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同志在2001年至2005年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期间，曾在多个场合提出，中共党史研究中要注重历史思考、现实思考、理论思考，并对这三个思考作了阐述。本文是对这些阐述的综合整理。

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创造伟大奇迹的党，是为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最大牺牲和最大贡献的党，是历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考验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近代中国、现代中国、当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现代史、当代史的重要内容。

中共党史研究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重大决策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及相关历史；研究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党的指导思想发展的历史；研究党自诞生以来，不断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坚强领导核心的历史。通过研究，辨析历史真实，准确记载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探究历史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作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价值判断，为党和国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智慧和启示。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重视三个方面的思考，即历史思考、现实思考、理论思考，具有重要意义。三个思考不是分别孤立进行的，也不是递次进行的，虽然在某种情况下某一方面可能突出一些，但总体上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三位一体地进行的。

一

中共党史研究要求达到说明历史，回答历史是什么的问题；解析历史，回答历史为什么的问题；深究历史，回答历史的价值问题。要达到上述目的，就需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进行历史思考。

所谓历史思考，首要的是辨明历史真实，即通过对史料的挖掘、整理、考证和辨析，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思考，实现对历史真实的准确把握。这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基础，也是研究成果具有科学性的根本保证。至此，历史思考并没有止步，它还需要透过历史现象，寻找历史发生的原因与结果，剖析历史的内在本质；还需要对历史各种因素、各种条件、各种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进行全面的考察，发掘历史过程的变化轨迹，区分局部与整体、特殊与一般、偶然与必然，剖解历史的演进规律；还需要全面思考历史的主流支流、是非

根据历史客体的复杂性质，历史思考的关键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9页。），着重把握以下两个基本要点。

第一，以历史空间的客观实在为根本依据，从横的方面对历史进行全面考察。具体来讲，就是既要考察历史本身的“客观实在性”，又要考察历史“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3页。）。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这就是说，历史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发展和活动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空间中存在和展开的、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发生和发展的，受到客观的、具体的、独特的背景条件的制约与影响，是一定历史空间的“事物的集合体”。因此，历史思考就是要把历史放到一定的空间范围之内，“还原”到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环境中去，通过对史料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具体地、全面地、发展地、本质地、相互联系地，而不是主观地、片面地、静止地、表面地、孤立地研究，对历史过程和相关要素进行分析与综合、考察与思考，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的现场，感受、体验、理解历史当事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客观地描述和呈现历史事实，对历史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清）章学诚著，刘公纯标点：《文史通义》，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60页。）这虽然是论文学的，却也堪称是史学研究的至理名言。

在史学研究中，从某种概念出发去抽象地认识历史，从某个片面的角度去孤立地评价历史，站在今天的立场以“后见之明”的眼光任意贬褒历史，以道德的逻辑或个人好恶轻率地臧否历史，这些都是非历史的表现，都难以正确地认识历史。这一点，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同样重要。例如，关于毛泽东晚年的评价，对于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及此前的错误，既要看到他个人的主观因素，更要看到当时诸多的客观因素，具体分析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否则，就弄不清错误的实质，就难以对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再如对陈独秀的研究。陈独秀是党的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重要人物，既对党的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又犯过严重错误，对他评价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认定上。党的八七会议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后来又认为他是“右倾投降主义”，并累加有其他罪名。20世纪90年代，随着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和有关资料的进一步挖掘，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回归，党史界普遍认为：大革命的失败，有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责任，有当时党中央的集体责任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责任，有党处于幼年时期组织和领导都不够成熟等特殊情况，不能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算在陈独秀头上。但作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指导思想和重大问题的处置上犯有严重错误，又未能采纳其他领导同志的正确意见，从而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事求是地评价陈独秀，他在大革命中确实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说他一点错误也没有，大革命的失败都是因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或者全是其他领导人的问题，把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说成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冤案，也是不严肃甚至是不负责任的。

第二，以历史演进的客观过程为根本依据，从纵的方向对历史探本求源。恩格斯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4页。）。这一论断强调，人类社会历史不是单纯存在于一定空间的“事物集合体”，而是空间与时间相统一的“过程的集合体”，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昨天是前天的继续。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一段历史的时候，首先要把这段历史本身作为一个过程动态地看待和叙述，说清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个中变化。同时，更要把历史放到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从历史的总体过程、历史的发展阶段出发去思考历史，达到对历史的探本求源。

