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 方 志 与 民 俗 文 化

　　地方志是记载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民俗文化是地方志记述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民俗入志由来已久，而且日趋系统完整。民俗文化的记述在地方志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续修地方志更应加强民俗文化的记述。

　　一、民俗文化记入地方志由来已久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就是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地方志中记载民间风俗由来已久，在地方志中记载民俗文化，更是我国编修地方志工作的优良传统。

　　（一）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地方志对民俗的记载

　　地方志记载民俗始于《山海经》。《山海经》是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同样也是我国最早的地方志之一。

　　该书以山为纲，以方向道里为纬，除对有关河流、民族、植物、动物和矿产等地理知识进行了记述，还参考以古代神话，其中不乏民俗内容。对我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神话研究极为有用，同时对民俗文化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嗣后，晋朝的地理志《畿服经》，在记载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旧好靡不具悉的同时，也详细记述了民间风俗。

　　除此以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记录风俗为主的地方志，如东汉时期的《南阳风俗传》、《地理风俗志》和专门记述风俗的《荆楚岁时记》等。《荆楚岁时记》作为一部专记一地风俗的方志，其保存之完整，时代之早，对后世影响颇深。

　　（二）隋唐之际地方志中关于民俗的记载

　　到了隋唐之际，因政治、经济和中外文化广泛交流的需要，方志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方面影响较大的著作有《隋州郡图经》、《元和郡县图志》及《诸郡物产土俗记》、《诸州图经集》等。这类地志著作较为真实，系统地描述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民俗史的基本依据。

　　《隋州郡图经》，又名《隋诸州图经集》、《隋图经集记》，100卷,郎茂撰。郎茂，字尉之，恒山新市人。北周时为卫国令，入隋，官太常少卿、尚书左丞。原书约亡于北宋末年。清代王谟有辑本。据所辑的百余条佚文来看，记及北海、博陵、永安、信都、上谷、灵武、新宁、玉林、江都、雁门、上党、常山、河东、太原、龙泉、绎、魏、涿等17郡属县的有关情况。按其内容可归为10类，大都为风俗或与风俗有关。如记水体者曰:“(太原郡)毕发水，今俗亦名妨女泉。大车如轮，水色青碧，百姓祀之，妇人不得艳装衣新彩，临这必雨雹，故云妨女，介子推妹也。”又如记物产者曰:“高邑县房子城出白土，细滑膏润，可以涂饰，兼用灌锦，呆致鲜洁。”记民情风俗者如:“并州，其气勇、亢诚、信，韩魏赵谓之三晋，骠悍盗贼，常为他邦惧。”记祭祀者如:“(武安郡)今赵氏数百家每有祭祀，别设位以祭公孙杵臼及程婴二氏。历代相传，号曰祀客。”

　　《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758～814年)撰。李吉甫字弘宪，唐赵州赞皇县(今河北赞皇县)人，曾任忠州、郴州和饶州刺史等官。此书是我国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全国性地理著作，对唐代各地的一些风俗人情和社会民俗亦多记载。如书中载唐宪宗时使人治瓠子金堤，“值王尊为东郡太守，河水盛涨，泛滥瓠子金堤，以为神之所致。王尊率民众，沉白马祀水神，并亲执玉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堤。后水涨决堤，吏民皆奔走，独尊屹立不动。如是，水不久自行消退。”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抗灾过程中的巫术活动。

　　（三）五代宋元时期地方志关于民俗的记载

　　到了五代宋元期间，特别是宋朝以后，随着方志体例的日臻完善，方志记载的内容也日益扩大。唐以前，方志大多以记载自然地理内容为主，而从宋代开始，方志中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日益丰富，特别是有关风俗文化的内容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宋元方志里，一般都包括各州县的建置沿革、山川形势、风俗、方物、人物仙释等方面的内容，不但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例，同时也保存了大量的风俗方面的史料。这些史料成了研究当时社会民俗文化的珍贵史料。

　　我国的地方志，发展到五代宋元时期，出现了日趋繁荣的局面。特别是至赵宋体例始备之后，随着方志体例的基本定型，记述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从宋代开始，方志由以往偏重自然地理的记述，开始越来越重视对于人文地理方面内容的记述，尤其是风俗文化即民俗文化日趋受到重视。在宋元方志里，一般都包含各州县建置沿革、山川形势、风俗、方物、人物仙释等方面的内容，保存了大量的民俗史料。

