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研究，党史部门、军史部门、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机构等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同时，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如何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下面谈几点个人看法，供学界参考。

一、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具有科学认知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功能，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是关系到史学工作者站在什么样的立场的原则问题。深入系统地研究抗日战争史，首先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就是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将抗日战争置于历史进步的坐标上去评判日本侵华战争的反动本质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合法正义，并用这一标准去评判该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就是要将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去把握其发展趋势和矛盾变化，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就是要将抗日战争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去把握局部抗战与全民族抗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重大关系。

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系统地研究抗日战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质疑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指导地位；第二，质疑甚至否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社会性质；第三，为日本侵华战争进行辩护，而对中国的反侵略斗争进行非议；第四，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人物进行颠覆性的评价，以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下被正面称赞、肯定的历史人物，往往受到批评和指责，而以往被批评和基本否定的历史人物，则受到赞许和颂扬，甚至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走狗进行诡辩，丑化和否定抗日英雄和壮举；第五，用历史细节的矛盾和难以求证来否定整个历史的真实性。显然，这些观点彻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干扰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必须予以旗帜鲜明的反对。

二、构建中国抗战史研究话语体系，淡化西方话语权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性话语、现代性话语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也产生了诸多影响。革命性话语影响下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理论基础，以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历史主线，以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为叙说中心，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过多强调阶级斗争，主要以反映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战场为主，对于国民政府和正面战场，以及其他党派团体的抗战，则比较简略等不足。把抗日战争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去解读，就是以工业化或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以现代化趋势和进程为线索，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等为内容对抗日战争进行研究。这有助于对抗日战争时期整个社会发展的全面认识，但对抗战过程的关注及对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和战争胜利的经验总结重视不够。而后现代性话语影响下的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从“解构”和“否定性”等基本理论特征出发，否定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需要加以批判。

要继续深入系统地研究抗日战争，构建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抗战史研究的话语权，显得非常紧迫和必要。构建和提升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话语权，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抗战，充分展现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第二，以追求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为价值取向，反对逆历史潮流的错误思潮；第三，以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淡化党派、阶层、群体利益，力戒狭隘民族主义；第四，以促进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与西方近现代史学方法的交融为基本途径，既要避免唯古独尊，也要避免食洋不化；第五，以加强与国外各界思想、文化、学术交流为扩大影响的平台，加强话语自信。

三、树立整体性观念，避免“碎片化”倾向

历史是由无数史实交联互动的发展过程，历史研究则是以史实为基础的实证和思辨活动。普遍联系的基本特征要求历史研究必须树立整体性观念，而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则很容易将历史研究导入“碎片化”泥潭。如何树立起整体性观念，避免碎片化倾向，同样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议题。树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整体性观念并不是倡导框架式的宏观叙事模式。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外部环境的整体性，即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加强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要整合全国学术机构和研究队伍，协调各地党史、军史、档案、政协文史资料、地方志、社科院、高校等部门和机构的力量，扶持民间研究，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际等领域对抗战进行系统研究；二是抗日战争史研究内容的整体性，就是要把抗日战争看成是一个内部包括多种结构要素的、相互联系的、相互影响的、多层次的统一体。

避免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就是要避免有意或无意地斩断抗日战争研究中微观与宏观之间的逻辑联系。一是指要反对将抗日战争进行人为的肢解，各自圈地占山，各部门掌控的文献史料拒绝共享，缺乏不同学科领域理论和方法的交流沟通，各自局限在细小的研究空间中敝帚自珍；二是指将具体的史实从抗日战争整体联系中剥离出来，忽视其时代背景和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关联，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抗日战争史研究变成没有思想、没有逻辑的“一地鸡毛”。大量优秀的抗日战争史专题研究成果都是在较好地把握了整体性的前提下取得的，这些专题研究成果累积到一定程度，整体的抗日战争史就能得以呈现。

四、加强对话与交流，消解非此即彼的范式壁垒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史、革命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具特色的理论与方法都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研究“范式”之间又往往被理解为相互对立、相互替代、非此即彼的关系，从而引发了偏执不同“范式”的学者之间的争论。其中从政治史范式向社会史范式的转变，被大部分学者视为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所谓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史研究范式，是与前述革命性话语紧密相关的，即是以该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为论述中心，其关注的对象乃抗战历史过程中异彩纷呈的宏大政治叙事，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件档案，同时尽量从政治方面去解释抗战史实。而所谓抗战的社会史研究范式，则是主张吸收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区、个体等不同层面切入，关注这些因素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民众日常生活、行为观念及其变化，产生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等，揭示它们在抗战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及历史作用。

如何探索抗日战争研究的新方法，成为深入抗战史研究必须解决的课题。在这方面，已有不少学者做出和正在做出有益的尝试。一些学者提出了“重振政治史”的口号；一些学者提出了构建“政治—社会史”的理论；一些学者则提出了“新社会史”或“新新史学”的概念。而综观这些建议，其中都渗透着一个共同的思想，即呼吁加强不同范式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消除非此即彼的范式壁垒。将宏大的政治叙事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挂钩，在坚持唯物史观、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前提下，借鉴多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综合考量政治与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互动关系及影响，被不少学者视为深化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路径。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欧阳恩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