这里，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要追溯历史的本源，把握历史的全貌。我们研究某一段历史，认知某一段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往往需要追溯更早的历史，以明了历史的来龙去脉，说清历史事实的源流。例如讲党创立的历史，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提出其历史大背景要从1840年讲起，这不是说以往的党史著作关于党诞生的历史大背景从五四运动讲起或从辛亥革命讲起就不对，而是说那样讲还不能更全面、深入、本质地阐明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只有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起，才能回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重大事件的真正源头。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之开局，是中国历史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全民族觉醒、以各种方式救亡图存、寻找复兴之路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一种伟大的历史潮流和不懈的人民求索中诞生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深刻地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还有一个例子。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最核心、最难的问题就是如何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讲清楚他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为此，陈云提议，不能单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而应该从党成立60年间的历史来看毛泽东的贡献，所以《决议》应该增加对新中国成立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60年中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这样再说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事实也的确如此。

二是不能割断历史，甚至否定历史。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割断甚至否定了自己的历史，就像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失去了自我。这一点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就更加重要。近年来有一股思潮，否定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特别是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必须加以批判。比如，改革开放无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犯错误的否定，但这并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并不是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及此后的整个历史。因为，尽管当时有“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些失误和挫折，有“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但更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党和人民群众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纠正，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外交等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我们必须看到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发展，为改革开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这是改革开放得以顺利展开的前提和基础。

总之，历史的客观实在性以复杂的形态，表现在纵横交错的历史时空之中，是时间和空间相统一的整体。我们研究中共党史，就要在空间和时间的双重坐标中，拓展研究视野，延长研究视线，既要注意弄清横方向上各要素、各部分、各条件、各事件、各人物的相互作用，又要弄清纵方向上各阶段、各环节的综合作用，从而全面、客观、辩证、发展地思考历史，更好地分清历史的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支流与主流，明确历史前进所开辟的方向与道路。所有这一切，应是历史思考所追求的大目标。

二

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进行现实思考。所谓现实思考，就是要针对社会和时代新的实践、新的问题、新的要求，提出和确立历史研究课题，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提供借鉴；就是要立足于社会和时代新的高度、新的资料、新的技术、新的手段等，对历史作出新的认识和新的评价；就是要以现实为基点，连接过去与未来，把握历史趋势，找到发展方向，科学预见未来。

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只有了解过去，才能认识现在，把握未来。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更是党的历史的直接继续与发展。与一般历史研究相比，中共党史研究更加强调从现实出发。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事业前无古人，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困难和问题也前所未有，迫切需要来自古今中外历史的教益和智慧，特别是来自自己历史的经验教训，因而党的历史就成了最重要的教科书。但是，了解过去是以现实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中共党史研究，就是站在现实的基点上“回望”历史，为准确把握现实而追溯历史。通过对党史的深入了解进一步认识现实，又从党史中为解决现实问题寻找经验、发现智慧、启迪思维。这是党史研究最重要的意义。

现实思考大致包括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从现实出发，针对现实需要，提出历史课题，作出历史解答。现实是认识历史的动力，只有现实需要才能激励人们去探赜索隐、追根溯源，对历史作出新的认识。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的：“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这说明，人们之所以要认识历史，根本的动力和目的在于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缘由，找到有益于现实的价值，吸取历史的智慧、经验和启示，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将历史视为“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单纯地堆积史料，简单地叙述史实。

因此，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坚持现实思考，就必须科学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认清时代的基本特征、发展方向、主要矛盾；科学认识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了解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主要目标和根本任务；科学认识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握党的性质、宗旨、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以及党组织状况的新发展、新变化、新特点。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基础上，提出具有时代价值的、需要作出历史性解答的课题。在新形势下，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我们党身处复杂多变的世界环境中，肩负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富裕的历史重任，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现实提出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怎样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怎样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党史研究要重点围绕这些重大问题，总结新的历史经验，提供新的历史借鉴，作出新的应有贡献。

