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确定在哈尔滨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在香港和海外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响应，秘密北上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活动。

哈尔滨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东北解放区的首府，亲历和见证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与中共代表协商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历史进程。我们追溯和回忆中国共产党在筹备新政协、协商建国过程中与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历史担当、博大胸襟和民主气度；黑龙江地区解放后对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形式的成功探索实践，以及对东北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可以鲜明地回答：在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的历史大潮中，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为什么选择拥护和追随共产党？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们党是怎样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形成了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和协商民主、民主监督制度。对黑龙江和哈尔滨来说，还可以深入理解毛主席为什么选择在哈尔滨筹备新政协，进一步继承弘扬奋斗、奉献、担当的共和国“长子情怀”，为实现黑龙江重振雄风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回顾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鲜明的回答，为什么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踊跃地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为什么义无反顾地秘密北上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活动？为什么心悦诚服地拥护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首先，中国共产党把实现人民民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民主党派的奋斗理想。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什么是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是主人，就是民惟邦本，以人民为中心。共产党把握了历史走向、时代趋势和民心所向，挽狂澜于既倒，救人民于水火，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平、民主、富强而不懈追求和奋斗牺牲。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像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那样，为求得民主和解放，焕发出那样巨大的牺牲精神，有着那么多令人无尽感佩的慷慨悲歌。据民政部门统计，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以查到有姓名的牺牲的革命先烈是370多万，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超过400万人。

 在新民主义革命中，共产党一直探索和实践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从大革命时期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建立农会，打倒土豪劣绅；到土地革命时期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区政权、打土豪分田地；以及抗日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和减租减息，都体现共产党人矢志不移的的追求。抗战胜利后，以哈尔滨为首府的东北解放区实行了民主建政，土地改革，工作重心转移到管理和建设城市，恢复和发展工商业，支持全国解放战争，呈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高昂革命热情和巨大创造力。

 最早进入东北解放区的民革领导人朱学范，在四十天参访中亲身体验感受到了“解放区有着一种不可压抑的力量和蓬勃的朝气，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社会。”为此写了《新东北的新气象》发表在1948年《东北日报》上。

 朱学范在绥化县双合区刘家乡住了十天，“亲眼看见了农民翻身后的情况，现在农民大家有了土地、有了房子、有了牲口，每户人家还有副业生产，养了十几只鸡，一二口肥猪。农会主任及委员都是用民主方式选出来的，他们都抱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处理事情，都是顶公平合理的。

 “我们要增加生产支援前线，打垮老蒋保卫家乡”，这是大众的意见。农民生产编成了生产小组，有什么困难用集体力量来克服。生产是解放区里一件中心工作，区委、区长和区里工作队都在乡里，县长县委也都下了乡，他们经常在各屯奔跑，开会研究生产，帮助农民扶犁、种麦、送粪。一个农民对我说：共产党分了地给我们，还要帮我们来种地，从前伪满时，官家只有压迫我们，向我们要出荷（即低价征购）。

 我在乡里看到了几十个青年农民去参军，他们都戴了花，骑在马上，面部上显出英雄杀敌的神气，使我非常感动。“我们参军是光荣的，保国、保田、保家乡，打垮蒋介石为人民报仇！”在蒋管区里壮丁是抓来的，绑来的，解放区里则是自动的踊跃地去参军。参加担架队也是农民顶高兴的一件事，都很踊跃的预备了大车、牲口，要上前线去。

在解放区，已看不见旧时代中哭丧着脸的农民，现在都是生龙活虎似的在屯里地里奔来奔去，在民主自由的空气中忙着种麦子、种大田，修补房子，快乐的生活和工作着。”

 接着，朱学范又介绍了矿山和工厂抢修生产的见闻。“八一五光复时候，日寇又把它破坏了，火车停驶了，工厂也关了门了。但解放区军民在很短时间里都把它们修复起来了，火车准时开出，准时到达，矿山出煤成绩比伪满时还要强，大部轻、重工业工厂机器的轮子都在转动了，日以继夜的大生产，这是一个奇迹。

