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经党中央批准，2016年10月25日，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北京联合举办党史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研讨会。此文是作者在研讨会上作的主题发言。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概念。“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是连孩子们都在传诵的歌谣。但是从2003年开始，这个概念却被炒做成一个话题。事情源起于英国青年李爱德和马普安的重走长征路。从2002年10月开始，他们用了一年零十九天的时间，大致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路线，用双脚丈量了长征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们说：我们实际走了大约一万二千里，而不是二万五千里。“如果你要说二万五千里，也许就得把当时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和第四方面军所走的路程加在一起。”这一“发现”让西方记者们亢奋，很快将他们的“发现”概括成一个非常搏眼球的标题：“长征不那么长”。在极短的时间内，“不那么长的长征”成为了西方报刊广泛报道的新闻，“二万五千里长征”变成了“中共最大的谎言”，“不那么长”甚至在西方国家成为了流行语。于是，长征到底有多长的问题，超越了史学研究和讨论的范围，被赋予了特殊的涵义。国内的一些媒体也跟风报道，从而引发了关于长征历史的众多讨论。

那么，红军长征到底走了多少里程？到底应该怎样理解“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呢？在两个英国青年的“发现”被炒作时，党研室和我们军史部都曾专门组织人员进行了专题研究，相关成果也以各种方式予以发表。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是怎样提出来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并没有“长征”这个名称。当时的行动目标是与在湘西地区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因此被称作“突围”、“西进”、“西征”等。在我们已见到的文献中，1935年2月23日的总政治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使用了“长征”的概念。中央红军5月到达彝民区时，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第一次使用了“万里长征”的概念。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万里长征”、“万余里长征”的概念开始频繁使用。《两大主力会合歌》唱道：“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和山河”，《红星》报的社论也多次用“万里长征”来描述中央红军的行动。此后，随着中央红军长征距离的不断延长，“长征”的定语也在不断变化。1935年8月的沙窝会议决议称“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9月俄界会议的文件中称“二万余里的长征”。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开始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毛主席在红一方面军11月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说：长征“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中共中央11月13日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了“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这是目前所见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此后，“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了描述长征的标准用语。

从以上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长征的概念是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行动目标的不断变化而逐步形成的，对长征距离的表述是在长征途中随着行进里程的不断延长而叠加形成的。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精确的里程统计数字，而是对长征这一遥远而艰难的军事远征的距离概略描述。这一概括当然是基于对红军行进距离的计算和判定而形成的，但是也许大家也注意到了，当时所用的是“万余里”“一万八千里”“两万余里”“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和“二万五千余里”等口语化模糊数字表述，而不是采取军用文书中对于行进距离的精确数字表达。取整数或约数，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如果一定要对这些数字作出一个判断，我觉得可以说，这些数字基本反映了中央红军长征在不同时段所走过的里程。

二、怎样理解“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

现在我们经常用来统计中央红军长征里程的资料，主要有四份：《红军长征记》附录的《红军第1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里面记录的红1军团直属队总行程为18015里；先后任红5军团第13师师长和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日记，里面记录的懋功会师前部队行军里程为11290里；担任过红1军团政治部秘书的童小鹏日记，里面记录的行军里程为14285里；先后担任过红3团和红1军团党总支书记的萧锋日记，里面记录的行军里程为14432里。

这四份资料中，萧锋的日记中有106天没有对行程进行记载，对行进里程的记载是不完整的。童小鹏日记的情况与萧锋日记类似。陈伯钧所在的红5军团在长征前期大多担任后卫任务，他的日记中所记载的里程应该反映出中央红军主体长征前期所行进的里程。红1军团部的一览表是我们目前所能依据的最有说服力的原始资料。但其中只记录了军团直属队的行程，没有包括军团所属部队的行程。通常情况下，直属队随军团部行动，与作战部队的行进里程是有很大差距的，在战斗情况下更是如此。长征是无后方依托、无根据地的机动作战，走路最多的是担负作战任务的部队，他们的行动需要分散展开、迂回开进，并在执行不同任务时走截然不同的路。我们在萧华档案中见到一份《红1军团在反攻中所经历的战斗表》，具体列出了1934年10月16日至1935年10月21日军团所进行的营以上规模战斗，其中红1师62次、红2师70次，连以下建制分队独立进行的战斗和侦察、警戒、游击战斗及打击土匪、民团等武装的战斗还没计算在内。如此频繁的作战，意味着作战部队的行进里程远远超过直属分队18000多里的行进里程。更何况部队为了执行任务，常常需要走回头路和绕圈路。比如红5军团第37团曾在懋功会师后回翻夹金山阻击尾随的敌人，是三次翻越夹金山。巧渡金沙江、穿过彝民区，许多部队都是在走折返路和绕圈路。红1军团一览表中特别注明：“此表系依军团直属队为准的，如各师另有行军作战等，均不在内”。所以，这份资料可以作为计算长征里程的重要依据，但不是最远行程的依据。