　　宋元时期全国性的区域志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地方性的方志保存至今的有30余种。其中周淙的乾道《临安志》15卷（残存3卷），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100卷，范成大的绍定《吴郡志》50卷，均有民俗内容的记述。

　　元代所修方志保留至今的除《元一统志》残本以外，还有11种。如于饮的《齐乘》6卷，俞希鲁的至顺《镇江志》3卷，张铉的至正《金陵新志》15卷，以及熊梦祥的《析津志》也都有关于民俗的记述。

　　《析津志》，元熊梦祥著。熊梦祥，字自得，号松云道人。江西富州(今江西丰城市)横冈里人，曾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生卒年不详。《析津志》是最早记述北京地方风俗历史的专门志书，北京图书馆所辑之残本分为18类，其中包括“祠庙”、“祭礼”、“风俗”、“岁纪”等条，记述元代北京地区民俗事项极为详尽。其中“岁记”包括元宵、端午、浴佛、腊八节、春节、龙抬头节、踏青节等节俗活动。书中在记述“龙抬头节”时写到：“ 二月二日 ，谓之龙抬头。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男子妇人不用扫地，恐惊了龙的眼睛。自此后，世人以竹拴琉璃小泡养数小鱼在内，沿街擎卖。”又如记二月北京市民踏青之俗曰：“是月也，城北官员，士庶妇人女子，多游南城，爱其风日清美而往之，名曰踏青斗草。”这些内容对研究元代北京地方的社会风俗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明代地方志中关于民俗的记载

　　到了明代开始，中国方志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对于民俗的记述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详细。明代的方志，非常重视社会风俗的采录和撰述，在现存的900多种明代方志中，大都辟有专门的“风俗”内容，与此同时，在“土产”、“寺观”、“祠庙”、“仙释”、“镇市”、“杂志”等门类下，也杂有大量有关风俗的记述。在明代的方志中，较为著名的志书有明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年)下诏纂修的《天下郡县志书》，“遣使遍采天下郡邑图籍”，志书内容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廊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代宗景泰七年( 1456年) 由陈循等主修撰成的《寰宇通志》，凡38目，119卷.;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 由李贤等主修撰成的《大明一统志》，凡19目，90卷。《寰宇通志》与《大明一统志》皆依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编次，分记各目有关内容，是流传至今的两部明代全国总志。此外，还有各布政使司的“通志”，《明史·艺文志》地理类著录了《山西通志》、《山东通志》、《河南通志》等10余种，而现存明代各种通志的数目则大于此，再加上各地府州、县的志书，以及各种镇志、卫志等，构成了”郡县莫不有志”的方志系统，其中的“风俗”专目，极大地丰富了当时对汉民族社会风俗的记录和评述。明代方志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崇尚奢靡、炫耀攀比之风记述颇详。如隆庆《仪真县志》卷十一《风俗考》载:“婚丧宴会，竞以华缛相高，歌舞燕游，每与岁时相逐。”正德《姑苏志》卷十三《风俗》载：“由今观之，吴下号为繁盛，四郊无旷土，其俗多奢少俭，有海陆之饶，商贾并凑，精饮馔，鲜衣服，丽栋宇，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女工织作，雕镂涂漆，必殚精巧。”

　　（五）清代地方志中关于民俗的记载

　　清代，各地的地方志修纂工作重视胜似以往历朝，官修者在体例规格上也多有限定，并统一体例，供纂修人员参照执行，虽然各地的编写体例有所不同，但大多载有风俗的内容，亦有将风俗单独立卷者。县志如《陇西分县武阳志》将风俗列为卷三，置之八目之首;顺治《崇信县志》分上、下两卷将风俗列为上卷。但更多的是将风俗列为目，与星野、疆域、山川、城池、河防、田赋、物产、祠祀、古迹、人物等并置。《巩昌县志》则将风俗上升为门，与山川、古迹、物产、建置并列。此外，还有以纪传体记述风俗的，如《畿辅通志》。但不论何种体例，对风俗记述之分量则日益增多。广东省现存广东方志600余种，几乎每一种都有风俗、寺观、学校、艺文等专志。例如《高要县志》、《兴宁县志》、《东莞县志》、《增城县志》都记载有关蜒户、客民习俗情况，而《潮州县志》、《潮州府志》更多有畲民习俗记载。河南《嵩县志》则辟有“乡土志”，风俗则是其主要内容。康熙《碾伯所志》，虽不分卷。平行列目，其中除“习俗”一项外，尚有“崇祀”、“民祀”等，也是专记风俗的。

