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前后的多封信电中，都确定在哈尔滨筹备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4月27日，毛泽东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写信，要他转告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等，中共拟请他们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5月1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和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5月2日，中央电示上海局：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间拟在今年秋季。”5月7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给上海局、香港分局及潘汉年发电，请他们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相关问题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再次明确表示：“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期拟在今年秋季”。8月1日，中央将邀请名单电告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指出“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人士如直接进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

 此时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辽沈战役已于9月12日打响。9月13日，第一批北上民主人士乘苏联“波尔塔瓦号”从香港出发，9月27日上午到达朝鲜罗津港。前来迎接的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向民主人士转达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欢迎之意。并说明为安全起见，先请他们到哈尔滨暂住，待北宁路、平绥路打通后，或接他们到华北开会，或由中共中央代表及到华北的各民主党派、团体代表前往哈尔滨开会。9月29日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到达哈尔滨，即与先后到哈的民主人士汇合，在马迭尔宾馆开始了筹备新政协协商活动，经过四次讨论协商于11月25日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辽沈战役11月2日胜利结束后，在哈民主人士也于12月中旬前往沈阳与第二、三批北上民主人士汇合。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专程赴沈阳迎接民主人士到北平。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那么，毛主席和党中央为什么最初把筹备新政协的地点确定在哈尔滨？

党中央在研究筹备和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时，认为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的条件最好。从地理交通看，哈尔滨是中东铁路枢纽站，背靠社会主义苏联，是列宁和共产国际派员协助中国建党的红色之路。由于哈尔滨距离苏联最近，又远离国民党统治区域，交通方便，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是当时全国最为安全的大城市。从政治经济看，党中央在抗战胜利后派了11万军队、2万多干部，其中包括77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的21名，13名政治局委员的4名进入东北，进行具有战略意义的“经营东北”。1946年11月哈尔滨改为特别市，中共党政领导人具有丰富革命经验，领导城市经济和建设成效卓著，使哈尔滨迅速成为东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东北巩固可靠的后方根据地。在军事上看，东北人民解放军经过1947年夏、秋、冬季三次大规模攻势作战，总兵力已达百万人，除长春、沈阳、锦州几座城市仍被国民党军占领外，其余一百四十余座城市都先后获得解放。中共中央设想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哈尔滨筹备和召开，则是推动党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城市，加快建立新中国的战略举措。

首先，最早传播马列主义，是中国革命者往来苏俄的红色之路。

1898年修筑中东铁路积聚了大批筑路工人，加上在哈尔滨修建机械总工厂、机务段（地包）、发电厂、木材厂、印刷厂等，到二十世纪初工人已达十几万人。其中的俄国技术工人有不少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成员，他们于1905年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在中俄工人中间传播马列主义，启发中东铁路工人的思想觉悟。前苏联历史学家舒米雅斯基曾记载，“还在1905年─1908年时，哈尔滨的布尔什维克就在中国工人中间开展了系统的工作。不仅努力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而且还培养他们成为中国人民反对清朝专制制度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先锋队。”1907年5月14日（俄历5月1日），数千名中俄铁路工人在太阳岛集会，隆重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他们高举红旗，高呼“五一万岁”的口号，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改善劳动条件，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阻断沙俄白匪和西方国家干涉苏维埃革命的通道，中俄工人举行了四次中东铁路全线大罢工，同时还给饥荒中的苏维埃政权募捐了三列火车的面粉。就此罗章龙1922年在哈尔滨的考察报告中说：“哈尔滨工业比较集中，工人阶级因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较早，觉悟程度较高。特别是哈尔滨的铁路工人多次举行大罢工，对苏联红军消灭高尔察克匪帮，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据《哈尔滨革命旧址史话》记载，当时三十六棚总工厂工人柴好，就是开展中东铁路四次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1920年11月，列宁派苏维埃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加拉罕来哈尔滨，在地包俱乐部宣读了由列宁签名的感谢信：“中国的工人同志们：你们在苏维埃革命的关键时刻举行大罢工，有力的支援了我们打击白匪的斗争。并且工人们自行捐款，给我们运来了我们视为生命的粮食。我仅代表苏维埃向中国的工人阶级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可见哈尔滨工人为支援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走上政治舞台，列宁和共产国际加快向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帮助中国建党。最早与李大钊接触的是俄共党员布尔特曼，他在1915年随父母来哈尔滨定居，1919年2月到铁路工人中从事革命活动，“五四”运动后来往于哈尔滨和北京、天津之间，与李大钊、邓中夏等建立了革命联系。1920年4月，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来华与李大钊、陈独秀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党，10月李大钊成立北京党组织。

