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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协商建国开辟民主“新路”

——协商建国开辟民主“新路”(下)

1948年10月、11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活动,经过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与中共代表的协商讨论,并征询河北李家庄和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的意见,于11月25日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确定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的参加范围拟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各单位共38个单位组成;时间拟定在1949年。1949年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毛泽东在开幕典礼上说明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会议选举出筹备会常务委员并下设6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周恩来代表常委会作关于三个月来筹备工作的报告,宣布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胜利完成,并提议新政协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举行。会议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意志,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作出关于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重要决议,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当选的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民主人士有3人,占比为50%;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民主人士有27人,占比为48.2%;4位政务院副总理民主人士2人,占比50%;15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9名,占比60%。政务院下属34个部、委、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民主人士15人,担任副职的42人。至此,中共“五一口号”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完全实现。

 从新政协筹备到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协商建国的宽广胸怀和宏大气魄,很多人士把这种让人荡气回肠的共襄建国大业称为“开国气象”。

“政协会一开,给了我耳目全新的感觉。”作为662位代表之一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这样讲述会议的情景:“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黄炎培在《永远纪念着的一九四九年》中说,“这一年‘人’的地位被发现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这一年“是每一个人抬头的第一年,是群众抬头的第一年”。台盟中央原副主席田富达回忆说,“大家的掌声持续不断。我的手掌都拍红了,回到住处才感觉很痛。”谈起1949年,那些特别的印象、特殊的感受,至今让人感慨万千、让人激动不已。它彰显的是一个历经磨难的民族重新站起来时的自豪、是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是开国领袖的非凡智慧和胸怀。这是各族人民和各界群众空前大团结的政治气象,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的一个光辉典范。

 这次开国盛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在怀仁堂主席台的横幅写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万岁”,是中华民族祝颂千秋万代的意思。这一口号意味着:通过筹备和召开新政协所形成的爱国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制度万岁,中共与民主党派共同砥砺铸就的协商民主精神万岁,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共襄建国大业过程中形成的开国气象万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历史意义。

首先,奠定了人民政协基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最直接的意涵,就是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存在。其一,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最佳组织形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独特的独有的民主形式,要长期存在被确立下来。关于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要不要长期存在的问题,在政协会议讨论中曾出现过两种其他的想法:第一种以为等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就再不需要人民政协这样的组织了;第二种以为由于各党派这样团结一致,推动新民主主义很快地发展,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久了。后来大家在讨论中认为这两种想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不合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

 1949年9月7日,针对这两种不恰当的认识,周恩来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前的报告中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既然是这样一个组织,就不应该开一次会议就结束,而应该长期存在。”

 9月22日,周恩来代表新政协筹委会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报告中再次明确了两点:“一是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将长期存在。”“就是在普选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会议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作用。”“其次,新民主主义时代既有各阶级的存在,就会有各党派的存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主要政策问题上是能够求得一致的,筹备会通过的共同纲领草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明。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要求和矛盾,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调节的。”周恩来强调,“为了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我们必须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政协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中共代表刘少奇在政协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人民民主时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具体方式。”人民政协“将长期地继续在中国存在,并将在一切必要的地方建立它的地方组织。”

 毛泽东主席说,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后,要有一个经常性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要固定一下,就叫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的上述主张,反映到“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组织法”中,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使其长期存在下来。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曾提出“两个万岁”的思想,“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后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时将“两个万岁”思想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其二,人民政协不是权力机关,而是协商机构。《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组织法》都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代行人大职权,在人大召开以后,人民政协还可以就国家建设的根本大计及其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仍有建议权。就政府来说,国家大政方针,都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人大职权,拥有立法权、选举权和决议权,所以成员叫“代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后,因为权力已授予中央人民政府,政协就不再行使权力了,变成专门协商机构,由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则称“委员”。

 其三,人民政协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这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共同纲领”中表明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组织形式是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不再是在野党,而是和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下来。

 1954年12月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宣告《共同纲领》已经为宪法所代替,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已经结束。但是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将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人民政协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团结各族人民和各界爱国力量,发扬人民民主,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等方面,继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培育了协商民主精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深层次的意涵,是人民政协精神、协商民主精神和统一战线精神,必须传承下去,弘扬光大。从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筹备新政协活动和召开新政协筹备会、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中共领袖和领导同志与民主党派人士肝胆相照、坦诚交流,围绕着新政协的性质、任务、参加单位,推选代表,起草共同纲领及相关文件,全面真诚地听取、充分尊重和吸纳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民主气度和博大胸襟,培育和淬炼出具有中华传统文化“和实生物”“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蕴涵意境的协商民主精神。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前所作的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这就高度而鲜明地概括了协商民主的精神。在起草和协商《共同纲领》文件的过程中,周恩来为全党树立了通过民主协商实现党的领导的光辉范例。《共同纲领》的起草,为新政协的召开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础。《共同纲领》之所以叫“共同纲领”,是因为既充分体现了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经验,又充分吸纳了各民主党派提出的施政纲领和意见建议。经过反复讨论、协商、修改,最后毛泽东又做了四次细心修改,计有二百多处。周恩来多次说,民主协商原则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精神,这种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不注重形式上的多数少数,主要在于事先协商和充分讨论,达成一致。

 据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回忆,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讨论对如何成立中央政府一项,有人(章伯钧、蔡廷锴)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马上赞同这种意见,在11月3日给东北局指示电中说,“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1948年12月,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宣布: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样“五一口号”提出的建国程序就由“三步走”变成了“两步走”,这是在哈尔滨协商筹备新政协的重大贡献。

 新政协筹备会确定的每个议题小组都有民主党派同志负责和参加。著名的民革领导人谭平山担任负责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的第二小组组长;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担任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第六小组组长。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讨论国号时,采用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讨论国旗方案时,听取了原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先生向毛泽东提出的意见,不能用黄条分割红地旗面,如同国家被分裂,从而确定了以五星红旗为国旗。关于国歌,马叙伦等主张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但有人提出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最好把歌词修改一下。”毛泽东认为这句歌词并没有过时,中国人民虽经过艰苦斗争取得了胜利,但要想在强敌林立的国际环境中争取新中国各个方面的完全独立与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还是原歌词好。毛泽东的话使大家豁然开朗,大家一致赞同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会议增加了关于国庆日的讨论议题,大会接受马叙伦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并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第三,开创了民主监督新路。抗战胜利前的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在延安访问了五天,与毛泽东等人进行了三次共十多个小时的会谈。黄炎培在延安亲身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7月4日,在毛泽东住处杨家岭的窑洞里,他坦诚地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政党、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国民党初起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革命政党嘛!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希望贵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坦然回答说: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贵不佐三代”,也包含了先生你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曾说,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当时党的领导人普遍认为,党外人士参加政府最大的好处,是使我们的耳朵能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大事、要事,办得更谨慎、更好些。

从1945年的“窑洞对话”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民主“新路”,到1949年中南海怀仁堂横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意味着通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和衷共济、肝胆相照、协商建国的历史进程,通过共同创建人民政协这个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制度平台,通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开展协商民主和民主监督,就能够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

 习近平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在选举之外,更要求在人民内部各方面进行广泛协商。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提历史周期率,指出自我革命,是我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就是向全国、全世界庄重地宣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各族各界人民,将永远弘扬筹备新政协共襄建国伟业所形成的协商民主精神和开国气象,坚定地践行“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人民民主“新路”。

民主新路,就是有事与人民商量,做事让人民监督。


(作者系哈尔滨市政协原常务副主席、黑龙江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原副会长、哈尔滨人民政协理论和文史研究会原名誉会长。)