　　清代方志对丧礼中的尚巫之风、堂祭之举、卜葬之俗的记载和评述，以及对诞礼、冠礼、寿礼、祭礼的记载等，亦比前代志书更为详尽。如同治《万安县志》载祭祖曰:“祭祖以清明、冬至节为期，每祭必先本醮坟。而后行礼。其族大财盛，能备祭仪者，先日设牌位，日午省牲，夜间习仪，质明行祭，皆整衣肃冠。主祭者，族长。分献者，房长。引礼者，绅士。执事者，儒童。总理其事者，头人。祭用三献，门外设燎火，其胙有生有熟，或发胙钱。主祭、分祭、引礼、执事、头人，另有生胙。秋祭，唯中元节，焚钱不醮坟，鲜有行祭备礼者，有之亦在中元节内。”

　　清代方志对风俗之记述，一般重岁时节日、尚婚丧礼仪，不但记述详备，同时地区分明、城乡分开，良陋评析。录旧志写新志，亦多有评述与专论等等。

　　生产习俗在过去传统志书中多重物产、赋税、贸易，很少记述农家个体耕织活动。清代方志中在这方面有很大进展，如乾隆间《武宁县志》即如此载述:“农民种禾，联里为伍，最相狎。日午饮田间，或品其工拙疾徐而戏，笞次以为欢笑。每击鼓发歌，迎相唱和，声彻田野，悠然可听。至若御桔槔，口歌足踏，音韵与辘轳相应，低昂宛转，尤足动人。然往往多男女相感之辞，以解其忧勤辛苦。”又曰:“山田水出石罅中，性冷而善凝，得石灰沃之，则泥融草腐。禾苗倍常。人于麦收前后，以答易灰。老少负荷。数十为群，择能呕者一人为长，高声朗唱，众人和之，昼夜络绎，笑语相随，殆劳而不怨焉。”《东乡县志》则分别记有田者、樵者、渔者的劳作特点及换卖之方式。《彭泽县志》多记网置湖鱼、工习技艺、商贾贩务的具体活动，且对棉花、夏布、织染、缝纫等亦均有论列。乾隆《武宁县志》还详记有饮茶之俗:“江南之人皆嗜茶，而武宁独甚。至于僻村深谷，往住专蓄茶法。”

　　山西雍正、光绪《山西通志》都设有风俗一目。光绪《山西通志》184卷，体例别开生面，分为辨方、序世、稽古、纪邻、述事、存人等六门;述事门中有巡幸记、荒政记、大事记、经籍记、金石记、风土记等。其中之“风土记”专门记述风俗。

　　东北有通志自《盛京通志》始，而独立有通志则自光绪《吉林通志》始。两部通志都有风俗内容。《吉林通志》舆地志中专设风俗一卷。其中信仰民俗“跳神”全文引录了清初《柳边纪略》、《绝域纪略》中的资料，为研究萨满文化留下了宝贵资料。嘉靖间西清所著《黑龙江外记》卷六详细记载了满族、索伦、达斡尔、汉军，以及流人的生活习俗，弥足珍贵。

　　岁时节日农家之“送穷”，清代方志中也给以注意。同治《新昌县志》载云:“(正月)三日清晨，各家净扫堂室尘秽，以爆竹锣鼓送之水浒，曰送穷。”可见，其捕捉风俗之视角已比前代开阔。清代方志，还重视民间赛会活动。同治《会昌县志》将当地民人各月赛会，从元月至十二月，详加列述。各赛会之斋供、酬神、饮宴、游会均记其原委。对社会上的各类陋俗，许多地方志多注意加以记述和评析，如同治间江西各县县志对流行于民间各地的各种陋风恶俗，既有记述，又有评析和揭露。《丰城县志》将所流行之陋俗，概括四项加以评述:一曰嗜巫，二曰喜争，三曰溺女，四曰暴葬;且评日:“且有溺女以求子者，尤可痛恨。”