 中共“一大”后不久，以邓中夏为首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委派罗章龙到哈尔滨考察工人运动，得到了“接触马列主义早，富于斗争性”的结论。1922年初，天津“五四”运动领导人、共产党员马骏到哈尔滨，以邓洁民的东华学校为阵地，组建了“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和《哈尔滨晨光报》，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此后不久，中共北京地委派负责北方铁路工会工作的陈为人和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李震灜到哈尔滨，以记者身份进入《哈尔滨晨光》报社，发表了许多反帝、反封建军阀和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文章。1923年10月建立了以陈为人为书记的中共哈尔滨组，自此哈尔滨和东北的工人、学生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当时的哈尔滨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往来苏俄的红色驿站，哈尔滨的许多街巷都留有他们的革命足迹。陈独秀 1922年夏季，从上海辗转到哈尔滨停留，乘火车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李大钊 1924年6月11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的李大钊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五大”会议，期间特意探望早稻田大学同学邓洁民创办的东华学校。1920年10月，瞿秋白赴苏俄考察滞留哈尔滨五十多天，在《饿乡纪程》中写到：“我在哈尔滨闻到了共产党的空气”。他参加了哈尔滨工党联合会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大会，生平第一次听到《国际歌》，那充满彻底革命精神的歌词和激情雄壮的旋律，使瞿秋白耳目一新，热血沸腾。周恩来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前夕，专程来东华学校向南开同学邓洁民辞行，并介绍北京、天津五四运动情况和对中国前途的思考。1928年周恩来等30余名党代表，经哈尔滨接待站接送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张太雷1921年1月赴苏出任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书记，至1924年六次往返苏俄，几乎都是经由东华学校办理签证出境。1929年7月刘少奇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哈尔滨领导了中东路工人斗争。可以说哈尔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早期革命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率先奋起抗战，义勇军进行曲和抗联精神筑就国魂。

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略中国东北，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宣言，高举全民抗战旗帜。1931年11月，黑龙江省代主席兼总指挥马占山以守土有责，领导了举世闻名的“江桥抗战”，给日军以首次沉重打击。虽因敌强我弱、孤军无援，以失败告终，但这是抵制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也是十四年艰苦抗战开始的标志。1932 年1月日伪军北上进攻哈尔滨。1月25 日，不甘心哈尔滨市沦陷敌手的依兰镇守使兼二十四旅旅长李杜，与东北军团长冯占海共同成立“吉林自卫军”，打响了“哈尔滨保卫战”。战斗一直持续到2月5日，日伪军在飞机、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相继突破顾乡、南岗防线，我军最终因“伤亡盈千，兵力过疲，呼救无援”而失败。但广大爱国官兵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揭竿而起，以血肉之躯和敌人以死相拼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救亡的斗志。

在抗战初期，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东北军官兵、警察、官吏和士绅，还有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武装以及民间红枪会、大刀会等，最多时发展到30余万人。义勇军受到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援助，齐齐哈尔群众自动帮助马占山部队挖掘战壕，铁路工人昼夜不息输送军队和物资。哈尔滨市民协助守军赶筑巷战工事，捐助军用物资。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在日军强大兵力的进攻下，义勇军坚持到1933年下半年大部分陷于瓦解，只有少部分继续坚持斗争，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部分。东北抗联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涌现出以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等杰出的抗日英雄，铸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以东北义勇军和抗联奋起抗战救国为背景的《义勇军进行曲》，激荡着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威武不屈的民族魂，因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第三，实行民主建政，创造接管改造管理城市示范模式。

 1946年哈尔滨解放初期，蒋介石调集30余万军队赴东北作战，相继占领沈阳、长春并进逼哈尔滨，加之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敌特破坏，使刚刚解放的哈尔滨陷入了极其困难和危险的境地。刚刚进城的共产党人，面对各种挑战和考验，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带领全市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了民主建政，恢复了公共设施，开展了土改运动，解决了民生必需，改造了社会风尚，成功探索出我党接管改造城市的道路和模式。