第二，现实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挖掘历史的现实意义。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历史的演进、现实条件的变化，使突破和发展原有的认识既有需要也成为可能。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努力站在时代的高度，不断进行后浪推前浪式的研究，才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站在时代的高度研究中共党史，就是要站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的理论高度，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高度，站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站在现代科技手段条件的高度，借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切可以借鉴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作出新的科学解释。只有这样，党史事件和人物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意蕴、历史智慧和历史的本质、规律才会显现出来，对现实发生重要的借鉴作用。这是历史客体的丰富内涵与现实需要有机结合的结果。高度决定视野，眼界决定境界。只有与时俱进地站在时代的高度，用最新的理论素养、思想水准、文化情怀、学术眼界和科技手段研究党史，才能“一览众山小”，使党史研究的生命之树长青。

第三，现实是历史的结果，又是未来的先兆，现实思考要从“结果”的缘由中寻找前行的路标。从现实需要中提出研究课题，再从现实存在的线索入手展开对历史的研究，这是一种“从后思索”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来的。现实是历史的延伸拓展。历史尽管已经过去，但并非烟消云散、与现实毫无关系，而是以一种更成熟或浓缩、变形的形式存在于现实之中。因此，现实是认识历史的一把钥匙，就像“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56页。）。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时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复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5—756页。）他进一步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页。）这就是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从对现实的认识开始认识历史。

同时，现实又是未来的起点。现实既以浓缩的形式包含着过去，又以萌芽或胚胎的形式包含着未来。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3页。）因此，从现实社会出发去考察过去的历史，“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3页。）。这说明，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不仅是面向过去的，也是面向未来的。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现实，就不仅能合理地说明过去，也能够科学地预见未来。

第四，现实思考重在寻找历史的智慧和启示。以史鉴今、述往思来，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管子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司马迁说自己著《史记》，是为了“述往事，思来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的产生，适应了汉朝加强中央集权、建立统一大帝国的客观需要。司马光说自己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也是面对宋朝当时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为加强皇权统治而服务的。总之，这些都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努力从过往的历史中寻找有益于现实的智慧。

我们党历来强调党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基本属性，注重党史研究的现实性品格，总是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现实需要出发，对历史进行研究和总结，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道路与经验，不断开辟未来发展的新境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多次系统研究和全面学习党的历史，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两个历史问题决议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邓小平多次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目的是通过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得失成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努力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85年4月，他说：“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因此，当时迫切需要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的研究。而这次深入研究，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我们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问题、困难和挑战，需要加以有力应对；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有大量新鲜经验需要总结，理论上需要对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进行概括，工作上更需要新的理论指导。因此，党史研究重点必须转移到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上来。

总之，现实思考是站在现实的立场上去重新回望历史，从现实的要求去重新思考历史，从而发现历史崭新的一面，发掘历史新的意义，寻找历史新的价值，进而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升华中把握未来，开辟前进的道路。这就是现实思考的价值所在。

三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最高层面的要求是进行理论思考。理论思考是一种理性化的思维方式，以抽象性为主要特点，在具体的、实在的、经验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概念、范畴等基本元素，透过历史现象剖析历史本质和发展规律，并以理论形态将认识成果固定下来。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理论思考，是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对历史认识进行理论抽象的工作；是把党的经验所透射的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系统化、科学化的过程；是把历史本质和规律加以理论表述，使其能够转化为党的工作的理论指导的行为。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抽象力是理论思考的基本特点和重要工具。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这里的“抽象力”就是指理论思考所运用的理论抽象思维方式。只有借助这种抽象的逻辑思维，才能更好地展现历史发展的本质联系、规律过程和真正价值，实现内在的“具体”。这是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具体来讲，科学抽象是沿着两条道路进行的：“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1页。），认识从“完整的表象”开始，借助于抽象力，由感性具体上升为理性抽象，但这时候还没有揭示出对象整体运动的规律；“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1页。），即从理性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实现多种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揭示对象整体运动的规律，达到认识的整体性升华。就中共党史研究而言，在“第二条道路上”，我们可以找到理解历史的“原始的方程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3页。），“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进而让“死去”的历史“复活”，使过去的历史资料重新“开口说话”。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运用抽象力的典范。在这部鸿篇巨制中，马克思从纷繁芜杂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社会历史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具体再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矛盾，构建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以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理论为例。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7页。）因此，马克思在研究大量经济的、历史的和理论的资料基础上，抓住了“资本”这个“普照的光”，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在论述资本的时候，马克思又在纷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首先抓住了“商品”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细胞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这一最普遍、最基本、最能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要素，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起始范畴，科学地揭示了商品的二重性，进而发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并以此为理论逻辑的起点，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这里，马克思所运用的方法，是适合一切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感性的、具体的历史知识，只直接反映历史的现象，还不能认识历史内在的本质属性，只有运用概念、范畴和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科学抽象的方法，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统一起来，透过历史现象深入历史内部，抓住核心问题和基本要素，将历史的各种条件、因素、个体、局部等联系起来，将内部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才能从历史发展中说明原因与结果、从偶然性中发现必然性、从个性中发现共性，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预示历史发展将开辟的前进道路。这种对历史本质和规律认识的系统化、完整化，并以理论形态加以表述，才达到了对历史更深刻、更正确、更完整的认识。这些，都不是一般地说明历史是什么，而是深刻地说明历史的本质是什么；不是一般地说明历史从哪里来、是怎么走过来的，而是深刻地说明历史为什么这样走，还将向哪里去。