　　道光《武宁县志》还记述乡间利用水力舂米之情：“山中田，高下其区，利于水碓，南乡尤多。其大者曰车碓，有二、三臼，为屋复之，水自高田辘轳环转，喷薄而下注，而杵臼自舂，日可熟米四五石，米最精，糠亦有屑碎，唯用一人治筛扇而已。”同治《雩都县志》、《和平县志》、《远安县志》及《南城县志》等，皆如此。

　　此外，如同治《安仁县志》对土风、农桑、商贾、工艺之分述；《相城县志》先列历代文献后叙当代诗文论述本地之俗，再进而记载本地之俗，最后到评析“邑美之俗”与“邑俗之不美者”;《临川县志》对前历朝旧志所叙之摘编;《新淦县志》风俗篇记述终年之占候谚语;《会昌县志》土习、民风、女功、农事、工役、商贾、饮食、嗜好、歌谣、祈镶之分目，以及《万年县志》之附《改葬论》，《泰和县志》之附《士习书》。光绪《上犹县志》之附《戒溺女文》等，均为清代地方志体例之新创。而且有些清代方志还专辟有风俗志，专记风俗，内容更为铺叙详尽，道光《宁都直隶州志》之风俗志，长达万余言。

　　其他如同治《会昌县志》还重视对生产习俗的记载，记有二月播田下种、三月秧针秀茁竞相栽插、四月塞粪，至六月黄云遍野、大暑前收“百日早”，以及种席草、烟草等具体农务。此志还对妇女农闲时从事副业，采梓桃，日暴壳裂。篝灯拣仁，或榨油等彻日连宵的活动有所记述 。

　　（六）民国时期地方志中有关民俗的记载

　　民国时期，方志记载民俗有增无减。《奉天通志》共设20目，礼俗是其一也，而其中的方言则记述了300年来辽宁语音的变迁。民国《黑龙江志稿》地理志中专设风俗一卷。其中礼仪民俗，分别详细地记录了汉人、汉军、满族，以及蒙古、回族、达斡尔等不同民族的不同婚礼、丧礼、祭礼。民国《龙城旧闻》、《瑷珲县志》、《呼兰县志》、《绥化县志》、《宁安县志》同样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汉人、汉军、满族、以及蒙古、回族、达斡尔等不同民族的不同婚礼、丧礼、祭礼，尤其对满族的风俗记载尤详。这些志书对保存、传承、研究、开发利用满族风俗起到了其他方志所起不到的作用，在满族风俗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更显得十分珍贵。

　　（七）系统性风俗志书和风俗资料汇编的出现

　　民国时期除了在方志中记述民俗以外，还专门出现了系统性风俗志书和风俗资料汇编性质的著作。主要有胡朴安编的《中华全国风俗志》，李家瑞编的《北平风俗类征》和瞿宣颖辑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

　　《中华全国风俗志》， 1923年由上海广益书局出版。它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风俗志专著。全书分上下两编，共约60余万字。摘选历代古籍、近代报刊及杂著中各省的风俗资料，编选而成。上编按市、县分别选录，下编以民俗划类汇辑。正文前有一篇论说性极强的作者自序，阐释了作者对风俗的见解，编著之主旨及编撰之缘起、体例编排等。作者认为:“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幅员辽阔，为千里者以十计;为百里者以千计，各自为风，各自为俗。风俗之不同，未有如中国之甚者也。以中国不同之风俗，数千年来，在统一国家之下，卒能相维相持于不敝者，其道安在?间尝求之而得其故。盖以学术统一而已矣。自汉武表章六经、儒术遂尊，佛虽盛于晋唐之际，出世而非入世，不能与儒家争政治之权;所以自汉以后迄于清季，为儒术统一国家之时期。虽其间乱亡相继，而其由乱而治，由亡而存者，无不揭橥儒术，以为收拾人心之具。所以不同之风俗，而卒能归于统一者此也。西学东渐，功利之说兴，儒家仁义之说不能与之相抗，学术分裂，各执一端，于是不同风俗之国家，遂无统一之望矣。夫求治之道，须因病施药，不呆削足适履。学术既无统一之能力，当留意于风俗之习惯，而为因病施药之举。”为此，作者为“详考其风俗，乃退而读方志，凡有关于风俗都随笔记之，释成巨册。”以作“从政者考镜之资”。