哈尔滨解放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经过认真筹备和推选，1946年7月16日，成立了有充分代表性、体现多党合作、民主协商性质的市临时参议会，选出参议员60名，候补参议员15名。这次选举首次以哈尔滨市民为主体行使民主权利，是一次人民当家作主的可贵尝试，为解放区实行民主政治制度，巩固新生政权积累了经验。

市委在城市工作中坚持依靠工人阶级，向工商企业派工作队，发动职工群众，建立工会组织。1946年10月10日召开哈尔滨市首届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市总工会。本着“一切为了前线”的精神，各级工会把动员职工支援解放战争作为首要任务，积极发动工人修枪造炮，制做军服军鞋，生产各种军需物资，动员职工参军劳军，组织工人、店员到前线服务。组织工人开展劳模运动、生产立功运动的劳动竞赛，设法保障全市生产、生活的水电供应，公共电汽车运行和电报电话畅通。为提高职工的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兴办了各类职工学校，彭真、李立三和钟子云、张平化等亲自为工人讲课、作报告，教育职工明白“谁养活谁”的道理，启发工人树立革命人生观。

1946年7月7日，东北局作出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号召共产党员“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各级干部到农村访贫问苦，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分地的斗争。《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迅速铺开了平分土地运动，使广大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广大农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并纷纷参军入伍、保家保田，掀起拥军、支前的热潮。

 1948年7月，东北局召开了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陈云在会上明确提出，东北地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张闻天代表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对东北五种经济形式以及对私人工商业改造的办法进行了概括，并将其总结为哈尔滨市经济发展的经验。陈云接管沈阳后参考哈尔滨的办法和经验，写成《接收沈阳的经验》报告，经中央批准推广到新解放区各地，为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发挥了示范作用。以哈尔滨为代表的东北解放区的实践经验，如新民主主义国家五种经济成分、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有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基本经济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动，内外交流”，恢复、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等，都经过总结上升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写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和《共同纲领》等文献。

第四，铸就“长子”情怀，倾力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

哈尔滨市委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号召，全市人民迅速投入到支援前线的各项工作中。1948年就制造六○炮 2137门、炮弹251536发、爆破筒 4002支； 1947、1948 两年中完成单、棉服就达111万套。在履行战勤任务方面，全市派出马车1279辆，担架队、 汽车司机、医护人员和前线工作人员共 28000人。三年中黑龙江境内有69万青年参军，哈尔滨有2.3万人参军。从1946年4月至1948年9月，全市共动员财力40.13亿元东北币。正是因为有了哈尔滨等解放区的全力战勤保障和忘我的奉献精神，才使东北战场不断取得节节胜利，加速了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历史进程。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1948年9月毛主席在西柏坡会议上提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三到四万名干部，随军队南下！”十月中央又改为“五万三千”人，准备接收并管理陆续解放的大中城市。1948年10月锦州解放后，党中央电告东北局准备接收沈阳，由陈云担任沈阳特别市军管会主任，东北局决定调哈尔滨特别市市长朱其文为沈阳特别市市长。1948年10月、11月，哈市从机关、学校、工厂、电业、商业等系统调出200多名干部，接收解放的长春和沈阳。当时哈尔滨的主要领导也陆续被调去接管新解放的城市。1948年11月东北“煤电之都”阜新解放，调哈尔滨第一任市委书记钟子云就任阜新市委书记兼矿务局局长。1949年5月武汉解放，调哈尔滨市委书记张平化就任武汉市委书记。

1949年初哈尔滨市委组建了814人的南下干部大队，到年底调出干部1367名。除在东北局及天津留下少数干部外，大部分留在武汉、南昌、九江，有的到了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南京等地。松江省为南下干部第五大队，592名干部于1949年5、6月陆续进驻江西省。哈尔滨工人学校学员全都报名要求南下，经审查批准了132名学员随军南下。当时南下途中社会治安不稳，爆炸与冷枪现象时有发生，而且供给待遇十分清苦，除规定物品外，不许带任何私物。南下干部很多是新党员，凭着对革命的一片赤诚，热情高昂，无怨无悔，同新解放区人民一道，为迎接和建设新中国，贡献了青春和汗水。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访苏归来视察哈尔滨，称赞“哈尔滨是共和国的长子”，“哈尔滨在解放战争中立了大功呀！”

（作者系哈尔滨市政协原常务副主席、黑龙江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原副会长、哈尔滨人民政协理论和文史研究会原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