 我参观了第一、第二两个矿区，没有看见过一个矿警，我在第一矿区矿山里听到了音乐与歌声，许多下班的矿工正在排演“白毛女”歌剧。在工厂里工人俱乐部里，随时可以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声。工人都在竞赛着立功。“我要多刨煤，多加火力，赶快打垮老蒋，大家有饭吃！”这几句话是一个煤黑子对我说的。

 解放区工矿是工人的家庭，工会是工人的学校，解放区人民得到温暖、愉快、民主、自由，在欢笑着迎接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建设。

 随后朱学范在写给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的信中说：“在今天民主革命斗争中，站在领导的地位，只有由中共坚决领导才能得到革命最后的胜利。”

 民主人士在哈尔滨、沈阳期间，东北局和哈尔滨市委多次安排视察和参访，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20位民主人士在东北各界人民代表欢迎会上，热情洋溢地发表了对参访视察解放区的观感和体会。李济深说：“看到一般平民真正享受了民主自由的幸福，生产建设突飞猛进，特别是动员人民的力量有了最大的成功，以及中共党员领导人民工作的艰苦努力和解放军的无比英勇，令人钦佩不已。”沈钧儒称：“来到东北解放区短时内的所见所闻，已充分证明了解放了的人民的创造力量是伟大得惊人的。解放军挺进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组织起来支援前线，在工厂中工人自觉地改进生产方法提高生产效率，农村中解放了的农民自动交公粮，争先参加担架队，这些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亲眼看见的。”民进马叙伦强调，“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此次来解放区经亲闻目睹更加证实了这一点。”民建章乃器盛赞，“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找不到解放区这样光明的时代。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不但善于破坏旧中国，也善于建设新中国。”中国妇女联谊会主席李德全说：“中国妇女受了几千年的压迫，今天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才有了好日子。女工成了工厂主人。一百多名农村妇女代表，有好多都是劳动英雄，她们参加了土地改革，得到了一份土地，政府还给她们发了地照。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中国人民救国会常委沙千里说：第一，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都翻了身，昨天还是牛、马，今天成了真正的人、国家的主人翁。第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旧社会的欺诈虚伪自私自利在淘汰，人类善良的本性在恢复。第三，解放区的一切都是进步的，向前的，这是在中共正确领导下，加上全体人民的努力，彻底摧毁反动势力的结果。国民统区学生联合会黄振声说：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所追求的理想，今天在解放区完全实现了。”

 民主党派的领袖们看到他们为之毕生奋斗追求的民主革命理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实现了，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55名民主人士于1949年1月22日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明确地宣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他们在长期在追求民主自由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经过反复的历史比较作出的郑重选择。

 第二，顺应抗战胜利后和平民主的历史潮流和民心所向，赢得了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的广泛拥护和支持。

抗战胜利后，推动中国走向民主与和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历史潮流。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迫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毛泽东毅然参加国共重庆谈判，以最大的诚意和让步，与国民党达成了“双十协定”。与民盟等民主党派合作，推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集团顽固坚持独裁、反共政策，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策划制造了“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召开伪国大、宣布民盟非法，疯狂镇压民主人士，使民主党派一些人士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国统区大城市相继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

由于蒋介石集团逆历史潮流而动，人民解放军仅用一年时间，就在几个战场上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1947年下半年以来，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方兴未艾，人民踊跃参军参战，保家保田。到1948年，国内政治军事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战胜利时中国所面临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已泾渭分明。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虽然1946年1月重庆“旧政协”协议很快被国民党蒋介石破坏，但其所体现的平等协商的政协精神，以党派合作、共同纲领、联合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政协路线则已深入人心。因此，即使全面内战爆发，中共也没有放弃对政协路线和精神的追求。1947年5月，中共明确指出，政协决议已经被蒋介石破坏而失效，我们现在所坚持的是政协路线（或精神），路线是指党派协商会议、联合政府而言。1947年7月5日，中共为纪念七七抗战十周年而发布的口号中，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背叛政协决议执行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蒋介石政府，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1948年春天，成立新中国的事宜已经摆在中共领导人的面前。华侨领袖陈嘉庚、民盟领导人沈钧儒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或筹备机构，以号召否认蒋介石伪总统。此时，在国共力量对比和民心向背更加有利于中共时，毛泽东审时度势，充分考虑到了建国的合法程序。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事宜，不但“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