　　胡朴安广搜博采各地各民族的各种风俗记载文字，翻检辑钞功夫之大，所涉风俗范围之广，实乃前所未有。大凡明清以前与风俗有关的书籍均有摘抄，并纳人各省州府县的风俗之项目中。上编体例近似地方志，对某一地区的风俗只作概貌式的描述。下编排列按类，体式活泼，有综述，有分述，有议论，粗细详略各异，凡涉及风俗之记载，尽在收罗之列。

　　二、记述好民俗文化的重要意义

　　民俗志是地方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方志的主要篇目之一，是古今方志的必备门类。首先，记述好民俗文化是提高志书质量的需要。方志的质量标准，首先是体例完备。方志为一方之全史，举凡一地历史沿革，山川形胜，政治建置、人物传记、武备兵防、经济状况、风俗民情、宗教、异闻，无所不载，应有尽有，缺一不可。方志又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民俗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分，是方志必须记述的重要内容。忽视民俗文化变化的记述，“百科全书”将徒有虚名。其次，加强民俗文化的记述是体现方志特点的需要。方志的特点之一就是地方性，亦即地方特点。而民俗内容是最能体现地方特点的门类。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有各地的民风，各地有各地的习俗。在编写方志过程中，写出了不同的民俗，也就突出了各自的地方特点。

　　第三，加强民俗文化的记述，是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的需要。人们生活在社会里都是一个社会化了的人，也是民俗化了的人。“任何一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沐浴着本民族的民俗文化而生长壮大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生活在民俗文化里，想完全跳出民俗之外的人是没有的，因为你跳出旧俗之后，你将又融入了新俗。”（宋徳胤：《黑土文化》）因此，每个人，既和精神，又和物质，既和社会又和自然发生关系。民俗存在于生活的各个各方面，并相互影响。记述好民俗文化，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社会文明建设的需要，同时还是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记好民俗文化以供輶轩之采，“观其礼俗，而政治之隆污，民德之厚薄，具于此矣。”编好民俗志，除了“周咨博采，备著于篇”以外，并“非徒广异闻”，“亦藉以一风教也。”（黄维翰：《呼兰府志》卷十《礼俗略》）。文化的基础是民间文化，亦即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根文化，是文化的土壤和乳娘，是特色文化的源泉。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必须重视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第四，加强民俗文化的记述，是真实记录社会发展的需要。民俗文化发展变化反映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改革、开放、发展、竞争、创新，成为我国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在这个历史时期，人们的生产方式、交流方式、交往方式、出行方式、礼义、节日习俗等出现新的变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同时，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客观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的反映。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变化反映、体现时代气息。国际互联网的开通，电子计算机的普及、无线通讯工具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联络方式，拉近了人们的距离，使交往、联络日益频繁。再如，小轿车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彩色电视、电脑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和休闲方式；综合型超市、步行街（城）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购物和休闲方式。民俗文化的新变化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五，加强民俗文化变化记述，是保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变化、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科技进步、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习俗、生产习俗、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当然不可能是全部发生变化。因为，习俗作为文化现象具有相对稳定性。尽管如此，民俗事象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变化。社会生活变化了，有的民俗文化事象仍旧保留，有的消失，又有许多新的文化事象产生了，许多新的民俗事象补充到旧的传统民俗中，以适应新的生活需要。

　　三、续编地方志应记述好民俗文化

　　20世纪80年代首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在民俗文化记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并在继承传统方面有所创新。但依然显得不足。大多数县志只在社会篇中设立民俗一章，只有少数志书单独设立民俗编的。不但层次显得低，而且内容记述也显得单薄。就黑龙江方志而言，惟新编《呼兰县志》编纂较好。第二轮修志特别是县区志，民俗文化内容反映得更是不够充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从首轮修志到第二轮修志仅二三十年时间，民俗变化不大，而且前志已记，可以不记。结果削弱了民俗文化的记述。就黑龙江目前已出版的22部县(市)、区志，就有嫩江、甘南、肇东、肇源、五大连池、绥棱、富拉尔基7个县（市）、区志未有民俗的记述，占出版的已22部县(市)、区志的1／3。