就中共党史研究来说，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很好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就理论思考的角度来看，对历史作表面化、一般化叙述的作品多，有分析、有观点、有理论深度的著作还少了些；堆砌史料、罗列文件的多，抓住历史的核心要素、科学地具体再现历史真实、揭示历史内在本质和规律的还少了些；进行个案研究、微观研究的日益丰富，这是非常必要的，但过分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和琐碎考证，缺失宏观背景、缺少理论关怀、缺乏问题意识，历史就会变得支离破碎。这些都是应该下力气解决的。

第二，坚持理论思考，实现理论创新，推动事业发展。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理论思考对历史认识不断反思和批判，不断否定和提升，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逻辑上的层次飞跃，综合、概括、总结出新的具有理论形态的思想内涵，作为指导工作、推动事业的思想武器，是理论思考的更高要求。

研究历史，我们会常常发现，在重大关头或者是重要转折点，历史的前进不仅需要实践的勇气，更需要理论的指导、思想的引领。实践证明，发自社会历史内在要求的思想理论的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19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和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划时代的理论体系，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指明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必然规律，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把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的解放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20世纪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现实，从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的分析中，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7页。）的结论，照亮了俄国革命的道路。正是在列宁主义指导下，俄国革命一举成功。这不仅证明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论断的正确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时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革命理论当然是在革命实践中创立的，但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

我们党的历史同样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是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这个基本特点，得出了只有枪杆子才能出政权、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结论，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通过对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速度太慢不是社会主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从而形成了党的基本路线和这个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的重要思想，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之，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客观叙述历史过程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运用理论抽象，深入历史内部，更好地说明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当然是重要的，但又是不够的，善于把经验上升到深刻的理论，是党史研究的更高追求。这就需要进行理论抽象和概括，进行理论思考，把党史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新成就升华出来，形成新的理论、新的概念、新的范畴、新的观点，并转化为党的指导思想，保证党能够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党的事业进一步发展。

四

坚持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进行历史思考、现实思考和理论思考，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必须坚持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指导，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列宁认为，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观点，就不会有社会科学。这里的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历史科学。中共党史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分析和解决党史问题，保证党史研究的正确方向，科学认识和总结党的历史，推进党史研究各领域不断发展。

二是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党性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政治属性，也是其阶级性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各民族人民利益忠实代表和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统一。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对客观事实和规律的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科学精神是对科学真理的真诚追求。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要坚持用是否真正做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切实做到以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历史的评价标准，正确处理党的历史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关系。只有这样，党史才能成为信史，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党史的结论才能贴近真理，富有科学的说服力；党史才能起到春风化雨、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三是贵在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这是党倡导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党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倡导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而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尖锐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他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外国的经验要借鉴，但不能照搬照抄某一种模式。他在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页。）只有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才能放开视野、开拓创新，富有创造性地进行历史思考、现实思考和理论思考，取得党史研究的丰硕成果。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孙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