 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强烈反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多年来为团结抗战、和平民主而奋斗的亲身经历，对比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从内心深处真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着手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领导能力和坚定决心，感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共建新中国的博大胸怀和真诚态度。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十二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人，于5月5日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通电，称赞“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中共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希望“大计亟宜早定”，并“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随后台盟、民建、民进、致公党、民盟、农工党、民革、九三学社及民联、民促、救国会等民主党派以及海内外各界、各阶层人士纷纷发表声明、通电、宣言，支持和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一致表示“新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的一页，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国家。”

 第三，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首要法宝，认同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主党派的基因决定和历史选择。

我党在遵义会议后，从生死存亡的考验中认识到，要支撑起中国革命的发展，必须纠正“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主张。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为什么要搞统一战线？毛泽东说，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对此我党在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受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影响，1933年红军拒绝与福建反蒋事变的李济深、蔡廷锴联合，导致事变失败与红军战略转移。毛泽东、周恩来后来曾为此向蔡廷锴道歉。所以在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很快结成了团结抗战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最广泛统一战线。

 历史表明，心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民主党派，在血与火的斗争洗礼中逐步领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最终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第一批北上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为例：沈钧儒是民盟中央常委，清末进士，早年加入同盟会、反对过袁世凯，发起成立救国会，是著名的爱国“六君子”之一。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在遭到国民党宣布民盟非法和破坏后，毅然在香港恢复民盟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堪称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其他几位有的早期参加共产党，有三位参加过南昌起义。谭平山，国共两党的元老，与陈独秀共同创建广东共产党组织。参加国民党改组任中央执委、组织部长，为中共驻国民党党团书记。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被中共中央左倾领导人开除党籍。1928年去上海找党才知道已被国共两党开除，受宋庆龄、邓演达委托组织中华革命党。1945年在重庆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联合国民党民主派反蒋。章伯钧，参加过五四运动，1922赴德留学由朱德介绍入党。北伐时为朱德为军长的第九军党代表，参加南昌起义，受挫折后流亡香港脱党。后参加1933年福建事变，1935年创立中国农工民主党，1939年参加创立民盟。蔡廷锴，北伐时为团长、师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广州时脱离起义。1931年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打退日军多次进攻使其三次换将，激起上海市民和全国民众抗日勇气和信心，也揭穿了蒋介石等“抗日必亡”的鬼话。后因蒋介石拒不增援被迫退出上海。东北马占山“江桥抗战”时，曾组建两个旅的义勇军准备北上抗日，被蒋严令制止。由此认识到“救国必须抗日，抗日必须反蒋”，移师福建后领导1933年反蒋事变，联合红军未果而失败。1946年在广州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由于上述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民主革命经历，所以当中共中央号召和组织民主人士秘密北上时，他们感到无比激动和热切期盼。尽管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中间隔着大片国统区，被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从海上通行经过台湾海峡，要冒着港英当局阻挠破坏，美蒋海军空军干扰拦截的危险。在9月4日潘汉年、连贯等在李济深公馆开会，传达中共邀请各党派民主人士秘密北上的安排时，沈钧儒、谭平山等态度十分坚决，准备立即行动，说走就走。当有人担心经过台湾海峡和交战区不安全时，蔡廷锴站起来发言，“在座诸公，这次中共中央邀请我们到东北解放区参加议政，商讨国家大事，这是共产党对我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极大爱戴和信任。推翻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新中国，这是我们奋斗一生的夙愿，现在机会来了，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和担心的呢？”经过李济深、沈钧儒等商议和民革、民盟内部讨论，认为每党去两人为好，确定民盟沈钧儒、章伯钧，民革谭平山、蔡廷锴第一批北上。于是他们在中共党组织的精心安排和护送下，于1948年9月13日，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秘密北上的征程。民主党派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所向，最终选择了跟共产党走，这是民主党派历史的重要里程碑。可以说这是其爱国情怀和民主追求的基因决定的，也是注定的历史选择。

（作者系哈尔滨市政协原常务副主席、黑龙江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原副会长、哈尔滨人民政协理论和文史研究会原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