　　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们无论在物质民俗和精神民俗方面、礼仪民俗、岁时民俗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物质民俗方面，衣食住行发生了很大的乃至根本的变化。人们穿着打扮越来越趋于时尚，一改服装青一色的局面，款式争奇斗艳，打扮千奇百态，美容化妆已成为新的习俗。就饮食而言，膳食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食品趋多样化。北方已由小米、苞米馇子等粗粮为主，改为以大米的细粮为主，粗粮反倒成为稀罕物。另外，食品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就居住习俗而言。住房条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大城市居民住房日益扩大。农村一改土坯草泥的平房，已为砖瓦（铁皮）结构的平房所代替。经济发达地区人们的居房已变成钢筋水泥结构的“小洋楼”。在一般城镇，也都逐渐在向楼房过渡。就通讯而言，通讯方式已由传统书信、普通电话电报联络，到程控电话、BP机联络再到移动电话、互联网联络，缩短了人们的距离。QQ聊天、电子邮件、传真、手机短信等已成为主要联络方式。就交通而言，高速公路成网，汽车如织；火车提速，朝发夕至；飞机翱翔，遍及大中城市；摩托车遍及小镇乡村；小轿车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们的出行更为方便、快捷。其它物质民俗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岁时节令民俗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些岁时民俗，还保留着各民族、各区域的传统，有的则随社会变革和社会的开放度加深而发生了变化。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为例，各家要吃“团圆饭”，以往一般在自家举行。近些年这种习俗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相当多的城市居民改在酒店、宾馆举行“团圆宴”。另外，拜年的方式也有新变化。寄送贺年卡、发送手机短信成为主要的拜年方式。由于开放程度加深，人员交流增加，以及电视、互联网普及发展，西方节日也传入中国，如过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在中国大陆开始流行。

　　人生礼仪民俗，这是社会的民俗文化事象之一，主要包括诞生礼仪、成年礼仪、日常交往礼仪、婚姻礼仪、丧葬礼仪、祭祀礼仪。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社会文化发展，这些人生礼仪也发生着新变化。就婚礼而言，用小轿车车队迎亲，并且要将轿车扎成“花车”，甚至要用林肯加长轿车。婚礼前照婚礼艺术照，新娘在出嫁前要在高档理容店化妆，婚礼要全程录像制成光碟，留作纪念。另外如探亲访友、看望病人时送以鲜花。清明祭祀采用鲜花祭祀、网上祭祀逐渐兴起，树葬、海葬等葬俗也开始实行。这些正是新的礼俗诞生的重要标志。这种礼仪方式的变化，反映了人们物质生活的进步和社会文化的发展。

　　在精神民俗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活变革、变化，有些保留了原有传统、有的在传统习俗上又有创新和发展，而出现了新的形式。以宗教信仰为例，由于国家法律、政策允许宗教信仰自由，近二三十年，宗教活动非常活跃，修庙宇、朝圣拜佛者亦见增多，有的地方甚至成了旅游产业、成为一方新的经济增长点。

　　编修族谱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对于寻根问祖、增进乡情、凝聚人心不无益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被禁止。近些年来，编修族谱的民俗也在重新兴起。另外，近年来，算命、看相、抽签、卜卦的“算命先生”常在街头巷尾出现，摆摊设点，似乎成了一种职业，成为部分人谋生的手段。这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以上种种民俗文化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应该成为地方志编修者们着重研究的课题，地方志续修者应对比加强调研、认真分析、提炼，切实做好记述和记录。

　　续修地方志，不仅要记述经济结构、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组织形式的变化，而且还要记述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即社会习俗的变化情况，从民俗文化的变迁来反映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地方志工作者重要职责。

　　研究、编纂民俗文化事象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遵循修志工作的一般原则和基本要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反映历史、体现特色。要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形态，写好各地民俗文化的发展变化。为地方志资治、教化、存史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