上述四份材料中的里程统计都超过了英国人所说的12000里，但与“二万五千里”的里程也有相当的差距。那么“二万五千里”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萧锋在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对他讲：根据红1军团部的汇总，部队“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如果萧锋日记中所记载的情况是真实的，那么毛主席关于长征走了“二万五千里”的结论，是建立在红1军团部汇总所属部队行进里程后所形成的总结性数字。以后中央文件和各种文献中的表述则是沿用了毛主席的结论。目前档案资料中没有见到毛主席所提到的红1军团部统计资料。因此，我们只能用今天所能看到的东西来论证毛主席的结论。

我们今天在考察长征的里程时，是首先将文献记载和亲历者回忆中所提到的点连成线，然后计算里程距离的。通常会采取三种方法，一是计算道路里程，就是按照目前的道路（不管是大路还是小路）距离来计算里程。两个英国人和现在许多重走长征路的人走的基本是现在的路。但当时的点虽然可以找到，现在的路则变化很大，无论是走向、地貌还是距离都是如此，以此计算距离是不靠谱的；二是计算基本里程，就是按照长征所经过的基本线路来计算行进距离，这个线路实际上就是我们在长征示意图上所见到的红线。但是这条红线只是一个示意图，因为它难以具体展现部队和机关之间、各部队之间行进路线的差异。在长征中，各部队是按照行军目标、作战任务来确定行进路线的。基本线路只能反映出红军长征主体的行进路线，无法显示与统计红军长征各部队的行进路线和距离；三是计算长征的实际里程，就是参加红军长征的机关和部队实际所走的里程。这里面的情况千差百异，非常复杂。除了机关与部队、各部队之间的差异，还有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萧锋在1934年11月4日日记中记载：“没地图，总是东找找，西问问，常走错路。”红军部队不但要作战，还要筹款筹粮、做群众工作，做这些事情走的路有时不亚于行军作战的路程。

作战部队走的路到底有多少？目前所留下这方面资料很少，搞清这件事情需要有一个很大的课题支撑。我们现在只能从现有资料比对中发现线索，进行推论。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从临武到道县的行进里程，直属队走了340里，红3团则走了535里。这个时段红军的行动相对比较平稳，而在随后行动中，作战部队实施大范围机动作战，所走的路当然要比直属队更远、更多。由此推论，既然直属队总共走了18000多里，作战部队“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不但是必然的，而且也不排除有的部队走的距离还不止这个数的可能。

总之，毛主席和中央当年作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结论，肯定是拥有充分依据和经过慎重判断的。历史的结论不会轻易形成。一旦形成，想要颠覆它也很难。“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结论是推不倒的。

三、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争议的思考

李爱德和马普安是关于长征里程争议的始作俑者，媒体的炒作让他们成为新闻人物。最初他们似乎很享受这种炒作，但是很快就对这种炒作感到无奈。李爱德说：“我一直相信新长征会让人们思考很多事情，比如历史、冒险、勇气、传奇和事实的真相。但我从没想过他们会对并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如此感兴趣。”他们在《两个人的长征》中这样写道“我走完了长征，对红军的敬仰之情不仅没有因为实际距离的缩水而减少，反而增强了。”“长征是一首壮丽的史诗，英勇、牺牲和忍耐贯穿它的主旋律”。我觉得，这才是两位英国青年走完长征路的真实感受和他们真正想与人们分享的东西。

这场争论促使我们思索两个问题：

第一，党史军史宣传与传播应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讲究方法。互联网时代，话语平台唾手可得，任何见解、言论只要搏眼球都会迅速传播。我们不能总是恪守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刻板的表述方式，那样会使我们在应对别有用心的炒作时处于被动地位。关于长征里程之所以在今天依旧杂音不断，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两个英国青年在长征路上走了12000多里，不等于长征只有12000多里。炒作者渲染“长征不那么长”，不等于长征真的就不是那么长，实际上长征可能还不止那么长。只是我们在应对西方媒体炒作时，是以研究的套路来对付记者的招数，双方不在一个频道和一个平台上对话，因而很难在媒体较量中占据上风。作为研究者，我们首先要扎实做好自己的研究，同时也需要认真考虑成果的传播和宣传方式问题。

第二，党史军史研究应该真正下死功夫，扎扎实实做好专题研究。长征史的研究，是党史军史领域比较深入和成熟的专题。但是这场争论表明，我们的研究深度和精确度实际上远远不够。两个英国青年提出问题的方式非常直接，而我们回答问题的方式却是在绕着弯子说话。因为我们没有象他们那样一步一步地实地丈量过长征路，也不拥有最权威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来一锤定音。这与我们的许多专题研究的情况是一样的，基本的情况大家是清楚的，但具体到某个问题或某个数据则模棱两可。我们当然必须做好宏观的研究工作，但作为研究者，只有这个研究是不够的，我们也需要静下心来去考证研究具体的问题。这样才能够在回答质疑时理直气壮。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对历史新的解读，而这种解读总是与时代的需求紧密相关。习主席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阐释了长征精神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指明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的历史任务。我们要认真体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内容，把重点放在长征历史的准确叙述、长征精神的深刻领悟、长征意义的时代诠释上，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深化对长征的认识、对长征的记述和对长征的解读，更好地担负起自己的使命与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