规范，是方志工作者执笔的准绳。方志行文与新闻报道、工作总结行文有本质的区别，方志行文与论文、文学作品行文也有众多区别，只有认清这些区别，下笔方能整齐流畅。方志行文有规则，是方志事业兴旺发达的表现。任何一门学科，皆有书写和表述的规则，没有规则的学科，肯定是不发达或倒霉的学科。有区别，才有独立性。数学语言有“a2＋b2=c2”〔5〕；文学语言有“宝塔山上的宝塔，像一串珍珠”〔6〕；方志语言有“汉孝景帝五年(前152)五月，会稽属汉”〔7〕。每一学科皆有表述的规则，皆有与其他学科区别之所在。方志学科的独立性，不只表现在内容与形式的独立上，更表现在语言表述的独立上。

　　五、方志语言学的初步架构

　　方志语言学要形成一个由基础理论、学科历史和实际运用三部分组成的方志学分支学科体系，还应该对实际运用再作进一步探讨和认识。除明确语言运用要求应准确严谨、据事直书、简练明快等外，还应对方志词语及运用有所研究，对方志语言修辞和语言审美有所研究。方志语言的审美，应包含色彩美、声音美、形态美等。以便让我们的方志语言学科成为内容全面系统的学科，形式完美至善的学科。现将方志语言学的初步架构梳理如下：

　　从以上框架体系表中可以看出，方志语言学的三结构体系即基本理论、学科历史、实际运用非常明显。但创新突破点在于学科历史。学科历史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提高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还能为运用体系打下基础，开辟领域。对于运用体系来说，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悉离不开它。没有实际运用，就没有学科发展。清代乾嘉年间，章学诚凭借他在实际编纂中精心努力和创新运用“立三书”、“立四体”，而建立方志学说。有人说，章学诚并未写过一部方志学，没有系统的方志理论，不能称为中国方志学创始人。有实际标志的运用创新，又有理论的深刻著述，无宁说是完美的。但只有理论著述而无实际操作能力与有理论主张又有操作经验两者相比较，总还是后者优于前者。章学诚无愧为方志学创始人。方志语言学体系，是在实际语言运用中，概括出各种创新，上升为理论，而逐渐促进形成这种体系基础的。舍此核心实际运用的创新，就无所谓什么新理论，更无什么形成体系之说。

　　构建方志语言学学科体系，是个长期而宏大的工程。作者只是在这工程中首先有些认识而已，还相当粗浅，相当不成熟。体系的内涵还待再深化，外延还可再研究，对概念本身的理论阐述还缺乏有力的论证过程。这一切，犹待有志于此者，共同努力。

　　注：〔1〕〔4〕冯广艺、冯学锋：《文学语言学》,中国三峡出版社，1994年，第13页。〔2〕黄苇：《中国地方志辞典》，黄山书社，1986年，第10页。出自《四库全书简明目录》。〔3〕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5页。 〔5〕《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375页。勾股定理，勾三股四弦五。指数学语言的表述推理规则。〔6〕冯广艺、冯学锋：《文学语言学》，中国三峡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指文学语言的形象描述规则。〔7〕袁康、吴平：《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岳麓书社，1996年，第99页。这里指方志语言大事记的记述规则，要帝号年夹注公元年号，将时空归属记载得确凿明白。原会稽属吴，此年月起，归并入汉朝廷。括号内的年份，为作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